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為人民服務？中國700萬公務員的升遷法則

公務員面試當天，程麗婧穿上特意準備的職業套裝。在踏入考場的剎那，四名考官均對她點頭微笑。「我感覺到他們的善意，那是一種認為我會是他們中一員的善意。」

中國公務員考試由筆試和面試兩部分組成，筆試環節的行測和申論以應試為主。近年，隨著報考人數增多，很多單位的筆試錄取線已從十年前的120分漲到今年的155分。從筆試中突出重圍，才有資格進入面試。面試會繼續淘汰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最後筆試成績疊加面試成績的最終排序為公務員的錄取依據之一。

程麗婧報考了中國東部某縣級市教育局的職位，並在筆試中拔得頭籌，對於這次的面試，她志在必得。

第一道題目是：詳細闡述你對「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解。這句話源於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2021年在黨史教育學習大會上的講話，之後被宣傳系統反復推廣。

程麗婧對這個問題頗為自信。在開頭總述環節，她首先點題指出這句話可以對照中國民間熟知的警世恆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它最早出自戰國時期的《荀子·王制》，原意為「君舟民水，得民心者得天下」，以警示君王要執政為民。

這句話變得廣為人知是通過唐代著名諍臣魏徵對唐太宗李世民的進言。因此，分述部分程麗婧以唐太宗與魏徵的爭論為例，詳細論述了人民對於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性。

作為通識教育的一環，魏徵進諫的故事被搬上中學歷史課本，作為正面案例為每一個經歷義務教育的中國學生所熟知。但歷史書沒有講述的是，魏徵去世不到一年後，唐太宗命人砸了他的墓碑。

「答完第一個問題，考官們默契十足地變了臉色，那個瞬間，我明白，我完蛋了」。程麗婧說。

「把水攪渾、把話說圓」

公務員面試失敗的2021年，會計出身的程麗婧，未能逃過糟糕的經濟大環境的波及。被拖欠4個月工資後，她感覺公司可能會隨時倒閉，於是繼續尋找穩固的靠山，以期在洪流中實現最大程度的自救。

在各項經濟數據持續衰減、失業率數據暫停統計、治理鐵拳隨時降臨的當下，程麗婧們的選擇出奇地一致——成為700萬公務員中的一份子。

中國國家公務員局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23年度國考計劃招錄3.71萬人，近260萬人報名過審，遠超2022年的212萬人，創歷年之最，錄用比更達到創歷史記錄的70：1。

2022年，程麗婧繼續備戰考公。二戰報考同一城市統計局的職位。她以每節課1000元的價格秘邀一位當地組織部的官員進行面試輔導，著重解碼官場官話和對領導思想的正確解讀。

她將這一策略命名為「原子彈計劃」。

在上萬元的投入後，程麗婧頓悟了一戰的失敗原因。「現在回想，那道題目的正確回答應該為，這是習大大對我們青年人或者說公職人員的一個殷殷囑託，我們需要牢記為人民服務的教誨。然後順著這條線繼續闡述，自共產黨成立以來，黨的初衷和使命就一直是為人民服務」。

掌握了這一通關密碼後，她的二戰面試變得游刃有餘。

這次她抽到的第一個題目是：「要經常到群眾炕頭坐坐，才能走進群眾心頭，談談你對這句話的看法」。

「這道題目的回答要點是，要問計於民、問心於民、問策於民，把老百姓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心頭，這是總述。然後分述要緊跟領導人的講話和時事政治進行。比如，如果把這道題放在今年考，進一步的闡述應該為李強總理上任後，深入田間地頭、深入群眾之間做調研，作為公職人員，我們要緊跟李強總理的步伐、學習李強總理的作風」。

這一回，程麗婧成功「上岸」（指參加公務員或事業編制考試後被錄取）。

不過，這種水準的務虛表現只是面試環節最基礎的、人人必備的通關秘籍，涉及務實的問題，則需要疊加另一套官場密碼。

在防疫政策持續加碼的2022年，中國互聯網平台流傳一則笑話：「你是一名基層防疫人員，上級通知外省人員一律勸返。這時來了一名外省人員，手拿國家禁止防疫層層加碼的文件，胸口別著攝像頭正在直播。他對你說國家規定非高風險地區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可以自由通行，要求你放行。你打電話請示領導，領導讓你看著辦，你怎麼辦？」

