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女人生韭菜，然後全社會割韭菜」，中國生育獎勵政策為何沒用？

8月22日，西安的年輕人不約而同收到一條當地衛健委與計劃生育協會的「催生」短信：「七夕佳節來臨之際，願您愛情甜蜜、適齡婚育、優生優育，共創生育友好，賡續中華血脈，共擔復興重任！」

「在發錢和發券之間，西安衛健委選擇了發短信，」有網友調侃，「能不能把我媽當年生我弟弟交的罰款退了啊！」

近年來，伴隨著三孩政策放開、中國人口錄得逾60年來首次負增長，提振生育成為中國「計劃生育」新的政策方向（延伸閱讀：互動頁面《老去的中國：30年後會變成什麼樣？》）。

新聞頭條上不時可見地方政府「發錢發券」鼓勵生育：「浙江上虞三孩家庭購房可獲30萬元房票」，「杭州生育三孩最高補助2萬」，「最高6萬！湖北一地發布『史上最強』三孩補貼政策」......以綜藝節目見長的湖南衛視，也在7月推出「中國首檔三孩家庭觀察類綜藝」——《三孩來了》。

據端傳媒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已有至少25個地區發布了育兒補貼（或生育補貼）的具體措施。

不過，「真金白銀」的補貼和鋪天蓋地的宣傳並未換來生育率的提升，中國總和生育率從2019年的1.57下降至2022年的1.07，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東北三省低至0.7-0.9，一孩生育率更從0.7跌落至0.5，與生育率相關的結婚人數也連續9年下降，創下1986年以來新低。

「干預人的生育從來就沒對過。」一位網友在新浪新聞「發放補貼鼓勵生育有效嗎？」貼文下的評論，被點贊至最高位。

生育補貼政策為何無法挽救下跌的生育率？在各地方政府忙不迭地鼓勵年輕人「賡續中華血脈」之前，還有一些基本問題需要釐清，比如，生育是權利還是義務？誰是生育的主體？生育是誰的意願？

「蘭博基尼的50元優惠券」

三孩政策放開後，中央政府相繼頒布《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敦促地方政府出台進一步措施，以挽救生育率。

這些措施主要有法定產假和陪產假、生育津貼、孕產檢查補助、育兒/生育補貼、購房折扣或消費券、以及部分面向托育機構的補助等。

育兒補貼，也就是民間說的「生孩子發錢」，均來自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其發放地區以浙江溫州這樣的地級市或區縣為主，僅雲南和寧夏兩省為省內通用（浙江杭州、廣東深圳等地政策只是出台或徵求意見階段，尚未運行）。

「育兒補貼政策應該由中央層面出台更合適，」梁建章等人口經濟學者認為，生育成本過高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育兒補貼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措施。他們在《中國育兒補貼報告2023版》中寫道，多數地方政府沒有足夠財力補貼生育，且在人口流動下，中央政府才是出生率提高的受益者，而非地方。

育兒補貼額度也被各地網友詬病。「蘭博基尼50元優惠券」、「杯水車薪」，人們在相關新聞下評論。言外之意是，這些補貼遠不能緩解在中國養育一個孩子的經濟壓力。

據《育媧人口》估算，中國家庭0至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48.5萬，養至大學本科畢業的平均成本為62.7萬。城鄉及地域差距非常大：養育一個城鎮的孩子，平均要花費63萬，在農村則折半至30萬；同時，上海（102.6萬）、北京（96.9萬）的育兒花費最貴，西藏（29.3萬）、貴州（33.3萬）的育兒平均成本最低。

此外，儘管在衣物、玩具等資源共用的情況下，二孩、三孩的平均扶養成本相應降低，現行的育兒補貼也遠遠無法覆蓋一個普通地級市的養育開銷。

育兒補貼政策更出現民間不買賬、官方不滿意的尷尬。

例如，補貼大多指向二孩、三孩的生育，領取以家庭為單位申請，往往要求申請人戶籍在當地。衛健委的智庫專家賀丹就發文批評地方政策忽視一孩生育「基本盤」，無助於跌至0.5的一孩生育率，「凸顯地方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偏差。」

