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人民服务？中国700万公务员的升迁法则

公务员面试当天，程丽婧穿上特意准备的职业套装。在踏入考场的刹那，四名考官均对她点头微笑。“我感觉到他们的善意，那是一种认为我会是他们中一员的善意。”

中国公务员考试由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组成，笔试环节的行测和申论以应试为主。近年，随著报考人数增多，很多单位的笔试录取线已从十年前的120分涨到今年的155分。从笔试中突出重围，才有资格进入面试。面试会继续淘汰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最后笔试成绩叠加面试成绩的最终排序为公务员的录取依据之一。

程丽婧报考了中国东部某县级市教育局的职位，并在笔试中拔得头筹，对于这次的面试，她志在必得。

第一道题目是：详细阐述你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解。这句话源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21年在党史教育学习大会上的讲话，之后被宣传系统反复推广。

程丽婧对这个问题颇为自信。在开头总述环节，她首先点题指出这句话可以对照中国民间熟知的警世恒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最早出自战国时期的《荀子·王制》，原意为“君舟民水，得民心者得天下”，以警示君王要执政为民。

这句话变得广为人知是通过唐代著名诤臣魏征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进言。因此，分述部分程丽婧以唐太宗与魏征的争论为例，详细论述了人民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作为通识教育的一环，魏征进谏的故事被搬上中学历史课本，作为正面案例为每一个经历义务教育的中国学生所熟知。但历史书没有讲述的是，魏征去世不到一年后，唐太宗命人砸了他的墓碑。

“答完第一个问题，考官们默契十足地变了脸色，那个瞬间，我明白，我完蛋了”。程丽婧说。

“把水搅浑、把话说圆”

公务员面试失败的2021年，会计出身的程丽婧，未能逃过糟糕的经济大环境的波及。被拖欠4个月工资后，她感觉公司可能会随时倒闭，于是继续寻找稳固的靠山，以期在洪流中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救。

在各项经济数据持续衰减、失业率数据暂停统计、治理铁拳随时降临的当下，程丽婧们的选择出奇地一致——成为700万公务员中的一份子。

中国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3年度国考计划招录3.71万人，近260万人报名过审，远超2022年的212万人，创历年之最，录用比更达到创历史记录的70：1。

2022年，程丽婧继续备战考公。二战报考同一城市统计局的职位。她以每节课1000元的价格秘邀一位当地组织部的官员进行面试辅导，著重解码官场官话和对领导思想的正确解读。

她将这一策略命名为“原子弹计划”。

在上万元的投入后，程丽婧顿悟了一战的失败原因。“现在回想，那道题目的正确回答应该为，这是习大大对我们青年人或者说公职人员的一个殷殷嘱托，我们需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教诲。然后顺著这条线继续阐述，自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初衷和使命就一直是为人民服务”。

掌握了这一通关密码后，她的二战面试变得游刃有余。

这次她抽到的第一个题目是：“要经常到群众炕头坐坐，才能走进群众心头，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看法”。

“这道题目的回答要点是，要问计于民、问心于民、问策于民，把老百姓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心头，这是总述。然后分述要紧跟领导人的讲话和时事政治进行。比如，如果把这道题放在今年考，进一步的阐述应该为李强总理上任后，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群众之间做调研，作为公职人员，我们要紧跟李强总理的步伐、学习李强总理的作风”。

这一回，程丽婧成功“上岸”（指参加公务员或事业编制考试后被录取）。

不过，这种水准的务虚表现只是面试环节最基础的、人人必备的通关秘籍，涉及务实的问题，则需要叠加另一套官场密码。

在防疫政策持续加码的2022年，中国互联网平台流传一则笑话：“你是一名基层防疫人员，上级通知外省人员一律劝返。这时来了一名外省人员，手拿国家禁止防疫层层加码的文件，胸口别著摄像头正在直播。他对你说国家规定非高风险地区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可以自由通行，要求你放行。你打电话请示领导，领导让你看著办，你怎么办？”

对此问题的高赞回答为：“劝说，一直劝说，直到超过48小时”。

作为一名专职考核官员政绩的省级组织部官员，吴国栋认为这并不是笑话，而是公务员切实需要掌握的工作技巧。

这一技巧通用的核心准则是：把水搅浑。

苏锦强对此深有感触。2021年他通过笔试、进入国家某部委的公务员面试，与基层公务员的面试不同，他被安排参加群面——每个面试者将通过抽签抽取自己在面试中要扮演的角色，比如领导、秘书、处长等。

