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哲艺专访：电影是痛苦，是孤独，也是解方

陈哲艺遭遇过一次很大的存在危机。

2019年，他带着自己的作品《热带雨》去了多伦多，去了金马。在很多地区，这部电影选定2020年发行。

然后，疫情来了。

《热带雨》在法国上了两周，然后欧洲各地开始封城，电影院关门。他4月计划要来香港电影节，然后发片，也被取消了。马来西亚只上了一天，然后隔天全大马的戏院就关了，“无日无期”。

撇开他自己的电影发行遭遇问题，全球电影院关门的时候，陈哲艺焦虑了起来，“我焦虑的是我相信电影院还是会重新开门，我相信观众还是会回来。”

但是他自己也开始看线上平台、看 Netflix，去刷不同的串流服务，他想，观众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只要看好莱坞的大片，他们可能来看阿凡达。“我这样的导演，我的片子那么的克制，你可以说比较小众一点，然后体量也不大，我这样的导演还有存在的空间吗？”

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这样的导演，是不是不再被需要了？

Part 1

十九岁时，陈哲艺还在新加坡念电影学院，他拍了毕业作短片G-23，这部短片获选参加很多影展，还拿了奖。现在他完全看不下去，觉得很做作。但他还是必须面对，偶尔去电影学院教课，他会把这部短片放给别人看。他学会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愿意去面对自己以前的不足。

二十岁毕业，刚好新加坡影委会有一笔资金，想要资助一名优秀的毕业生去国外实习。陈哲艺得到了这个机会，去了台湾的中影公司实习，在林正盛导演的《月光下，我记得》做助导，那是他第一次出国拍片的经历。在台湾，他认识了一帮很热衷于电影的工作人员，到现在还是朋友。 台湾电影人的工作方式，带给他很深的感触，这些人是在很用心地把这件事做好，很用心地想要帮一位作者/导演去完成他的想像和企图。

每一次拍片，陈哲艺要对自己交代：我所谓的交代是我要拍这个人，拍这个故事，我有没有很诚实地去对待这个题材？

《爸妈不在家》有一部分细节取材自他自己的经历，他的童年与外佣相处的种种情形；《热带雨》中涵盖了大量他在多语言国家的成长，带着自己对中文这种语言的热爱。陈哲艺的每一次创作，都要把自己打开，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放入电影之中。于此，拍电影是惨痛又残忍的过程。他有时候读到别人的报导或访问，看到年轻导演说拍电影是幸福的工作，“我就想说拍电影有那么幸福吗？ 我怎么看上去他很痛苦？”作为一个电影人和创作者，时常要保持在一个焦虑的状态下，这种不安和对自己的鞭策，带着他去完成自己想要的故事，“在情感上，哪怕是我拍的族群、国家、社会都是很个人的。”

最近他拍摄的第一部英语片在影展首映，片名叫 Drift，主角是一位非洲难民。整个故事大部分时间发生在希腊的一个小岛上。这明明是与他无关的一个故事。陈哲艺花了几年时间和编剧一起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再搬上银幕，这个故事便愈来愈个人。拍着拍着，陈哲艺开始哭了。他的生命和电影绑在了一起。拍电影很享受，但也很痛苦和煎熬，“我儿子现在四岁，我不希望他成为一个导演，我也不希望他成为一个演员。”因为如果真的想要拍好电影，“真的要很用心”。

有时候在 Netflix 不经意滑到《爸妈不在家》，他想，逃不掉了，“你必须一直面对你的作品。”他对待自己的电影比其他人更苛刻。“我拍了什么东西，哪些场景可以拍得更好，”一个自觉的创作者很清楚。

Part 2

陈哲艺的一生好像都在证明自己。当初选择做导演，去念电影学院，有一堆亲戚朋友不断打电话给他父母，“他应该去学法律吧？拍电影，学艺术一定不赚钱 。”他就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可以靠拍电影来会来谋生，来混一口饭吃。

