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饺报纸与战争图书馆：我在第17届伊斯坦堡双年展看到的抵抗方式

我在疫情解封后踏上欧洲大陆，为亲炙久违的双年展与各大美术机构展览，从伦敦、威尼斯、雅典一路向东，来到伊斯坦堡。第17届伊斯坦堡双年展由跨领域跨地域的三位策展人组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当代艺术中心馆长乌特．梅塔．鲍尔（Ute Meta Bauer）、擅长以影像与多重装置探讨权力、暴力与正义政治的印度艺术家 Amar Kanwar，以及长年关注东南亚现当代艺术的艺评与策展人郑大卫（David Teh）。

当下世界，各地各种名目的双年展早已深深与资本市场扣接，主张及实现庞大视觉奇观的国际双年展非常多，但这次伊斯坦堡双年展则有些不同，它以小而发散的游击策略，想达到策展人们称之为“堆肥”的社会效应：参与展览的个人或团队都被冠以“贡献者”（contributor）而非“艺术家”之名，他们长期投入的各项计划藉著展览、出版、对话与现场活动，散落呈现于伊斯坦堡城市间的医院、大学、餐厅、甚至土耳其浴场。策展方面是想通过这样的实践，激发对公众议题的更多关注与讨论，试图松动个体彼此之间、以及个体与世界既有的互动方式。

这样的企图自然无法与双年展举办地的社会与政治状态脱钩，展览论述有一段这么写著：“当我们的沟通管道变为仅是操弄的工具”，“另类的思考形式、说话与实践，像是诗、电影、声音，能否让我们接收资讯，保持一颗对公众事务警醒的脑袋?”

在强人总统艾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过去20年的掌权下，土耳其的言论与新闻自由越来越限缩。2016年7月土耳其军方内部派系企图推翻总统艾尔多安未遂的军事政变后，接受政府调查、被起诉甚至入狱的记者数量更是骤增，整个媒体与文化圈已然形成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艾尔多安所创建的正义与发展党也积极脱离世俗化的土耳其，朝向伊斯兰化。我在某个阳光晴朗的正午时分踏进圣索菲亚博物馆，却发现里头正进行著穆斯林礼拜，女性更是被挤在仅有1/4大小的空间，原来这个理应是象征多元宗教融合精神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已在2020年7月，被艾尔多安正名回“清真寺”。

水饺报纸

“压迫的政权不只侵犯了我们的权利，更往往一并带走了我们对于新的、有创造性的抵抗方式的想像力。”

双年展贡献者之一《Manti Post》，水饺报─一份安静躺在各个展场供取阅、上面印著满满饺子的报纸，就是从言论审查的困境中长出的产物。

Manti，是水饺的土耳其语。故事要从另一份报纸的诞生先谈起，1996年，长年推动土耳其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亚美尼亚裔作家与记者Hrant Dink，与友人们创办了一份《犁沟报》（Agos Newspaper），这是第一份以土耳其语与亚美尼亚语刊出的双语周报。“Agos”这个词在这两种语言中，指的都是土壤中被犁掘开、以腾出来播种的空间。除了命名带著合作的象征，《犁沟报》也肩负了将土耳其内的亚美尼亚社群团结起来、将亚美尼亚的文化与历史分享传播出去的使命。

1915年至1917年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至今在土耳其仍是不被承认的历史，但Dink对此历史事件的发言与倡议屡屡碰触这道危险的红线，包括强调应将讨论关注点也放在幸存者身上，承认双方皆有其荣耀，而非仅是撕裂性地强调死亡人数；他也呼吁应将幸存者议题纳入除了政府与官方定论以外的出版。

尽管从未意在煽动任何对立，Dink一直是右翼政府与极端分子的威胁对象，2007年1月的一个寻常早晨，Dink在踏入报社门口时被枪杀身亡，扣下板机的是一名17岁的青年Ogun Samast，因为犯案时尚年轻，政府牵涉其中的阴谋论甚嚣尘上，而真相至今仍未彰显。

