一个月不在香港，旺角的话题已换了几转——这曾是很多人对潮流香港的感叹，在这里，潮流文化与城市一起高速运转，被视为本城常态。K就在香港一家潮流杂志任职编辑，快速轮转题目与人面，本是日常，只是最近几年，她感觉自己的工作更累了。

最近几年，指的是2019社会运动之后，次年新法令降临香港，再经历疫情波折、移民潮与解封，香港社会面貌持续变化。对K来说，变化不仅是电视报刊上政治、法治、社会等新闻报导，竟也关涉起与这些领域看似完全不相关的、自己的本业来。曾经，每期杂志访问什么明星，端看娱乐风向，编辑喜好，品牌表达，够不够有型、潮流、亲民与否，话题度如何⋯⋯而今，却要多出另一些标准，被访者是黄，还是蓝？明星封面，竟也要考虑政治立场？

似是什么空间在被挤压，K觉得自己虽是做潮流杂志，标榜的是文化价值与潮流美学，有时却仿佛突然置身风口浪尖，选哪个星？避开谁？笔下如何讲？讲多少？什么不能讲？⋯⋯

“这是香港的一种畸形，再没有真正的风花雪月，连所谓风花雪月，我觉得都充满政治涵意。”

所有这些过去数年，渐渐变成K在日常中一种额外的编采压力，而在同业中，她的感受并非个别现象。国安法在港施行三年有余，香港新闻媒体被红线改变甚深，相对于新闻时政社会法庭，传统所谓副刊，即娱乐版、艺术文化与lifestyle这些内容，本来因其“软”性、生活消闲化的属性想像，被视为与红线较远距离的领域，但K的感受令人好奇，重法治下，可有治外飞地？明星歌手、饮饮食食、生活阅读，这种种“风花雪月”之事，就可完全脱身红线之外？

我们走访了现任或曾任香港文化杂志的编辑、记者、撰稿人，探询社会气氛的转变对各自工作形成的影响，影响因素之间如何扣连，形成新“常规”，新“日常”。潮流文化与城市精神面貌，本是互为影响，当两方同时变动，人在其间，记忆、失去与遗忘之间，生活质感在暗涌中如何变化。

注：尊重受访者意见，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其任职媒体也名称从略。

对外篇：消失的名字

虽无明确“封杀令”

“你以为我不想做黄耀明访问？不想做何韵诗访问？”

反问记者的，是影评人及任职杂志主编的作家红眼。2019年，红眼因为新片《幻爱》适逢宣传档期，访问导演周冠威。那时，这位刚届不惑的导演，仅是电影《十年》中数位导演之一，《幻爱》是他第一部引起广大反响的剧情长片，后来成为2020年港产片十大票房作品之一，又摘下金马最佳改编剧本奖。

“但我没办法用主编的身份，没办法在自己的杂志里，做一个我欣赏、或者我很想再做一次的导演访问⋯⋯老板会打给我，发行商会打给我。自从国安法后，他们都有些顾忌。”

红眼就问周冠威，你会不会想拍政治题材？“他说一定想”，红眼说，其时就像留下一记伏笔，令日后徒然感触：

“后来我知道有《时代革命》，很想再和他做一次访问，但我没办法用主编的身份，（没办法）在自己的杂志里，做一个我欣赏、或者我很想再做一次的导演访问。那时会觉得这件事很遗憾。”

而关于黄耀明与何韵诗的访问，红眼说：“但我怎可能做到？老板会打给我，发行商会打给我。自从国安法后，他们都有些顾忌。始终杂志的命运跟主编的立场、岗位，有很大程度挂钩。”

与周冠威、黄耀明、何韵诗列在一起的演艺界名字，大概还有王宗尧、庄正等。约自2020年7月及其后，这些人物的个人专访便鲜有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当中黄耀明、何韵诗、王宗尧、庄正四人彼时均有案件在身，而周冠威比起其他人，除了未曾被拘捕候查，也多一个时序上的分野。

