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为梦想而死，秉守重负，直至头颅化成骷髅”
如果 ChatGPT 能写诗，人类苦心孤诣的文艺创作还有什么价值？有说人工智能或能学会流行的格律与意象，却抓不住语言的奥妙、诗人灵动瞬逝的光芒，那最纯粹又跳脱叙述规范的幽微之美。但说诗人对机器无所畏惧，也许言之尚早。
本年三月在香港举行的亚洲电影大奖提名片单上，有这样一部貌似开宗名义走曲高和寡路线的电影《古来诗人皆寂寞》（Poet，2021）。电影来自华语观众罕闻的中亚国家哈萨克，跟导演达赫让·奥米巴夫（Darezhan Omirbayev）长长的俄语名字一样，半带晦涩陌生之味。
今年65岁的奥米巴夫是哈萨克电影新浪潮的旗手之一，1992年首次执导长片即在历史悠久的瑞士罗加诺影展获大奖。《古来诗人皆寂寞》问世于2021年，为他的第七部长片，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此片与他翌年制作的短片《Last Screening》双双省思文艺作品在疏离时代里疗愈心灵、洞明人世的力量。
“对我来说，电影语言关键在叙述形式，故事或主题倒是次要，这就好比古典歌剧，你欣赏的往往是作曲、旋律与歌声为先，而非歌词。”奥米巴夫如此向端传媒解释他历来深受欧洲经典电影作者影响的创作理念。“艺术里头的真实，跟生活里的真实，彼此有所不同。”这种对叙事语言本身的思考穿越影像与文字之别，在《古来诗人皆寂寞》里尤见层次：
奥米巴夫巧用画面和剪接，游移跳跃于过去与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既勾划现代诗人的困境与自处，也侧映本土语言文化的散迭与传承，严肃处有幽默，轻盈处有余韵，在留白与无形中尽见诗意。
从强权到科技，现代诗人难以容身？
“俄罗斯殖民哈萨克的历史是痛苦的，大举建立的俄语学校冲击我们的本土文化，到了现在又要面对英语的强势，例如在哈萨克第一大城市，不少行业和商店只用英语。”
电影主角Didar在报社当小小编辑，工余写诗，一份不得志的忧郁如影随行。某夜他带太太去一家以诗人为招徕的咖啡店晚餐，发现老板竟是他当年班上最优秀的同学，如今改行成了成功的饮食业商人，不禁自忖去开咖啡店可能的确比当一个无人问津的诗人更好；这桥段跟20年前由孟京辉执导、同样讲述现代诗人困境的《像鸡毛一样飞》里转行开黑鸡养殖场的诗人，有点异曲同工之趣。偶然之下，Didar 获邀去为工厂老板当“枪手”写文宣赚外快，帮助对方大搞形象工程，以示其家族身世显赫非凡之能事。这“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两难取舍，成为电影主要的叙事线之一。
片初有段数分钟长的场景，是 Didar 在办公室听著几位中年男同事一本正经地辩论哈萨克语言与诗文创作面对全球化的存在危机、哀叹现代诗人的挣扎，奥米巴夫本人也有客串其中。你一言我一语的连串对白与引语乍看似是为全片定调，然而这时众人的热议气氛却被进门的美艳女秘书戛然打断，几个正襟危坐的编辑立时吭声并悄悄打量女秘书，此前侃侃而谈的民族文化大义仿佛已浑然抛诸脑后。
谈到这一幕，奥米巴夫笑说这是现实中的正常反应，何不也干脆把它拍出来，但这幽默一笔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对这类书生自怜式长篇大论的调侃。如此，Didar的沉默和若有所思的神情也更令人细味，观众如同追随他的翩翩浮想，来回19世纪的哈萨克草原与现代城市景观之间。镜头一转，Didar化身因反对俄罗斯帝国殖民而被刺杀的传奇诗人马坎贝特·乌捷米索夫（Makhambet Otemisuly），在草原上怒视苍天，以诗歌独念未酬的革命大志、死去的义士战友、哈萨克人民被夺去的土地。
生于19世纪初的乌捷米索夫，诗作既传颂哈萨克的游牧传统文化（Kazakh一词有说可能来自古突厥语“浪游”之意），亦大胆批评俄罗斯侵略的不义。他并带头联同知识份子发动反俄起义，事败后流亡草原，最终因坚拒投诚而被亲俄的部落统治者杀害。