同年，以Hrant Dink为名的纪念基金会成立、以完成他未竟的使命。基金会成立以来，陆续在土耳其的各个城市举办讨论不同城市社会、经济与文化交流历史的国际论坛。然而，当这个国际论坛于2019年10月于中部大城开塞利（Kayseri）预定举办的前一日，被开塞利政府宣布禁止于该地举办；基金会决定移师转往伊斯坦堡举办时，再度被当地政府阻挡。这是基金会的国际论坛推动12年以来首次被迫中断，这番遭遇也说明了土耳其近年来公民社会空间的严重限缩。

面对莫名且突来的禁止，基金会团队带著27位国内外受邀参与论坛的学者，苦思除了发表声明的举措以外，还能如何在绝望中疗愈自己，进而团结所有人。后来他们想到，既然在开塞利与伊斯坦堡都无法举办学术论坛，那就找出另类的方法，而开塞利著名的水饺于是成为众人的指引。2019年10月26日，基金会现址上演了一场欢腾的开塞利水饺节，超过五百位参与者，忙著揉面团、捏面团、烹煮，还有亲子工作坊、汇聚饮食文化学者的开塞利饮食座谈，以及振奋人心的开塞利民谣演奏。

这些被迫伊斯兰化、有著共同命运的女性，彼此分享交换的，是私密的庆祝传统，也是虽然无声、却能团结起来的抵抗。

摊开眼前这份《水饺报》，序言介绍了水饺节的始末，接续展开围绕这款美食的12篇文章，题材多样，从自身生命经历与家族故事，到水饺作为开塞利代表食物的社会学视角，抑或是水饺作为慢活永续的饮食运动等，读者在字里行间也能以想像力体会历史的丰富滋味。作为律师与人权运动者的Fethiye Çetin在第一篇文章中写到：

“压迫的政权不只侵犯了我们的权利，更往往一并带走了我们对于新的、有创造性的抵抗方式的想像力。许多人不顾一切地为了坚守自己的立足之地，忘了要团结起来，一起挑战压迫者。站稳脚步固然重要，但找出克服危机的方法，才能向前迈进。”

原来，饺子在土耳其，从其存在，到如何融入当地饮食生活的历史，就是文化多样的最好证明。依据纪载，水饺最早可能是在13世纪亚美尼亚与蒙古的文化互动下来到土耳其的。也有另一说是蒙古人在13世纪侵略中国、中亚、俄罗斯、东欧与伊朗后，掀起一系列东亚（多为中华）文化影响丝路西部的浪潮，其中包括一种来自中国的大型饺子，是在14、15世纪时自中亚传播到今日的土耳其。

几世纪以来，不同信仰与语言的人在安那托利亚共同生活，在日常饮食中形塑文化多元的基石。而位于内陆的开塞利长久以来是非穆斯林人口的重镇，其中大多数是亚美尼亚人，Manti就是在这个经济与文化高度多元之处，出现于亚美尼亚、穆斯林与希腊人的餐桌，世代流传下来，成为今日开塞利著名地方菜。

饺子是不怕被审查或抹除的活历史。Fethiye Çetin在那篇文章中谈到她的回忆录《我的祖母》，当她的祖母在1915年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中，为求生存被迫放弃姓名、信仰与语言，一种共有的回忆与默契在漫长时间里早已悄悄穿透枪口与墙壁，串起了一张张餐桌。直到Fethiye在祖母过世多年，有一次与一间亚美尼亚书店的老板Hasan聊起相识的家族，发现两人的童年记忆中，彼此串门子时会互相招待同一种带著复活节象征的çörek面包。这些被迫伊斯兰化、有著共同命运的女性，彼此分享交换的，是私密的庆祝传统，也是虽然无声、却能团结起来的抵抗。

雪地里的足迹

“那些当年的年轻人并非不愿意说，他们只是在等待有人走到面前问他们，我们记者就是要当发问的那个人。”

我是在双年展亚洲区的其中一个展场，遇见了记者Çiğdem Öztürk。造访之际，有数人正围著大书桌工作、闲谈，几只与人亲暱的猫儿自在穿梭其中。这里是“arthereistanbul”，由叙利亚艺术家Omar Barakdar于2014年成立。Omar在2012年逃离叙利亚战争，来到土耳其，希望借由成立这个空间，提供与他同样在家乡面临战争的艺术家一个可以安心工作生活、在新的此地（here）落脚、并得到连结的空间。

