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跟黨走」：中國民營企業仍在等待「希望的田野」

馮大剛決定關停經營了17年的工廠。

在寫完又一篇市安監局強行布置的自我檢討「小作文」後，他身心俱疲，做出了上述決定，隨後遣散了140多名工人。

他不是個例。馮大剛身邊多位同樣經營製造業工廠的朋友扛過了疫情前兩年帶來的前景不明的市場考驗後，紛紛在2022年下半年和2023年年初選擇解散工人、關停工廠。

民營經濟為中國貢獻了逾50%的稅收，超過60%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並創造了超過80%的城鎮就業崗位。但過去幾年，中國民營企業飽受嚴苛防疫政策和政府監管的雙面夾擊，多地頻現大規模裁員潮及中小企業倒閉潮。

如何提振民營經濟，成為正在召開的兩會的重要議題之一。兩會前夕，官媒央視網發表文章《兩會繪中國｜「民營企業成長在中國希望的田野上」》，強調了即將展開第三個任期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民營經濟的重視。多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要從制度、法律、政策等層面支持民營經濟。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亦向媒體指出：當前民營企業發展面臨的最大難題仍是信心不足。過去幾年的民間投資下滑明顯，企業看不清方向，選擇躺平。「我們統計了一下，正常年底我們川商返鄉投資每年一千多億，去年只有五六百億，下降一小半。」劉永好說。

馮大剛就是躺平中的一員，他今年54歲，在外界眼中，這個年齡無論在判斷力、經驗還是擁有的市場資源方面都正值巔峰，此時隱退，稍顯可惜。但是他有自己的理論：「很多人認為我們倒在了疫情結束、市場復甦的前夜，但是誰又能確定現在是一切的結束而不是開始？」

民營企業變成為地方財政輸血的「羔羊」

馮大剛的工廠位於浙江省一縣級市，主要生產手機零配件，作為土生土長的浙江人，他欣喜於一方水土賦予自己的商業機遇，但又因過去一年地方政府無時不在的「第三隻手」倍感苦惱。

「僅2022年，我們工廠便被環保局和安監局等部門以各種藉口罰了幾十萬，這種前所未有的罰款力度對我們這種小廠來說是非常致命的。」他說。

類似情況也讓程磊感到驚恐。他留學後回到浙江創業，現在是高科技企業的董事長。相比於製造業老闆的斷臂求生，面對失控的國家權力，他身邊的企業家朋友多選擇遠走異國。「2022年，上海和浙江開始制定新的繳稅政策，並依據新政策倒查企業家過去幾年的繳稅記錄，很多人需要補繳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稅款，還要繳納滯納金，導致大家信心受損」。程磊說。

對於朝令夕改的稅收政策，程磊的朋友們認為這是地方政府下的一盤大棋，即意欲將民營企業變成可以為地方財政輸血的「羔羊」。

2023年1月浙江省財政廳公布了2022年全省的一般公共預算收支執行情況，衛生健康支出增長了36.1%，增長幅度最大，其中防疫支出為435.1億元，佔衛生健康總支出的35%。與此相對應的是，從2020年便已開始執行的全省公務員降薪，降薪幅度最高達到了50%。

浙江是中國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其民間活力是衡量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情況的風向標，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阿里巴巴即誕生於此。據2023年1月浙江省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浙江省2022年的GDP排名全國第四。

但對於當前浙江的營商環境，程磊展現了矛盾的心理，他一邊表示出於對浙江人經商本能及本地官方崇商的信任，仍堅信政府會大力發展經濟，但同時反問：「從現在的狀況看，你覺得馬雲敢回來嗎？」（螞蟻集團IPO被叫停後，馬雲在大衆視野中消失。翌年現身西班牙，近期又在日本、澳洲等國現身）。

在程磊眼裏，地方政府正在對民營企業進行反攻倒算，比如政府開始制定新政策，並依據新政策對企業家過去的行為進行追責。「舉個例子，按照法律規定，企業是法人組織，即可以按照收入的20%進行報稅，但是現在政府出台新規，要求企業創始人需按照個人所得稅進行稅收繳納，即35%的稅收額度。這種稅收主體的更改並不是依據新政出台的時間，而是會往前追溯，即企業家需補繳新規出台之前的稅款，如有異議將面臨被罰款和行政拘留的風險」。

