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餃報紙與戰爭圖書館：我在第17屆伊斯坦堡雙年展看到的抵抗方式

我在疫情解封後踏上歐洲大陸，為親炙久違的雙年展與各大美術機構展覽，從倫敦、威尼斯、雅典一路向東，來到伊斯坦堡。第17屆伊斯坦堡雙年展由跨領域跨地域的三位策展人組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代藝術中心館長烏特．梅塔．鮑爾（Ute Meta Bauer）、擅長以影像與多重裝置探討權力、暴力與正義政治的印度藝術家 Amar Kanwar，以及長年關注東南亞現當代藝術的藝評與策展人鄭大衛（David Teh）。

當下世界，各地各種名目的雙年展早已深深與資本市場扣接，主張及實現龐大視覺奇觀的國際雙年展非常多，但這次伊斯坦堡雙年展則有些不同，它以小而發散的游擊策略，想達到策展人們稱之為「堆肥」的社會效應：參與展覽的個人或團隊都被冠以「貢獻者」（contributor）而非「藝術家」之名，他們長期投入的各項計畫藉著展覽、出版、對話與現場活動，散落呈現於伊斯坦堡城市間的醫院、大學、餐廳、甚至土耳其浴場。策展方面是想通過這樣的實踐，激發對公眾議題的更多關注與討論，試圖鬆動個體彼此之間、以及個體與世界既有的互動方式。

這樣的企圖自然無法與雙年展舉辦地的社會與政治狀態脫鉤，展覽論述有一段這麼寫著：「當我們的溝通管道變為僅是操弄的工具」，「另類的思考形式、說話與實踐，像是詩、電影、聲音，能否讓我們接收資訊，保持一顆對公眾事務警醒的腦袋?」

在強人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過去20年的掌權下，土耳其的言論與新聞自由越來越限縮。2016年7月土耳其軍方內部派系企圖推翻總統艾爾多安未遂的軍事政變後，接受政府調查、被起訴甚至入獄的記者數量更是驟增，整個媒體與文化圈已然形成一種自我審查的氛圍。艾爾多安所創建的正義與發展黨也積極脫離世俗化的土耳其，朝向伊斯蘭化。我在某個陽光晴朗的正午時分踏進聖索菲亞博物館，卻發現裡頭正進行著穆斯林禮拜，女性更是被擠在僅有1/4大小的空間，原來這個理應是象徵多元宗教融合精神的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已在2020年7月，被艾爾多安正名回「清真寺」。

水餃報紙

「壓迫的政權不只侵犯了我們的權利，更往往一併帶走了我們對於新的、有創造性的抵抗方式的想像力。」

雙年展貢獻者之一《Manti Post》，水餃報─一份安靜躺在各個展場供取閱、上面印著滿滿餃子的報紙，就是從言論審查的困境中長出的產物。

Manti，是水餃的土耳其語。故事要從另一份報紙的誕生先談起，1996年，長年推動土耳其民主化與多元化的亞美尼亞裔作家與記者Hrant Dink，與友人們創辦了一份《犁溝報》（Agos Newspaper），這是第一份以土耳其語與亞美尼亞語刊出的雙語週報。「Agos」這個詞在這兩種語言中，指的都是土壤中被犁掘開、以騰出來播種的空間。除了命名帶著合作的象徵，《犁溝報》也肩負了將土耳其內的亞美尼亞社群團結起來、將亞美尼亞的文化與歷史分享傳播出去的使命。

1915年至1917年的亞美尼亞種族滅絕，至今在土耳其仍是不被承認的歷史，但Dink對此歷史事件的發言與倡議屢屢碰觸這道危險的紅線，包括強調應將討論關注點也放在倖存者身上，承認雙方皆有其榮耀，而非僅是撕裂性地強調死亡人數；他也呼籲應將倖存者議題納入除了政府與官方定論以外的出版。

儘管從未意在煽動任何對立，Dink一直是右翼政府與極端分子的威脅對象，2007年1月的一個尋常早晨，Dink在踏入報社門口時被槍殺身亡，扣下板機的是一名17歲的青年Ogun Samast，因為犯案時尚年輕，政府牽涉其中的陰謀論甚囂塵上，而真相至今仍未彰顯。