“角色不同，面试中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也会不同。领导的扮演者要表现他如何分派任务，这其中的隐藏考核是，领导如何有效跟下属传递自己无形的政治立场；秘书要表现出他在多大程度精准领会到领导的‘密语’；处长则重在考验如何平衡不同职级甚至不同背景的人之间的关系，以推动那些貌合神离的人共同做出成绩，完成领导下发的任务指标。”苏锦强解释到。

“这其中的共性是，每个人都不能把话说得太明白。举个例子，即使有面试者很糟糕，面试人员在总结每一个人的表现时，都不能直白袒露这一点，要把水搅浑的同时，把话说圆，同时还得暗示对方的问题所在。”吴国栋指出，“如果有人无法做到这一点，那只能说明他连高级公务员基本的准入门槛都没够到。”

不能直言的原因之一是，系统内的大家需要“保持团结”来共同为人民服务，即使身处其中的众人都清楚这只是浮于浅表层的团结。

“牢记‘团结’这一使命，会时刻警醒每一个曲中人——不要轻易得罪任何人。因为没有人知道谁会成为自己在攀登金字塔过程中的致命绊脚石。另外，无形中得罪人后，在工作中，如果对方不配合，比如说财政局在财政审批方面故意不签字，那工作还怎么进行？工作无法推进，又怎么出政绩？没有政绩的话，如何获得升迁？”吴国栋说。

上岸，只是公务员生涯中最简单的一步。吴国栋说，“有志权力角逐的公务员，跨进系统后的每一分钟都必须小心翼翼。”

“抱紧他的大腿、成为他的心腹”

陈东文拒绝了国际顶尖大学的硕士录取通知书，并在经历严格筛选流程后，入职国家某部委。

入职第二年，他通过领导引荐，结识了一位更高层的领导，并拜对方为“干爹”。

陈东文与干爹的结识颇具戏剧性。缘分起于他陪单位领导去开会，会议间隙，他通过对领导不经意间撇嘴和皱眉的细心观察，捕捉到领导对茶叶浓度不满，于是迅速联系工作人员连续更换了两杯茶水。他也因此获得该领导的赏识，并进一步结识了当时也在场的官员，即后来的干爹。

陈东文无疑是“幸运的”，他的经历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系统内的游戏规则——公务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质，才能获得升迁机会？

这是又一个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洞悉的潜规则：岗位设置层面，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能够获得的升迁机会高于其他职位；身份背景层面，公务员二代的升迁几率远高于草根出身的平民；软硬实力方面，处事圆滑并肯勤奋苦干的人获得提拔的概率大于只会勤奋苦干的人。

“如果只会一味埋头苦干，在部委机构任职的话，升迁的尽头是处长，在基层则是科长。”苏锦强直言。

如果想打破这一常规，则需要具备更高超的政治判断力和更灵敏的政治嗅觉，并在这些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押宝”。“就是要认准一个领导，将自己的官场前途作为赌注押在对方身上，紧跟该领导的政治站位、抱紧他的大腿、成为他的心腹。一旦押对宝，便可平步青云，突破常规的限制。”苏锦强表示。

但在“反腐永远在路上”的运动式政治斗争中，这种押宝的风险也在逐步加大。一旦某位官员落马，他的“帮派”成员均会受到牵连。轻者被“流放”闲职，永无出头之日；重者则会被采取刑事措施，甚至因此失去生命。

对于这种反腐态势，一位曾在中央政法委任职的人士表示：“中国的反腐就像是在权力的角斗场上悬挂了一块烂肉，苍蝇自然会闻风而动，打是打不完的，这波打死了，还有下一波。所以现在的反腐已经不再是‘英明伟大’，而是官场内部自行衍生出的一种平衡机制，躲是躲不掉的。”

于是，为逆天改命、躲过反腐这一“劫难”及获得更好的升迁，求神拜佛代替共产主义成为公务员的主要精神依托。正所谓“公务员的尽头是玄学”。因此，“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也成为十八大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多次点名的高官落马罪名之一。

但不管怎么说，陈东文已经押好宝了。

干爹对陈东文的官场生涯进行了规划：他会在部里干两三年，之后干爹帮他选一个省份让他下基层，以便在他做出成绩后，能名正言顺地给他升职。

对此，一位熟悉公务员系统内部组织升迁工作的人士表示，官话中的“下基层”是让潜在的被提拔对象带著项目和资金去省级单位锻炼。“关系硬的人往往会被派到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越容易做出成绩，进而也更容易获得升迁。”