在程磊看來這是一種竭澤而漁的「搶劫」。「經濟有困難大家其實可以理解，也願意和政府一道共渡難關，但是現在政府親手撕毀了自己制定的白紙黑字的政策法規，公信力何在？我們以後又該怎麼相信他們？」

做多錯多，少做少錯

「無法可依」也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在馮大剛頭上懸掛了一年多，「不知道什麼時候對方會手起刀落，到時候我擔心自己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他說。

2021年下半年開始，馮大剛的工廠經常會收到來自環保、安監等部門的檢查通知。作為有經驗的老闆，他清楚相關部門並不會真的來檢查，他只需備好紅包，將其作為「罰款」，並主動上繳給上述部門即可。同時他慶幸外甥大學畢業後進入了當地稅務局工作，受益於熟人關係，稅務部門沒有找過他的麻煩。

情況在2022年下半年變得更加嚴峻，除了經常被通知主管部門要來檢查之外，馮大剛開始被多個部門要求每天寫一篇小作文，檢討工廠每天應該改進哪些地方。沒有按時交小作文的話，輕則政府會立即派人來檢查，重則工廠會被直接拉閘斷電，被迫停工。

「我也想認真遵守規則、安全從事生產，但是政府從來沒有告訴我規則到底是怎樣的，比方說環保標準、安監標準到底是什麼。相反，相關部門口中的規則具有非常強的隨意性，並且因人而異，作為老百姓我們根本不知道行為的紅線到底在哪裏。」

做多錯多，不如直接關門，在家養老。在馮大剛所在的縣級市，他所知道的便有十多家工廠老闆遇到和他一樣的情況。大家統一選擇關停工廠，這直接導致了2000餘名工人失業。

除了經營自己的企業外，程磊也是一名天使投資人，過去三年他考察過浙江多個地方的企業，並直言，在浙江，很多中小企業家和馮大剛一樣，選擇了自動「休克」。而他自己也放緩了投資步伐，並笑稱這本質上是一種自我保護，「我不投，政府總不能拿槍逼着我投吧，少做少出錯」。

而在另一位民營企業家陳曉徵看來，政府從來不是合格的裁判，「很多時候政府的政策都模棱兩可，需要我們去猜、去求人」。

「比方說什麼叫『非必要不來華』？我的公司因為外籍教師無法入境都快經營不下去了，這算不算來華的必要原因？」陳曉徵是一家英語教師培訓機構的創始人，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從小學至高中不同階段的英語教師提供培訓服務。過去三年，因為疫情他的公司業務量下滑嚴重。

作為土生土長的杭州人，陳曉徵一直對浙江人對自由市場追逐的熱情頗為珍視。「浙江的領導都知道浙江是一個不需要管的地方，不用政府管，大家靠自驅力便可以做的很好。政府需要做的是將規則透明化，尊重市場，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這就足夠了。除此之外，政府管的越多，事情反而會越糟。新聞天天報道領導心裏裝着14億人民，那可是14億人，領導心裏裝得下嗎？管得過來嗎？能管好嗎？」他說。

「國家拖了我們的後腿」

陳曉徵非常自豪自己的留學經歷，並稱自己創辦現在的公司也是為了能讓更多學生有更多機會更好地接觸外部世界。「只有將視野打開，全面認識世界，才能在比較中發現自己的不足，否則所有人只能成為the king of the room，最終固步自封、盲目自信」。

「我們國家有些對外部門每天只會罵街，這能做到有效溝通嗎？這只會讓我們國家成為笑柄。」他表示。

而與陳曉徵相反，張國強則認為政府在很多方面展示出了極度不自信的姿態。

張國強是浙江一家影視公司的負責人，疫情前公司有300多人，租賃了一整層樓做辦公室，但過去幾年大量裁員，現在只剩十幾名員工、一間辦公室。「這其中有疫情的原因，也有審查導致的項目流產、資金鍊斷裂。這個行業受監管影響比較大，是不爭的事實」，他表示。