短片《阿嬷》在康城拿奖后，陈哲艺开始筹拍《爸妈不在家》，新加坡业界的同仁和朋友们抱怀疑态度：你确定要拍一部外佣和小孩的故事吗？谁要看外佣和小孩的故事啊？在同行的眼里，这部片像是一部电视剧，没有商业可能。

他监制新片《花路阿朱妈》，怀疑的声音又来了：为什么要帮这些新导演，又要去韩国拍？面对韩国的资方或是团队时，对方也说，陈哲艺你来拍我们就愿意出钱。这个新人我们不认识，我们为什么要帮他？

2015年起，他参与了《花路阿珠妈》专案，导演是与他相识十五年的何书铭。故事讲述新加坡妈妈迷恋韩剧和韩国流行歌曲，因为儿子远行而独自踏上韩国追星之旅，期间与一位负债累累的导游和一位住宅区管理员相遇的故事。剧本筹备了四年，多次飞往韩国商谈也碰壁，在疫情期间，他一度想要放弃。他对何书铭说，公司的钱不必还，只要再找到另一间公司愿意接就好。单刀直入是他的优点，懂得放下情绪和包袱，“我讲话很直接，我就对导演说，我找不到资金了。”最后自己的执着和任性让他坚持了下来。

英语片 Drift 也遭遇了类似的关切。同行们说：你是新加坡人，为什么要去拍一个非洲人的故事？会不会拍完被人骂？对陈哲艺来讲，他就是被这个故事打动了，他有自己的感受。他相信一件事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

在英国读硕士时，他才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国外工作的可能性。曾经他以为自己的电影口味很东方，他一直以来欣赏的电影人是侯孝贤、杨德昌、李安，“我以为我拍的会是这样一种电影，也只能拍这样的电影”。第一年的短片作品，他还是拍亚洲人的故事，到毕业时，他突然想要挑战自己，有没有可能拍一个英语片，自己写剧本，全部讲英国人的故事。作品完成之后，他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原来我可以讲自己文化以外，自己语言以外的故事。”

虽然他还没想好 Drift 这部片的中文译名。但这个词本身似乎说明了什么。

陈哲艺并不在乎别人怎样看他，但他明白身为一个亚洲人，身为一个新加坡人，他肯定会被标签。他讨厌被标签化。《爸妈不在家》在康城拿下金摄影机奖时，有记者兴高采烈地对他说，你是第一个拿金摄影机奖的华人。

“我希望我的电影不是因为我是什么种族或者什么国籍去被看待，而是可以放在一个国际的舞台上，而且大家不是因为我的标签而去衡量这部电影。因为我是一个电影人，我想拍电影，它就是一部陈哲艺的电影，它不是一部新加坡的电影，或者一个华人导演或华人新导演，很多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下这样的标签，但我也知道这些标签有时候对一个人的事业是好的，但我不希望我只是在新加坡，或者说我在华人地区是最好的，我希望电影本身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些表现。”

2016年，他监制了一部新加坡导演的泰国片《亲爱的大笨象》，整部戏用泰语对白，工作人员也都是泰国人。他监制的另一部泰国电影 Arnold is a Model Student 在香港亚洲电影节颇受好评，今年他的公司会合拍两部印尼片，一部菲律宾片。在拍Drift的同时，他还在中国东北拍了一部《燃冬》，和周冬雨、刘昊然、屈楚箫合作。手头上筹备的一个专案，一位新加坡新导演看中了一篇印度的短篇小说，谈好版权之后，同样交由陈哲艺制作。这是一个完全发生在印度，带有吸血鬼及同志元素的故事。

“现在的导演都很喜欢去国外拍。”

“我也不确定，也许第一，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新加坡除了华人以外，有马来人，有印度人，有混血儿，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我们的所谓的官方语言又是英语， 不管是工作或私底下都是在讲英语，甚至我在家中长大的时候，我爸妈根本就不会说中文，我们在家里只订阅英文报。

