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劇在台灣熱火：可成台劇國際化出路？｜專訪《八尺門》與《無罪推定》

今夏台劇《八尺門的辯護人》（以下簡稱《八尺門》）於7月24日在Netflix上線後，寫下蟬聯四週「台灣節目週榜冠軍」的紀錄。這部結合原住民、外籍移工、死刑、官商勾結議題的律政劇，以1986年命案「湯英伸事件」為原型，在台灣引發了社會熱烈關注。劇中主角的口頭禪「Holy媽祖！」一時間蔚為流行，也促使Netflix火速加購了這部劇在港澳星馬及汶萊地區的播映權。

「八尺門」如此火爆，會否在近年台劇銳意進取的道路上，律政劇將可以成為擔綱的劇種？在《八尺門》掀起一波熱潮之後，台灣具備好發展律政劇的條件了嗎？我們採訪了《八尺門》監製董成瑜和編導唐福睿；而在《八尺門》之後，還有一齣台語律政劇《無罪推定》會於明年第一季推出，我們也採訪了其製作人陳思宇，和具法學院背景、擔任《無罪推定》編劇的林珮瑜，而林珮瑜還是台灣首部律政職人劇《最佳利益》（2019）的三季編劇。本文希望與這些製作人與作者一起，來梳理一下律政劇在台灣的發展現況與前景。

台灣影視要進入國際市場，律政劇是一個好的操作模式，可藉由律政載體講述台灣特有的題材，比如同婚議題，「《八尺門》會引起廣大迴響，因外籍移工⋯⋯是台灣跟東南亞市場都會有共鳴的。」

職業律師中年留美寫作

2021年3月，一部名為《最刑島》的小說獲得「鏡文學百萬影視小說大獎」首獎，作者唐福睿是位曾經執業五年的律師，卻在34歲那年轉換跑道，考取公費留學、赴美國加州藝術學院（CalArts）攻讀藝術創作碩士，主修電影導演。留美四年間，他萌生了結合法律和戲劇、打造系列作品的構想，先是完成以補教名師性侵案為主題的電影劇本《童話‧世界》（於2022年10月上映），又在畢業後在美實習打工那年，開始進行《最刑島》的構思與資料蒐集。

「最刑就是極刑、死刑，『最』也跟『罪』同音，我想讓名字看起來像一個有意思的日本推理小說。」小說後記中唐福睿提到，他原本欲將這個故事寫成電影劇本，劇情大綱擬了，結構和雛型也有了，就在那時得知鏡文學的小說比賽，於是決定投稿。此舉之動機，是出自創作者對影視業界的防範──是否先把故事出版才能保護IP、有IP才能增加投資方意願？但當時的唐福睿沒想那麼複雜，他寫小說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人物和資料整理成可用情節，讓故事盡可能完整飽滿，為影視化做準備。

為了把小說寫扎實，唐福睿靠的是大量閱讀期刊論文，這佔整體田調工作的七至八成，因為知道了過往事件的重點、對人物的職業有了基礎認識後，後續採訪才知道怎麼問出更深入有趣的材料。而直待小說得獎，確定由鏡文學製作成劇集之後，如願以償的他才繼續面對下一道煎熬難題──怎麼把自己400多頁的小說改編成八集劇本？又要怎麼呈現故事中多族群、多語種的設定？

「一開始劇本場景有一百多個，但場景等於預算、時間、人力，所以開始刪減，這是最多的妥協，但也是發揮創意的地方。」改編影集時，付出最多心力做補充調查的，首先是語言，必須將小說文字轉譯成生活化用語，並且訓練演員；再來是人物的視覺造型，衣著、配件、髮型，還有他們生活的場景，如住家、辦公室等。此外，經過一位田調對象的建議，《最刑島》正式更名為《八尺門的辯護人》。

《八尺門》是跨足出版與影視投資的鏡文學的首部自製劇集，監製董成瑜講，「本來導演想拍成電影，但我判斷這個題材要讓觀眾進戲院太困難了，所以先拍劇集，把故事好好說清楚，讓觀眾打開電視隨時可以看到，會比較容易成功。」改編過程中，她和製片蔡雅霖加入了執行面和市場面的思考，也協助將關涉法律專業太艱深的對白口語化。

「法律其實是一個語言」

「法律其實是一個語言，你的肌肉沒有那個記憶的話，講台詞會很生硬，所以更多是訓練演員把法律用語講得通順。」

小說裡人物寫得躍然紙上是一回事，要讓他們鮮活在螢幕上又是另一回事，改編工作中最讓唐福睿操心的，就是表演。劇組先請來阿美族族語和印尼語老師，為演員上語言和文化課程；他則必須把人物觀察得更精細，具體化他們所處的環境和生命歷程，好讓演員理解導演的想像。