事實上，生育補貼是全球最常見的家庭福利政策之一。例如，日本為應對生育率不斷落低（1989年總和生育率為1.57，為當時史上最低點，甚至被稱為「1.57 衝擊」），相繼出台「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提高每月的育兒補貼額度，並增加一次性生育補貼，增加大量兒童醫療、兒童教育、兒童諮詢等公共設施。

又如，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南韓，自2022年以來給每位分娩的母親200萬韓元（約1.1萬人民幣、1.2萬港幣、4.8萬新台幣）的津貼。

然而，高額津貼在日韓也並未帶來生育率的顯著回溫。日本雖隨著津貼和家庭支持政策加碼，生育率有小幅上揚，但也未超過1.45，2022年更落回1.26。南韓更一路跌至目前的0.78。

「把人們想像成了經濟動物，」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社會學系教授、人口學者王豐用「片面」、「顯性」形容這樣的生育鼓勵政策，「生育不是簡單的經濟計算。」

「沒有人會為了數字去生育。」王豐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到。

採訪中他又重申：「人口替代率（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個孩子以上才能維持世代更替）只是人口學上的一個概念，我們好像總覺得人口不能減少，或全球人口一定要固定在60億，但這是沒什麼道理的。生育率為什麼這樣低？經濟只是一個片面的原因。」

生育，是誰的意願？

「每個孩子補貼5萬，你願意生嗎？」每日經濟新聞在微博中發起這樣的投票，2445位參與者中，2103位投給了「不願意」。由於評論區被關閉，只能從轉發裏找到一些投票的理由：「這補貼，今後你會從各個方面把它賺回去，孩子長大了還得被剝削，還是算了吧。」

「自身不保的情況下，生個孩子就多一個綁架我的東西，」李莉是陝西西安的自由工作者，原本對生育並不排斥的她在經歷疫情、看到西安孕婦封城期間因無法就醫而流產後，陷入深深的猶豫。

「養育孩子的每一樣，都有高昂的代價，」李莉說，「我已經有很多綁架我的東西：房貸、物業費、車位等等，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中會不會隨時再來一次疫情，我不想把孩子帶到這種不確定的世界上。」

同樣因經濟和社會環境「不確定」而選擇不生育的還有Vickey，她在廣東擔任總裁助理。「很多人連自己都顧不上，更別說顧家庭、顧孩子。畢竟生育小孩是一輩子的責任和經濟負擔。」Vickey說。

相關機構的群訪調查展示了類似結果。2022年底，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的志願者訪問了53位來自北京、河南、湖南、廣東等地進入家庭的女性，及12位男性作為參照。。

絕大多數受訪者在聽到三胎政策時的反應是：「跟我沒關係」，部分受訪者甚至認為「瞎扯淡」。不會生育三胎的主要原因是「沒錢、沒精力、沒人手」和「教育、醫療等基本民生資源不夠」。

多數受訪者的理想生育是兩個，但受制於現實條件，只生了一個。此外，處於管理層、收入穩定、個人發展較好的女性受訪者多數只生了一胎，而生育多孩的家庭則源自農村的男性生子偏好、農村社區壓力或意外懷孕。

人口學家王豐解釋，生育意願受經濟、教育、生活方式與生活觀念、性別平等狀況、女性意識、社會發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在中國，還有生育政策的影響——獨生子女政策強化了「三口之家」的家庭想像。

王豐舉例，50年前，中國8成以上的人生活在農村，當時人們主要有體力勞動力和「養兒防老」兩種生育驅動，家庭是主要的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生育意願反映的是家庭意願，甚至是集體的意願。而如今，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社會中個人意識與個體自由的甦醒，生育意願逐漸從家庭轉向個人。

北京大學社會學學者盛禾、李建新也發現了類似的轉變：「80後」、「90後」等年輕一代的生育更趨向個體主義，他們的父母輩則傾向「家庭主義」。同時，男性的生育動機更偏向家庭主義、更傳統，相對而言，女性則有更多比例偏向個體主義，甚至低生育意願。

