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哲藝專訪：電影是痛苦，是孤獨，也是解方

陳哲藝遭遇過一次很大的存在危機。

2019年，他帶着自己的作品《熱帶雨》去了多倫多，去了金馬。在很多地區，這部電影選定2020年發行。

然後，疫情來了。

《熱帶雨》在法國上了兩周，然後歐洲各地開始封城，電影院關門。他4月計畫要來香港電影節，然後發片，也被取消了。馬來西亞只上了一天，然後隔天全大馬的戲院就關了，「無日無期」。

撇開他自己的電影發行遭遇問題，全球電影院關門的時候，陳哲藝焦慮了起來，「我焦慮的是我相信電影院還是會重新開門，我相信觀眾還是會回來。」

但是他自己也開始看線上平臺、看 Netflix，去刷不同的串流服務，他想，觀眾再回來的時候，他們可能只要看好萊塢的大片，他們可能來看阿凡達。「我這樣的導演，我的片子那麼的克制，你可以說比較小眾一點，然後體量也不大，我這樣的導演還有存在的空間嗎？」

在那一刻，他覺得自己這樣的導演，是不是不再被需要了？

Part 1

十九歲時，陳哲藝還在新加坡念電影學院，他拍了畢業作短片G-23，這部短片獲選參加很多影展，還拿了獎。現在他完全看不下去，覺得很做作。但他還是必須面對，偶爾去電影學院教課，他會把這部短片放給別人看。他學會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去，願意去面對自己以前的不足。

二十歲畢業，剛好新加坡影委會有一筆資金，想要資助一名優秀的畢業生去國外實習。陳哲藝得到了這個機會，去了台灣的中影公司實習，在林正盛導演的《月光下，我記得》做助導，那是他第一次出國拍片的經歷。在台灣，他認識了一幫很熱衷於電影的工作人員，到現在還是朋友。 台灣電影人的工作方式，帶給他很深的感觸，這些人是在很用心地把這件事做好，很用心地想要幫一位作者/導演去完成他的想像和企圖。

每一次拍片，陳哲藝要對自己交代：我所謂的交代是我要拍這個人，拍這個故事，我有沒有很誠實地去對待這個題材？

《爸媽不在家》有一部分細節取材自他自己的經歷，他的童年與外傭相處的種種情形；《熱帶雨》中涵蓋了大量他在多語言國家的成長，帶着自己對中文這種語言的熱愛。陳哲藝的每一次創作，都要把自己打開，將自己的經歷和感受放入電影之中。於此，拍電影是慘痛又殘忍的過程。他有時候讀到別人的報導或訪問，看到年輕導演說拍電影是幸福的工作，「我就想說拍電影有那麼幸福嗎？ 我怎麼看上去他很痛苦？」作為一個電影人和創作者，時常要保持在一個焦慮的狀態下，這種不安和對自己的鞭策，帶着他去完成自己想要的故事，「在情感上，哪怕是我拍的族群、國家、社會都是很個人的。」

最近他拍攝的第一部英語片在影展首映，片名叫 Drift，主角是一位非洲難民。整個故事大部分時間發生在希臘的一個小島上。這明明是與他無關的一個故事。陳哲藝花了幾年時間和編劇一起將小說改編成劇本，再搬上銀幕，這個故事便愈來愈個人。拍着拍着，陳哲藝開始哭了。他的生命和電影綁在了一起。拍電影很享受，但也很痛苦和煎熬，「我兒子現在四歲，我不希望他成為一個導演，我也不希望他成為一個演員。」因為如果真的想要拍好電影，「真的要很用心」。

有時候在 Netflix 不經意滑到《爸媽不在家》，他想，逃不掉了，「你必須一直面對你的作品。」他對待自己的電影比其他人更苛刻。「我拍了什麼東西，哪些場景可以拍得更好，」一個自覺的創作者很清楚。

Part 2

陳哲藝的一生好像都在證明自己。當初選擇做導演，去念電影學院，有一堆親戚朋友不斷打電話給他父母，「他應該去學法律吧？拍電影，學藝術一定不賺錢 。」他就一直想要證明自己可以靠拍電影來會來謀生，來混一口飯吃。

短片《阿嬤》在康城拿獎後，陳哲藝開始籌拍《爸媽不在家》，新加坡業界的同仁和朋友們抱懷疑態度：你確定要拍一部外傭和小孩的故事嗎？誰要看外傭和小孩的故事啊？在同行的眼裏，這部片像是一部電視劇，沒有商業可能。

他監製新片《花路阿朱媽》，懷疑的聲音又來了：為什麼要幫這些新導演，又要去韓國拍？面對韓國的資方或是團隊時，對方也說，陳哲藝你來拍我們就願意出錢。這個新人我們不認識，我們為什麼要幫他？

2015年起，他參與了《花路阿珠媽》專案，導演是與他相識十五年的何書銘。故事講述新加坡媽媽迷戀韓劇和韓國流行歌曲，因為兒子遠行而獨自踏上韓國追星之旅，期間與一位負債累累的導遊和一位住宅區管理員相遇的故事。劇本籌備了四年，多次飛往韓國商談也碰壁，在疫情期間，他一度想要放棄。他對何書銘說，公司的錢不必還，只要再找到另一間公司願意接就好。單刀直入是他的優點，懂得放下情緒和包袱，「我講話很直接，我就對導演說，我找不到資金了。」最後自己的執著和任性讓他堅持了下來。