他也親自帶演員去法院觀摩，讀、唸法條，「法律其實是一個語言，你的肌肉沒有那個記憶的話，講台詞會很生硬，所以更多是訓練演員把法律用語講得通順。我也跟演員講解法律基礎知識，比如法庭上的成員、刑事訴訟的程序、專有名詞的意義等等。」

董成瑜補充，印尼移工「莉娜」一角的選角可謂一波三折，本想請用印尼籍演員，但拍攝期正值疫情期間（2021年12月），劇組雖用視訊跟印尼經紀公司試鏡了好幾位，最後卻受限於外國人不得入境工作的規定（新加坡籍主角李銘順因具台灣永久居留權而無虞），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台灣找到一位印尼留學生、為其安排表演課。

然開拍前一個月，對方突因家人反對而辭演，「我跟導演還跑到表演教室門口，等她下課要苦勸她，這時候選角正好翻出鏡週刊的雷嘉汭專訪，我們一看就決定是她了。」這個角色除了要說印尼語，還要用印尼腔講中文，最終雷嘉汭的表現，著實讓觀眾為之驚艷。

受疫情影響的還有場景。律政劇許多重點場景牽涉公部門，早期台灣拍法庭戲，多半只能借用大學的實習法庭取景，而近年在社會對影視發展愈加重視之下，台灣司法院已於2018年啟用「法律戲劇諮詢平台」，為劇組協調場景租借、解釋法規，積極促成協拍合作；這次《八尺門》則得益於鏡文學母公司的媒體資源，以及文化部、法務部的大力幫助，比如劇末執行死刑前的那場戲，就順利商借到景美人權園區（原為警總景美看守所）拍攝。

當所有故事主角都屬於「少數」

影響他最深的，是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1988年的《殺人影片》，「它把執行死刑的場景全部拍出來，那時我看了就在想，有沒有可能拍台灣版？」

說《八尺門》是一幅弱勢者群像並不為過，唐福睿認為，題材上會做此選擇，他的法律背景是主要原因，「學法的過程中一定會關注人權，而人權是關於少數而非多數人，自然也就會往現象的反面思考，該如何維護少數的權利？就創作角度來講，所有故事的主角在某個分類中都屬於少數，他才會有困境要去克服。」

董成瑜曾是記者，她任職鏡文學以來一直傾向開發社會寫實類的作品，她對導演所言很有同感，「律師和記者會看到某些被大眾視而不見的人，我也建議他要繼續接法律扶助基金會（由台灣司法院捐助成立，主要提供「法律諮詢」及「申請法扶律師」服務的機構）的案子」，唐福睿至今是這個基金會的義務律師，董成瑜認為他這樣可以跟社會保持貼近，對創作有益。

唐福睿一直都喜歡律政題材電影，諸如多部改編自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小說的作品《黑色豪門企業》（The Firm，1993，港陸譯《糖衣陷阱》）、《造雨人》（The Rainmaker，1997）等，西恩·潘（Sean Justin Penn）主演的《越過死亡線》（Dead Man Walking，1995）他也看過很多遍，「最後一場死刑犯家人來道別的戲很衝擊，《八尺門》的結尾也是想做這個道德上的兩難。」

是枝裕和的《第三次殺人》（2017）則讓他參考了許多律師和死刑犯之間的想法、情緒，而影響他最深的，是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1988年的《殺人影片》，該片上映時波蘭恰巧發生死刑爭議，1989年新政府上台後，決定暫緩執行死刑五年，「它把執行死刑的場景全部拍出來，那時我看了就在想，有沒有可能拍台灣版？」在《八尺門》寫作期間，他還讀了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說《蟹工船》（1929），這與湯英伸事件主題相似，講述一群被壓榨的漁工起身反抗的經過，書中工人在海上受欺壓的感受、處境，為他營造了很好的創作氛圍。

將於明年第一季播出的台語律政劇《無罪推定》製作人陳思宇，抱著做功課的心態，一天就把《八尺門》全劇追完，他稱讚法律程序明確、爭點呈現清楚，法庭攻防既符合現實也讓演員有一定表現，技術層面尤其在聲音及音效上非常講究；台灣首部律政職人劇《最佳利益》（2019-2023，共三季）與《無罪推定》編劇林珮瑜，也直誇《八尺門》製作精緻度高，導演身兼編劇和原著小說作者，整體思考周全，與案件連動的議題部分也設計得很棒。

