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女人生韭菜，然后全社会割韭菜”，中国生育奖励政策为何没用？

8月22日，西安的年轻人不约而同收到一条当地卫健委与计划生育协会的“催生”短信：“七夕佳节来临之际，愿您爱情甜蜜、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共创生育友好，赓续中华血脉，共担复兴重任！”

“在发钱和发券之间，西安卫健委选择了发短信，”有网友调侃，“能不能把我妈当年生我弟弟交的罚款退了啊！”

近年来，伴随着三孩政策放开、中国人口录得逾60年来首次负增长，提振生育成为中国“计划生育”新的政策方向（延伸阅读：互动页面《老去的中国：30年后会变成什么样？》）。

新闻头条上不时可见地方政府“发钱发券”鼓励生育：“浙江上虞三孩家庭购房可获30万元房票”，“杭州生育三孩最高补助2万”，“最高6万！湖北一地发布『史上最强』三孩补贴政策”......以综艺节目见长的湖南卫视，也在7月推出“中国首档三孩家庭观察类综艺”——《三孩来了》。

据端传媒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已有至少25个地区发布了育儿补贴（或生育补贴）的具体措施。

不过，“真金白银”的补贴和铺天盖地的宣传并未换来生育率的提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7下降至2022年的1.07，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东北三省低至0.7-0.9，一孩生育率更从0.7跌落至0.5，与生育率相关的结婚人数也连续9年下降，创下1986年以来新低。

“干预人的生育从来就没对过。”一位网友在新浪新闻“发放补贴鼓励生育有效吗？”贴文下的评论，被点赞至最高位。

生育补贴政策为何无法挽救下跌的生育率？在各地方政府忙不迭地鼓励年轻人“赓续中华血脉”之前，还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厘清，比如，生育是权利还是义务？谁是生育的主体？生育是谁的意愿？

“兰博基尼的50元优惠券”

三孩政策放开后，中央政府相继颁布《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敦促地方政府出台进一步措施，以挽救生育率。

这些措施主要有法定产假和陪产假、生育津贴、孕产检查补助、育儿/生育补贴、购房折扣或消费券、以及部分面向托育机构的补助等。

育儿补贴，也就是民间说的“生孩子发钱”，均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其发放地区以浙江温州这样的地级市或区县为主，仅云南和宁夏两省为省内通用（浙江杭州、广东深圳等地政策只是出台或征求意见阶段，尚未运行）。

“育儿补贴政策应该由中央层面出台更合适，”梁建章等人口经济学者认为，生育成本过高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育儿补贴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措施。他们在《中国育儿补贴报告2023版》中写道，多数地方政府没有足够财力补贴生育，且在人口流动下，中央政府才是出生率提高的受益者，而非地方。

育儿补贴额度也被各地网友诟病。“兰博基尼50元优惠券”、“杯水车薪”，人们在相关新闻下评论。言外之意是，这些补贴远不能缓解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压力。

据《育娲人口》估算，中国家庭0至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48.5万，养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成本为62.7万。城乡及地域差距非常大：养育一个城镇的孩子，平均要花费63万，在农村则折半至30万；同时，上海（102.6万）、北京（96.9万）的育儿花费最贵，西藏（29.3万）、贵州（33.3万）的育儿平均成本最低。

此外，尽管在衣物、玩具等资源共用的情况下，二孩、三孩的平均扶养成本相应降低，现行的育儿补贴也远远无法覆盖一个普通地级市的养育开销。

育儿补贴政策更出现民间不买账、官方不满意的尴尬。

例如，补贴大多指向二孩、三孩的生育，领取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往往要求申请人户籍在当地。卫健委的智库专家贺丹就发文批评地方政策忽视一孩生育“基本盘”，无助于跌至0.5的一孩生育率，“凸显地方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偏差。”

事实上，生育补贴是全球最常见的家庭福利政策之一。例如，日本为应对生育率不断落低（1989年总和生育率为1.57，为当时史上最低点，甚至被称为“1.57 冲击”），相继出台“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提高每月的育儿补贴额度，并增加一次性生育补贴，增加大量儿童医疗、儿童教育、儿童谘询等公共设施。

又如，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南韩，自2022年以来给每位分娩的母亲200万韩元（约1.1万人民币、1.2万港币、4.8万新台币）的津贴。

然而，高额津贴在日韩也并未带来生育率的显著回温。日本虽随着津贴和家庭支持政策加码，生育率有小幅上扬，但也未超过1.45，2022年更落回1.26。南韩更一路跌至目前的0.78。

“把人们想像成了经济动物，”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教授、人口学者王丰用“片面”、“显性”形容这样的生育鼓励政策，“生育不是简单的经济计算。”

