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將為夢想而死，秉守重負，直至頭顱化成骷髏」
如果 ChatGPT 能寫詩，人類苦心孤詣的文藝創作還有什麼價值？有說人工智能或能學會流行的格律與意象，卻抓不住語言的奧妙、詩人靈動瞬逝的光芒，那最純粹又跳脫敘述規範的幽微之美。但說詩人對機器無所畏懼，也許言之尚早。
本年三月在香港舉行的亞洲電影大獎提名片單上，有這樣一部貌似開宗名義走曲高和寡路線的電影《古來詩人皆寂寞》（Poet，2021）。電影來自華語觀眾罕聞的中亞國家哈薩克，跟導演達赫讓·奧米巴夫（Darezhan Omirbayev）長長的俄語名字一樣，半帶晦澀陌生之味。
今年65歲的奧米巴夫是哈薩克電影新浪潮的旗手之一，1992年首次執導長片即在歷史悠久的瑞士羅加諾影展獲大獎。《古來詩人皆寂寞》問世於2021年，為他的第七部長片，榮獲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此片與他翌年製作的短片《Last Screening》雙雙省思文藝作品在疏離時代裡療癒心靈、洞明人世的力量。
「對我來說，電影語言關鍵在敘述形式，故事或主題倒是次要，這就好比古典歌劇，你欣賞的往往是作曲、旋律與歌聲為先，而非歌詞。」奧米巴夫如此向端傳媒解釋他歷來深受歐洲經典電影作者影響的創作理念。「藝術裡頭的真實，跟生活裡的真實，彼此有所不同。」這種對敘事語言本身的思考穿越影像與文字之別，在《古來詩人皆寂寞》裡尤見層次：
奧米巴夫巧用畫面和剪接，游移跳躍於過去與現在、夢境與現實之間，既勾劃現代詩人的困境與自處，也側映本土語言文化的散迭與傳承，嚴肅處有幽默，輕盈處有餘韻，在留白與無形中盡見詩意。
從強權到科技，現代詩人難以容身？
「俄羅斯殖民哈薩克的歷史是痛苦的，大舉建立的俄語學校衝擊我們的本土文化，到了現在又要面對英語的強勢，例如在哈薩克第一大城市，不少行業和商店只用英語。」
電影主角Didar在報社當小小編輯，工餘寫詩，一份不得志的憂鬱如影隨行。某夜他帶太太去一家以詩人為招徠的咖啡店晚餐，發現老闆竟是他當年班上最優秀的同學，如今改行成了成功的飲食業商人，不禁自忖去開咖啡店可能的確比當一個無人問津的詩人更好；這橋段跟20年前由孟京輝執導、同樣講述現代詩人困境的《像雞毛一樣飛》裡轉行開黑雞養殖場的詩人，有點異曲同工之趣。偶然之下，Didar 獲邀去為工廠老闆當「槍手」寫文宣賺外快，幫助對方大搞形象工程，以示其家族身世顯赫非凡之能事。這「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兩難取捨，成為電影主要的敘事線之一。
片初有段數分鐘長的場景，是 Didar 在辦公室聽著幾位中年男同事一本正經地辯論哈薩克語言與詩文創作面對全球化的存在危機、哀歎現代詩人的掙扎，奧米巴夫本人也有客串其中。你一言我一語的連串對白與引語乍看似是為全片定調，然而這時眾人的熱議氣氛卻被進門的美艷女秘書戛然打斷，幾個正襟危坐的編輯立時吭聲並悄悄打量女秘書，此前侃侃而談的民族文化大義彷彿已渾然拋諸腦後。
談到這一幕，奧米巴夫笑說這是現實中的正常反應，何不也乾脆把它拍出來，但這幽默一筆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對這類書生自憐式長篇大論的調侃。如此，Didar的沉默和若有所思的神情也更令人細味，觀眾如同追隨他的翩翩浮想，來回19世紀的哈薩克草原與現代城市景觀之間。鏡頭一轉，Didar化身因反對俄羅斯帝國殖民而被刺殺的傳奇詩人馬坎貝特·烏捷米索夫（Makhambet Otemisuly），在草原上怒視蒼天，以詩歌獨念未酬的革命大志、死去的義士戰友、哈薩克人民被奪去的土地。