诗人之死也象征著本土语言文化被贬抑的命运：“俄罗斯殖民哈萨克的历史是痛苦的，大举建立的俄语学校冲击我们的本土文化，到了现在又要面对英语的强势，例如在阿拉木图（哈萨克第一大城市），不少行业和商店只用英语。”奥米巴夫说。事实上，哈萨克的殖民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影响至今深远：在2017年，哈萨克跟中亚邻国一样，在苏联解体后宣布把书写文本从西里尔字母过渡成拉丁字母，以此强调独立于俄罗斯的民族身份。这改变尤其受年轻一代支持。
同时，奥米巴夫深明强势语言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不谙英语的他须全程依赖其监制传译方能进行访问，作品自然也要依赖英语字幕方能呈现于海外观众眼前。“俄语文化的影响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好处，让我们接触到很多别国文化和重要的文艺作品，这也许跟英语对欧洲的影响差不多吧。”他认为历史的鸿流是无可逆转的，以二元眼光看待文化张力也不可取，创作人能做的就是去尽力传承自己的文化，同时灵巧地汲取外来启滴，以作品超越实体与想像的种种樊篱。
“如今，作家和诗人的空间确实越来越小，纯文字作品得到的重视大不如前⋯⋯”奥米巴米如此形容《古来诗人皆寂寞》的创作初衷。片中，电子荧幕的意象反复出现，有时像是片中人回避交流、越趋疏离的比喻，有时像是围困Didar的想像牢笼。观众或许会嫌这种对科技的呈现过于陈腐与老派，但从剧情叙事而言，奥米巴夫对现代科技的呈现，跟他对文化作品形式的流变的观察其实一致，强调的更多是片中人自觉无处容身的焦虑投射。
在翌年制作的短片《Last Screening》中，少年主角虽然沉迷在 Instagram 追看自己单恋的女同学照片，然而巴士车厢上有人捧书而读，有人用手机看经典电影人对谈片段，有人看新闻，有小孩共玩手机游戏，一切不过日常众生相一隅，无所谓好与坏。
“从前是文学作品影响电影创作，现在却是影像倒过来影响文艺创作，取以代之的是新的混合媒体形式。”奥米巴夫以谐音打趣笑说：“从前是谷腾堡（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者 Johannes Gutenberg），之后是祖克柏（Facebook 创办人 Mark Zuckerberg）。”
悲恸、荒诞，英雄诗人的前世今生
“在这满布谎言的世界，无人得以战胜”
Didar 逃离现实的“历史穿越”成为了他重思、体认己命的启蒙。奥米巴夫解释加入这段真实故事的缘起：“（乌捷米索夫）是很重要的历史人物，被斩首处决的残暴手段令人震惊。”然而乌捷米索夫死后名声不传，直至上世纪60至70年代才被追认为民族英雄。《古来诗人皆寂寞》的平行叙述段落讲述英雄的重葬计划拖延多年未能成事，遗骸曾被迫存放在简陋又封尘的私人货仓长达17年，这在奥米巴夫形容为“耻辱”的经过，正好再现这段迟来的历史肯定。
片中叙述乌捷米索夫流亡后被残忍杀害的细节，都忠于史实记载，不过奥米巴夫舍去了耸动的血腥惨状，以极富感染力的画面间接道出英雄之死的悲壮——部落领袖在营外清洗过淌血的匕首就率领马队仓促而去，落日草原上扬起滚滚黄沙；妻子嚎哭之声自画外响起，却见幼女默然跪地，徐徐转过头来，直视观众。士可杀，尊严却不灭，乌捷米索夫在牧民间化成传说，年复一年流传。
英雄落葬之处了无墓碑，乌捷米索夫的骸骨在60年代草草被挖，并长期被当成垃圾一样寄存货仓，奥米巴夫糅合了诗意与黑色幽默，拍出了这经过的荒诞与凄凉。三个西装钝汉在车上欢快念起英雄的诗句——“他将为梦想而死，秉守重负，直至头颅化成骷髅”——明明字字铿锵，却诵之无物，他们既然不懂得诗人之志，自然也没想通重葬所为何事。
如此十多年过去，画面上的钝汉长出了白发，当天的风发意气不复见，在暗黑的仓库里静静凝视箱中骸骨，方才盖上箱子并关门离去。奥米巴夫的嘲讽中有种温柔，像是明暸凡人之限，也寄意高贵而猝殁的生命总有一天会重光出土，再次被后人悼念，尽管这迟到了过百年，一如那只匍匐穿越草原的乌龟，见证著生者的虚妄与愚昧。“在开拍前，我们特意去了他在西部重葬之处的纪念陵墓，征求他的同意让我们拍摄。”