2021年7月，周冠威拍摄的纪录片《时代革命》在第74届康城影展举行海外首映，此后，又获得当年度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并先后在日本、台湾、欧洲与北美等地放映，并于翌年于台湾正式公映。但在香港这一边，康城影展首映后，不但周冠威在筹备中的电影遭到投资者撤资，演员辞演，拍摄场地中止合作，亦没有香港大型主流媒体敢找他做访问，包括本文受访者所（曾）任职的几份传统报章、文化及潮流杂志。虽然在香港，表面上也并没有导演被“明令”封杀的事情发生。

“几年前是相对自由的空间，我会在意导演明星对你会讲多少，说了什么？现在反而会更在意对方不想说什么，跳过了什么？ 所谓勾勒出创伤的形状。”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23年1月，周冠威拍毕商业电影《1人婚礼》，开始四出宣传，他的名字方重新出现在传统媒体的报导与专访中，但整体声势已大不及2019年的《幻爱》。根据WISENEWS不完全统计，以两套电影上映期半年内本土报导数字计算，《幻爱》共有339篇报导，而《一人婚礼》只有53篇报导。

注：数据存在影响因素如作品风评、获奖提名、主演人气等，及WISENEWS查无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等近年相继关闭港媒、自媒体、新兴网媒相关报导存档。

也因这一波宣传，红眼终能在其主编杂志的电影专辑里再次访问周冠威；也有在《1人婚礼》上映后为其他传媒专访他。问起红眼在访问现场向周冠威提问可有避忌？他说：“虽然并不是完全无顾忌，有些忌讳仍然存在创伤硬核，但也逐渐明白，继续绕着它走，也可以勾勒出创伤的形状。”

“因为几年前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我会在意导演明星对你会讲多少，说了什么？现在反而会更在意对方不想说什么，跳过了什么？ 所谓勾勒出创伤的形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红眼说最近几年，自己是抱着这种心态继续办文化杂志。

本文开头的受访者K也与红眼有类似经历，《时代革命》之后、《1人婚礼》之前，K就未曾进行过周冠威的访问。他说，周冠威曾于某次访问讲过，希望香港有爱这个地方的人，能拍到香港人认可的电影。“他做到了，我们觉得这种价值很珍贵，然而很遗憾我们不可能再访问他了。”

后来藉著《1人婚礼》上映，K终于有机会“借题发挥”，再次约访周冠威，前题是必须把周冠威过去两个重要的作品《十年》及《时代革命》在文句上删掉及修改。“香港人及香港传媒在2019年抗争后，逐渐进入荒谬世界，立了（国安）法后，我们不会主动刻意挑衅，因为那（国安法作为法例本身）是痴线的。”

包括K一直以来欣赏的黄耀明，也须从受访者名单删除。他说：“最荒谬的是自己，因为你要‘㩒住’（按捺住）自己。我也解释不了，就是很直接的恐惧。”

而这种天人交战，对一众香港文化编辑而言，在此前的香港几乎不曾经验过。

“最荒谬的是自己，因为你要‘㩒住’（按捺住）自己。我也解释不了，就是很直接的恐惧。”

消失的明星面孔

“但因为她在社会运动中走得很前，品牌决定放弃她。我觉得痛心。”

大小时尚品牌的广告费，是不少时尚媒体及时尚杂志营销模式的重要构成。但近年香港社会气氛转变，时装品牌在合作方面早已过滤了具有“潜在危险的”明星面孔。

K告诉记者，以时装来讲，香港没有什么人才，包括要“睇得”（样子能够看），人气高，及有个性，让外国品牌招揽。以某位年轻女演员为例，K说有几家品牌公司都喜欢她的形象，想投资在她身上。“但因为她在社会运动中走得很前，品牌决定放弃她。我觉得痛心。”

在K看来，对明星的个人背景，客户（品牌公关）都会过目——即便杂志可能只是为明星名人拍张照片，并没有访问，也不涉及言论表达。“如果那人的形象敢言，其立场或参与的作品敏感，有可能被人上纲上线，被批斗，那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那位明星合适，客（户）都宁愿放弃：唉，不如找另一个吧！”