在從業生涯中，張國強經歷了各種讓人啼笑皆非的不過審理由，如不能表現男男CP、影視劇人物服裝元素與國家公職人員制服有相似之處、影視劇中主角不能有道德瑕疵、不能吹捧唯金錢論的價值觀、反派人物長相不能過於端莊等等。

在整個影片生產鏈條中，成片製作完成後，主管部門會依據嚴格但滯後於影片製作的審查條例對影片進行審查，一旦無法過審，便意味着前期的高額投入無法獲得任何回報。

對此，張國強很無奈：「我都算不清究竟在公司投入多少錢和精力了，但公司規模反而越來越小了。」

在疫情爆發之前，張國強曾在洛杉磯、首爾、台北等多地學習影視製作，自認為是一位有情懷的製作人。韓劇《魷魚遊戲》的全球大爆，以及韓國電影在柏林電影節、奧斯卡金像獎的大獲全勝均令他佩服不已：「那才是真正的文化出口和文化自信。相反，趙婷拿了金球獎和奧斯卡最佳導演後，在國內卻被變相封殺，這是一種非常不自信的表現。」

「一部電影無論口碑多好、多受歡迎，都不會導致國家滅亡。政府應該再自信一點。而少一點管控，讓企業有機會發展壯大，才能更好的解決就業、貢獻稅收，最後實現政府、企業、員工多贏的局面，這不是好事嗎？我始終想不通政府為什麼不這樣做。」他說。

想不通的還有唐家德，他在溫州經營一家外貿公司和一家服裝製造廠。中美貿易戰打響後，美國對中國的服裝業加徵了7%的關稅，而這幾乎是製造業的全部利潤，加上過去三年中國防疫政策一直處於高壓狀態，導致唐家德公司的很多海外訂單轉移到了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國家。

「不僅在海外碰壁，國內我們也遇到了很多麻煩。去年因為要應付各種檢查，外加接到政府通知要整改工廠，再加上嚴格監控工人身體狀況，比方說流調、體溫記錄等等，我們的生產能力只有正常時期的50%。我們在盡全力配合國家策略、政府政策，那國家和政府是否也應該拉我們一把？」

2023年年初，唐家德開始組織員工去海外拜訪客戶，想要搶回訂單，但談何容易。「僅僅7%的關稅就讓我們失去了幾乎所有的競爭力，而且我們國家對製造業收的稅也遠高於越南和印度，這無形中又增加了中國製造的成本並降低了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從這一點看，國家就是拖了我們的後腿」。

疫情後，王紅英也第一次開始認真思考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她是浙江一家旅行公司的負責人，疫情前主推東南亞國家和台灣遊。台海局勢緊張疊加疫情影響，公司過去三年業務量斷崖式下滑。王紅英周圍很多同行無奈申請破產，平時通過開滴滴維持日常生活開銷。

但旅遊行業的這一慘淡情況，從未見諸報端，這讓她很不解：「我們看到的都是好消息，那壞消息都去哪了？都由老百姓自己扛着嗎？」

疫情三年至今，無數旅行公司只能像荒野中的雜草一樣自生自滅。對此，她疑惑道：「如果我們和政府之間的鏈接只是單向的，也就是他們從我們身上收稅，但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卻無動於衷。那政府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我們是否又需要這樣的政府？」

李強能拯救民營經濟麼？

不同於朋友們的舉家移民，程磊決定留在國內繼續觀望。「2023年全國兩會馬上就要召開了，新的領導集體即將就任，一切也許會逐漸好起來」，他表示。

他的信心來源之一為，2022年10月，出身於浙江溫州的李強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視為即將接任李克強擔任國務院總理、主政中國經濟的人選。

李強作為「之江新軍」（又稱「浙江幫」）的靈魂人物之一，被外界寄予厚望。同為浙江溫州人的唐家德認為，對民營經濟的推崇是溫州人自帶的基因，他期待李強能為人心惶惶的市場打一劑強心針。
多位曾在李強主政上海、浙江及在溫州任職期間，與其有過工作交集的人士也指出，李強基層經驗豐富、務實、有溫州人的重商基因，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曾力推輝瑞和復星疫苗的合作並引進了特斯拉工廠。而對於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管控的失控和高壓，他們解釋稱，李強當時面對的是國家戰略，憑一人之力難以扭轉乾坤。