李莉就在跟丈夫談到不想生小孩時，收到對方「會不會想太多、太憂慮」、「是不是被網上宣傳嚇到」等回應。丈夫期待某天李莉能改變想法，因此每每提及，便會採用拖延戰術：「咱不說了，以後再說。」

「不同性別的生育成本是不一樣的，」王豐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晚、稀、少」，到80年代的獨生子女，中國過去的人口政策都建立在對家庭和個人利益的忽略、對女性的傷害上，到了現在，應當重新審視生育和生育的代價，「女性所付出的時間和生育痛苦和男性都是不對等的，在這方面，東亞國家的社會支持都很差。」

「這些有非常濃厚父權傳統的社會，也是全球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王豐補充。

「我們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把生育的責任主體認定為女性個體，但卻把生育的功利性結果——勞動力再生產——的享有者，認定為全社會，」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董一格進一步解释，「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讓女人生『韭菜』，然後全社會割韭菜。這樣的一個機制，是現下圍繞生育產生的很多性別不平等的根源。」

生育的「計算」：孕產痛苦與母職懲罰

馬凡前後經歷了兩次剖宮產，第一次很順利，第二次由於盆腔粘連嚴重，用了整整3個小時。手術中，撕扯的痛感令她無法控制地淚流。術後馬凡才知道，這次剖宮相當於進行了三個手術——剖宮產、盆腔粘連剝離、巧克力囊腫切除。

縫完針，馬凡再也忍不住大哭起來，心裏只有一個念頭：「終於熬完了！」

「婚姻裏我們女性犧牲最大了，既要懷孕經歷各種冒險，又要生娃闖鬼門關，還要操心娃的各種。」馬凡曾在湖南永州做教師，因不堪畢業班升學壓力，辭職做了英語教育的自由職業者。

儘管孕產令無數女性心有戚戚焉，孕產補貼卻是各省市生育鼓勵政策中較少提及和照顧到的部分。以馬凡為例，她的孕期檢查花費近4000元，剖宮手術逾7000元，減去醫保報銷的3000元與二孩孕期檢查補助600元，在不計入產後修復的情況下，仍要自費超過7000人民幣——這只是湖南永州，一個五線城市的花費。

「與其補貼二孩，不如免去孕檢費用。」一位雲南的孕期女性在社交媒體中評論到。雲南是中國唯二全省實施生育補貼的地區，二孩、三孩分別可獲2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補貼，及每年800元、發放至3歲的育兒補助。

無創助產、無痛分娩也均無法在中國現有的醫保系統內報銷。2022年，中國無痛分娩普及率僅30%，遠低於發達國家的80%-90%，7成女性仍在忍受分娩的創痛。

更難計算和補貼的，是女性產後回到職場時所面對的歧視和降薪。

李璐在產後3個月便迫不及待地回到職場。但此時，名校畢業、曾就職業內龍頭、在江西南昌年薪12萬的她，卻只能勉強談到8萬，這甚至是將小孩年齡誇大到1歲、不斷忍受「生了孩子為什麼不留在家」等面試提問才換來的結果。

有著類似經歷的網友在李璐的貼文下評論到：「兼顧家庭，相夫教子，經濟獨立…這個年頭，為什麼對女性如此苛刻？」

母職懲罰是用來描述因生育、育兒照料帶來的降薪、職業中斷或停滯，它是女性勞動參與率不斷提升的現代社會中新的性別困境——職場中生育的女性既要實現自我價值，又被要求完成育兒照料。

「如果為了照料小孩一直沒有工作，我就會離社會和行業越來越遠，企業對我的包容度也越來越低，」李璐用一個簡化的假設解釋到，「假設我以前在勞動市場值10萬，現在因為照顧小孩只值1萬，那你就算補貼我2萬又有什麼用？」

「在現有的婚姻、性別制度下，生育意味着女性在事業、學業和個人生活方面巨大的犧牲——因為社會和家庭內部的期許，都是母親在照料和教育孩子上投入更多，」學者董一格將生育形容為需要照料者投入巨大時間精力的「漫長的工程」，「很多有學齡兒童的母親不得不回到家裏當全職家長。」