“没有人会为了数字去生育。”王丰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

采访中他又重申：“人口替代率（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个孩子以上才能维持世代更替）只是人口学上的一个概念，我们好像总觉得人口不能减少，或全球人口一定要固定在60亿，但这是没什么道理的。生育率为什么这样低？经济只是一个片面的原因。”

生育，是谁的意愿？

“每个孩子补贴5万，你愿意生吗？”每日经济新闻在微博中发起这样的投票，2445位参与者中，2103位投给了“不愿意”。由于评论区被关闭，只能从转发里找到一些投票的理由：“这补贴，今后你会从各个方面把它赚回去，孩子长大了还得被剥削，还是算了吧。”

“自身不保的情况下，生个孩子就多一个绑架我的东西，”李莉是陕西西安的自由工作者，原本对生育并不排斥的她在经历疫情、看到西安孕妇封城期间因无法就医而流产后，陷入深深的犹豫。

“养育孩子的每一样，都有高昂的代价，”李莉说，“我已经有很多绑架我的东西：房贷、物业费、车位等等，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中会不会随时再来一次疫情，我不想把孩子带到这种不确定的世界上。”

同样因经济和社会环境“不确定”而选择不生育的还有Vickey，她在广东担任总裁助理。“很多人连自己都顾不上，更别说顾家庭、顾孩子。毕竟生育小孩是一辈子的责任和经济负担。”Vickey说。

相关机构的群访调查展示了类似结果。2022年底，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志愿者访问了53位来自北京、河南、湖南、广东等地进入家庭的女性，及12位男性作为参照。。

绝大多数受访者在听到三胎政策时的反应是：“跟我没关系”，部分受访者甚至认为“瞎扯淡”。不会生育三胎的主要原因是“没钱、没精力、没人手”和“教育、医疗等基本民生资源不够”。

多数受访者的理想生育是两个，但受制于现实条件，只生了一个。此外，处于管理层、收入稳定、个人发展较好的女性受访者多数只生了一胎，而生育多孩的家庭则源自农村的男性生子偏好、农村社区压力或意外怀孕。

人口学家王丰解释，生育意愿受经济、教育、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性别平等状况、女性意识、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中国，还有生育政策的影响——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三口之家”的家庭想像。

王丰举例，50年前，中国8成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当时人们主要有体力劳动力和“养儿防老”两种生育驱动，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生育意愿反映的是家庭意愿，甚至是集体的意愿。而如今，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社会中个人意识与个体自由的甦醒，生育意愿逐渐从家庭转向个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盛禾、李建新也发现了类似的转变：“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的生育更趋向个体主义，他们的父母辈则倾向“家庭主义”。同时，男性的生育动机更偏向家庭主义、更传统，相对而言，女性则有更多比例偏向个体主义，甚至低生育意愿。

李莉就在跟丈夫谈到不想生小孩时，收到对方“会不会想太多、太忧虑”、“是不是被网上宣传吓到”等回应。丈夫期待某天李莉能改变想法，因此每每提及，便会采用拖延战术：“咱不说了，以后再说。”

“不同性别的生育成本是不一样的，”王丰说，从上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到80年代的独生子女，中国过去的人口政策都建立在对家庭和个人利益的忽略、对女性的伤害上，到了现在，应当重新审视生育和生育的代价，“女性所付出的时间和生育痛苦和男性都是不对等的，在这方面，东亚国家的社会支持都很差。”

“这些有非常浓厚父权传统的社会，也是全球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王丰补充。

“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把生育的责任主体认定为女性个体，但却把生育的功利性结果——劳动力再生产——的享有者，认定为全社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董一格进一步解释，“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女人生『韭菜』，然后全社会割韭菜。这样的一个机制，是现下围绕生育产生的很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生育的“计算”：孕产痛苦与母职惩罚

马凡前后经历了两次剖宫产，第一次很顺利，第二次由于盆腔粘连严重，用了整整3个小时。手术中，撕扯的痛感令她无法控制地泪流。术后马凡才知道，这次剖宫相当于进行了三个手术——剖宫产、盆腔粘连剥离、巧克力囊肿切除。

缝完针，马凡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终于熬完了！”

“婚姻里我们女性牺牲最大了，既要怀孕经历各种冒险，又要生娃闯鬼门关，还要操心娃的各种。”马凡曾在湖南永州做教师，因不堪毕业班升学压力，辞职做了英语教育的自由职业者。

尽管孕产令无数女性心有戚戚焉，孕产补贴却是各省市生育鼓励政策中较少提及和照顾到的部分。以马凡为例，她的孕期检查花费近4000元，剖宫手术逾7000元，减去医保报销的3000元与二孩孕期检查补助600元，在不计入产后修复的情况下，仍要自费超过7000人民币——这只是湖南永州，一个五线城市的花费。