此外，陈东文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对公务员而言，婚嫁同样蕴含著机遇。

熟悉陈东文的人表示，按照他现在的官场表现，他将来肯定会官运亨通。因此，严格来说，他要找的不是女朋友，而是未来的官员夫人。此外，随著职位提升，职位附属的灰色收入会越来越多，因此，夫人这个角色需要满足的条件之一，是其所在领域的工作收入水平，能够承载这部分灰色收入，以帮助陈东文在党纪层面规避检查。

基于这些考虑，陈东文在相亲的第一关便排除了老师、医生、公务员等行业的人。而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风险，根据干爹的建议，他将目标紧紧锁定在高级官员们的女儿身上。

“这是非常聪明的策略，如果有一个担任高官的岳父，他以后完全不需要担忧升迁的问题；此外，选择官员的女儿本质上是选了同一条船上的战友，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更重要的是婚恋双方都清楚组织的规矩，不会在有矛盾的时候，去纪委举报对方或对媒体喊话，这对官员来说是最大的禁忌”，吴国栋评价道。

“谁能将领导伺候得更舒服”

与陈东文的练达不同，苏锦强自认没有察言观色的天分，坦言自己是那种被领导踹三脚都不知道领导想要干什么的人。在经历了初入公务员系统的懵懂期后，他很快判断出自己在这个体系内毫无前途可言。

25岁那年，苏锦强硕士毕业，阴差阳错地通过选拔进入了一个部委的秘书处，端上了同侪和系统外的人都艳羡的金饭碗，但他自己清楚机遇的到来更多得益于他从中国顶级高校本硕连读获得的学位。

在进入秘书处后，苏锦强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副部长。日常工作是帮领导安排行程、写讲话稿以及撰写相关的政策文件。

作为体制内的“笔杆子”，如何精准、安全、含蓄地表达清楚一份文件隐藏的明、暗两种意思，是必要的职业素养。熬夜写了无数份文件后，苏锦强才悟透其中的潜规则。

一份可以通过审批的文件需要至少在三个层面做出不同的含义表达：第一个层面，语言简洁，要让老百姓看得懂；第二个层面，把政策解释清楚，让执行部门看明白；第三个层面，安全地呈现领导的政治站位。

“每个政策出台的背后都伴随著更高层领导的意见分歧和利益争执，最后政策的导向是什么样，反映了相应的政策起草部门一把手或者二把手的政治倾向。但这个不能明说，很容易得罪人，所以只能通过暗语进行表达。”苏锦强说。

对政治站位的问题，领导从来不会进行直白示意，甚至连眼神暗示都不会给，信号的传递往往是通过他亲自对秘书呈送上来的文件进行的含蓄修改。这需要秘书具备敏锐的信息捕捉能力。

“所以好的秘书就是领导的影子，甚至是领导的分身，在很大概率上会被晋级为领导的心腹，这就是为什么领导秘书更具升迁优势。”苏锦强说。

但成为心腹的路并不好走。相较于很多部门的普通岗位，秘书每天24小时都要围著领导打转，除去专业技能，还要为领导提供足够精细的个人服务和情绪价值，以便获得相应的赏识。

“升迁资源非常有限，而有机会进入同一机构的人，资质不会相差太多，大家做的事也都不具备不可替代性，所以凭什么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权力？在这种环境下，将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拉大的最佳方式就是要比拼谁更细心，谁更能迎合领导的情绪需求。换言之，谁能将领导伺候得更舒服。”苏锦强说。

这是官场的又一个生存哲学。但荣耀与风险并存，成为心腹也意味著自动成为了领导的白手套。

那么，不想成为白手套，有没有路可以走？

“那只能说明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岗位。如果他干不来，自然有大量的人排著队想取代他”，上述熟悉公务员系统的人士表示。这种一拥而上的热忱背后，是随著权力的扩大，可以无限攫取的各种资源，“这其中，金钱和性资源甚至都是最不值一提的”，该人士表示。

梳理自十八大以来反腐运动中落马官员的履历，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有秘书工作经历。中共中央党报《检察日报》曾发布评论指，在职秘书或曾有秘书经历的公职人员已成为腐败发生的高危群体。

党纪大于国法

程丽婧所在的统计局最近全局上下手忙脚乱，大部分人每天加班到晚上11、12点。“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单位都派了督导组来检查各项统计数据有没有造假，我们每天都在准备迎接随时到来的检查，我都能明显觉察到我们局长瘦了。”她说。

在中国，统计部门数据真实性的问题早已陷入塔西佗陷阱。程丽婧将对数据的处理形容为“走钢丝”。“上边会非常严格地查处数据造假的行为，但是如果真的循规蹈矩又会面临另一个难题”。