书桌另一边的书架，即是Çiğdem与Omar合作的战争图书馆计划〈足迹〉(Footsteps)，陈列著数百本关于战争经验的土耳其与阿拉伯文书籍。当资讯全球化的今日，每分钟刷新的新闻事件争抢著读者的目光，当“主流”的战争因对停战的几乎绝望而从头版悄悄褪去，长年关注人权、女性运动、反抗歧视的Çiğdem选择投身自身土地未被说清的晦暗历史。她想了解，位在新闻边陲地带、且已过了“时效期”的战争故事，是如何紧紧跟随至今，影响了当下的生活。

〈足迹〉提供了对话管道，包括线上聚会、读书会、音乐、声音节目等，在双年展举办的两个月内频繁举行。2022年11月一场书本分享会上，Çiğdem邀请记者纳迪尔·马特 （Nadire Mater）重新检视其1999年出版的著作《穆罕默德之书》（Mehmed’s book），该书收集了42位1984-1998年在土耳其东南方库德斯坦地区从军者的口述经验，以此映照残留在今日的土耳其社会中，杀害女性与心理健康恶化等等的社会问题。

土耳其东南境的库德族是该国最大的少数族群，在历史上始终为独立而奋斗，也一直被镇压。1980年代，刚创建的库德斯坦工人党与执政党军队冲突不断；Mater指出，随后的1990至2000年间，至少有36位记者在库德斯坦被杀害，仅在1992年就有13人。1998年，在这14年间服兵役的国民已达50万人之多，但那个断片的时代发生了什么，却始终乏人问津，也因此幸存者见证的经历更应该被记录。“那些当年的年轻人并非不愿意说，他们只是在等待有人走到面前问他们，我们记者就是要当发问的那个人。”

如同所有来到arthereistanbul分享文字与话语的书与人，计划名称〈足迹〉背后也有个深刻的故事。这个命名灵感来自罗马尼亚裔作家Herta Müller的《呼吸秋千》一书，这本书追溯了作者Herta的母亲的生命经历。在二战后，许多德裔罗马尼亚人被迫驱逐到苏联的劳改营，其中包括Herta的母亲与此书的共同作者，诗人Oskar Pastior。书里的人物诉说藏身邻居花园的地洞中，却在雪地中暴露了为自己偷带食物的母亲的足迹，只得从窝藏的地方自愿走出来，去到一个被奴役、充满饥饿与劳苦的世界。

Çiğdem表示，在双年展计划的讨论最初期，就已确定了〈足迹〉这个名称。对他们而言，这本书一路指引他们的计划，不管是图书馆书目，还是在展期间举办的各种活动。“当我们想到战争，往往以为一切只有苦痛与创伤，但我们想呈现的是，在战争的某些时候，人们还是会有聚会，会歌唱，甚至还会举办婚礼。我们希望〈足迹〉也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被认识。因为没有任何足迹是相同的，也没有任何战争的经验是相同的。”

“当我们想到战争，往往以为一切只有苦痛与创伤，但我们想呈现的是，在战争的某些时候，人们还是会有聚会，会歌唱，甚至还会举办婚礼。”

第二度与Çiğdem见面，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端的欧洲区。Çiğdem领著我到一间咖啡店，有位他熟识的艺术家朋友正在咖啡店的墙面进行插画，我从hashtag中认出，他画的正是当下如火如荼的伊朗阿米尼抗争。艺术家Tan Cemal以一笔到底的手法，将一双双手串联起，以支撑著画面上方像是长著翅膀的一团火，这火中有著对基本权利的诉求，与或许能将冰雪融化的欲望情感，就算被压迫的人从此低头不语，仍有努力的人举手发问，在雪地中追寻足迹，把故事收集、书写传唱下去。

“我们一直在找寻向这个世界诉说真相的不同方式。”双年展总监Bige Örer说道，当传统资讯来源管道失去传递的自由，我们依旧有很多方式可以发出我们的声音。无论是因为一场包水饺的聚会，还是来到战争图书馆阅读而相遇，我们总是能听到、看到一些勇敢女性的故事，那些独白般的娓娓叙事，不若刚硬激烈的前线战场，却总能一起突破种种困难，将那柔软却坚韧的力量绵延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