對此問題的高贊回答為：「勸說，一直勸說，直到超過48小時」。

作為一名專職考核官員政績的省級組織部官員，吳國棟認為這並不是笑話，而是公務員切實需要掌握的工作技巧。

這一技巧通用的核心准則是：把水攪渾。

蘇錦強對此深有感觸。2021年他通過筆試、進入國家某部委的公務員面試，與基層公務員的面試不同，他被安排參加群面——每個面試者將通過抽籤抽取自己在面試中要扮演的角色，比如領導、秘書、處長等。

「角色不同，面試中表現出來的言行舉止也會不同。領導的扮演者要表現他如何分派任務，這其中的隱藏考核是，領導如何有效跟下屬傳遞自己無形的政治立場；秘書要表現出他在多大程度精准領會到領導的『密語』；處長則重在考驗如何平衡不同職級甚至不同背景的人之間的關係，以推動那些貌合神離的人共同做出成績，完成領導下發的任務指標。」蘇錦強解釋到。

「這其中的共性是，每個人都不能把話說得太明白。舉個例子，即使有面試者很糟糕，面試人員在總結每一個人的表現時，都不能直白袒露這一點，要把水攪渾的同時，把話說圓，同時還得暗示對方的問題所在。」吳國棟指出，「如果有人無法做到這一點，那只能說明他連高級公務員基本的准入門檻都沒夠到。」

不能直言的原因之一是，系統內的大家需要「保持團結」來共同為人民服務，即使身處其中的眾人都清楚這只是浮於淺表層的團結。

「牢記『團結』這一使命，會時刻警醒每一個曲中人——不要輕易得罪任何人。因為沒有人知道誰會成為自己在攀登金字塔過程中的致命絆腳石。另外，無形中得罪人後，在工作中，如果對方不配合，比如說財政局在財政審批方面故意不簽字，那工作還怎麼進行？工作無法推進，又怎麼出政績？沒有政績的話，如何獲得升遷？」吳國棟說。

上岸，只是公務員生涯中最簡單的一步。吳國棟說，「有志權力角逐的公務員，跨進系統後的每一分鐘都必須小心翼翼。」

「抱緊他的大腿、成為他的心腹」

陳東文拒絕了國際頂尖大學的碩士錄取通知書，並在經歷嚴格篩選流程後，入職國家某部委。

入職第二年，他通過領導引薦，結識了一位更高層的領導，並拜對方為「乾爹」。

陳東文與乾爹的結識頗具戲劇性。緣分起於他陪單位領導去開會，會議間隙，他通過對領導不經意間撇嘴和皺眉的細心觀察，捕捉到領導對茶葉濃度不滿，於是迅速聯繫工作人員連續更換了兩杯茶水。他也因此獲得該領導的賞識，並進一步結識了當時也在場的官員，即後來的乾爹。

陳東文無疑是「幸運的」，他的經歷也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系統內的遊戲規則——公務員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資質，才能獲得升遷機會？

這是又一個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洞悉的潛規則：崗位設置層面，秘書處的工作人員能夠獲得的升遷機會高於其他職位；身份背景層面，公務員二代的升遷幾率遠高於草根出身的平民；軟硬實力方面，處事圓滑並肯勤奮苦幹的人獲得提拔的概率大於只會勤奮苦幹的人。

「如果只會一味埋頭苦幹，在部委機構任職的話，升遷的盡頭是處長，在基層則是科長。」蘇錦強直言。

如果想打破這一常規，則需要具備更高超的政治判斷力和更靈敏的政治嗅覺，並在這些能力的基礎上進行「押寶」。「就是要認准一個領導，將自己的官場前途作為賭注押在對方身上，緊跟該領導的政治站位、抱緊他的大腿、成為他的心腹。一旦押對寶，便可平步青雲，突破常規的限制。」蘇錦強表示。