对此，吴国栋举了一个例子，南方某经济大省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很厉害，因为县一把手的升迁与本县的经济数据息息相关，有次一个县领导甚至直接点名该县的统计局局长，“我们的整体排名为什么低于别的县，你好好反思一下”。被领导的盛怒震慑，统计局连夜修改了统计数据。

但如果数据造假一旦被查实，统计局局长岂不是要付出代价？

“那是他的问题。如果他无法迅速拿出让领导满意的数据，只能说明他不适合这个岗位，那么他当场就会付出代价。如果他是一名有悟性的共产党官员，他就会用党员的方式处理好这件事。日后万一领导因此获得升迁，他说不定还会被提拔。”吴国栋指出。

这种虚与委蛇，在大众媒体看不见的决策会议背后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在系统机关内部，决策尤其是用人决策的出台需先经内部可能涉及到的多个部门一把手共同商议推选，然后再通过党媒通报，对外界表明这一结果是由多个部门一致商议决定的，以体现人民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商讨出的初步方案不符合大领导的心意——领导永远不会清楚表明自己的心意，大家便会被要求花费大量时间去继续商讨，直到商讨出能让领导满意的结果。

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摩擦中，聪明的人，在第一版结果交给领导、领导却以自己要抽烟为由让他们先行回避时，便会意识到问题所在；而个别不识时务的官员，很快便会被悄无声息地调到边缘部门。

“我们毕竟是文明国家，哪能像老外那么粗鲁，会因为一个问题公然在议会上上蹿下跳，甚至打架喊叫，那太不体面了。我们的决策都是在和平的氛围中，经众人商议决定的。”上述熟悉公务员系统的人士语带反讽地表示。

这种需要时刻迎合领导心意的压力，酿成了不少人祸。

比如，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多家媒体发出疑问，对于疫情的早期发现和传播，投入数亿元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为何会失灵？以致疫情防控失当，造成了规模巨大的灾难。

对此，这名熟悉公务员系统的人士指出，科学与实务在党性面前不值一提。这涉及到又一个官场潜规则，即向领导汇报问题的技巧：下属提出的问题必须是领导想解决、能解决以及愿意解决的。“否则就是把难题甩给领导、想让领导背锅，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容忍下属的这种小心思”，该人士表示。

而如果能把问题揽在自己手里，不给领导惹麻烦，即使之后酿出再大的灾难，体制都会给与保护。

这一点在武汉疫情爆发后的人事任免可以窥见一斑。疫情爆发之初，“武汉F4”，即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中国各大社交平台遭到网民口诛笔伐。但在风波之后的职务调整中，四人党内职级均未发生变动，组织部门只对他们的职位进行了平级调动。

这一点同样可参照洪水冲刷下的涿州。“如果要提前转移人口，转移到哪里去？转移过程谁能保证不出乱子？相关的费用又该从哪里划拨？这都是问题，而且是领导难以解决的问题。作为地方官，能做的就是不给领导添麻烦，这样才能在秋后算账时在最大程度上做到自保”，这位熟悉公务员系统的人士坦言。

对此，吴国栋分析称，在中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下，对公务员群体而言，党纪在国法之上。因此，这一群体只要遵守党内规则，践行系统默许的为官之道，党纪便可以为他们的仕途保驾护航。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讲述“党纪严于国法”。文章指出，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文章否认了党纪高于国法的外界质疑，解释称“党纪严于国法，并不是说党纪可以凌驾于国法之上。相反，党纪是限制在党内的，适用范围更小”。

但上述曾在中央政法委任职的人士认为，所谓党纪是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口号的掩护下，将人治合法化的一种手段。

吴国栋同样不认可《人民日报》的解释。梳理落马和违纪官员的官方公开通报，不难发现，针对官员的量刑和处罚与适用于普罗大众的刑法标准并不吻合。“有些官员的罪责如果放在刑法框架下，绝对会受到刑事处罚，但在党纪范围内，仅仅会被党内处分，即使被撤职，很多也只是暂时的。风波过后，在其所攀附的靠山的关照下，东山再起获得的职位甚至可能比之前的职位更高。”

针对党员群体制定的党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这个群体的保护伞。

“过去十年，中国城镇化进程高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地方官领命对老百姓的房屋进行强拆，酿造了无数人间悲剧。但追踪这些官员的去向，不难发现，几乎没有人因此受到任何处罚。”上述熟悉公务员系统的人士表示，并强调，“在国外真正的现代法治国家，这样侵犯个人私产，在特定条件下，对方可以直接击毙入侵者的。但在中国，以国家、政府、领导之名，便可以将侵犯合法化”。