生於19世紀初的烏捷米索夫，詩作既傳頌哈薩克的游牧傳統文化（Kazakh一詞有說可能來自古突厥語「浪遊」之意），亦大膽批評俄羅斯侵略的不義。他並帶頭聯同知識份子發動反俄起義，事敗後流亡草原，最終因堅拒投誠而被親俄的部落統治者殺害。
詩人之死也象徵著本土語言文化被貶抑的命運：「俄羅斯殖民哈薩克的歷史是痛苦的，大舉建立的俄語學校衝擊我們的本土文化，到了現在又要面對英語的強勢，例如在阿拉木圖（哈薩克第一大城市），不少行業和商店只用英語。」奧米巴夫說。事實上，哈薩克的殖民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化影響至今深遠：在2017年，哈薩克跟中亞鄰國一樣，在蘇聯解體後宣佈把書寫文本從西里爾字母過渡成拉丁字母，以此強調獨立於俄羅斯的民族身份。這改變尤其受年輕一代支持。
同時，奧米巴夫深明強勢語言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不諳英語的他須全程依賴其監製傳譯方能進行訪問，作品自然也要依賴英語字幕方能呈現於海外觀眾眼前。「俄語文化的影響確實為我們帶來了好處，讓我們接觸到很多別國文化和重要的文藝作品，這也許跟英語對歐洲的影響差不多吧。」他認為歷史的鴻流是無可逆轉的，以二元眼光看待文化張力也不可取，創作人能做的就是去盡力傳承自己的文化，同時靈巧地汲取外來啟滴，以作品超越實體與想像的種種樊籬。
「如今，作家和詩人的空間確實越來越小，純文字作品得到的重視大不如前⋯⋯」奧米巴米如此形容《古來詩人皆寂寞》的創作初衷。片中，電子熒幕的意象反覆出現，有時像是片中人迴避交流、越趨疏離的比喻，有時像是圍困Didar的想像牢籠。觀眾或許會嫌這種對科技的呈現過於陳腐與老派，但從劇情敘事而言，奧米巴夫對現代科技的呈現，跟他對文化作品形式的流變的觀察其實一致，強調的更多是片中人自覺無處容身的焦慮投射。
在翌年製作的短片《Last Screening》中，少年主角雖然沉迷在 Instagram 追看自己單戀的女同學照片，然而巴士車廂上有人捧書而讀，有人用手機看經典電影人對談片段，有人看新聞，有小孩共玩手機遊戲，一切不過日常眾生相一隅，無所謂好與壞。
「從前是文學作品影響電影創作，現在卻是影像倒過來影響文藝創作，取以代之的是新的混合媒體形式。」奧米巴夫以諧音打趣笑說：「從前是谷騰堡（歐洲活字印刷術發明者 Johannes Gutenberg），之後是祖克柏（Facebook 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悲慟、荒誕，英雄詩人的前世今生
「在這滿佈謊言的世界，無人得以戰勝」
Didar 逃離現實的「歷史穿越」成為了他重思、體認己命的啟蒙。奧米巴夫解釋加入這段真實故事的緣起：「（烏捷米索夫）是很重要的歷史人物，被斬首處決的殘暴手段令人震驚。」然而烏捷米索夫死後名聲不傳，直至上世紀60至70年代才被追認為民族英雄。《古來詩人皆寂寞》的平行敘述段落講述英雄的重葬計劃拖延多年未能成事，遺骸曾被迫存放在簡陋又封塵的私人貨倉長達17年，這在奧米巴夫形容為「恥辱」的經過，正好再現這段遲來的歷史肯定。
片中敘述烏捷米索夫流亡後被殘忍殺害的細節，都忠於史實記載，不過奧米巴夫捨去了聳動的血腥慘狀，以極富感染力的畫面間接道出英雄之死的悲壯——部落領袖在營外清洗過淌血的匕首就率領馬隊倉促而去，落日草原上揚起滾滾黃沙；妻子嚎哭之聲自畫外響起，卻見幼女默然跪地，徐徐轉過頭來，直視觀眾。士可殺，尊嚴卻不滅，烏捷米索夫在牧民間化成傳說，年復一年流傳。
英雄落葬之處了無墓碑，烏捷米索夫的骸骨在60年代草草被挖，並長期被當成垃圾一樣寄存貨倉，奧米巴夫糅合了詩意與黑色幽默，拍出了這經過的荒誕與淒涼。三個西裝鈍漢在車上歡快唸起英雄的詩句——「他將為夢想而死，秉守重負，直至頭顱化成骷髏」——明明字字鏗鏘，卻誦之無物，他們既然不懂得詩人之志，自然也沒想通重葬所為何事。