“与其补贴二孩，不如免去孕检费用。”一位云南的孕期女性在社交媒体中评论到。云南是中国唯二全省实施生育补贴的地区，二孩、三孩分别可获2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及每年800元、发放至3岁的育儿补助。

无创助产、无痛分娩也均无法在中国现有的医保系统内报销。2022年，中国无痛分娩普及率仅3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90%，7成女性仍在忍受分娩的创痛。

更难计算和补贴的，是女性产后回到职场时所面对的歧视和降薪。

李璐在产后3个月便迫不及待地回到职场。但此时，名校毕业、曾就职业内龙头、在江西南昌年薪12万的她，却只能勉强谈到8万，这甚至是将小孩年龄夸大到1岁、不断忍受“生了孩子为什么不留在家”等面试提问才换来的结果。

有着类似经历的网友在李璐的贴文下评论到：“兼顾家庭，相夫教子，经济独立…这个年头，为什么对女性如此苛刻？”

母职惩罚是用来描述因生育、育儿照料带来的降薪、职业中断或停滞，它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提升的现代社会中新的性别困境——职场中生育的女性既要实现自我价值，又被要求完成育儿照料。

“如果为了照料小孩一直没有工作，我就会离社会和行业越来越远，企业对我的包容度也越来越低，”李璐用一个简化的假设解释到，“假设我以前在劳动市场值10万，现在因为照顾小孩只值1万，那你就算补贴我2万又有什么用？”

“在现有的婚姻、性别制度下，生育意味着女性在事业、学业和个人生活方面巨大的牺牲——因为社会和家庭内部的期许，都是母亲在照料和教育孩子上投入更多，”学者董一格将生育形容为需要照料者投入巨大时间精力的“漫长的工程”，“很多有学龄儿童的母亲不得不回到家里当全职家长。”

李璐身边就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但为照料孩子选择做全职主妇的女性朋友。在她看来，这些朋友在家庭照料上付出很多，但家人却往往看不到这些无法转化为实际财富的付出，甚至她们的父母会在夫妻吵架时劝导说：“你老公赚那么多，你要靠人家生活，何必生这气呢，人家不就是出去打个牌嘛！”

一些学者也尝试用量化的方式让“母职惩罚”更具象。

例如，学者申超发现，1989年至2015年的26年间，“生育始终对母亲的收入呈现『惩罚』”，工资降低幅度更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扩大——1989年每多生一个孩子，女性单位时间工资就会降低9.41%，到了2015年，这一数值扩大到17.47%。

杨凡、何雨辰计算得出，女性在生育一孩当年劳动参与率下降16.8%，生育后一年，劳动参与率仍比生育前下降13.5%，这甚至已是排除休产假的影响，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并未因生育受到显著影响。

这些研究均指出，母职惩罚在生育初期、尤其是孩子0-3岁的幼儿期更明显。同时，教育程度越低，母职惩罚越大。

关注制造业农民工群体的董一格也提到，受制于经济压力和时间贫困，农村生育率其实也很低。202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3，而同年乡村总和生育率为1.54——仅略高于全国水平。

“一方面农村女性承受着更大的经济负担（她们大多生了孩子以后就要出来继续打工，以维持家庭生计），另一方面，她们也有很大的育儿焦虑，担心孩子的健康、学业，也不放心老人带孩子，而她们又不像城市人可以雇人来照顾孩子——所以一边打工、劳作，一边要操心孩子，两头奔波。”董一格说。

整个社会也没有提供有效的支援系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底的调查数据，中国0-3岁婴幼儿的托育比例仅4.29%，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OECD（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入托率为35%，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更高达50%以上。

以瑞典为例，该国超过3%的GDP支出用于家庭福利政策，生育率较高（1.92），有孩子的女性就业比例高达83.5%，且儿童贫困率在欧盟中最低。在瑞典，除育儿津贴外，财政支出的较大比例用于托育、课后照顾等“去家庭化”的公共照料服务。瑞典也是第一个将产假延伸至男性的国家，目前是父母平分育儿假的奖励制度——双方休假时间越接近，得到的奖励金越多。

先于母职的惩罚

为数众多的未育女性，也因生育问题在职场中被刁难歧视。例如，一位上海女性在社交平台分享，在签约的前一步被问及婚育状况，她如实表示自己已婚未育、暂无生育计划，却被对方直接以“好的，抱歉”拒绝。

为了应付面试的婚育问题，社交媒体中涌现出一批编造已婚已育故事的分享。一位27岁、人生规划是不婚不育的女性，回应婚育问题时，将一岁的侄女谎称为自己所生。她还在分享中继续铺垫着：“一年后我计划跟同事们说我离婚了，孩子判给男方，这样我就能以遭遇了挫败的婚姻生活、不再相信婚姻的人设，维持单身了。”