但在「反腐永遠在路上」的運動式政治鬥爭中，這種押寶的風險也在逐步加大。一旦某位官員落馬，他的「幫派」成員均會受到牽連。輕者被「流放」閒職，永無出頭之日；重者則會被採取刑事措施，甚至因此失去生命。

對於這種反腐態勢，一位曾在中央政法委任職的人士表示：「中國的反腐就像是在權力的角鬥場上懸掛了一塊爛肉，蒼蠅自然會聞風而動，打是打不完的，這波打死了，還有下一波。所以現在的反腐已經不再是『英明偉大』，而是官場內部自行衍生出的一種平衡機制，躲是躲不掉的。」

於是，為逆天改命、躲過反腐這一「劫難」及獲得更好的升遷，求神拜佛代替共產主義成為公務員的主要精神依託。正所謂「公務員的盡頭是玄學」。因此，「濫用職權進行封建迷信活動」也成為十八大之後、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多次點名的高官落馬罪名之一。

但不管怎麼說，陳東文已經押好寶了。

乾爹對陳東文的官場生涯進行了規劃：他會在部裡幹兩三年，之後乾爹幫他選一個省份讓他下基層，以便在他做出成績後，能名正言順地給他升職。

對此，一位熟悉公務員系統內部組織升遷工作的人士表示，官話中的「下基層」是讓潛在的被提拔對象帶著項目和資金去省級單位鍛鍊。「關係硬的人往往會被派到江蘇、浙江、廣東、山東等經濟發達地區。經濟越發達的地方，越容易做出成績，進而也更容易獲得升遷。」

此外，陳東文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對公務員而言，婚嫁同樣蘊含著機遇。

熟悉陳東文的人表示，按照他現在的官場表現，他將來肯定會官運亨通。因此，嚴格來說，他要找的不是女朋友，而是未來的官員夫人。此外，隨著職位提升，職位附屬的灰色收入會越來越多，因此，夫人這個角色需要滿足的條件之一，是其所在領域的工作收入水平，能夠承載這部分灰色收入，以幫助陳東文在黨紀層面規避檢查。

基於這些考慮，陳東文在相親的第一關便排除了老師、醫生、公務員等行業的人。而考慮到可能存在的風險，根據乾爹的建議，他將目標緊緊鎖定在高級官員們的女兒身上。

「這是非常聰明的策略，如果有一個擔任高官的岳父，他以後完全不需要擔憂升遷的問題；此外，選擇官員的女兒本質上是選了同一條船上的戰友，大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更重要的是婚戀雙方都清楚組織的規矩，不會在有矛盾的時候，去紀委舉報對方或對媒體喊話，這對官員來說是最大的禁忌」，吳國棟評價道。

「誰能將領導伺候得更舒服」

與陳東文的練達不同，蘇錦強自認沒有察言觀色的天分，坦言自己是那種被領導踹三腳都不知道領導想要幹什麼的人。在經歷了初入公務員系統的懵懂期後，他很快判斷出自己在這個體系內毫無前途可言。

25歲那年，蘇錦強碩士畢業，陰差陽錯地通過選拔進入了一個部委的秘書處，端上了同儕和系統外的人都艷羨的金飯碗，但他自己清楚機遇的到來更多得益於他從中國頂級高校本碩連讀獲得的學位。

在進入秘書處後，蘇錦強主要的服務對象為副部長。日常工作是幫領導安排行程、寫講話稿以及撰寫相關的政策文件。

作為體制內的「筆桿子」，如何精准、安全、含蓄地表達清楚一份文件隱藏的明、暗兩種意思，是必要的職業素養。熬夜寫了無數份文件後，蘇錦強才悟透其中的潛規則。

一份可以通過審批的文件需要至少在三個層面做出不同的含義表達：第一個層面，語言簡潔，要讓老百姓看得懂；第二個層面，把政策解釋清楚，讓執行部門看明白；第三個層面，安全地呈現領導的政治站位。

「每個政策出台的背後都伴隨著更高層領導的意見分歧和利益爭執，最後政策的導向是什麼樣，反映了相應的政策起草部門一把手或者二把手的政治傾向。但這個不能明說，很容易得罪人，所以只能通過暗語進行表達。」蘇錦強說。

