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受害人》：一部主旋律MeToo剧，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

权力不平等在主旋律中的第一次现身

在电视上看到《不完美受害人》的预告片，是一种十分割裂的体验：在通常被用为背景的屏幕上，突然了出现一个不知所措的女孩的脸，和几个被拼接在一起的、不同人对她的质问。通过包括“权力不平等”在内的几个关键词，这个快节奏的广告片告诉我，一个以职场性侵为主题的电视剧，正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和爱奇艺播出。看起来，一个屡次被封禁的题材，走上了一条主旋律之路。

故事从一个由第三方匿名报案的强奸案开始，受害人赵寻是董事长成功的女助理。她在警方、律师、施害人等几方的多次问话中时而肯定、时而否定。在侦查过程中，她又被发现在公司工作了仅三个月，就被调到了其他同事工作几年都达不到的职位，还曾收下很多董事长以公司名义为她购买的奢侈品，这一切都使得她成了一个“不完美受害人”。而成功作为性暴力的施害人，绝不是对赵寻的抵触一无所知，否则也不会多次以收买知情人等方式为自己掩护。甚至他自己也曾承认，他喜欢赵寻不仅仅因为赵寻年轻，而是喜欢看她“纠结的样子”。但成功仍然一次次以“赵寻没有反抗”为理由，拒绝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律师林阚是整个剧里最丰富的角色。她先利用赵寻的软弱，帮助成功摆脱强奸犯的罪名，也更加确立了自己在律师行业中的权威地位。但当她意识到，自己也是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性骚扰受害者，她又注销了律师证，帮助赵寻重新起诉成功的性骚扰。林阚在法庭上提到，“我们怕伤害我们的人，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求受害人解释为什么会受害，而加害人为何加害却无人问责，视为理所当然？”性侵从来都不只是关于性，而是关于权力。这是对于女权社群来说并不陌生的论述，也是《不完美受害人》得以理直气壮地表达的部分。林阚与赵寻，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恐弱”的心理，也最终一起面对了这一心理，这是剧情中最细腻的部分。
剧中卷入案件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想要维护的“体面”：对董事长来说权力，对受害人来说是刚刚开始的职业生涯，对律师来说是不会输的官司，对警官来说是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剧中人物名字的谐音也暗示了他们所代表的故事线，如林阚是“门里有个敢”，赵寻是在“找寻”，成功的目的是“成功”，匿名报警的尹声选择了“隐声”，等等。

导演和编剧有意让角色避免非黑即白，因此即使怀着善意的人也会有“作恶”的时刻，就像受害人赵寻的父母，也会在不堪邻居骚扰时说“早知道就让他（成功）包养了！”即使是作为反面出现的成功，编剧也曾提到，“我们想塑造一个非常有魅力、有权威的权力高位者，而不是把他妖魔化”。

“敢拍”是目前对这部剧最多的正面评价。这种“敢”指的是，片中大胆呈现了强奸案在刑事案件中的举证困难；公安系统中男性领导反复要求女性办案人员不要“性别决定立场”；小地方的警察与地方黑社会势力串通一气……以及，剧情中有许多情节都与现实中MeToo案形成了互文：法庭上缺席的被告对应的是朱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受害人酒后视频对应的是刘强东，认为大部分女性都不会拒绝、所以赵寻一定也愿意对应的是吴亦凡，以名誉侵权起诉受害人对应的是邓飞……

如此看来，这部剧的确是对MeToo中施害人的一次整体的回击。但为了能直面出这些权力的不平等以及法律的漏洞，它舍弃掉的是什么？

公共舆论中被沉默的大多数

《不完美受害人》舍弃得最多的，其实是在现实的MeToo中最重要的环节——受害人们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主动发声。两位编剧曾在采访中提到，她们看了2017年以来几乎所有关于性侵的媒体报道，但从剧情中可以看出，她们还是刻板印象化了受害人与媒体的互动，甚至是主动模糊掉了不同媒体之间分野，将媒体关注及舆论发酵，几乎等同于了施暴者的同谋。