这样做并非没有风险。一位谎称已婚已育的女性在社交平台说道，自己的谎言在背景调查中被揭穿，她没有收到offer。

“中国没有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条例去界定和规范雇主行为，因此招聘时询问生育状态非常普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蔡玉萍对端传媒解释，“譬如香港有《家庭岗位歧视条例》，雇主不可以在招聘时询问婚育情况，这是不合法的。”

董一格结合中国生育保险和生育津贴的法律规定指出，生育津贴是在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时，获得的工资性补偿，也就是说，生育津贴的责任主体是用人单位——这也就导致了生育津贴越高，女性在就业方面可能遇到的歧视就越大。

“生育补贴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加剧性别固化。”董一格说。

目前，32个省市自治区的生育鼓励政策中，普遍增长了女性产假，从《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98天法定产假，增至158天到一年不等。北京为平的一位志愿者也对端传媒指出，延长产假（工资照发）的政策看似提高女性福利，实则有机会加剧职场性别歧视，迫使更多女性退回家庭。

早在二孩政策放开时，因生育政策放松出现的职场性别歧视就已真实地反应在了数据上。

在《生育政策放松对中国城镇女性收入的影响》一文中，学者黄干、晋晓飞发现，二孩等生育政策放松，导致2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及未育女性收入明显下降，强化了劳动市场的男性偏好和性别歧视。

复旦社会学系的研究员杜世超也在模型中演算出类似的结果，他还发现，私营部门中，有生育可能的职场女性每年较没有生育可能的职场女性少赚5000元左右，公有部门这样的现象则不太明显。

“家庭”的想像

一众发钱发券的生育鼓励政策中，四川省放开非婚生子女生育登记的松动，显得尤为特别。事实上，除四川外，广东、陕西、安徽等地在修订生育登记制度时，也都取消了结婚证的限制。

不过在董一格看来，这个举措是出于“纯功利的、促进人口增长的目的”，若此前提及的系统性性别歧视不解决，此政策也很难达到制定者设想的目标。她补充：“尤其讽刺的是，不久之前，各地还要向非婚生育者征收高昂的社会抚养费。”

同样讽刺的是，就在非婚生育看似松动的同时，北京的非婚妈妈Sophia因无法申领生育津贴和进行生育登记，而在8月3日起诉北京市卫健委。Sophia在一篇访谈中问到：“孩子是女人生的，不是结婚证生的，津贴是给妈妈的还是给老公的？为什么我的工资一定得我有个男人才能给我？”

“非婚生育在东亚都很少，”人口学家王丰说，“西方很多国家实际上的婚姻变化（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生育，但东亚却普遍认为，必须要有完整的家庭才能把孩子带大。”

事实上，生育政策变动的同时，中国官方关于生育和家庭的宣传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但这些改变仍在“一夫一妻异性恋婚姻”的框架下，只增加了生育的孩子数量。

例如，小学课本封面的“三口之家”变成了“一家四口”，乡镇街道上的宣传标语也从“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变成了“三个孩子就是好，不用国家来养老”。而官办非政府组织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也在二孩、三孩政策后，减少了有关避孕的推送与宣传，“青年联谊交友”、“新型婚育文化”成为各地方计生协新的宣传主题。

在生育鼓励政策与新的家庭想像宣传如火如荼的另一边，中国大陆开始愈发严苛地压制女性不婚不育及LGBTQ的声音。2023年七夕，北京拉拉沙龙、豌豆黄艺术小组、出色伙伴、兄弟盟、船思、无性恋之声等6个性少数议题的微信公众号被永久封禁。

受访的学者们都表示，无法直接将有关部门对女权、酷儿群体的打压与人口焦虑关联起来，其中也涉及维稳等复杂因素。但学者董一格观察到，互联网上部分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或普通网友，对人口减少的讨论的确会指向女权意识和性少数群体。

端传媒也留意到，人民智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年研究等官方智库有关“青年生育观”或“三孩舆情”的研究中，均提及“应注意近年来极端女权主义思潮在网络平台混淆女性视听”，并特别点名“不婚不育”的婚育观念。

“功利地把女性和生育绑定在一起，是弥漫在我们社会中的系统性问题。”董一格总结到。

生育一胎后不久，李璐在家人的反对声中坚持上了节育环。

不久前，她跳槽去了外企，面试官很满意她的经验和能力，唯一的担心是“生二胎”。李璐便将上节育环的医院报告摊在桌子上，保证至少两年内不会生育。

她很快顺利入职，待遇是此前的3倍。

应受访者要求，李莉、马凡、李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