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跟党走”：中国民营企业仍在等待“希望的田野”

冯大刚决定关停经营了17年的工厂。

在写完又一篇市安监局强行布置的自我检讨“小作文”后，他身心俱疲，做出了上述决定，随后遣散了140多名工人。

他不是个例。冯大刚身边多位同样经营制造业工厂的朋友扛过了疫情前两年带来的前景不明的市场考验后，纷纷在2022年下半年和2023年年初选择解散工人、关停工厂。

民营经济为中国贡献了逾50%的税收，超过60%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并创造了超过80%的城镇就业岗位。但过去几年，中国民营企业饱受严苛防疫政策和政府监管的双面夹击，多地频现大规模裁员潮及中小企业倒闭潮。

如何提振民营经济，成为正在召开的两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两会前夕，官媒央视网发表文章《两会绘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在中国希望的田野上”》，强调了即将展开第三个任期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民营经济的重视。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要从制度、法律、政策等层面支持民营经济。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亦向媒体指出：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信心不足。过去几年的民间投资下滑明显，企业看不清方向，选择躺平。“我们统计了一下，正常年底我们川商返乡投资每年一千多亿，去年只有五六百亿，下降一小半。”刘永好说。

冯大刚就是躺平中的一员，他今年54岁，在外界眼中，这个年龄无论在判断力、经验还是拥有的市场资源方面都正值巅峰，此时隐退，稍显可惜。但是他有自己的理论：“很多人认为我们倒在了疫情结束、市场复苏的前夜，但是谁又能确定现在是一切的结束而不是开始？”

民营企业变成为地方财政输血的“羔羊”

冯大刚的工厂位于浙江省一县级市，主要生产手机零配件，作为土生土长的浙江人，他欣喜于一方水土赋予自己的商业机遇，但又因过去一年地方政府无时不在的“第三只手”倍感苦恼。

“仅2022年，我们工厂便被环保局和安监局等部门以各种借口罚了几十万，这种前所未有的罚款力度对我们这种小厂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他说。

类似情况也让程磊感到惊恐。他留学后回到浙江创业，现在是高科技企业的董事长。相比于制造业老板的断臂求生，面对失控的国家权力，他身边的企业家朋友多选择远走异国。“2022年，上海和浙江开始制定新的缴税政策，并依据新政策倒查企业家过去几年的缴税记录，很多人需要补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税款，还要缴纳滞纳金，导致大家信心受损”。程磊说。

对于朝令夕改的税收政策，程磊的朋友们认为这是地方政府下的一盘大棋，即意欲将民营企业变成可以为地方财政输血的“羔羊”。

2023年1月浙江省财政厅公布了2022年全省的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卫生健康支出增长了36.1%，增长幅度最大，其中防疫支出为435.1亿元，占卫生健康总支出的35%。与此相对应的是，从2020年便已开始执行的全省公务员降薪，降薪幅度最高达到了50%。

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民间活力是衡量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风向标，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即诞生于此。据2023年1月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浙江省2022年的GDP排名全国第四。

但对于当前浙江的营商环境，程磊展现了矛盾的心理，他一边表示出于对浙江人经商本能及本地官方崇商的信任，仍坚信政府会大力发展经济，但同时反问：“从现在的状况看，你觉得马云敢回来吗？”（蚂蚁集团IPO被叫停后，马云在大众视野中消失。翌年现身西班牙，近期又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现身）。

在程磊眼里，地方政府正在对民营企业进行反攻倒算，比如政府开始制定新政策，并依据新政策对企业家过去的行为进行追责。“举个例子，按照法律规定，企业是法人组织，即可以按照收入的20%进行报税，但是现在政府出台新规，要求企业创始人需按照个人所得税进行税收缴纳，即35%的税收额度。这种税收主体的更改并不是依据新政出台的时间，而是会往前追溯，即企业家需补缴新规出台之前的税款，如有异议将面临被罚款和行政拘留的风险”。

在程磊看来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抢劫”。“经济有困难大家其实可以理解，也愿意和政府一道共渡难关，但是现在政府亲手撕毁了自己制定的白纸黑字的政策法规，公信力何在？我们以后又该怎么相信他们？”

做多错多，少做少错

“无法可依”也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在冯大刚头上悬挂了一年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方会手起刀落，到时候我担心自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说。

2021年下半年开始，冯大刚的工厂经常会收到来自环保、安监等部门的检查通知。作为有经验的老板，他清楚相关部门并不会真的来检查，他只需备好红包，将其作为“罚款”，并主动上缴给上述部门即可。同时他庆幸外甥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当地税务局工作，受益于熟人关系，税务部门没有找过他的麻烦。