“这是香港的一种畸形，再没有真正的风花雪月，连所谓风花雪月，我觉得都充满政治涵意。如歌影视，你一有立场的区分，就已经很政治化。”K说，特别在2019年社运期间，他们编采部的共识是要积极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况，却有客户曾因此向他公司的老板讲：“哗，你哋本杂志咁激嘅！（哇，你们的杂志怎么这么进激！）”

被客户投诉后，K和同事们就把某些稿“做细”一点，版面大小和题目都不显眼，不让客户一下子就瞄到；但这举措却也令年轻记者开始担心，是否编辑部内部要开始审查和噤声了？“《国安法》立法后压力更大，我会思考，其实什么也不做，就臣服在它之下是很容易；但如何在此压力下，坚持，继续保有独立思考，不辜负我们的读者？那就要讨论，要思考，要判断，现在变成我们就要背负这种压力。”

红眼认为，一本明星挂帅的艺文杂志，封面代表了主编及杂志品牌认同某种价值取向与生活态度，在后社运时代，或隐或显地多了一种明星对社会政治的表态与立场。“也不能说是借题发挥，当大家都明白你（主编）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就自然多了争论，也多了考虑，要去到几尽（要去到什么程度）？ ”

“她讲到去留与政治审查。整个团队个个都眼泪盈眶，因为太久没听过在杂志访问的拍摄现场，有人这么勇敢地说出来。但当然我不可以写出来。”

红眼分享这几年在娱乐圈、明星产业中的见闻。“有段时间，特别是2019年至2020年之间，拍照只要你举一只手指，遮一只眼，别人就觉得很政治，很敏感，很挑衅。可能他开玩笑，也没有什么意思，但他们的经理人希望换走这类照片。”他形容，特别和明星歌手做访问，很感受到一种“像戴著避孕套，来撩鼻屎”的离地感觉。“你觉得，专访好像访得深入，近距离，但明明完全不深入。明明知道大家都在避免谈敏感的话题，你避免问，他又避免回答。”

过去三年，唯一一次令他感受到真诚交流，是访问某女歌手。“她讲到去留的问题，讲到政治审查。我整个团队的人在旁边假扮忙碌工作，但个个都眼泪盈眶。我想，不是因为她讲得好，讲得动听，大家感动是因为太久没有听过在一个杂志访问的拍摄现场，有人会这么勇敢地说出来。大家都明白真心交流，讲心底话的机会越来越少。”

“当然我不可以写出来，经理人也担心她出事。我可以理解，大家都要谨慎行事，步步为营。”

因为红眼既要供稿给各大媒体，自己也主理一本艺文杂志。“这个时代里，编辑和作者的合作关系很微妙。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稿，在其它地方会被人拿走敏感字眼；而自己收到记者的稿，无可否认你也会拿走敏感或者主观的字眼。”他被编辑审稿，自己也审记者的稿。

“当你一只手指指著别人的时候，其实有几只手指会指向自己。”当媒体空间的禁制越多，就红眼的处境而言，自我分裂与冲突也越强烈。

“如果那人的形象敢言，其立场或参与的作品敏感，有可能被人上纲上线，被批斗，那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那位明星合适，客户都宁愿放弃：唉，不如找另一个吧！”

黄定蓝？

2019后，香港社会撕裂为“黄”与“蓝”，随社会情势逐渐“遍地开花”，遍及明星、电影作品、食店、电视台、品牌，媒体取向等众多领域，无论主动或被动，常常意味著隐晦而鲜明的自我认同与情感动员。但原来这黄蓝分野的社会现象，不仅影响家庭关系、消费模式，还影响到传媒文化生活内容的运作，甚至是饮食、品牌等版面。

K分享，黄蓝分野后，他在不时参加的品牌活动、外出公干或者饭局中，若遇见有黄蓝之分的行家（圈内人），自己都会小心说话。特别在2019年社会运动那段日子，公关（PR）还会善意提醒，饭局上切勿谈政治。“有次外出公干，不知好笑还是悲哀，主办单位分了两架车来载记者编辑。一上车就有人爆一句：又会这么巧合，分到一架是蓝，一架是黄。”