曾在中央政法委工作的人士同样指出，近两年的诸多社会案件中，对将案件通过网络发酵以寻求外界帮助的受害者家属，属地公安机关会在账号归属于公安局的网络大V外壳掩护下，带领水军对受害者家属实施网暴，以尽快中和舆论、平息事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而即使造成灾难性后果，面对公众质疑，也仅仅会给与相关人员党内警告的内部处分。

“不管是强拆还是网暴，这些人都是在为领导和一方发展、稳定服务，其行为自然只受限于党纪，而无关刑法”，该人士指出。

相应的，在公权力面前，法律也无法保护普通人的合法权益。

一日为官，终身为官

李晨飞已经从公职机关离职4年，仍会收到当年履职的单位打来电话问询，内容主要为——当时为什么离职？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工作？

“根据法律，离职两年后，他们就不能再骚扰我了。”李晨飞很苦恼。

他大学毕业于一家知名工科高校，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某市公安局，成为一名特警。工作两年后，李晨飞意识到没有背景加上不善言辞，自己在公安系统内很难出人头地，40岁后还会面临被完全边缘化的危机。他决定离开。

“特警分为内勤和外勤两个工种，内勤主要在办公室搞监听，外勤则需要去一线执行任务。但被分到内勤岗位的多是官员二代和有背景的人，像我这种只能一直做苦力，单位甚至会抽派我们去边疆地区反恐。这是我无法看到希望并选择离职的主要原因。”他表示。

无法看到希望也是程丽婧历尽千帆后的最大感受。在民营企业做会计时，她被同事形容为“没心没肺”的人，每天只知道瞎开心。成功当上公务员后，她反而变焦虑了。“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是有心有肺的”，她说。

在统计局，高层领导更多时候会将精力放在如何进行向上管理，即如何更好地服务他的领导，脏活累活都交给下属做。于是在连续多日熬夜加班后，她央求一位亲戚找关系把她借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暂时离开了“费力不讨好”的统计局。

但在位高权重的组织部，她又遇到新的麻烦。“办公室里都是（官）二代，比关系我肯定拼不过这些人。而大家平时的闲聊内容都是去法国还是英国买奢侈品包包更划算，我也插不上话。”于是，四个月后，她又回到了统计局。

现在她最大的心愿是借助各种能找到的力量、加上埋头苦干顺利混到副科级待遇。在她看来，站在墙外看公务员，会觉得特别好混，但是真正迈进后才会发现，墙内的氛围根本不允许年轻人不去钻营。

“如果我一直是科员，等我有孩子后，我拿什么去给我的孩子提供助力？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而在现实面前，苏锦强早早预判了自己的结局，“我不擅长人情世故和读心术，在秘书这样一个危机四伏、被无数双眼睛盯著的岗位，说不定哪天就被人推出去挡枪了，不离开的话，迟早会锒铛入狱，甚至小命可能都会没了”。

于是在入职一年后，他找到直属领导，面带真诚地讲述了自己想趁著年轻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很幸运的，他的离职申请被顺利批准。“说实话，部委的官员素质相较地方要高很多，所以大家没有给我使绊子，这是我最庆幸的地方”。

“但我在离职后收到问询电话时，还是会认真配合对方”，苏锦强说。在他眼里，党就是一个巨大的帮派组织，具有极大的掌控能力和完全的资源垄断能力，如果帮派真想找他麻烦，他根本躲不掉，他在意的户口、社保以及将来的孩子教育都会被波及。

“一日为官，终身为官，根本逃不了。我感觉有一双眼睛在随时盯著我，这或许就是我选择不再做‘自己人’的下场。”李晨飞说，“有时候现在公司的同事知道我被公安局做问询后，会对我进行上下打量，那种感觉并不好受”。

他非常想问清楚之前就职的公安局，自己究竟掌握了哪些不该掌握的信息，他甚至想让对方对他进行一次严刑拷打，以确保他没藏什么秘密，从而放他一马，双方从此成为陌路人。

但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遭受了又一次个人现状调查后，李晨飞决定和妻子带著双方父母移民国外。国家选择中，他首先排除了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不好，而是他做过特警的经历大概率会被美国拒签。即使侥幸通过申请硕士的方法拿著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入境后也可能会被调查。

于是，技术移民爱尔兰、加拿大、日本成为他的首要考察目标，但同时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在业余时间开始学电焊，准备考个技工证，如果这些国家都去不了的话，他打算去澳大利大做电焊工。

“这样一来，就没人能控制我了。”

为保护受访者，程丽婧、苏锦强、吴国栋、陈东文、李晨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