法律人拍律政劇的好處

非法律人拍律政，最常誤入的雷區，就是把師字輩的角色想得太具權威性，律師被演得太高端，忘了他們脫下律師袍也是一般人。

這麼說來，鼓勵各領域人才去創作自己最熟知、最貼身的故事，是不是渴望多元類型題材的當下台灣劇集領域的最佳解方？董成瑜回憶最初看到唐福睿作品的興奮感，「他讓我想起法國文豪巴爾札克，巴爾札克也當過律師，他寫的人物不分階級都非常鮮活，鏡文學應該出一套巴爾札克精選集，鼓勵所有台灣編劇去讀，看他怎麼寫人物。」站在內容開發方的立場，她直說現在每要發展新作品，都很希望複製《八尺門》模式，最好創作者就是主角那個職業的人。

《最佳利益》其實是這個模式的先行者，這部採用美劇《Suits》和《The Good Wife》的單元式戲劇類型，以律師事務所為場域的律政職人劇，其編劇林珮瑜、陳文梓都畢業自法律系，導演林立書則和唐福睿一樣曾是執業律師。林珮瑜認為編導皆有法律背景的優勢是好溝通，因為彼此都熟悉法律條文和論點，對價值和道德觀的批判角度是近似的，看得懂判決書也讓田調工作比較順利。

相反地，非法律人拍律政，最常誤入的雷區，就是把師字輩的角色想得太具權威性，律師被演得太高端，忘了他們脫下律師袍也是一般人。《無罪推定》由於故事是根據真實案件改編（徐自強冤案），製作人陳思宇認為編劇具備法律背景，在掌握素材、理解案情與法律爭點時，較不易產生偏差。

為什麼觀眾覺得不真實？

「但戲劇的力量，或許就是能讓觀眾體悟到，有超越個人有限生活範圍的、另一個層次的真實世界。如果創作者沒有深陷在這個兩難之境，也就沒有創作的動力了。」

由此可見，在戲劇中保有真實性至關重要，但「真實性」與否經常並非戲劇的首要考量。以《八尺門》常被質疑的兩段劇情為例：第一，公設辯護人佟寶駒為何不向最高檢察署提出再審，卻要跑去找法務部長？

唐福睿解釋，台灣「執行死刑規則」裡就有一條說明，當檢察官要執行死刑，但是發現有再審和非常上訴的事由，就必須通知法務部長，請他再斟酌，因為簽執行令的是法務部長，當部長認為確實有再審的事由，才會再函請最高檢察署做決定，所以法務部長是有權力影響再審和阻止執刑的，而劇中佟寶駒和部長又是舊識，去找她談完全符合現實。觀眾覺得「不真實」，或許是因為他們「只能用片面資訊來判斷」。

第二，當印尼漁工阿布杜爾被判處死刑後，為什麼沒有救援團體或外國在台協會替他申冤？唐福睿說明，寫實不等同真實，寫實是「營造有說服力的人物和場景」，若要求戲劇完全按照真實重演，那不可能會好看，為了吸引觀眾、營造情緒感染力，戲劇一定會跟現實有所衝突。

陳思宇也持相同看法，《無罪推定》跟《八尺門》一樣，是以八集長度處理單一司法案件，做多角度切入；但不同的是，《無罪推定》劇情橫跨二十年，中間還經歷司法和社會運動變遷，所以使用類似日本作家山崎豐子的操作手法，意即全劇的起承轉合都跟真實事件貼近。其角色也有參考的人物原型，但基本上就是虛構，尤其情節細節都是以戲劇性為考量，重視的是虛構故事的邏輯跟合理性。

「所謂真實性跟戲劇性權衡的困難，應該是在故事創作時，無時無刻不存在的，但戲劇的力量，或許就是能讓觀眾體悟到，有超越個人有限生活範圍的、另一個層次的真實世界。如果創作者沒有深陷在這個兩難之境，也就沒有創作的動力了。」

現實中的法庭沒劇裡好看

「像美劇《Law & Order》，每集前半段是犯罪偵查，後半段是律政，他們每年要寫二十幾集，背後有很強的顧問團，現階段我們還沒辦法一次備齊所有顧問。」

律政劇中，法庭攻防是不可或缺的看點之一，而有一說法是台灣採用大陸法系，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場面不夠精彩，戲劇煽情度也不足。唐福睿駁斥道，戲劇性跟陪審團制度是兩回事，不同制度下有不同的故事拍法，並不需要擔心。

陳思宇也同意，法庭攻防要好看，關鍵在於透過法官、律師、檢察官，當事人、旁聽民眾彼此之間的言詞詰問、互動反應，將糾結於案件中的事實和真相一層層揭露，讓觀眾對人性、生命產生不同理解。而這屬於寫故事的能力問題，跟現實司法制度沒有太大關係。