“第二可能国家太小了，它逼着你走出国门，我自己也不确定为什么这些新导演又要去泰国拍，又要去韩国拍，又要去印度拍， 当然我自己这几年也一直在国外尝试，但是我想是好的，而且新加坡电影人真的是必须要走出国门，因为我们的市场太小，又不像香港至少有共鸣的语言 ，比如说广东话，哪怕是电视剧或者电影，他还是要做到足够的体量，必须有这样语言的不同。但新加坡基本上大家都讲英语，你问我说新加坡需不需要新加坡电影？ 不需要，因为大家都看好莱坞片都看得很痛快，不需要看新加坡的电影。 它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潜在的需求。”

Part 3

陈哲艺是一个工作狂，似乎从来没有休息过。

在新加坡他一周拍摄六天，每天12小时，在中国大陆可以一周七天不停不休，每天15到18小时都有，他每天只睡四小时。等到在欧洲拍片，工会有严格规定，每天只能十小时，有时景点太远，车程也要算进工作时长。陈哲艺像是突然打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周末突然空到没有事做。

疫情打破了他的很多传统。如果不是疫情，他会继续做一个工作狂。第一次他有好几年的时间，哪里都不飞，完全待在家里。没有影展，没有评审工作，没有创投，没有剧本会议，没有看景。他有了时间陪着自己的小孩长大，一家三口在英国渡过了这段自己的危机时光。

一部短片拯救了他。

《疫年之初》是由美国的发行公司Neon发起的计划，希望在全球电影业停工期间，拍摄一系列短片来为行业打气。他们邀请了全世界的七位导演各自拍摄一部短片。陈哲艺拍的《隔爱》是通过远端拍摄的，剧组的所有人都在北京，他则身处伦敦的地下室。整个勘景，然后读本，一直到定造型，所有的部分基本上都是通过远程视频完成。 在他的半夜，北京的白天，剧组把摄影机接到监视器，再用一部iPad直播，让陈哲艺通过zoom跟演员讲戏。

每个导演的预算都很少，每人一万美金，“我连学生短片的预算都没那么少。

“但是后来你会发觉说它回归到一个很纯粹的拍摄创作方式，我自己是蛮感动的，在那么艰难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没有钱，没有资源，只有钱给一些技术人员， 摄影机也是借回来的，根本就没有预算去做灯光器材，整部电影都是用自然光拍出来的。 ”

后期也是远端做，声音还有调光都是在纽约做。陈哲艺还是通过zoom跟调光师和调音师沟通。这部连灯架都没法承担的短片获得调光师的赞赏，让他学习到回归纯粹的拍摄状态，才是拍出好电影的基础。

“在最艰难的一些条件下，一个电影人还是可以继续创作，对我来说是对最感人的一件事情。”电影在康城首映时，参与其中的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西被囚禁在牢中，陈哲艺也被他的作品所感动，“他只用了一部iPhone，但把生老病死都讲清楚了，电影真的很伟大。”

于是他的存在危机解决了。

之后他想的竟然是：人生苦短，要抓紧时间多拍一些电影。他没有告诉过自己的家人，也没有告诉过自己一起拍片的伙伴，事后能笑着说出这一切，应该是真的解决了吧。

Part 4

陈哲艺的电影里，总是透露出强烈的孤独。

甚至是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彼此都那样的孤独，每个人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感情在不断累积。《爸妈不在家》里的四个人物都找不到出口，两位父母，外佣及男主角都过着压抑的生活；《热带雨》中的四个人物也同样如此，老师与学生通过寂寞而连结，卧病在床的公公与世界隔绝，女主角的丈夫总是心不在焉。

陈哲艺本身就是孤独的，他周围的好朋友没有太多，自感自己在新加坡是一个异类，“因为我的电影跟其他新加坡导演电影很不一样，大家都会说你怎么拍电影像个台湾人，像个日本人⋯⋯”