接下來新的團隊和固有系統、固有認知在面臨新的經濟挑戰時將如何互相影響，或許將決定中國無數民營企業的命運以及中國經濟的走向。

但上述其中一位接近李強的人士並不樂觀的指出，將經濟的發展寄希望於一人過於奢侈。「可悲的是，現在經濟發展能指望的依然只有『一言堂』式的『人治』，普通人能做的只有祈禱高層不要犯糊塗、不要走回頭路、不要與民爭利」，上述人士表示。

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李強第一次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並發表了講話。根據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的公開報道，此次會議指出，做好經濟工作，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特別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會議強調，做好明年經濟工作，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紮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對於李強的上任，長期在浙江任職的一位官員分析稱，在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李強曾擔任浙江省委秘書長等職務，與習近平交往密切，這意味着二人已經建立了信任關係，這會使得接下來李強接任總理職位後，國家的經濟政策無論在制定還是執行過程中，相對李克強擔任總理時期都會更加順暢。「這或許是一件好事」，該官員表示，「這代表總書記和總理能夠摒棄嫌隙、互相消除掣肘因素，合力規劃中國經濟下一步的走向，對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來說，這或許是一個轉折點」。

但浙江大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青年教師提出異議：「這是否代表着中國最高決策層已經沒有了反對的聲音或者說不同的聲音，這對國家真的是好事嗎？」

對於青年教師的擔憂，一位知名經濟學家私下透露：「其實最高決策層沒有不同的聲音已經很久了，我之前曾去給某位高官講課，講完後，對方說你講的很有道理，但我現在就是在等着退休。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有不同的聲音和沒有不同的聲音，沒有太大的區別，未來也許就是過去的延續。」

等下一代年輕人步入社會後，一切都會變好吧？

程磊對中國儒家文化頗有研究，在他看來，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所處的農業社會，文官系統是維持封建皇權的中堅力量，因此可以與皇帝共治天下、共享天下。如今，民營經濟在社會活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是否意味着政府應該提升民營企業家地位，並與為國家創造了巨大財富的民營企業家共享治理國家的機會。

陳曉徵也期待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能徵求企業的意見，並與企業家共同商量政策大綱，「否則政策永遠是隔靴搔癢，甚至對企業的發展起負面作用。」

對於他們的這種想法，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研究員笑稱：「這或許就是馬雲不敢回國的原因，這種想法太危險了。在中國，民營企業家應該認清自己的地位，而這個地位不是也永遠不會是治理地位」。

2016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多次作出指示並強調要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過去支持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的講話全然相悖。中國最高領導人對國有企業的這一表態也引發了新一輪對「國進民退」的猜測，這與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推行改革開放時實行的「國退民進」呈截然相反之勢。

程磊對此不以為然：「應該不會如此，民營企業是社會的根基，根基不能斷，領導應該有這方面的常識」。陳曉徵則爭論道：「有些行業國企就是做不好，比如服務業，國營食堂、招待所能競爭得過經過市場洗禮的民營企業嗎？肯定不行。民營企業是市場的選擇，是打不死的小強，再怎麼提倡『國進民退』都沒用」。

他這種自信部分來源於他的同學，陳曉徵的幾位大學同學考入了公務員系統，「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現在還年輕，等他們升任部門主管領導後，哪怕是地方領導，行政方式也會和現在不一樣。我堅信，人不會被系統改變。」

唐家德同樣對未來充滿信心，這種信心基於中國有世界上最勤奮的人民。「越南、印度的工廠經常無法按時交貨，但是在中國，這種情況永遠不會出現，所以有些對時效要求高的客戶還是會選擇把訂單給我們。」

王紅英的信心也根植於人，但她更看好年輕人。她認為，現在很多小孩兒都出國讀書，也算見過世面了，思維會不一樣。「所以等下一代年輕人步入社會後，一切都會變好吧？」她問。