情况在2022年下半年变得更加严峻，除了经常被通知主管部门要来检查之外，冯大刚开始被多个部门要求每天写一篇小作文，检讨工厂每天应该改进哪些地方。没有按时交小作文的话，轻则政府会立即派人来检查，重则工厂会被直接拉闸断电，被迫停工。

“我也想认真遵守规则、安全从事生产，但是政府从来没有告诉我规则到底是怎样的，比方说环保标准、安监标准到底是什么。相反，相关部门口中的规则具有非常强的随意性，并且因人而异，作为老百姓我们根本不知道行为的红线到底在哪里。”

做多错多，不如直接关门，在家养老。在冯大刚所在的县级市，他所知道的便有十多家工厂老板遇到和他一样的情况。大家统一选择关停工厂，这直接导致了2000余名工人失业。

除了经营自己的企业外，程磊也是一名天使投资人，过去三年他考察过浙江多个地方的企业，并直言，在浙江，很多中小企业家和冯大刚一样，选择了自动“休克”。而他自己也放缓了投资步伐，并笑称这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不投，政府总不能拿枪逼着我投吧，少做少出错”。

而在另一位民营企业家陈晓征看来，政府从来不是合格的裁判，“很多时候政府的政策都模棱两可，需要我们去猜、去求人”。

“比方说什么叫‘非必要不来华’？我的公司因为外籍教师无法入境都快经营不下去了，这算不算来华的必要原因？”陈晓征是一家英语教师培训机构的创始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从小学至高中不同阶段的英语教师提供培训服务。过去三年，因为疫情他的公司业务量下滑严重。

作为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陈晓征一直对浙江人对自由市场追逐的热情颇为珍视。“浙江的领导都知道浙江是一个不需要管的地方，不用政府管，大家靠自驱力便可以做的很好。政府需要做的是将规则透明化，尊重市场，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政府管的越多，事情反而会越糟。新闻天天报道领导心里装着14亿人民，那可是14亿人，领导心里装得下吗？管得过来吗？能管好吗？”他说。

“国家拖了我们的后腿”

陈晓征非常自豪自己的留学经历，并称自己创办现在的公司也是为了能让更多学生有更多机会更好地接触外部世界。“只有将视野打开，全面认识世界，才能在比较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否则所有人只能成为the king of the room，最终固步自封、盲目自信”。

“我们国家有些对外部门每天只会骂街，这能做到有效沟通吗？这只会让我们国家成为笑柄。”他表示。

而与陈晓征相反，张国强则认为政府在很多方面展示出了极度不自信的姿态。

张国强是浙江一家影视公司的负责人，疫情前公司有300多人，租赁了一整层楼做办公室，但过去几年大量裁员，现在只剩十几名员工、一间办公室。“这其中有疫情的原因，也有审查导致的项目流产、资金链断裂。这个行业受监管影响比较大，是不争的事实”，他表示。

在从业生涯中，张国强经历了各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不过审理由，如不能表现男男CP、影视剧人物服装元素与国家公职人员制服有相似之处、影视剧中主角不能有道德瑕疵、不能吹捧唯金钱论的价值观、反派人物长相不能过于端庄等等。

在整个影片生产链条中，成片制作完成后，主管部门会依据严格但滞后于影片制作的审查条例对影片进行审查，一旦无法过审，便意味着前期的高额投入无法获得任何回报。

对此，张国强很无奈：“我都算不清究竟在公司投入多少钱和精力了，但公司规模反而越来越小了。”

在疫情爆发之前，张国强曾在洛杉矶、首尔、台北等多地学习影视制作，自认为是一位有情怀的制作人。韩剧《鱿鱼游戏》的全球大爆，以及韩国电影在柏林电影节、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获全胜均令他佩服不已：“那才是真正的文化出口和文化自信。相反，赵婷拿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后，在国内却被变相封杀，这是一种非常不自信的表现。”

“一部电影无论口碑多好、多受欢迎，都不会导致国家灭亡。政府应该再自信一点。而少一点管控，让企业有机会发展壮大，才能更好的解决就业、贡献税收，最后实现政府、企业、员工多赢的局面，这不是好事吗？我始终想不通政府为什么不这样做。”他说。

想不通的还有唐家德，他在温州经营一家外贸公司和一家服装制造厂。中美贸易战打响后，美国对中国的服装业加征了7%的关税，而这几乎是制造业的全部利润，加上过去三年中国防疫政策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导致唐家德公司的很多海外订单转移到了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国家。