黄蓝分野后，网络承载了很多“怨气”或曰能量。L以前任职传统报刊副刊记者，后来在社交媒体做影片Content Creator。从传统大型媒体转入新的小型网媒，对L而言，传统记者与“Content Creator”的身份当然有距离，后者是连自己也成为了内容的一部分；但也因为没有了传统媒体在伦理或作法上的掣肘，反变得更加好玩、入屋（接地气）。

眼见媒体言论空间被压缩之时势，L与一班同事在内容上取得共识：不做时政，不做社会议题；专做文化、人物故事，以及饮食、品牌等“消闲”内容。而同时既然是从传统大型媒体脱身，转入更能承载自己想法的“地盘”，他们也有了另一个共识，就是选择受访对象时，坚持不做蓝店，只做黄店。

所以每做一个故事之前，L与同事们都会仔细研究该家食店及受访者的背景。“我们会事前先做research，看脸书，问下街坊，或者自己亲身到现场感受。如果是蓝店，我们绝对不会做。”

日常访问也多了避忌，因为视频相较文字会令许多环境细节无所遁形，所以若受访者家中或店内贴有“光时”或“香港人加油”字句，他都会建议移走。

但他记得有次“中招”，片子刊出后，网民说访问的是蓝店，一时间留言中充满谩骂。
“明明拍片当日，同事直接问过老板，喂，你们是不是蓝店？对方答不是（笑）。”
L又曾经遇到一些不错的人物故事，但发现对方是红底媒体前记者。“上司叫我不要做。”

而即便如此，日常访问也多了避忌，哪怕是镜头布置的细节上，因为视频相较文字，会令许多环境细节无所遁形，所以若受访者家中或店内贴有“光时”或“香港人加油”字句，他都会建议移走。

被网民读者洗版，不只是L和同事们受到过的“待遇”。记者陈菁也险些遭遇过。除了明星，她在工作中也会访问艺术家、作家或演员。而虽然这些受访者的作品未必直接与政治有关，“但你（记者）也会考量他们的立场，例如他会不会选择大陆市场，会不会离弃或者打算放低（放下）香港市场。”

“之前我曾访问艺人XXX，他没有直接表达自己会选择大陆市场，只是说：‘我咁大个人，知道自己做紧咩（我是成年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访问出版后，他就接了新的工作，要回中国大陆，你就明白当时他说话的用意了。”

陈菁说，如果当时文章明确写下这个艺人是选择大陆市场，则大有机会被网民声讨，那
位艺人一定会引来负面声音。“虽然声音不是冲著我们杂志而来，但你（也）要考虑，受访者是否那种预备要告别香港（的情况）。”

“但记者也会考量他们的立场，例如他会不会选择大陆市场，会不会离弃或者打算放下香港市场。”

也是最近数年，香港社交媒体及讨论区不时都有网民杯葛被公众辨识为“蓝营”的品牌，如“麦当劳”、“星巴客”、“元气寿司”、TVB等；而一旦有年轻明星歌手任这些品牌的广告代言人，其个人网页等地也会被“洗版”与“网络声讨”。因此社会情势，陈菁所在的媒体里，编辑部也曾向公司销售部建议，不要接某些被公众声讨为“蓝营”品牌的客户稿，以免在网上被激烈“洗版”。

访何桂蓝谈追星？人都抓起来了

“但是去到后来，你开始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陈菁入行当文化记者五年，现为自由撰稿人，上一份全职工作是在流行文化杂志任专题记者。彼时国安法尚未立法，她除了做明星访问外，也找来一班新晋区议员在杂志里讲社区营造。“我进入那间杂志社工作时，正是很多人开始被捕的时间点。”