同年，以Hrant Dink為名的紀念基金會成立、以完成他未竟的使命。基金會成立以來，陸續在土耳其的各個城市舉辦討論不同城市社會、經濟與文化交流歷史的國際論壇。然而，當這個國際論壇於2019年10月於中部大城開塞利（Kayseri）預定舉辦的前一日，被開塞利政府宣布禁止於該地舉辦；基金會決定移師轉往伊斯坦堡舉辦時，再度被當地政府阻擋。這是基金會的國際論壇推動12年以來首次被迫中斷，這番遭遇也說明了土耳其近年來公民社會空間的嚴重限縮。

面對莫名且突來的禁止，基金會團隊帶著27位國內外受邀參與論壇的學者，苦思除了發表聲明的舉措以外，還能如何在絕望中療癒自己，進而團結所有人。後來他們想到，既然在開塞利與伊斯坦堡都無法舉辦學術論壇，那就找出另類的方法，而開塞利著名的水餃於是成為眾人的指引。2019年10月26日，基金會現址上演了一場歡騰的開塞利水餃節，超過五百位參與者，忙著揉麵糰、捏麵糰、烹煮，還有親子工作坊、匯聚飲食文化學者的開塞利飲食座談，以及振奮人心的開塞利民謠演奏。

這些被迫伊斯蘭化、有著共同命運的女性，彼此分享交換的，是私密的慶祝傳統，也是雖然無聲、卻能團結起來的抵抗。

攤開眼前這份《水餃報》，序言介紹了水餃節的始末，接續展開圍繞這款美食的12篇文章，題材多樣，從自身生命經歷與家族故事，到水餃作為開塞利代表食物的社會學視角，抑或是水餃作為慢活永續的飲食運動等，讀者在字裡行間也能以想像力體會歷史的豐富滋味。作為律師與人權運動者的Fethiye Çetin在第一篇文章中寫到：

「壓迫的政權不只侵犯了我們的權利，更往往一併帶走了我們對於新的、有創造性的抵抗方式的想像力。許多人不顧一切地為了堅守自己的立足之地，忘了要團結起來，一起挑戰壓迫者。站穩腳步固然重要，但找出克服危機的方法，才能向前邁進。」

原來，餃子在土耳其，從其存在，到如何融入當地飲食生活的歷史，就是文化多樣的最好證明。依據紀載，水餃最早可能是在13世紀亞美尼亞與蒙古的文化互動下來到土耳其的。也有另一說是蒙古人在13世紀侵略中國、中亞、俄羅斯、東歐與伊朗後，掀起一系列東亞（多為中華）文化影響絲路西部的浪潮，其中包括一種來自中國的大型餃子，是在14、15世紀時自中亞傳播到今日的土耳其。

幾世紀以來，不同信仰與語言的人在安那托利亞共同生活，在日常飲食中形塑文化多元的基石。而位於內陸的開塞利長久以來是非穆斯林人口的重鎮，其中大多數是亞美尼亞人，Manti就是在這個經濟與文化高度多元之處，出現於亞美尼亞、穆斯林與希臘人的餐桌，世代流傳下來，成為今日開塞利著名地方菜。

餃子是不怕被審查或抹除的活歷史。Fethiye Çetin在那篇文章中談到她的回憶錄《我的祖母》，當她的祖母在1915年亞美尼亞種族滅絕中，為求生存被迫放棄姓名、信仰與語言，一種共有的回憶與默契在漫長時間裡早已悄悄穿透槍口與牆壁，串起了一張張餐桌。直到Fethiye在祖母過世多年，有一次與一間亞美尼亞書店的老闆Hasan聊起相識的家族，發現兩人的童年記憶中，彼此串門子時會互相招待同一種帶著復活節象徵的çörek麵包。這些被迫伊斯蘭化、有著共同命運的女性，彼此分享交換的，是私密的慶祝傳統，也是雖然無聲、卻能團結起來的抵抗。

雪地裡的足跡

「那些當年的年輕人並非不願意說，他們只是在等待有人走到面前問他們，我們記者就是要當發問的那個人。」

我是在雙年展亞洲區的其中一個展場，遇見了記者Çiğdem Öztürk。造訪之際，有數人正圍著大書桌工作、閒談，幾隻與人親暱的貓兒自在穿梭其中。這裡是「arthereistanbul」，由敘利亞藝術家Omar Barakdar於2014年成立。Omar在2012年逃離敘利亞戰爭，來到土耳其，希望藉由成立這個空間，提供與他同樣在家鄉面臨戰爭的藝術家一個可以安心工作生活、在新的此地（here）落腳、並得到連結的空間。