“不仅在海外碰壁，国内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去年因为要应付各种检查，外加接到政府通知要整改工厂，再加上严格监控工人身体状况，比方说流调、体温记录等等，我们的生产能力只有正常时期的50%。我们在尽全力配合国家策略、政府政策，那国家和政府是否也应该拉我们一把？”

2023年年初，唐家德开始组织员工去海外拜访客户，想要抢回订单，但谈何容易。“仅仅7%的关税就让我们失去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力，而且我们国家对制造业收的税也远高于越南和印度，这无形中又增加了中国制造的成本并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这一点看，国家就是拖了我们的后腿”。

疫情后，王红英也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她是浙江一家旅行公司的负责人，疫情前主推东南亚国家和台湾游。台海局势紧张叠加疫情影响，公司过去三年业务量断崖式下滑。王红英周围很多同行无奈申请破产，平时通过开滴滴维持日常生活开销。

但旅游行业的这一惨淡情况，从未见诸报端，这让她很不解：“我们看到的都是好消息，那坏消息都去哪了？都由老百姓自己扛着吗？”

疫情三年至今，无数旅行公司只能像荒野中的杂草一样自生自灭。对此，她疑惑道：“如果我们和政府之间的链接只是单向的，也就是他们从我们身上收税，但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却无动于衷。那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否又需要这样的政府？”

李强能拯救民营经济么？

不同于朋友们的举家移民，程磊决定留在国内继续观望。“2023年全国两会马上就要召开了，新的领导集体即将就任，一切也许会逐渐好起来”，他表示。

他的信心来源之一为，2022年10月，出身于浙江温州的李强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视为即将接任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主政中国经济的人选。

李强作为“之江新军”（又称“浙江帮”）的灵魂人物之一，被外界寄予厚望。同为浙江温州人的唐家德认为，对民营经济的推崇是温州人自带的基因，他期待李强能为人心惶惶的市场打一剂强心针。
多位曾在李强主政上海、浙江及在温州任职期间，与其有过工作交集的人士也指出，李强基层经验丰富、务实、有温州人的重商基因，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曾力推辉瑞和复星疫苗的合作并引进了特斯拉工厂。而对于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管控的失控和高压，他们解释称，李强当时面对的是国家战略，凭一人之力难以扭转乾坤。

接下来新的团队和固有系统、固有认知在面临新的经济挑战时将如何互相影响，或许将决定中国无数民营企业的命运以及中国经济的走向。

但上述其中一位接近李强的人士并不乐观的指出，将经济的发展寄希望于一人过于奢侈。“可悲的是，现在经济发展能指望的依然只有‘一言堂’式的‘人治’，普通人能做的只有祈祷高层不要犯糊涂、不要走回头路、不要与民争利”，上述人士表示。

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李强第一次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公开报道，此次会议指出，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对于李强的上任，长期在浙江任职的一位官员分析称，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李强曾担任浙江省委秘书长等职务，与习近平交往密切，这意味着二人已经建立了信任关系，这会使得接下来李强接任总理职位后，国家的经济政策无论在制定还是执行过程中，相对李克强担任总理时期都会更加顺畅。“这或许是一件好事”，该官员表示，“这代表总书记和总理能够摒弃嫌隙、互相消除掣肘因素，合力规划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走向，对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来说，这或许是一个转折点”。

但浙江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年教师提出异议：“这是否代表着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没有了反对的声音或者说不同的声音，这对国家真的是好事吗？”

对于青年教师的担忧，一位知名经济学家私下透露：“其实最高决策层没有不同的声音已经很久了，我之前曾去给某位高官讲课，讲完后，对方说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我现在就是在等着退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不同的声音和没有不同的声音，没有太大的区别，未来也许就是过去的延续。”

等下一代年轻人步入社会后，一切都会变好吧？

程磊对中国儒家文化颇有研究，在他看来，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处的农业社会，文官系统是维持封建皇权的中坚力量，因此可以与皇帝共治天下、共享天下。如今，民营经济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应该提升民营企业家地位，并与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民营企业家共享治理国家的机会。

陈晓征也期待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征求企业的意见，并与企业家共同商量政策大纲，“否则政策永远是隔靴搔痒，甚至对企业的发展起负面作用。”

对于他们的这种想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笑称：“这或许就是马云不敢回国的原因，这种想法太危险了。在中国，民营企业家应该认清自己的地位，而这个地位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治理地位”。