片中每一个女性面对媒体和舆论时都是被动的：赵寻始终在躲；成功的妻子辛路，为了公司的利益，才在成功的安排下发布了一份表明夫妻关系融洽的声明；李怡作为与成功关系亲密的高管，是最主动与媒体联络的角色，但方式就是为成功买通媒体，泄漏受害人的隐私，制造对受害人不利的舆论；林阚曾反复劝说赵寻答应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方案，方案是签署一个期限为永远的“封口协议”。甚至回到整个剧的开头，第三方的匿名报案本身也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剧集的结尾处提到，赵寻继续向快讯网等多名被告发起了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诉讼。对赵寻的个案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合理又自我赋权的举动。但对于一部完整的电视剧来说，不提媒体与舆论的正面作用，只提媒体侵害隐私，则很明显是在将公共讨论排斥在剧情以外。

我们指出剧中媒体与公众作用的缺失，并不是想在曝光与沉默之间找到一个现实中的最优解，而是想看到受害人在与公众的互动中的能动性，以及想看到更多在法庭外所面临的困境。其实和法律一样，现实中的媒体对于性侵的报道也有其挑选的标准——你的事件是不是足够有代表性？能给现有的MeToo讨论增加新的维度吗？现在是不是讲这个议题的最佳时机？以及一个更残酷的事实是，虽然选择发声往往是受害人，事件是否能得到关注却更多是和施害人的知名度相关。同时，虽然在文化界的MeToo案例中，大多数参与讨论者已经能够理解受害人的处境，但一旦涉及到朱军、刘强东等更广为人知的公众人物，舆论则还是倾向于为施害人开脱，因此媒体的曝光也的确有可能带来进一步的伤害。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愿意站出来，她们的初衷可能很单纯——是不是只要我们再多讲一次，性暴力就会再减少一次？

在剧集的后半部分，赵寻和林阚终于勇敢地说出了“不”，却也只是说给了案件中的法官和被告。但MeToo想拒绝的难道只是这少数几个人吗？MeToo想拒绝的，是任何权力上位者都有可能去实施的暴力，想夺回的，是因公共讨论中对女性的污名化而被剥夺的话语权。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在司法领域里无法得到公正审判的事件，会被带到公共舆论场中解决。司法与舆论都是性侵维权的“公领域”，也始终都在相互影响。其实在剧中，赵寻已经说出了她感觉到被性骚扰、却没有离职的原因——“凭什么别人犯了错，要让我承担责任？像我犯了错一样。这次辞了，下次、下下次呢？又遇到同样的事情，我再牺牲掉自己的前途，躲避骚扰吗？”赵寻只把这句话说给了唯一信任她的同事陈默，但更进一步的诉求，已经在现实中被提出，正如“小默”在对史航的性侵指控中所写，“我们就是要微博升堂，因为核心诉求并不是法律制裁，而是揭穿他的嘴脸，让公论留在正义之士的心里。”

现在，连一部讲述“不完美受害者”的剧集本身，都要弱化讲述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困境。剧中的受害人们最终取得的胜利，既不是靠同温层的支持，也不是靠社会的关注，而是靠林阚这个知名律师和晏明这个办案组组长。这其实是很让我感到怀疑的——这样一种“以权制权”的结局，会不会只是一种“女性英雄主义”的叙事，而不是真正对于弱者的赋权？而我们之所以要不断讲述，就是想从一个人走向一个群体，即使我们没有遇到林阚，没有遇到晏明，仍然不会因“不完美”而被攻击。

被颠倒的公权与个体，平行时空中的性侵维权

除了对媒体、舆论作用的弱化以外，《不完美受害人》的另一个与现实脱节之处在于，编剧越是在法律上做了大量的功课，剧情就越像一个平行时空里的MeToo，一个理想化的维权样本。这里有受害人们在现实中经历过的一切困难，也有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一切支持，比如以女性警察为主导的办案过程，会想尽办法搜集对受害人有利的证据的警方，以及赵寻最终对成功性骚扰指控的成立。

有微博用户称，“如果这就是真实的公安机关问讯受害者的方式，我会害怕到退缩。”然而受害人们现实中会遇到的警方远比在剧中更有攻击性。差不多三年前，我看到过一篇关于大陆性侵报案困境的报道。文中的受访者提到，她报案的全程都没有女性警察在场，几位男性警察把她带到事发地点，让她重新演示一遍事发过程，并摆出当时的姿势供警方拍照。男性警察还加了受害者的微信，以收集证据为名，要求受害人把法医检查时的相关照片通过微信发给他。后来随着这家媒体的炸号，我找遍全网都没再找到这篇文章。