当时制作的社区营造专访里，陈菁最喜欢的一篇是访问前泛民主派区议员连桷璋。她回忆访问情景说：“很开心，我们两人轻松地在大埔的茶餐厅聊天。”当时，原是广告人的连桷璋受社会气氛影响而决定投入社区工作，以素人身份参与区议会选举。一众候选人中，他为街坊所记认，是因其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宣美学，以文青系“蓝绿”加上黄、红、黑三色字，作为代表自己的色系；甚至以自己的面孔作为“唛头”（商标）恶搞，诙谐幽默。这些形象与美学令他在一众候选人中最早跑出，于2019年11月当选为大埔广福及宝湖区议员。

“他本来是个广告人，以美学影响社区。你会看到（当选后）他连办圣诞节活动，都努力地把过往广告行业的经验放进去（在区内荒废木球场举办木球森林圣诞夜）。令大家觉得，哗，原来（社区工作）可以这样？他那种影响力不是口号性，或者过去民主派或传统区议员的手法，而是很新鲜的，以生活来影响生活的方式。”

社区营造专题在主题上其实并不政治化，陈菁说，“你想知道他对社区的想法，跟社区的联系，很日常，没有写得很政治性。但是去到后来，你开始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随著社会情势的变化，陈菁在后来的一段日子要约人做访问，开始有了更多考量，因为不知道受访者会不会被拘捕，有没有参与某场运动，或讲过些什么言论之类。

随著社会情势的变化，陈菁在后来的一段日子要约人做访问，开始有了更多考量，因为不知道受访者会不会被拘捕，有没有参与某场运动，或讲过些什么言论之类。“如果真的有一班人被捕，你也会想，那专题怎么调整？预备的内容‘见财化水’（付诸东流）了。始终不能只访问明星，但你开始没有选择了，要找其他类似的人。

陈菁表达的困境，在之后的日子里进一步加深。数年来，文化记者与社会版面记者常要接触的学者、议员、公民团体领袖、或时政评论人，许多人不是被拘捕侯查，就是已移民他方。前文受访者Y说，如今，“叫你例举十个可以深入探讨不同议题的立法会议员，你都未必讲到吧。”这种找不到适合受访者的状况，最令Y困扰，他说：

“你发现，一向与你合作的学者，大部分都离开了，特别是政治学或公民社会方面的学者。如果他们有案在身，就多了很多顾虑。整个公民社会的landscape 完全改变，如果你一向做社会议题的探索，（如今）怎么找人访问？ 我都不懂得怎样去处理了。如果你尝试访问前立法会议员，或者前学者，他最多只可以分享走之前对香港状况的分析，你很无奈，那现在的情况呢？这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传递、传播方面，都出现一种断裂状态。”

“一向与你合作的学者大部分都离开了，特别是政治学或公民社会方面。公民社会的landscape 完全改变，做社会议题的，如今怎么找人访问？ 这在整个知识的生产、传递和传播，都出现一种断裂状态。”

而陈菁曾经想像过，假如能访问何桂蓝，谈谈她对追星的想法，该是一篇角度与选择受访者都很好看、吸引的报导。原来作为一个很有力量、新的政治人物，她也是一个追星的粉丝。只是这种想像如今已没有可能，这是一篇在这个时代“被消失”的访问。

“有些人，无端端成为了禁忌。”她说。

内部篇：擦边球能有多擦边？

“终归是会抑郁的。”K觉得，连副刊的内容也不能写，我们会失去一个时空。

题材转换：软性的，更软性的

审题与字句的博奕时刻上映，六四、七一稿题要字字斟酌，不可提及有关公义、公民权力等强烈意识；文中若有“中国警察”及“武汉肺炎”等字眼也必须删除。

经受外部社会解析与撕裂压力的同时，编辑部内部也经历连串变化。

例如办公室内，审题与字句的博奕可能时刻上映，其中受访者提及，关于六四、七一稿题字字斟酌，不可提及有关公义、公民权力等强烈意识；另外文中若有提及“中国警察”及“武汉肺炎”等字眼，也必须删除。又例如自我审查引起的日常操作变化。