来到片末，象牙白的陵墓如今伫立于草原上的大道旁，镜头在萧瑟的风声下缓缓凝望墙上铭刻，但见字幕文字如此作结：“在这满布谎言的世界，无人得以战胜”。然而这话也仿佛正言若反，肯定了故事得以传颂的力量。
觉悟始于独行
虽然剧情的调子好像很苍凉，但他从来都是想拍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
除了历史英雄的故事，奥米巴夫也借来了德语作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又译赫尔曼·黑塞）写于1912年的短篇小说〈文学晚会〉（The Author’s Evening，见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本），改编成全片一个最动人的段落。
戏中，Didar受邀到另一个城市主持读诗会，抵达后却发现偌大的礼堂席上空空如也，只有一位年轻女子。女子见状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是Didar的诗句助她熬过生活最艰难的日子，感激他在艰难的时代忠于作为诗人的选择。始终寡言的Didar在回程的过夜火车上打电话给工厂老板的接头人，正式推掉宣传稿的邀约。寥寥数语并无晓以大义，身外荣辱毕竟如浮云，Didar大概体认到与众生同行的卑微，不再执著去诘问诗人何所为。
这种无声的相遇相知，在《Last Screening》中有所延续。片中寂寞少年下课后独自去看电影，戏院里传来法国诗人与电影制作人米榭·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独白，细说著为理想倾注己身的代价是孤独，犹如置身“宏伟却空荡荡的建筑物里，穿越一个个空无一人的大堂，只能听见脚步声的回音”。散场之际只剩下少年与老伯，二人在戏院外默然相视，未发一言，复又各自在雪落下的黑夜中独行远去。陌生的心灵因触动于共时而不再孤单，即使它瞬逝而不可即，一如诗意和生命的秘密般难以言传。
奥米巴夫说，拈来赫塞文本乃“天意安排”。事缘数年前他在瑞士南部的卢加诺（Lugano）举办摄影展，偶然发现该市设有赫塞纪念馆，展出其手稿、画作与遗物。参观过馆藏并回到哈萨克后一个星期，他在阿拉木图一家书局意外看到赫塞短篇小说结集译本。他说，年轻时虽然拜读过赫塞的长篇作品，却从没读过其短篇小说，读罢印象深刻，于是把这故事写进去剧本里头。
但奥米巴夫也动手把原著的细节改写。比如原著中的作家对无人出席读诗会明言失望，又自夸文学家，暗示自己有别于歌舞演员；在协会理事家中作客时暗中瞧不起主人家没文化，又被对方饲养的笼中鹦鹉“嘲笑”。相比起来，Didar明显温文沉著得多，电影的梦境处理，也更反映他对诗人身份“不合时宜”的自觉。“（原著）的视野过于悲观，我没法子照著做。而且哈萨克人很少养鹦鹉，于是我把牠改成电视机上谈及基层工人诉求的新闻片段，以此突显世情的真实一面，也希望它能更贴近现实。”
奥米巴夫说，虽然剧情的调子好像很苍凉，但他从来都是想拍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这是为什么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是Didar那班火车上那对母亲与幼子同床酣睡的画面。”正如戏中的诗人咖啡店里有喃喃念诗的厨师，《Last Screening》戏院机房里有投入读小说的放映师，奥米巴夫镜头下的希望，跟Didar清晨写作时溜进客厅的日光、火车长廊尽处的微弱光芒一样，不声张、不起眼，却恰如其份，萤萤晃动而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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