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剧在台湾热火：可成台剧国际化出路？｜专访《八尺门》与《无罪推定》

今夏台剧《八尺门的辩护人》（以下简称《八尺门》）于7月24日在Netflix上线后，写下蝉联四周“台湾节目周榜冠军”的纪录。这部结合原住民、外籍移工、死刑、官商勾结议题的律政剧，以1986年命案“汤英伸事件”为原型，在台湾引发了社会热烈关注。剧中主角的口头禅“Holy妈祖！”一时间蔚为流行，也促使Netflix火速加购了这部剧在港澳星马及汶莱地区的播映权。

“八尺门”如此火爆，会否在近年台剧锐意进取的道路上，律政剧将可以成为担纲的剧种？在《八尺门》掀起一波热潮之后，台湾具备好发展律政剧的条件了吗？我们采访了《八尺门》监制董成瑜和编导唐福睿；而在《八尺门》之后，还有一出台语律政剧《无罪推定》会于明年第一季推出，我们也采访了其制作人陈思宇，和具法学院背景、担任《无罪推定》编剧的林珮瑜，而林珮瑜还是台湾首部律政职人剧《最佳利益》（2019）的三季编剧。本文希望与这些制作人与作者一起，来梳理一下律政剧在台湾的发展现况与前景。

台湾影视要进入国际市场，律政剧是一个好的操作模式，可借由律政载体讲述台湾特有的题材，比如同婚议题，“《八尺门》会引起广大回响，因外籍移工⋯⋯是台湾跟东南亚市场都会有共鸣的。”

职业律师中年留美写作

2021年3月，一部名为《最刑岛》的小说获得“镜文学百万影视小说大奖”首奖，作者唐福睿是位曾经执业五年的律师，却在34岁那年转换跑道，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加州艺术学院（CalArts）攻读艺术创作硕士，主修电影导演。留美四年间，他萌生了结合法律和戏剧、打造系列作品的构想，先是完成以补教名师性侵案为主题的电影剧本《童话‧世界》（于2022年10月上映），又在毕业后在美实习打工那年，开始进行《最刑岛》的构思与资料搜集。

“最刑就是极刑、死刑，‘最’也跟‘罪’同音，我想让名字看起来像一个有意思的日本推理小说。”小说后记中唐福睿提到，他原本欲将这个故事写成电影剧本，剧情大纲拟了，结构和雏型也有了，就在那时得知镜文学的小说比赛，于是决定投稿。此举之动机，是出自创作者对影视业界的防范──是否先把故事出版才能保护IP、有IP才能增加投资方意愿？但当时的唐福睿没想那么复杂，他写小说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人物和资料整理成可用情节，让故事尽可能完整饱满，为影视化做准备。

为了把小说写扎实，唐福睿靠的是大量阅读期刊论文，这占整体田调工作的七至八成，因为知道了过往事件的重点、对人物的职业有了基础认识后，后续采访才知道怎么问出更深入有趣的材料。而直待小说得奖，确定由镜文学制作成剧集之后，如愿以偿的他才继续面对下一道煎熬难题──怎么把自己400多页的小说改编成八集剧本？又要怎么呈现故事中多族群、多语种的设定？

“一开始剧本场景有一百多个，但场景等于预算、时间、人力，所以开始删减，这是最多的妥协，但也是发挥创意的地方。”改编影集时，付出最多心力做补充调查的，首先是语言，必须将小说文字转译成生活化用语，并且训练演员；再来是人物的视觉造型，衣著、配件、发型，还有他们生活的场景，如住家、办公室等。此外，经过一位田调对象的建议，《最刑岛》正式更名为《八尺门的辩护人》。

《八尺门》是跨足出版与影视投资的镜文学的首部自制剧集，监制董成瑜讲，“本来导演想拍成电影，但我判断这个题材要让观众进戏院太困难了，所以先拍剧集，把故事好好说清楚，让观众打开电视随时可以看到，会比较容易成功。”改编过程中，她和制片蔡雅霖加入了执行面和市场面的思考，也协助将关涉法律专业太艰深的对白口语化。

“法律其实是一个语言”

“法律其实是一个语言，你的肌肉没有那个记忆的话，讲台词会很生硬，所以更多是训练演员把法律用语讲得通顺。”

小说里人物写得跃然纸上是一回事，要让他们鲜活在萤幕上又是另一回事，改编工作中最让唐福睿操心的，就是表演。剧组先请来阿美族族语和印尼语老师，为演员上语言和文化课程；他则必须把人物观察得更精细，具体化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生命历程，好让演员理解导演的想像。