已离开传媒行业的资深文化杂志编辑S认为，香港新闻自由指数跌至新低，对记者最大的影响，是不能自主守著原则去作报道。而当记者再不能讲真话，如何表达重要的价值取向如公平、公义、自由、民主等原则？

S说道，“公司内部自我审查，记者也会自我审查。有人提醒你，要平衡声音，必须访问建制派，而且不可以闹上面（批评政府）。（编辑部）不再是以前做专题的方法，（以前是）由记者决定选材及选择受访对象。”

“你需要避过采访某些重要题材，行文要隐去或含糊略过某些事实真相，也许那就是行内常见的擦边球做法，但久而久之，可能不自觉地放下原则。”

即使在文化议题版面，S也说“无可避免地，你需要避过采访某些重要题材，或行文要隐去或含糊略过某些事实真相，也许那就是行内常见的擦边球做法，可是，久而久之，可能会不自觉地放下原则，或许内心挣扎，觉得自己没有老实说出真相、埋没良心；且避重就轻下，也难以做到最好的专题。”

也有题材的转换。从社会文化议题转入较为软性的生活类内容。资深文化杂志编辑Y说，他主理的杂志有部份内容属于社会议题，国安法立法后，编辑团队重新思考如何走下去，因公司不只有杂志出版业务，其他部门同事都希望能“安全一点”。“我们寻索转型的方式，或者探讨不同题材的方法。但我们不能即刻转身，需要摸索，如果突然叫你做无关痛痒的题目，猫猫狗狗，行山什么的，你作为编辑或者其他编采部的同事，一定觉得不舒服，也不知道怎样转换。”

“红区存在，你一旦僭越某个位置就要担心很多其他事。选题上我们依然是关于社会议题，但转以边缘手法讲些side story。”即从社运变成讲自我照顾、自煮、生涯规划，寻找民间尚存的“言说”空间。

其结果是，Y的杂志经过这两、三年来一路调校，题材慢慢移离社会运动之外。“其实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一个只是看著红线做人的阶段。”Y说，大家的共识是寻找民间尚存的“言说”的空间，那不是政府给予，要靠自己摸索。

“因为红区存在，你一旦僭越某个位置，就需要担心很多其他事情。选题上，（我们）希望读者有共鸣，但另一方面你不会直接引入直白的讨论。你看我们的题目，依然是有关社会议题，但转为以边缘手法，讲一些side story。”而Y所说的side story，即从社会运动，重新进入个人生活与精神健康层面，变成讲自我照顾、自煮、生涯规划等主题。

“香港人有各式各样的想法，其实都没办法脱离后运动和国安法时代的包袱。”

无脸，化名

那时开始，文化版面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化名，而“这两年无论题目是否与时政有关，受访者都不想露脸拍照。”

突破机构出版的《Breakazine》本是以深度专题探讨社会议题及文化现象的杂志，2020年7月1日国安法颁布后，《Breakazine》将已付印的7月号《危险阅读》一期刹停出版，声明指原因是“基于对新法例实施的理解仍有不确定性，并希望保障一众共同参与者”，同时决定暂停同年10月的一期。

六个月后，2021年1月1日《Breakazine》重新发刊，主题为《沉默》，访问抗争者、蓝丝、警察、移民港人等描述其时社会集体状态。只是为保护受访者的身份，刊中开始采用“无脸”与“化名”的方式，进行报导。

而也差不多在那时及其后，文化议题版面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文字中的“化名”，及影像上的“无脸”处理。受访者Y说：“（这两年）无论题目是否与时政有关，受访者都不想露脸拍照。后来设计师就想到各式的影像手法，如把访问照片变成原住民（戴面具与头套）的形象。以前就只是直接拍受访者，在限制下，反而想到更有趣的画面。”

恐惧与担忧不仅来自受访者、记者，也可能包括编者。即使不涉及明确视为“港独”立场（如八字抗争口号）或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意味的内容或字句，文化版面在处理书、纪录片、电影、明星、歌手、出版社、绘本或漫画等内容上，也越来越谨慎。受访内容也从原来采编自主立场下，文章刊出前一般而言不会给受访者过目，而变成需要更多与受访者协商刊出。