201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作出指示并强调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过去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讲话全然相悖。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国有企业的这一表态也引发了新一轮对“国进民退”的猜测，这与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推行改革开放时实行的“国退民进”呈截然相反之势。

程磊对此不以为然：“应该不会如此，民营企业是社会的根基，根基不能断，领导应该有这方面的常识”。陈晓征则争论道：“有些行业国企就是做不好，比如服务业，国营食堂、招待所能竞争得过经过市场洗礼的民营企业吗？肯定不行。民营企业是市场的选择，是打不死的小强，再怎么提倡‘国进民退’都没用”。

他这种自信部分来源于他的同学，陈晓征的几位大学同学考入了公务员系统，“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们现在还年轻，等他们升任部门主管领导后，哪怕是地方领导，行政方式也会和现在不一样。我坚信，人不会被系统改变。”

唐家德同样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基于中国有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民。“越南、印度的工厂经常无法按时交货，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出现，所以有些对时效要求高的客户还是会选择把订单给我们。”

王红英的信心也根植于人，但她更看好年轻人。她认为，现在很多小孩儿都出国读书，也算见过世面了，思维会不一样。“所以等下一代年轻人步入社会后，一切都会变好吧？”她问。

近两年，陈晓征经常和朋友们讨论移民的话题，有的人已经采取了行动，但更多的人却顾虑重重。满怀顾虑的人普遍认为自己的亲戚、朋友、社会关系以及工作都在国内，远走异国他乡后，在文化适应方面的障碍可能会使他们沦为他国的二等公民。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如果在国外无法找到和国内一样的工作，他们的人生也并不会迎来期待中的新生。所以，与其出国冒险，不如在能忍受的范围内继续在国内夹着尾巴做人。

程磊则下定了决心坚决不移民。一些移民的朋友在疫情期间难以入境中国的经历，让他再次确定对于他现在从事的事业来讲，中国公民身份是最便利的通行证。

与此同时，他也在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中国民营企业家“火中取栗”的游戏。

“永远跟党走”

程磊现在任政协委员，有机会与领导共处一室“参政议政”。

对于现在的角色，他很满意，但对于这一角色是否是“护身符”的提问，他直接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并坦言：“如果真是护身符的话，我就不用担心被追查税收的问题了”。

在程磊眼中，马云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天花板。他直言，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愿意将选票投给马云，给他机会让他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国民营企业走向更大的舞台。


但这个畅想永远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面。在很多人看来，马云的经历足以为后来的官员和企业家敲响警钟。
2021年8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称，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翌年1月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一档名为《零容忍》的栏目中，周江勇在镜头前忏悔：“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杭州）主政，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

《零容忍》播出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文章称，周江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政治意识淡漠，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

尽管央视节目并未指名道姓，但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及公开资料指出，蚂蚁集团涉及周江勇贪腐案。蚂蚁集团旗下部门在2019年以折让购买两块土地，但此前蚂蚁集团曾入股周江勇弟弟周健勇旗下两间移动支付公司。《零容忍》亦提到：部分企业希望通过周健勇巴结周江勇，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在周江勇落马之前，马云最后一次在中国国内的公开露面，是在2020年10月24日的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在这个峰会上，马云发表了抨击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演讲。随后，他便长期消失于公共视野，其作为创始人兼实控人的蚂蚁集团也被监管部门紧急叫停上市计划。

周的落马也被认为是中国最高决策层遏制民间资本的一个信号。而作为“之江新军”的核心人物之一，周江勇的政治前途原本被外界看好，如今却与昔日同侪的仕途走向大相径庭。

对于远在庙堂的争斗，陈晓征并不感兴趣。但他及众多民营企业家却未能幸免不被波及其中，因为浙江的官场文化已悄然发生了变化，“重商”与“忠诚”已成硬币的两面，以非此即彼的姿态出现。

陈晓征现在最为关心的是，新学期开始了，政府能否细化相关政策，将英语教师培训业务与国家层面推进得双减政策区隔开来，不要一刀切，将所有英语培训服务一棍子打死。

为此，他积极参加了区政府举办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会议中，领导们都非常认真、和蔼，仔细聆听了他的意见，并记录了他的想法和建议。

他非常希望这次座谈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此时他需要尽快恢复公司业务。于是在座谈结束后的聚餐中，他举着酒杯走到领导身边，想要拉近与领导的关系并打探一下对方的想法，但很快他的心坠落到了谷底。

领导朝他举起酒杯，语气客气且疏离：“永远跟党走”。

应采访对象要求，冯大刚、程磊、张国强、陈晓征、唐家德、王红英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