近兩年，陳曉徵經常和朋友們討論移民的話題，有的人已經採取了行動，但更多的人卻顧慮重重。滿懷顧慮的人普遍認為自己的親戚、朋友、社會關係以及工作都在國內，遠走異國他鄉後，在文化適應方面的障礙可能會使他們淪為他國的二等公民。另外，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如果在國外無法找到和國內一樣的工作，他們的人生也並不會迎來期待中的新生。所以，與其出國冒險，不如在能忍受的範圍內繼續在國內夾着尾巴做人。

程磊則下定了決心堅決不移民。一些移民的朋友在疫情期間難以入境中國的經歷，讓他再次確定對於他現在從事的事業來講，中國公民身份是最便利的通行證。

與此同時，他也在嘗試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中國民營企業家「火中取栗」的遊戲。

「永遠跟黨走」

程磊現在任政協委員，有機會與領導共處一室「參政議政」。

對於現在的角色，他很滿意，但對於這一角色是否是「護身符」的提問，他直接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並坦言：「如果真是護身符的話，我就不用擔心被追查稅收的問題了」。

在程磊眼中，馬雲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天花板。他直言，如果有機會的話他願意將選票投給馬雲，給他機會讓他帶領中國人民和中國民營企業走向更大的舞台。


但這個暢想永遠只能停留在假設的層面。在很多人看來，馬雲的經歷足以為後來的官員和企業家敲響警鐘。
2021年8月21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布消息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翌年1月在中國中央電視台一檔名為《零容忍》的欄目中，周江勇在鏡頭前懺悔：「在這麼重要的一個城市（杭州）主政，現在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和罪行，痛悔不已」。

《零容忍》播出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文章稱，周江勇喪失理想信念，背離「兩個維護」（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政治意識淡漠，對黨中央決策部署陽奉陰違，與資本勾連，支持資本無序擴張。

儘管央視節目並未指名道姓，但金融時報援引消息人士及公開資料指出，螞蟻集團涉及周江勇貪腐案。螞蟻集團旗下部門在2019年以折讓購買兩塊土地，但此前螞蟻集團曾入股周江勇弟弟周健勇旗下兩間移動支付公司。《零容忍》亦提到：部分企業希望通過周健勇巴結周江勇，以明顯不合理的高價購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權，周江勇則為這些企業在獲取低價土地、優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幫助。

在周江勇落馬之前，馬雲最後一次在中國國內的公開露面，是在2020年10月24日的上海外灘金融峰會。在這個峰會上，馬雲發表了抨擊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的演講。隨後，他便長期消失於公共視野，其作為創始人兼實控人的螞蟻集團也被監管部門緊急叫停上市計劃。

周的落馬也被認為是中國最高決策層遏制民間資本的一個信號。而作為「之江新軍」的核心人物之一，周江勇的政治前途原本被外界看好，如今卻與昔日同儕的仕途走向大相徑庭。

對於遠在廟堂的爭鬥，陳曉徵並不感興趣。但他及衆多民營企業家卻未能倖免不被波及其中，因為浙江的官場文化已悄然發生了變化，「重商」與「忠誠」已成硬幣的兩面，以非此即彼的姿態出現。

陳曉徵現在最為關心的是，新學期開始了，政府能否細化相關政策，將英語教師培訓業務與國家層面推進得雙減政策區隔開來，不要一刀切，將所有英語培訓服務一棍子打死。

為此，他積極參加了區政府舉辦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會議中，領導們都非常認真、和藹，仔細聆聽了他的意見，並記錄了他的想法和建議。

他非常希望這次座談能取得實質性的成果，此時他需要儘快恢復公司業務。於是在座談結束後的聚餐中，他舉着酒杯走到領導身邊，想要拉近與領導的關係並打探一下對方的想法，但很快他的心墜落到了谷底。

領導朝他舉起酒杯，語氣客氣且疏離：「永遠跟黨走」。

應採訪對象要求，馮大剛、程磊、張國強、陳曉徵、唐家德、王紅英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