Y笑说：“即使如我，现在和你谈媒体生态，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瞒；但报导出版之前，我必须再确认内容。这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内容制作中，特别这两年。”

即使不涉及被明确视为港独立场、或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意味的内容或字句，文化版面在处理书、纪录片、电影、明星、歌手、出版社、绘本或漫画等内容上，也越来越谨慎。

记者个人：靠胆识

这种情况下，记者与编者面对来自受访者的压力，以及自我审查、内部不同层级审查，陈菁说，最后看的是“胆识”。

她过去工作的杂志社其实并无明显内部审查，所以她特别珍惜那个空间，访问方面尽量忠于自己想法，但她也说：“比较senior的同事会小心一点，当然他们背负著很多东西，真的怕说错一句话，或者问错问题。某程度上你出一篇文，你就是负责人。对senior的同事来说，没有我们这班年轻人那么冲动。当然有些年轻一辈也很胆小，觉得政治最好就不要问。就看你的胆识吧，若受访者真的想回答，自然会回答；他不想回答的话，自然会拒绝你，但是你先不要自己缩了。”

“大胆的文字背后，你需要一个大胆的访问者，和一个大胆的被访者。如果你没有了任何一方，这件事就不能成立。”

工作靠胆识，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她说：“假设受访者包装出来的内容是70%（30%是受访者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不提及或者隐喻。她强调，有时候不一定关乎政治，可能跟他本身个人形象有关） ，我们就应该去写那70%。既然他都信任你了，都不怕讲到70%，你就照写。很多时候。你听到的都是隐喻，但你会明白。”

陈菁对文化记者这份工作，仍保有想像，那仅存的空间，正是她能运用自己的意志，去自主的空间。这三四年，她觉得自己变聪明了，究竟如何聪明地发问，找到隙缝来钻，问到你想要的内容。

“当然我不会问，你觉得现在的政治情况如何？我会问关于价值观的问题，例如有没有你很珍视的事物，人，甚至价值观，已经消失了？我仍然觉得，每一篇访问如果有一些社会观察，就会有深度、有意思一点。”

“很多时候。你听到的都是隐喻，但你会明白。”

问她觉得现在的读者想在文化刊物里读怎样的访问？她说“大胆的人吧！”

“在行业或社会霸权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他敢指出，大家就已经很喜欢了。当然，大胆的文字背后，你需要一个大胆的访问者，和一个大胆的被访者。如果你没有了任何一方，这件事就不能成立。”

S也佩服仍然留在传媒行业前线的记者们，努力寻找空间，甚至会多做几篇“猪头骨”（没人愿意做也很难完成的事），换来机会做真正想做的题目。她勉励道：“但同业必需要经常自省，清晰地守著原则，不要委曲求存，失去自我，一个记者的尊严和价值，最后也会反映在文章当中的。”

世代之隔

传媒知识与经验，世代间的传递，似乎断层，随著不少资深记者、编辑离开，越来越少资深同行可带著这班年轻记者，一路学习与成长。

在行业内部，虽然仍有陈菁这样坚持的年纪记者，但同时行业整体依然面临宏观变化。大环境下，“有志在记者行业发展的人愈来愈少”，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曾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例如大专院校新闻系收生减少、毕业生投身新闻界的兴趣成疑。”香港记协会员人数在2019年最高峰时期，有接近900名会员，但到2023年初，会员总数减至一半约400人左右，而正式会员只有约200人。

如此情形，包括文化版面在内的整个传媒行业，这两年面临世代断层。受访者S感慨，传媒知识与经验，世代间的传递，似乎断层，随著不少资深记者、编辑离开，越来越少资深同行可带著这班年轻记者，一路学习与成长。