李璐身邊就有很多受過高等教育、但為照料孩子選擇做全職主婦的女性朋友。在她看來，這些朋友在家庭照料上付出很多，但家人卻往往看不到這些無法轉化為實際財富的付出，甚至她們的父母會在夫妻吵架時勸導說：「你老公賺那麼多，你要靠人家生活，何必生這氣呢，人家不就是出去打個牌嘛！」

一些學者也嘗試用量化的方式讓「母職懲罰」更具象。

例如，學者申超發現，1989年至2015年的26年間，「生育始終對母親的收入呈現『懲罰』」，工資降低幅度更隨時間推移而不斷擴大——1989年每多生一個孩子，女性單位時間工資就會降低9.41%，到了2015年，這一數值擴大到17.47%。

楊凡、何雨辰計算得出，女性在生育一孩當年勞動參與率下降16.8%，生育後一年，勞動參與率仍比生育前下降13.5%，這甚至已是排除休產假的影響，而男性的勞動參與率並未因生育受到顯著影響。

這些研究均指出，母職懲罰在生育初期、尤其是孩子0-3歲的幼兒期更明顯。同時，教育程度越低，母職懲罰越大。

關注製造業農民工群體的董一格也提到，受制於經濟壓力和時間貧困，農村生育率其實也很低。2020 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約為1.3，而同年鄉村總和生育率為1.54——僅略高於全國水平。

「一方面農村女性承受着更大的經濟負擔（她們大多生了孩子以後就要出來繼續打工，以維持家庭生計），另一方面，她們也有很大的育兒焦慮，擔心孩子的健康、學業，也不放心老人帶孩子，而她們又不像城市人可以僱人來照顧孩子——所以一邊打工、勞作，一邊要操心孩子，兩頭奔波。」董一格說。

整個社會也沒有提供有效的支援系統。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9年底的調查數據，中國0-3歲嬰幼兒的托育比例僅4.29%，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入托率為35%，瑞典、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更高達50%以上。

以瑞典為例，該國超過3%的GDP支出用於家庭福利政策，生育率較高（1.92），有孩子的女性就業比例高達83.5%，且兒童貧困率在歐盟中最低。在瑞典，除育兒津貼外，財政支出的較大比例用於托育、課後照顧等「去家庭化」的公共照料服務。瑞典也是第一個將產假延伸至男性的國家，目前是父母平分育兒假的獎勵制度——雙方休假時間越接近，得到的獎勵金越多。

先於母職的懲罰

為數眾多的未育女性，也因生育問題在職場中被刁難歧視。例如，一位上海女性在社交平台分享，在簽約的前一步被問及婚育狀況，她如實表示自己已婚未育、暫無生育計劃，卻被對方直接以「好的，抱歉」拒絕。

為了應付面試的婚育問題，社交媒體中湧現出一批編造已婚已育故事的分享。一位27歲、人生規劃是不婚不育的女性，回應婚育問題時，將一歲的姪女謊稱為自己所生。她還在分享中繼續鋪墊著：「一年後我計劃跟同事們說我離婚了，孩子判給男方，這樣我就能以遭遇了挫敗的婚姻生活、不再相信婚姻的人設，維持單身了。」

這樣做並非沒有風險。一位謊稱已婚已育的女性在社交平台說道，自己的謊言在背景調查中被揭穿，她沒有收到offer。

「中國沒有專門的反性別歧視條例去界定和規範雇主行為，因此招聘時詢問生育狀態非常普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蔡玉萍對端傳媒解釋，「譬如香港有《家庭崗位歧視條例》，雇主不可以在招聘時詢問婚育情況，這是不合法的。」

董一格結合中國生育保險和生育津貼的法律規定指出，生育津貼是在女職工生育享受產假時，獲得的工資性補償，也就是說，生育津貼的責任主體是用人單位——這也就導致了生育津貼越高，女性在就業方面可能遇到的歧視就越大。