對政治站位的問題，領導從來不會進行直白示意，甚至連眼神暗示都不會給，信號的傳遞往往是通過他親自對秘書呈送上來的文件進行的含蓄修改。這需要秘書具備敏銳的信息捕捉能力。

「所以好的秘書就是領導的影子，甚至是領導的分身，在很大概率上會被晉級為領導的心腹，這就是為什麼領導秘書更具升遷優勢。」蘇錦強說。

但成為心腹的路並不好走。相較於很多部門的普通崗位，秘書每天24小時都要圍著領導打轉，除去專業技能，還要為領導提供足夠精細的個人服務和情緒價值，以便獲得相應的賞識。

「升遷資源非常有限，而有機會進入同一機構的人，資質不會相差太多，大家做的事也都不具備不可替代性，所以憑什麼是這個人而不是其他人獲得更多的機會和權力？在這種環境下，將自己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拉大的最佳方式就是要比拼誰更細心，誰更能迎合領導的情緒需求。換言之，誰能將領導伺候得更舒服。」蘇錦強說。

這是官場的又一個生存哲學。但榮耀與風險並存，成為心腹也意味著自動成為了領導的白手套。

那麼，不想成為白手套，有沒有路可以走？

「那只能說明這個人不適合這個崗位。如果他幹不來，自然有大量的人排著隊想取代他」，上述熟悉公務員系統的人士表示。這種一擁而上的熱忱背後，是隨著權力的擴大，可以無限攫取的各種資源，「這其中，金錢和性資源甚至都是最不值一提的」，該人士表示。

梳理自十八大以來反腐運動中落馬官員的履歷，其中約三分之一的人有秘書工作經歷。中共中央黨報《檢察日報》曾發佈評論指，在職秘書或曾有秘書經歷的公職人員已成為腐敗發生的高危群體。

黨紀大於國法

程麗婧所在的統計局最近全局上下手忙腳亂，大部分人每天加班到晚上11、12點。「國家級、省級和市級單位都派了督導組來檢查各項統計數據有沒有造假，我們每天都在準備迎接隨時到來的檢查，我都能明顯覺察到我們局長瘦了。」她說。

在中國，統計部門數據真實性的問題早已陷入塔西佗陷阱。程麗婧將對數據的處理形容為「走鋼絲」。「上邊會非常嚴格地查處數據造假的行為，但是如果真的循規蹈矩又會面臨另一個難題」。

對此，吳國棟舉了一個例子，南方某經濟大省縣級政府之間的競爭很厲害，因為縣一把手的升遷與本縣的經濟數據息息相關，有次一個縣領導甚至直接點名該縣的統計局局長，「我們的整體排名為什麼低於別的縣，你好好反思一下」。被領導的盛怒震懾，統計局連夜修改了統計數據。

但如果數據造假一旦被查實，統計局局長豈不是要付出代價？

「那是他的問題。如果他無法迅速拿出讓領導滿意的數據，只能說明他不適合這個崗位，那麼他當場就會付出代價。如果他是一名有悟性的共產黨官員，他就會用黨員的方式處理好這件事。日後萬一領導因此獲得升遷，他說不定還會被提拔。」吳國棟指出。

這種虛與委蛇，在大眾媒體看不見的決策會議背後體現得更加淋灕盡致。

在系統機關內部，決策尤其是用人決策的出台需先經內部可能涉及到的多個部門一把手共同商議推選，然後再通過黨媒通報，對外界表明這一結果是由多個部門一致商議決定的，以體現人民民主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但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商討出的初步方案不符合大領導的心意——領導永遠不會清楚表明自己的心意，大家便會被要求花費大量時間去繼續商討，直到商討出能讓領導滿意的結果。

在這種你來我往的摩擦中，聰明的人，在第一版結果交給領導、領導卻以自己要抽煙為由讓他們先行回避時，便會意識到問題所在；而個別不識時務的官員，很快便會被悄無聲息地調到邊緣部門。

「我們畢竟是文明國家，哪能像老外那麼粗魯，會因為一個問題公然在議會上上躥下跳，甚至打架喊叫，那太不體面了。我們的決策都是在和平的氛圍中，經眾人商議決定的。」上述熟悉公務員系統的人士語帶反諷地表示。