他也亲自带演员去法院观摩，读、念法条，“法律其实是一个语言，你的肌肉没有那个记忆的话，讲台词会很生硬，所以更多是训练演员把法律用语讲得通顺。我也跟演员讲解法律基础知识，比如法庭上的成员、刑事诉讼的程序、专有名词的意义等等。”

董成瑜补充，印尼移工“莉娜”一角的选角可谓一波三折，本想请用印尼籍演员，但拍摄期正值疫情期间（2021年12月），剧组虽用视讯跟印尼经纪公司试镜了好几位，最后却受限于外国人不得入境工作的规定（新加坡籍主角李铭顺因具台湾永久居留权而无虞），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台湾找到一位印尼留学生、为其安排表演课。

然开拍前一个月，对方突因家人反对而辞演，“我跟导演还跑到表演教室门口，等她下课要苦劝她，这时候选角正好翻出镜周刊的雷嘉汭专访，我们一看就决定是她了。”这个角色除了要说印尼语，还要用印尼腔讲中文，最终雷嘉汭的表现，著实让观众为之惊艳。

受疫情影响的还有场景。律政剧许多重点场景牵涉公部门，早期台湾拍法庭戏，多半只能借用大学的实习法庭取景，而近年在社会对影视发展愈加重视之下，台湾司法院已于2018年启用“法律戏剧咨询平台”，为剧组协调场景租借、解释法规，积极促成协拍合作；这次《八尺门》则得益于镜文学母公司的媒体资源，以及文化部、法务部的大力帮助，比如剧末执行死刑前的那场戏，就顺利商借到景美人权园区（原为警总景美看守所）拍摄。

当所有故事主角都属于“少数”

影响他最深的，是波兰导演奇士劳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1988年的《杀人影片》，“它把执行死刑的场景全部拍出来，那时我看了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拍台湾版？”

说《八尺门》是一幅弱势者群像并不为过，唐福睿认为，题材上会做此选择，他的法律背景是主要原因，“学法的过程中一定会关注人权，而人权是关于少数而非多数人，自然也就会往现象的反面思考，该如何维护少数的权利？就创作角度来讲，所有故事的主角在某个分类中都属于少数，他才会有困境要去克服。”

董成瑜曾是记者，她任职镜文学以来一直倾向开发社会写实类的作品，她对导演所言很有同感，“律师和记者会看到某些被大众视而不见的人，我也建议他要继续接法律扶助基金会（由台湾司法院捐助成立，主要提供“法律咨询”及“申请法扶律师”服务的机构）的案子”，唐福睿至今是这个基金会的义务律师，董成瑜认为他这样可以跟社会保持贴近，对创作有益。

唐福睿一直都喜欢律政题材电影，诸如多部改编自约翰·葛里逊（John Grisham）小说的作品《黑色豪门企业》（The Firm，1993，港陆译《糖衣陷阱》）、《造雨人》（The Rainmaker，1997）等，西恩·潘（Sean Justin Penn）主演的《越过死亡线》（Dead Man Walking，1995）他也看过很多遍，“最后一场死刑犯家人来道别的戏很冲击，《八尺门》的结尾也是想做这个道德上的两难。”

是枝裕和的《第三次杀人》（2017）则让他参考了许多律师和死刑犯之间的想法、情绪，而影响他最深的，是波兰导演奇士劳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1988年的《杀人影片》，该片上映时波兰恰巧发生死刑争议，1989年新政府上台后，决定暂缓执行死刑五年，“它把执行死刑的场景全部拍出来，那时我看了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拍台湾版？”在《八尺门》写作期间，他还读了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说《蟹工船》（1929），这与汤英伸事件主题相似，讲述一群被压榨的渔工起身反抗的经过，书中工人在海上受欺压的感受、处境，为他营造了很好的创作氛围。

将于明年第一季播出的台语律政剧《无罪推定》制作人陈思宇，抱著做功课的心态，一天就把《八尺门》全剧追完，他称赞法律程序明确、争点呈现清楚，法庭攻防既符合现实也让演员有一定表现，技术层面尤其在声音及音效上非常讲究；台湾首部律政职人剧《最佳利益》（2019-2023，共三季）与《无罪推定》编剧林珮瑜，也直夸《八尺门》制作精致度高，导演身兼编剧和原著小说作者，整体思考周全，与案件连动的议题部分也设计得很棒。