这几年里，罗翔、李莹、吕孝权等法律工作者都曾通过出书、接受采访等方式，教受害人如何为性侵取证，以及讨论强奸案的判定应采用什么样的原则。我当然相信这样的知识传播是必不可少的，但也经常会怀疑，这些知识在真实的报案过程中能起到的作用有多大。毕竟，即使你能预料到警方提出的一切质问，并为这些质问准备好如林阚的发言一般滴水不漏的回答，你也永远也猜不到，公权力有多少灰色地带可以操控。

剧中林阚在鼓励赵寻起诉成功性骚扰时提到，“我们的法律在进步”。这是一个拿得上台面的答案，可能正是这样的设定，才让它能够在大陆播出。一位律师也在微博上指出，“这部剧最大看点是反映了司法理念进步与落后社会观念的‘认知差’。”但现实中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剧中提到的法律的“进步”指的是现实中的《民法典》第1010条，“违揹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民法典》颁布于2020年，全球范围内MeToo运动开始的三年后，是大量的社会关注才推动了法律的进步。

除了被互换了的法律与公众的作用以外，剧情中对法庭上不公判决的呈现，也被解释为地方法庭受地方势力操控，因此只要上诉到更高一层的法院就会解决。但现实中的多个MeToo案件都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审理，却也未得到程序正义。在剧中，林阚帮助长时间被家暴的米芒为离婚收集证据，也在米芒因反抗而捅伤丈夫后，为她进行无罪辩护。但在现实中，法社会学家、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贺欣曾引用过美国学者Michelson的一项研究结论：如果离婚诉讼里面有一方提出家暴，并不会增加离婚的机会，甚至还有可能降低，尽管家暴是离婚的法定条件。贺欣认为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有家庭暴力的家庭，那些不愿意离婚的对方，通常是男性，他们可能都比较阴险、比较恶劣，手段比较毒辣。法官都不敢惹他们，所以往往会顺着他们的意思走。”

但为什么在审查下，剧中对媒体和法律的呈现都受到限制，而我们在前文中提到“权力滥用”、“恐弱”等议题却没有？因为去掉结构性因素后，“权力滥用”和“恐弱”也就被塑造成了个体的不完美、个体的道德瑕疵。最终实现了自我赋权的女性，会被视为个人命运发生了转折，而公共讨论、社群、公益机构的作用则被忽略。没能实现这一转变的女性，则会面临如剧中的受害人一般的、“不完美”的指责。

这种有选择的呈现，还会让个体去承担本应由公权力、由整个系统承担的责任。剧中的女性警察晏明，就认为是自己在初入职场时想要更严谨地完成工作，才导致了被她审讯过的性侵受害人自杀。当赵寻也企图自杀时，她也再次开始责问自己，是不是不该鼓励赵寻说出真相。在赵寻起诉成功性骚扰的案子胜诉后，晏明也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但下一个场景，也就是晏明在全剧的最后一个情节，却完全和性侵、权势压迫、法律的漏洞都脱离了关系——男同事提议让食堂做晏明最爱吃的四喜丸子，晏明嫌弃地说，“又食堂？”这种喜剧化的处理方式背后所掩盖的，是晏明用了七年的时间反思一个执法者应该怎么做，但指责过晏明的领导，以及检察院、法院，却都从未做出任何形式的道歉。这就像是公权力在对个体说：我们可以改变自身，前提是你们替我们认领错误。

其实《不完美受害人》本身并不是一个十分个人化的故事，而是以一种上帝视角记录多个角色的变化。但在日本，伊藤诗织一个人的故事被称为《日本之耻》，在大陆，如此多人的故事却还是称作《不完美受害人》。被隐去声音的是什么，可能在剧名里就已经有了答案。

对上安全，对下赋权

《不完美受害人》开播比《芭比》的上映只早了5天，而且《不完美受害人》是比《芭比》更贴近大陆女性的处境的。但直到它已经在爱奇艺全部上线，我仍然只能和极少数的朋友聊起它，这很有可能和性侵题材不便于制造热搜有关。它在豆瓣上的分数也是在大结局上线几天后才被显示，并且7.6的得分并不算高（几天后又下降到7.5）。越来越多“好羡慕刘奕君”、“成功真可怜”等对施暴者的共情，占据了评论区靠前的位置，对赵寻的理解和对自己遭遇性侵、性骚扰的分享，则被挤到了后面。