這種需要時刻迎合領導心意的壓力，釀成了不少人禍。

比如，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多家媒體發出疑問，對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傳播，投入數億元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為何會失靈？以致疫情防控失當，造成了規模巨大的災難。

對此，這名熟悉公務員系統的人士指出，科學與實務在黨性面前不值一提。這涉及到又一個官場潛規則，即向領導彙報問題的技巧：下屬提出的問題必須是領導想解決、能解決以及願意解決的。「否則就是把難題甩給領導、想讓領導背鍋，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容忍下屬的這種小心思」，該人士表示。

而如果能把問題攬在自己手裡，不給領導惹麻煩，即使之後釀出再大的災難，體制都會給與保護。

這一點在武漢疫情爆發後的人事任免可以窺見一斑。疫情爆發之初，「武漢F4」，即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湖北省長王曉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武漢市長周先旺，在中國各大社交平台遭到網民口誅筆伐。但在風波之後的職務調整中，四人黨內職級均未發生變動，組織部門只對他們的職位進行了平級調動。

這一點同樣可參照洪水衝刷下的涿州。「如果要提前轉移人口，轉移到哪裡去？轉移過程誰能保證不出亂子？相關的費用又該從哪裡划撥？這都是問題，而且是領導難以解決的問題。作為地方官，能做的就是不給領導添麻煩，這樣才能在秋後算賬時在最大程度上做到自保」，這位熟悉公務員系統的人士坦言。

對此，吳國棟分析稱，在中國現行的國家制度下，對公務員群體而言，黨紀在國法之上。因此，這一群體只要遵守黨內規則，踐行系統默許的為官之道，黨紀便可以為他們的仕途保駕護航。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曾發表文章講述「黨紀嚴於國法」。文章指出，根據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不僅要模範遵守國家法律，而且要按照黨規黨紀以最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文章否認了黨紀高於國法的外界質疑，解釋稱「黨紀嚴於國法，並不是說黨紀可以凌駕於國法之上。相反，黨紀是限制在黨內的，適用範圍更小」。

但上述曾在中央政法委任職的人士認為，所謂黨紀是在「為人民服務」這一口號的掩護下，將人治合法化的一種手段。

吳國棟同樣不認可《人民日報》的解釋。梳理落馬和違紀官員的官方公開通報，不難發現，針對官員的量刑和處罰與適用於普羅大眾的刑法標準並不吻合。「有些官員的罪責如果放在刑法框架下，絕對會受到刑事處罰，但在黨紀範圍內，僅僅會被黨內處分，即使被撤職，很多也只是暫時的。風波過後，在其所攀附的靠山的關照下，東山再起獲得的職位甚至可能比之前的職位更高。」

針對黨員群體制定的黨紀，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這個群體的保護傘。

「過去十年，中國城鎮化進程高速發展的時期，很多地方官領命對老百姓的房屋進行強拆，釀造了無數人間悲劇。但追蹤這些官員的去向，不難發現，幾乎沒有人因此受到任何處罰。」上述熟悉公務員系統的人士表示，並強調，「在國外真正的現代法治國家，這樣侵犯個人私產，在特定條件下，對方可以直接擊斃入侵者的。但在中國，以國家、政府、領導之名，便可以將侵犯合法化」。

曾在中央政法委工作的人士同樣指出，近兩年的諸多社會案件中，對將案件通過網絡發酵以尋求外界幫助的受害者家屬，屬地公安機關會在賬號歸屬於公安局的網絡大V外殼掩護下，帶領水軍對受害者家屬實施網暴，以盡快中和輿論、平息事件從而維護社會穩定。而即使造成災難性後果，面對公眾質疑，也僅僅會給與相關人員黨內警告的內部處分。