林珮瑜分享《最佳利益》的經驗，「現實中的法庭不如大家想像得緊湊，而且會使用很多專有名詞，為了讓觀眾容易理解，我們在編劇時會著重台詞的銳利度，或話語間的機鋒來回；另外因為大家都坐著，演員能被take到的只有臉部表情，所以也會盡量在台詞的情緒上下功夫，還有一個小技巧，就是靠旁聽席的人反應，來增加戲劇性。」而今年台灣的國民法官制度已上路，會否影響未來法庭和律政劇的風貌，她認為值得觀察。

那麼，在《八尺門》掀起一波熱潮之後，台灣具備好發展律政劇的條件了嗎？陳思宇首先分析，律政劇容易跟其他類型整合，比方醫療、刑偵、懸疑，並觸及現代社會方方面面的題材，比方鑑識、金融犯罪等，素材可謂取之不盡，只要再視每部戲採用的個案主題，去尋求不同的外部專家協助，「像美劇《Law & Order》，每集前半段是犯罪偵查，後半段是律政，他們每年要寫二十幾集，背後有很強的顧問團，現階段我們還沒辦法一次備齊所有顧問。」

意即在台灣的常態製作預算內，單部律政劇的議題可能較適合走深，而非廣的路線，但轉個彎來看，這也等於成本容易控制，場景美術固定，內容又以文戲居多，不太需要特殊器材、特殊化妝或各種複雜的場面動作。唐福睿對此也充滿樂觀，「我希望台灣可以多嘗試律政類型，因為預算不用很高，而且台灣還有很多沒被挖掘的案件和司法沿革可做，畢竟台灣的思想價值觀，相對整個亞洲是走得比較前面。」

移植美劇很困難

林珮瑜致力於將美劇的節奏和犀利感，融合日劇法庭上的詼諧幽默，但又要考慮到台灣人的民族性比較溫和，較重視情感流動，所以嘗試了很多不同的節奏，去找出適合台灣的樣子。

律政劇如要穩健發展，陳思宇提出兩點需要強化。一是必須建立一個案例資料庫，讓編劇可以浸淫其中尋找題材，並了解在發展故事時需要哪些支援；二是目前大多都以律師觀點出發，這限制了故事的延展性，原因跟司法官的形成制度有關，相較美國法官是任命制、檢察官是選舉制，彼此身分流動，也有很多人出版自傳或回憶錄談論自己的司法生涯。

台灣則跟日韓相同，透過考試進入司法體系，且法官、檢察官、律師在層級上壁壘分明，這樣的系統裡，只有律師的生活跟一般民眾比較接近，法官跟檢察官都身處封閉的專家體系，法官更被要求跟社會隔離以保持公正性。

「要做法官的田調也很困難，我們對法官的了解，都是透過周邊的書記官，或司改會的成員，很難問到本人對於判決的想法，法官也不會去評論同儕判決的好壞，這是他們內部的倫理，檢察官也是類似的狀況。」因此他建議，要對律政結構中法官、檢察官甚至法務部長的角色和相互關係，有更多更廣泛的認識，像《八尺門》就給予這部分一定篇幅的描寫。

創作《最佳利益》時，林珮瑜致力於將美劇的節奏和犀利感，融合日劇法庭上的詼諧幽默，但又要考慮到台灣人的民族性比較溫和，較重視情感流動，所以劇本上會拉長每一場的時間，拿來做情感上的設計，也嘗試了很多不同的節奏，去找出適合台灣的樣子。《無罪推定》就更接近台灣常見的調性，讓所有戲都扣在「情」上。

陳思宇則坦言，要直接移植美劇非常困難，第一是制度不同，第二是有法律背景的人投入影視產業在美國非常普遍，並且他們的出版市場對實案的書寫量之多，是台灣很難想像的。

然而各國法庭有不同規範，案件也會反映當地文化，所以台灣影視要進入國際市場，律政劇仍是一個好的操作模式，可以藉由律政的載體，講述台灣特有的題材比如同婚議題，「像《八尺門》會引起廣大迴響，是因為我們都會遇到外籍移工，卻沒有思考過他們在我們的司法體系下會發生什麼遭遇，這是台灣跟東南亞市場都會有共鳴的。」

陳思宇再提醒，華語世界裡，大家因為受包青天影響很大，習慣最後一定要平反、結局一定要正面，但有些韓劇或英美劇就敢於告訴觀眾：要用人為制度來實踐正義，是很徒然的事情。這更貼近真實，也值得台灣借鏡。

法律人做律政劇，使命感似乎又更強了一些。林珮瑜希望觀眾看完戲，能留一點時間和空間去思考每件事的兩面性，因為世界太多灰色地帶，在對錯之間存在很多的無奈、悲傷、不得不，多些考慮能讓社會變得溫柔一點。而對唐福睿來說，他從不打算說教或說服觀眾，只要作品能鬆動人們既有的觀念，事後願意再想想，就是他脫下律師袍投身影視創作，最想達成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