如此十多年過去，畫面上的鈍漢長出了白髮，當天的風發意氣不復見，在暗黑的倉庫裡靜靜凝視箱中骸骨，方才蓋上箱子並關門離去。奧米巴夫的嘲諷中有種溫柔，像是明暸凡人之限，也寄意高貴而猝歿的生命總有一天會重光出土，再次被後人悼念，儘管這遲到了過百年，一如那隻匍匐穿越草原的烏龜，見證著生者的虛妄與愚昧。「在開拍前，我們特意去了他在西部重葬之處的紀念陵墓，徵求他的同意讓我們拍攝。」
來到片末，象牙白的陵墓如今佇立於草原上的大道旁，鏡頭在蕭瑟的風聲下緩緩凝望牆上銘刻，但見字幕文字如此作結：「在這滿佈謊言的世界，無人得以戰勝」。然而這話也彷彿正言若反，肯定了故事得以傳頌的力量。
覺悟始於獨行
雖然劇情的調子好像很蒼涼，但他從來都是想拍一個關於希望的故事。
除了歷史英雄的故事，奧米巴夫也借來了德語作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又譯赫爾曼·黑塞）寫於1912年的短篇小說〈文學晚會〉（The Author’s Evening，見上海譯文出版社譯本），改編成全片一個最動人的段落。
戲中，Didar受邀到另一個城市主持讀詩會，抵達後卻發現偌大的禮堂席上空空如也，只有一位年輕女子。女子見狀站起來結結巴巴地說，是Didar的詩句助她熬過生活最艱難的日子，感激他在艱難的時代忠於作為詩人的選擇。始終寡言的Didar在回程的過夜火車上打電話給工廠老闆的接頭人，正式推掉宣傳稿的邀約。寥寥數語並無曉以大義，身外榮辱畢竟如浮雲，Didar大概體認到與眾生同行的卑微，不再執著去詰問詩人何所為。
這種無聲的相遇相知，在《Last Screening》中有所延續。片中寂寞少年下課後獨自去看電影，戲院裡傳來法國詩人與電影製作人米榭·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獨白，細說著為理想傾注己身的代價是孤獨，猶如置身「宏偉卻空蕩蕩的建築物裡，穿越一個個空無一人的大堂，只能聽見腳步聲的回音」。散場之際只剩下少年與老伯，二人在戲院外默然相視，未發一言，復又各自在雪落下的黑夜中獨行遠去。陌生的心靈因觸動於共時而不再孤單，即使它瞬逝而不可即，一如詩意和生命的秘密般難以言傳。
奧米巴夫說，拈來赫塞文本乃「天意安排」。事緣數年前他在瑞士南部的盧加諾（Lugano）舉辦攝影展，偶然發現該市設有赫塞紀念館，展出其手稿、畫作與遺物。參觀過館藏並回到哈薩克後一個星期，他在阿拉木圖一家書局意外看到赫塞短篇小說結集譯本。他說，年輕時雖然拜讀過赫塞的長篇作品，卻從沒讀過其短篇小說，讀罷印象深刻，於是把這故事寫進去劇本裡頭。
但奧米巴夫也動手把原著的細節改寫。比如原著中的作家對無人出席讀詩會明言失望，又自誇文學家，暗示自己有別於歌舞演員；在協會理事家中作客時暗中瞧不起主人家沒文化，又被對方飼養的籠中鸚鵡「嘲笑」。相比起來，Didar明顯溫文沉著得多，電影的夢境處理，也更反映他對詩人身份「不合時宜」的自覺。「（原著）的視野過於悲觀，我沒法子照著做。而且哈薩克人很少養鸚鵡，於是我把牠改成電視機上談及基層工人訴求的新聞片段，以此突顯世情的真實一面，也希望它能更貼近現實。」
奧米巴夫說，雖然劇情的調子好像很蒼涼，但他從來都是想拍一個關於希望的故事：「這是為什麼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是Didar那班火車上那對母親與幼子同床酣睡的畫面。」正如戲中的詩人咖啡店裡有喃喃唸詩的廚師，《Last Screening》戲院機房裡有投入讀小說的放映師，奧米巴夫鏡頭下的希望，跟Didar清晨寫作時溜進客廳的日光、火車長廊盡處的微弱光芒一樣，不聲張、不起眼，卻恰如其份，螢螢晃動而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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