他所认识的其他新加坡导演，基本都用英文在创作，无论是在外社交，还是在家生活，也都是讲英文。“虽然我自己成长也是这样，但是我又热爱中文，我自己的电影又很东方，又很儒家，但是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人在新加坡是很格格不入的。”他就好像《热带雨》里面的女教师，所有人都认为陈哲艺很传统 。

换一个角度，在新加坡用纯华语工作的导演，多数在拍通俗喜剧，很在地很恶搞，陈哲艺也不属于这一边。他在新加坡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族群，反而在伦敦，或者北京，他找得到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在台湾，或者在日本，也有心心相印的朋友。”他们懂他，懂他的电影。

陈哲艺有时有点心酸。当他创作的企图无法被理解的时候，他说那有点悲哀。

“创作的这条道路本身就已经很孤独了，最糟糕的是你写的这个东西，人家看不懂你在写什么，也不明白其实更深的含义是什么，拍完了人家也看不到。”

有的人问他，为什么《热带雨》里的同学可以带榴梿去课堂，“可是那个根本不是重点。”有时候孤独就来自这里。

他的确也是传统的。通常每年的年夜饭，都是陈哲艺来做，从买菜到做饭包办，至少做十道菜。他对过节这件事的态度就很传统，而且很有要求。如果在新加坡，一家人会按照习俗去拜年，圣诞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今年农历新年前夕，陈哲艺在香港。马上他就要飞去美国，参加 Drift 在影展的世界首映，于是不能像过去一样过一个传统的农历年。

因为太太严扬的工作调动，一家三口在2022年夏天搬到香港。陈哲艺赞叹香港这座城市的魅力，甚至想要在这拍一部电影。

“香港太迷人了，它的建筑是旧与新的碰撞，人的状态也很迷人。香港跟新加坡最类似的地方是都很实际，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笔交易，大家其实都在看利益，香港太像新加坡了，但它又很有自己的味道。”香港明显的阶级分野，也让他大开眼界。看到很多人用保姆车送子女上学，但父母本人都并不去送，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香港看到这些。

很多人劝他如果要拍就赶紧，因为现在票房那么好，不知道可以撑多久。陈哲艺依然故我，根本不着急，预计最早2024 年底或2025年初才开机。他需要两年的时间去沉淀，观察和感受，“去做田野调查，去感受这边的人的味道，地方的味道。 就好像拍一个《花路阿珠妈》，我不会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韩国，所以去拍这部电影。很多时候是因为情感，而不是为了去跟风。”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离开”新加坡，“我在新加坡也有20多年，疫情前其实我每年平均也会在新加坡大概三个月左右，如果在筹备和拍摄的时候，可能会待五六个月。 ”一家人特地回新加坡过圣诞待了两个星期，这期间他甚至观察到一些令他不太舒服的事情，他打住没有细说。

陈哲艺自觉不属于任何地方，在不同国家来来去去，似乎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居所。不过在英国住了17年，在伦敦建立了一种熟悉的生活方式，有了家庭，小孩也在那里出生，伦敦对他来说有一种家的味道，和香港的高楼很不一样。

“我很想念英国，很想念在英国的街坊邻居，”他们住在伦敦东区的一所老房子里，是有140年历史的维多利亚建筑。邻居有画廊老板，有律师，有护士。走在路上，大家互相招呼谈话，非常亲切。他现在还留在东区街坊的200人WhatsApp群组里。

整个访问过程中，我很多次试图想追问一些他自我内心的感受。他都恰到好处地把话停在某一个位置，让自己保留一段距离。唯有在这时，他才微微放松了自己，仿佛只要在那一条街，他便不怕自己被阅读。他不再只是一个谨慎庄严的影像创作者。

“我可以带你走我们那条路，向你介绍每道门里面住着谁，叫什么名字，有几个小孩，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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