「生育補貼政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在加劇性別固化。」董一格說。

目前，32個省市自治區的生育鼓勵政策中，普遍增長了女性產假，從《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的98天法定產假，增至158天到一年不等。北京為平的一位志願者也對端傳媒指出，延長產假（工資照發）的政策看似提高女性福利，實則有機會加劇職場性別歧視，迫使更多女性退回家庭。

早在二孩政策放開時，因生育政策放鬆出現的職場性別歧視就已真實地反應在了數據上。

在《生育政策放鬆對中國城鎮女性收入的影響》一文中，學者黃乾、晉曉飛發現，二孩等生育政策放鬆，導致25歲以下的年輕女性及未育女性收入明顯下降，強化了勞動市場的男性偏好和性別歧視。

復旦社會學系的研究員杜世超也在模型中演算出類似的結果，他還發現，私營部門中，有生育可能的職場女性每年較沒有生育可能的職場女性少賺5000元左右，公有部門這樣的現象則不太明顯。

「家庭」的想像

一眾發錢發券的生育鼓勵政策中，四川省放開非婚生子女生育登記的鬆動，顯得尤為特別。事實上，除四川外，廣東、陝西、安徽等地在修訂生育登記制度時，也都取消了結婚證的限制。

不過在董一格看來，這個舉措是出於「純功利的、促進人口增長的目的」，若此前提及的系統性性別歧視不解決，此政策也很難達到制定者設想的目標。她補充：「尤其諷刺的是，不久之前，各地還要向非婚生育者徵收高昂的社會撫養費。」

同樣諷刺的是，就在非婚生育看似鬆動的同時，北京的非婚媽媽Sophia因無法申領生育津貼和進行生育登記，而在8月3日起訴北京市衛健委。Sophia在一篇訪談中問到：「孩子是女人生的，不是結婚證生的，津貼是給媽媽的還是給老公的？為什麼我的工資一定得我有個男人才能給我？」

「非婚生育在東亞都很少，」人口學家王豐說，「西方很多國家實際上的婚姻變化（結婚率降低、離婚率升高）並沒有直接影響到生育，但東亞卻普遍認為，必須要有完整的家庭才能把孩子帶大。」

事實上，生育政策變動的同時，中國官方關於生育和家庭的宣傳也在悄悄發生著改變，但這些改變仍在「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的框架下，只增加了生育的孩子數量。

例如，小學課本封面的「三口之家」變成了「一家四口」，鄉鎮街道上的宣傳標語也從「只生一個好，政府幫養老」變成了「三個孩子就是好，不用國家來養老」。而官辦非政府組織中國計劃生育協會，也在二孩、三孩政策後，減少了有關避孕的推送與宣傳，「青年聯誼交友」、「新型婚育文化」成為各地方計生協新的宣傳主題。

在生育鼓勵政策與新的家庭想像宣傳如火如荼的另一邊，中國大陸開始愈發嚴苛地壓制女性不婚不育及LGBTQ的聲音。2023年七夕，北京拉拉沙龍、豌豆黃藝術小組、出色夥伴、兄弟盟、船思、無性戀之聲等6個性少數議題的微信公眾號被永久封禁。

受訪的學者們都表示，無法直接將有關部門對女權、酷兒群體的打壓與人口焦慮關聯起來，其中也涉及維穩等複雜因素。但學者董一格觀察到，互聯網上部分經濟學家、人口學家、或普通網友，對人口減少的討論的確會指向女權意識和性少數群體。

端傳媒也留意到，人民智庫、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國青年研究等官方智庫有關「青年生育觀」或「三孩輿情」的研究中，均提及「應注意近年來極端女權主義思潮在網絡平台混淆女性視聽」，並特別點名「不婚不育」的婚育觀念。

「功利地把女性和生育綁定在一起，是瀰漫在我們社會中的系統性問題。」董一格總結到。

生育一胎後不久，李璐在家人的反對聲中堅持上了節育環。

不久前，她跳槽去了外企，面試官很滿意她的經驗和能力，唯一的擔心是「生二胎」。李璐便將上節育環的醫院報告攤在桌子上，保證至少兩年內不會生育。

她很快順利入職，待遇是此前的3倍。

應受訪者要求，李莉、馬凡、李璐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