虽然情势如此，Y所在的媒体依然积极协助年轻人入行。他观察到，在公民权利逐一被剥夺，无可发声的社会气气下，最大问题是年轻一代变成了没有“stake”，不再是持份者。“例如你可以入大学，但不可以有学生会；你可以继续生活，但选举和游行都有了很多限制。在参与社会事务上，有相当的部分被取消了。所谓no stake，其实全香港也是如此，大家无力感很大。年轻人处于更多的限制中，stake就更少了。在这个环境当中，年轻人处身在最郁闷的位置。”

而Y认为，stake不一定只限在政治层面，也是一个生命、个人发展的事情，所以在传媒的实习，“是希望给他们一个‘stake’”。“例如他们提出很多建议或意见，他们会写访问，一起思考整个storyboard是怎样定，例如原来他们特别关心精神需要，如孤独感，内疚感，也关心弱势社群的议题。我们特别留心怎样跟他们相处，希望告诉他们，你们在这个制作里面是有stake。”

“你可以入大学，但不可以有学生会；你可以继续生活，但选举和游行都有了很多限制。在参与社会事务上，有相当的部分被取消了。”

诘问：香港行进的现实：去政治化如大陆？

红眼曾在一篇媒体人自白中这样写过：“‘尽量不要写’已经是一些基本游戏规则，不要写之余，更变成尽量挑出敏感句子删一删，遇到太敏感的文章，要找个办法与作者说，不如不要写。太敏感的题目就和受访者说，干脆不要做。当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百次，‘危机意识’特别高的编辑逐渐摆出政府高官的嘴脸（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那张嘴脸）——他们认为今时今日仍然企硬（不肯让步），就是不懂世情，不识时务会连累了大局。”

他说：“现在很荒谬的，并不是什么都不可以报导，而是什么都可以变成不可以报导。总是有很奇怪和荒谬的原因，令某件事情成为禁忌，然后你就不可以写，不可以报导，可能就是这样。”

近几年他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一班大湾区艺术家。“他们有很多想法，很有见地，艺术观比香港还厉害、前卫，但一谈政治，他们就会失声、退让。”

就像红眼在十年前到中国大陆旅行所认识的创作者。“政治以外他们充满自由，政治以外他们很有热情，政治以外他们很多态度，很多想法——但他们唯独不会碰政治，中国的所有艺文杂志，全部都是离地，而不谈政治。”

这也是红脉眼最感悲观之处：“这不是香港的未来，而是今天已经是这样子了。主流（社会主流文化）变成我们继续追求艺术成就，一些文创新思维；但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拿走政治理论，可能在现在的一些文艺杂志，或者现在的报纸，已经是这样了。”

“这不是香港的未来，而是今天已经是这样子了。主流领域中我们继续追求艺术成就，追求一些文创新思维；但同时我们完全拿走政治理论。”

例如香港在最近两三年兴起的追星现象，被一些观点解读为社会运动遭禁制后的能量转向，但红眼却认为是去政治化的文化现象代表：“我心目中的真正偶像是会带动他的追随者，去推动某些有意义的事情，例如以前是推动反战，推动反核，但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空洞？XXXXXX代表或者推动了什么？其实没有，带你去买灯牌？买保险？他们没办法在自己的名气、现象同时，推动你做一些产生价值、产生意义的东西。所以黄耀明才是黄耀明，XXX才是XXX。”

“终归是会抑郁的。”K觉得，连副刊的内容也不能写，我们会失去一个时空，在传媒角度，当文化媒体没有了态度，倾向讲软绵绵，最mild的东西，不再有尖锐的见解、倡议，或者讯息。大众只会顺其自然地失去知觉、知识。“即使大众追著某些偶像，也必然是失望。因这是假的，是身影，用来分散注意力而已。”

Y曾在社交媒体上写过一句：“在离留之间，我们选择创作。”

“人经常处于一个悬置的状态，半天吊，我经常跟别人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半年之后是什么状态，一个月之后，我身在何地，香港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疯狂。”而他们继续选择立于媒体的位置，纪录香港。“有些朋友对我说，只要你们存在就可以了。存在，不是指你的名字存在，而是你这种做杂志、做媒体的方式，或者追求一个问题的精神，继续存在。”

他说：“可以存在的时候，就尽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