「不管是強拆還是網暴，這些人都是在為領導和一方發展、穩定服務，其行為自然只受限於黨紀，而無關刑法」，該人士指出。

相應的，在公權力面前，法律也無法保護普通人的合法權益。

一日為官，終身為官

李晨飛已經從公職機關離職4年，仍會收到當年履職的單位打來電話問詢，內容主要為——當時為什麼離職？現在在哪裡？在做什麼工作？

「根據法律，離職兩年後，他們就不能再騷擾我了。」李晨飛很苦惱。

他大學畢業於一家知名工科高校，畢業後通過考試進入某市公安局，成為一名特警。工作兩年後，李晨飛意識到沒有背景加上不善言辭，自己在公安系統內很難出人頭地，40歲後還會面臨被完全邊緣化的危機。他決定離開。

「特警分為內勤和外勤兩個工種，內勤主要在辦公室搞監聽，外勤則需要去一線執行任務。但被分到內勤崗位的多是官員二代和有背景的人，像我這種只能一直做苦力，單位甚至會抽派我們去邊疆地區反恐。這是我無法看到希望並選擇離職的主要原因。」他表示。

無法看到希望也是程麗婧歷盡千帆後的最大感受。在民營企業做會計時，她被同事形容為「沒心沒肺」的人，每天只知道瞎開心。成功當上公務員後，她反而變焦慮了。「事實證明，每個人都是有心有肺的」，她說。

在統計局，高層領導更多時候會將精力放在如何進行向上管理，即如何更好地服務他的領導，髒活累活都交給下屬做。於是在連續多日熬夜加班後，她央求一位親戚找關係把她借調到市委組織部工作，暫時離開了「費力不討好」的統計局。

但在位高權重的組織部，她又遇到新的麻煩。「辦公室裡都是（官）二代，比關係我肯定拼不過這些人。而大家平時的閒聊內容都是去法國還是英國買奢侈品包包更划算，我也插不上話。」於是，四個月後，她又回到了統計局。

現在她最大的心願是借助各種能找到的力量、加上埋頭苦幹順利混到副科級待遇。在她看來，站在牆外看公務員，會覺得特別好混，但是真正邁進後才會發現，牆內的氛圍根本不允許年輕人不去鑽營。

「如果我一直是科員，等我有孩子後，我拿什麼去給我的孩子提供助力？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而在現實面前，蘇錦強早早預判了自己的結局，「我不擅長人情世故和讀心術，在秘書這樣一個危機四伏、被無數雙眼睛盯著的崗位，說不定哪天就被人推出去擋槍了，不離開的話，遲早會鋃鐺入獄，甚至小命可能都會沒了」。

於是在入職一年後，他找到直屬領導，面帶真誠地講述了自己想趁著年輕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很幸運的，他的離職申請被順利批准。「說實話，部委的官員素質相較地方要高很多，所以大家沒有給我使絆子，這是我最慶幸的地方」。

「但我在離職後收到問詢電話時，還是會認真配合對方」，蘇錦強說。在他眼裡，黨就是一個巨大的幫派組織，具有極大的掌控能力和完全的資源壟斷能力，如果幫派真想找他麻煩，他根本躲不掉，他在意的戶口、社保以及將來的孩子教育都會被波及。

「一日為官，終身為官，根本逃不了。我感覺有一雙眼睛在隨時盯著我，這或許就是我選擇不再做『自己人』的下場。」李晨飛說，「有時候現在公司的同事知道我被公安局做問詢後，會對我進行上下打量，那種感覺並不好受」。

他非常想問清楚之前就職的公安局，自己究竟掌握了哪些不該掌握的信息，他甚至想讓對方對他進行一次嚴刑拷打，以確保他沒藏什麼秘密，從而放他一馬，雙方從此成為陌路人。

但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遭受了又一次個人現狀調查後，李晨飛決定和妻子帶著雙方父母移民國外。國家選擇中，他首先排除了美國，並不是因為美國不好，而是他做過特警的經歷大概率會被美國拒簽。即使僥倖通過申請碩士的方法拿著學生簽證進入美國，入境後也可能會被調查。

於是，技術移民愛爾蘭、加拿大、日本成為他的首要考察目標，但同時他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他在業餘時間開始學電焊，準備考個技工證，如果這些國家都去不了的話，他打算去澳大利大做電焊工。

「這樣一來，就沒人能控制我了。」

為保護受訪者，程麗婧、蘇錦強、吳國棟、陳東文、李晨飛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