法律人拍律政剧的好处

非法律人拍律政，最常误入的雷区，就是把师字辈的角色想得太具权威性，律师被演得太高端，忘了他们脱下律师袍也是一般人。

这么说来，鼓励各领域人才去创作自己最熟知、最贴身的故事，是不是渴望多元类型题材的当下台湾剧集领域的最佳解方？董成瑜回忆最初看到唐福睿作品的兴奋感，“他让我想起法国文豪巴尔札克，巴尔札克也当过律师，他写的人物不分阶级都非常鲜活，镜文学应该出一套巴尔札克精选集，鼓励所有台湾编剧去读，看他怎么写人物。”站在内容开发方的立场，她直说现在每要发展新作品，都很希望复制《八尺门》模式，最好创作者就是主角那个职业的人。

《最佳利益》其实是这个模式的先行者，这部采用美剧《Suits》和《The Good Wife》的单元式戏剧类型，以律师事务所为场域的律政职人剧，其编剧林珮瑜、陈文梓都毕业自法律系，导演林立书则和唐福睿一样曾是执业律师。林珮瑜认为编导皆有法律背景的优势是好沟通，因为彼此都熟悉法律条文和论点，对价值和道德观的批判角度是近似的，看得懂判决书也让田调工作比较顺利。

相反地，非法律人拍律政，最常误入的雷区，就是把师字辈的角色想得太具权威性，律师被演得太高端，忘了他们脱下律师袍也是一般人。《无罪推定》由于故事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徐自强冤案），制作人陈思宇认为编剧具备法律背景，在掌握素材、理解案情与法律争点时，较不易产生偏差。

为什么观众觉得不真实？

“但戏剧的力量，或许就是能让观众体悟到，有超越个人有限生活范围的、另一个层次的真实世界。如果创作者没有深陷在这个两难之境，也就没有创作的动力了。”

由此可见，在戏剧中保有真实性至关重要，但“真实性”与否经常并非戏剧的首要考量。以《八尺门》常被质疑的两段剧情为例：第一，公设辩护人佟宝驹为何不向最高检察署提出再审，却要跑去找法务部长？

唐福睿解释，台湾“执行死刑规则”里就有一条说明，当检察官要执行死刑，但是发现有再审和非常上诉的事由，就必须通知法务部长，请他再斟酌，因为签执行令的是法务部长，当部长认为确实有再审的事由，才会再函请最高检察署做决定，所以法务部长是有权力影响再审和阻止执刑的，而剧中佟宝驹和部长又是旧识，去找她谈完全符合现实。观众觉得“不真实”，或许是因为他们“只能用片面资讯来判断”。

第二，当印尼渔工阿布杜尔被判处死刑后，为什么没有救援团体或外国在台协会替他申冤？唐福睿说明，写实不等同真实，写实是“营造有说服力的人物和场景”，若要求戏剧完全按照真实重演，那不可能会好看，为了吸引观众、营造情绪感染力，戏剧一定会跟现实有所冲突。

陈思宇也持相同看法，《无罪推定》跟《八尺门》一样，是以八集长度处理单一司法案件，做多角度切入；但不同的是，《无罪推定》剧情横跨二十年，中间还经历司法和社会运动变迁，所以使用类似日本作家山崎丰子的操作手法，意即全剧的起承转合都跟真实事件贴近。其角色也有参考的人物原型，但基本上就是虚构，尤其情节细节都是以戏剧性为考量，重视的是虚构故事的逻辑跟合理性。

“所谓真实性跟戏剧性权衡的困难，应该是在故事创作时，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但戏剧的力量，或许就是能让观众体悟到，有超越个人有限生活范围的、另一个层次的真实世界。如果创作者没有深陷在这个两难之境，也就没有创作的动力了。”

现实中的法庭没剧里好看

“像美剧《Law & Order》，每集前半段是犯罪侦查，后半段是律政，他们每年要写二十几集，背后有很强的顾问团，现阶段我们还没办法一次备齐所有顾问。”

律政剧中，法庭攻防是不可或缺的看点之一，而有一说法是台湾采用大陆法系，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场面不够精彩，戏剧煽情度也不足。唐福睿驳斥道，戏剧性跟陪审团制度是两回事，不同制度下有不同的故事拍法，并不需要担心。

陈思宇也同意，法庭攻防要好看，关键在于透过法官、律师、检察官，当事人、旁听民众彼此之间的言词诘问、互动反应，将纠结于案件中的事实和真相一层层揭露，让观众对人性、生命产生不同理解。而这属于写故事的能力问题，跟现实司法制度没有太大关系。