書桌另一邊的書架，即是Çiğdem與Omar合作的戰爭圖書館計畫〈足跡〉(Footsteps)，陳列著數百本關於戰爭經驗的土耳其與阿拉伯文書籍。當資訊全球化的今日，每分鐘刷新的新聞事件爭搶著讀者的目光，當「主流」的戰爭因對停戰的幾乎絕望而從頭版悄悄褪去，長年關注人權、女性運動、反抗歧視的Çiğdem選擇投身自身土地未被說清的晦暗歷史。她想了解，位在新聞邊陲地帶、且已過了「時效期」的戰爭故事，是如何緊緊跟隨至今，影響了當下的生活。

〈足跡〉提供了對話管道，包括線上聚會、讀書會、音樂、聲音節目等，在雙年展舉辦的兩個月內頻繁舉行。2022年11月一場書本分享會上，Çiğdem邀請記者納迪爾·馬特 （Nadire Mater）重新檢視其1999年出版的著作《穆罕默德之書》（Mehmed’s book），該書收集了42位1984-1998年在土耳其東南方庫德斯坦地區從軍者的口述經驗，以此映照殘留在今日的土耳其社會中，殺害女性與心理健康惡化等等的社會問題。

土耳其東南境的庫德族是該國最大的少數族群，在歷史上始終為獨立而奮鬥，也一直被鎮壓。1980年代，剛創建的庫德斯坦工人黨與執政黨軍隊衝突不斷；Mater指出，隨後的1990至2000年間，至少有36位記者在庫德斯坦被殺害，僅在1992年就有13人。1998年，在這14年間服兵役的國民已達50萬人之多，但那個斷片的時代發生了什麼，卻始終乏人問津，也因此倖存者見證的經歷更應該被記錄。「那些當年的年輕人並非不願意說，他們只是在等待有人走到面前問他們，我們記者就是要當發問的那個人。」

如同所有來到arthereistanbul分享文字與話語的書與人，計畫名稱〈足跡〉背後也有個深刻的故事。這個命名靈感來自羅馬尼亞裔作家Herta Müller的《呼吸鞦韆》一書，這本書追溯了作者Herta的母親的生命經歷。在二戰後，許多德裔羅馬尼亞人被迫驅逐到蘇聯的勞改營，其中包括Herta的母親與此書的共同作者，詩人Oskar Pastior。書裡的人物訴說藏身鄰居花園的地洞中，卻在雪地中暴露了為自己偷帶食物的母親的足跡，只得從窩藏的地方自願走出來，去到一個被奴役、充滿飢餓與勞苦的世界。

Çiğdem表示，在雙年展計畫的討論最初期，就已確定了〈足跡〉這個名稱。對他們而言，這本書一路指引他們的計畫，不管是圖書館書目，還是在展期間舉辦的各種活動。「當我們想到戰爭，往往以為一切只有苦痛與創傷，但我們想呈現的是，在戰爭的某些時候，人們還是會有聚會，會歌唱，甚至還會舉辦婚禮。我們希望〈足跡〉也是從這樣的角度去被認識。因為沒有任何足跡是相同的，也沒有任何戰爭的經驗是相同的。」

「當我們想到戰爭，往往以為一切只有苦痛與創傷，但我們想呈現的是，在戰爭的某些時候，人們還是會有聚會，會歌唱，甚至還會舉辦婚禮。」

第二度與Çiğdem見面，是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另一端的歐洲區。Çiğdem領著我到一間咖啡店，有位他熟識的藝術家朋友正在咖啡店的牆面進行插畫，我從hashtag中認出，他畫的正是當下如火如荼的伊朗阿米尼抗爭。藝術家Tan Cemal以一筆到底的手法，將一雙雙手串聯起，以支撐著畫面上方像是長著翅膀的一團火，這火中有著對基本權利的訴求，與或許能將冰雪融化的慾望情感，就算被壓迫的人從此低頭不語，仍有努力的人舉手發問，在雪地中追尋足跡，把故事收集、書寫傳唱下去。

「我們一直在找尋向這個世界訴說真相的不同方式。」雙年展總監Bige Örer說道，當傳統資訊來源管道失去傳遞的自由，我們依舊有很多方式可以發出我們的聲音。無論是因為一場包水餃的聚會，還是來到戰爭圖書館閱讀而相遇，我們總是能聽到、看到一些勇敢女性的故事，那些獨白般的娓娓敘事，不若剛硬激烈的前線戰場，卻總能一起突破種種困難，將那柔軟卻堅韌的力量綿延流傳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