除了没有获得女权社群的站台，《不完美受害人》在现有讨论中话题的广度，也远不及《芭比》。在剧中，每个人物都完成了自身的转变，连成功都在最后时刻道了歉，虽然仍然不一定出于真心。在现实中却几乎看不到有评论说，自己原本对于“不完美受害人”的偏见发生了变化。这是为什么？

我们再回到剧中的几个女性角色，其实无论她们再怎么结成同盟，这几个人物的设定本身仍然带着某种“猎物”属性——赵寻年轻漂亮的外表，林阚在律师界的影响力，李怡对男性领导的维护和顺从，辛路在家庭中多年的隐忍和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这其实是一个更容易把观众推进“受害者有罪论”的设计，似乎只有带着这些特定标签的女性，才会被男性关注到，才会成为受害人。

同时，即使全剧都在强调权力滥用的后果，但这些权力最终指向的，却都只是资本，体现在角色上就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主要代理商业项目的律所以及掌握了地方势力的包工头。这其实也符合MeToo在大陆的处境——同样是权力不平等关系下的性侵，在涉及到体制（官媒、政界甚至高校）的维权会被严格限制，而对于流量明星的指控，比如吴亦凡，不仅不被限流，还会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当天、新疆乌鲁木齐封控区火灾的第二天，被放出案情的最新动态，用于转移舆论的焦点。

MeToo运动近年来在大陆举步维艰，但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正是这样的张力给了主旋律版MeToo剧创作空间。如今，通过《不完美受害人》所做出的取舍，公权力很可能是在暗示，在性别不平等的事实已无法遮蔽后，官方话语对性暴力议题的治理目标，已经不再是否认这些侵害现象的存在，而是要去争夺谁才能“救赎”当代女性。

《不完美受害人》的最终呈现的形态，是带着镣铐跳了一个还算标准的舞。用我朋友的一句话来说，它“对上安全，对下赋权”。但赋权很有可能是一个假象，因为它赋权的方式就是塑造林阚这样一个女性偶像——她在公权与公众之间游走得游刃有余，；她放弃了律师证这个“官方认证”，却仍能以一己之力对抗体制，且姿态高调，广受称赞。

但这样的人在现实中真的有可能存在吗？大陆近年来唯一高调与体制合作的女性权益倡导者是梁钰，但她的行动大多只停留在卫生巾互助等不涉及体制漏洞的范围内，而没有真正去推动体制的改变。而真正去弥补体制漏洞的机构，比如致力于消除性别暴力、关爱女性的公益项目“橙雨伞”，就在电视剧开播的第二天公众号炸号。这种只能由官方拯救的姿态，就像是将性侵维权视为一个不能被民间抢走的“铁饭碗”，只会让真正的受害人可依靠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少。

《不完美受害人》播出后我最警惕的是，它在官媒中占据的一席之地，会不会仍然只是一种让“不完美受害人”们经历了一切折磨后，才提供的“补偿”？就像是成功想将赵寻一家人送出国一样，是一种单方面要求的和解，没有给出不接受的选项。而且，这会不会只是官方对性暴力受害人们的一种委婉的“封口协议”——你们的要求我都接受，我们替你们把想说的都说了，你们能别再闹了吗？

从这种担忧出发，也许《不完美受害人》更适合对比的对象，并不是其他的女性剧，而是反腐剧。此类剧集存在的最大用途，既不是揭露社会不公现象（也可以揭露，但只能揭露已经被揭露的），也不是震慑潜在罪犯，而是让观众们相信，对黑恶势力的扫荡已经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全面胜利。

不过我仍然相信，妥协之下的发声也比不发声要好，所以还是在豆瓣上给了《不完美受害人》一个五星好评。毕竟，既然《不完美受害人》已经把那些在网络中被禁言的事件搬上了电视，那么它无法说出来的那部分“不”，不如就由我们来说。在表达本身受限的情况下，解读也可以填补另一半的自由。

在《不完美受害人》播出期间，中国首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研究与倡导的民间公益组织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已开通了“不完美受害人灰色地带·免费律师公益资讯援助热线”（010-84833270），为有需求的公众提供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