林珮瑜分享《最佳利益》的经验，“现实中的法庭不如大家想像得紧凑，而且会使用很多专有名词，为了让观众容易理解，我们在编剧时会著重台词的锐利度，或话语间的机锋来回；另外因为大家都坐著，演员能被take到的只有脸部表情，所以也会尽量在台词的情绪上下功夫，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靠旁听席的人反应，来增加戏剧性。”而今年台湾的国民法官制度已上路，会否影响未来法庭和律政剧的风貌，她认为值得观察。

那么，在《八尺门》掀起一波热潮之后，台湾具备好发展律政剧的条件了吗？陈思宇首先分析，律政剧容易跟其他类型整合，比方医疗、刑侦、悬疑，并触及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题材，比方鉴识、金融犯罪等，素材可谓取之不尽，只要再视每部戏采用的个案主题，去寻求不同的外部专家协助，“像美剧《Law & Order》，每集前半段是犯罪侦查，后半段是律政，他们每年要写二十几集，背后有很强的顾问团，现阶段我们还没办法一次备齐所有顾问。”

意即在台湾的常态制作预算内，单部律政剧的议题可能较适合走深，而非广的路线，但转个弯来看，这也等于成本容易控制，场景美术固定，内容又以文戏居多，不太需要特殊器材、特殊化妆或各种复杂的场面动作。唐福睿对此也充满乐观，“我希望台湾可以多尝试律政类型，因为预算不用很高，而且台湾还有很多没被挖掘的案件和司法沿革可做，毕竟台湾的思想价值观，相对整个亚洲是走得比较前面。”

移植美剧很困难

林珮瑜致力于将美剧的节奏和犀利感，融合日剧法庭上的诙谐幽默，但又要考虑到台湾人的民族性比较温和，较重视情感流动，所以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节奏，去找出适合台湾的样子。

律政剧如要稳健发展，陈思宇提出两点需要强化。一是必须建立一个案例资料库，让编剧可以浸淫其中寻找题材，并了解在发展故事时需要哪些支援；二是目前大多都以律师观点出发，这限制了故事的延展性，原因跟司法官的形成制度有关，相较美国法官是任命制、检察官是选举制，彼此身分流动，也有很多人出版自传或回忆录谈论自己的司法生涯。

台湾则跟日韩相同，透过考试进入司法体系，且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层级上壁垒分明，这样的系统里，只有律师的生活跟一般民众比较接近，法官跟检察官都身处封闭的专家体系，法官更被要求跟社会隔离以保持公正性。

“要做法官的田调也很困难，我们对法官的了解，都是透过周边的书记官，或司改会的成员，很难问到本人对于判决的想法，法官也不会去评论同侪判决的好坏，这是他们内部的伦理，检察官也是类似的状况。”因此他建议，要对律政结构中法官、检察官甚至法务部长的角色和相互关系，有更多更广泛的认识，像《八尺门》就给予这部分一定篇幅的描写。

创作《最佳利益》时，林珮瑜致力于将美剧的节奏和犀利感，融合日剧法庭上的诙谐幽默，但又要考虑到台湾人的民族性比较温和，较重视情感流动，所以剧本上会拉长每一场的时间，拿来做情感上的设计，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节奏，去找出适合台湾的样子。《无罪推定》就更接近台湾常见的调性，让所有戏都扣在“情”上。

陈思宇则坦言，要直接移植美剧非常困难，第一是制度不同，第二是有法律背景的人投入影视产业在美国非常普遍，并且他们的出版市场对实案的书写量之多，是台湾很难想像的。

然而各国法庭有不同规范，案件也会反映当地文化，所以台湾影视要进入国际市场，律政剧仍是一个好的操作模式，可以借由律政的载体，讲述台湾特有的题材比如同婚议题，“像《八尺门》会引起广大回响，是因为我们都会遇到外籍移工，却没有思考过他们在我们的司法体系下会发生什么遭遇，这是台湾跟东南亚市场都会有共鸣的。”

陈思宇再提醒，华语世界里，大家因为受包青天影响很大，习惯最后一定要平反、结局一定要正面，但有些韩剧或英美剧就敢于告诉观众：要用人为制度来实践正义，是很徒然的事情。这更贴近真实，也值得台湾借镜。

法律人做律政剧，使命感似乎又更强了一些。林珮瑜希望观众看完戏，能留一点时间和空间去思考每件事的两面性，因为世界太多灰色地带，在对错之间存在很多的无奈、悲伤、不得不，多些考虑能让社会变得温柔一点。而对唐福睿来说，他从不打算说教或说服观众，只要作品能松动人们既有的观念，事后愿意再想想，就是他脱下律师袍投身影视创作，最想达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