英語片 Drift 也遭遇了類似的關切。同行們說：你是新加坡人，為什麼要去拍一個非洲人的故事？會不會拍完被人罵？對陳哲藝來講，他就是被這個故事打動了，他有自己的感受。他相信一件事的時候，就一定要做好。

在英國讀碩士時，他才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國外工作的可能性。曾經他以為自己的電影口味很東方，他一直以來欣賞的電影人是侯孝賢、楊德昌、李安，「我以為我拍的會是這樣一種電影，也只能拍這樣的電影」。第一年的短片作品，他還是拍亞洲人的故事，到畢業時，他突然想要挑戰自己，有沒有可能拍一個英語片，自己寫劇本，全部講英國人的故事。作品完成之後，他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原來我可以講自己文化以外，自己語言以外的故事。」

雖然他還沒想好 Drift 這部片的中文譯名。但這個詞本身似乎說明了什麼。

陳哲藝並不在乎別人怎樣看他，但他明白身為一個亞洲人，身為一個新加坡人，他肯定會被標籤。他討厭被標籤化。《爸媽不在家》在康城拿下金攝影機獎時，有記者興高采烈地對他說，你是第一個拿金攝影機獎的華人。

「我希望我的電影不是因為我是什麼種族或者什麼國籍去被看待，而是可以放在一個國際的舞臺上，而且大家不是因為我的標籤而去衡量這部電影。因為我是一個電影人，我想拍電影，它就是一部陳哲藝的電影，它不是一部新加坡的電影，或者一個華人導演或華人新導演，很多時候大家都很喜歡下這樣的標籤，但我也知道這些標籤有時候對一個人的事業是好的，但我不希望我只是在新加坡，或者說我在華人地區是最好的，我希望電影本身的價值遠遠超過這些表現。」

2016年，他監製了一部新加坡導演的泰國片《親愛的大笨象》，整部戲用泰語對白，工作人員也都是泰國人。他監製的另一部泰國電影 Arnold is a Model Student 在香港亞洲電影節頗受好評，今年他的公司會合拍兩部印尼片，一部菲律賓片。在拍Drift的同時，他還在中國東北拍了一部《燃冬》，和周冬雨、劉昊然、屈楚簫合作。手頭上籌備的一個專案，一位新加坡新導演看中了一篇印度的短篇小說，談好版權之後，同樣交由陳哲藝製作。這是一個完全發生在印度，帶有吸血鬼及同志元素的故事。

「現在的導演都很喜歡去國外拍。」

「我也不確定，也許第一，我們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新加坡除了華人以外，有馬來人，有印度人，有混血兒，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我們的所謂的官方語言又是英語， 不管是工作或私底下都是在講英語，甚至我在家中長大的時候，我爸媽根本就不會說中文，我們在家裏只訂閱英文報。

「第二可能國家太小了，它逼着你走出國門，我自己也不確定為什麼這些新導演又要去泰國拍，又要去韓國拍，又要去印度拍， 當然我自己這幾年也一直在國外嘗試，但是我想是好的，而且新加坡電影人真的是必須要走出國門，因為我們的市場太小，又不像香港至少有共鳴的語言 ，比如說廣東話，哪怕是電視劇或者電影，他還是要做到足夠的體量，必須有這樣語言的不同。但新加坡基本上大家都講英語，你問我說新加坡需不需要新加坡電影？ 不需要，因為大家都看好萊塢片都看得很痛快，不需要看新加坡的電影。 它本身沒有這樣的一個很大的潛在的需求。」

Part 3

陳哲藝是一個工作狂，似乎從來沒有休息過。

在新加坡他一週拍攝六天，每天12小時，在中國大陸可以一週七天不停不休，每天15到18小時都有，他每天只睡四小時。等到在歐洲拍片，工會有嚴格規定，每天只能十小時，有時景點太遠，車程也要算進工作時長。陳哲藝像是突然打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週末突然空到沒有事做。

疫情打破了他的很多傳統。如果不是疫情，他會繼續做一個工作狂。第一次他有好幾年的時間，哪裏都不飛，完全待在家裏。沒有影展，沒有評審工作，沒有創投，沒有劇本會議，沒有看景。他有了時間陪着自己的小孩長大，一家三口在英國渡過了這段自己的危機時光。

一部短片拯救了他。

《疫年之初》是由美國的發行公司Neon發起的計畫，希望在全球電影業停工期間，拍攝一系列短片來為行業打氣。他們邀請了全世界的七位導演各自拍攝一部短片。陳哲藝拍的《隔愛》是通過遠端拍攝的，劇組的所有人都在北京，他則身處倫敦的地下室。整個勘景，然後讀本，一直到定造型，所有的部分基本上都是通過遠程視頻完成。 在他的半夜，北京的白天，劇組把攝影機接到監視器，再用一部iPad直播，讓陳哲藝通過zoom跟演員講戲。

每個導演的預算都很少，每人一萬美金，「我連學生短片的預算都沒那麼少。

「但是後來你會發覺說它回歸到一個很純粹的拍攝創作方式，我自己是蠻感動的，在那麼艱難的一個情況下，我們沒有錢，沒有資源，只有錢給一些技術人員， 攝影機也是借回來的，根本就沒有預算去做燈光器材，整部電影都是用自然光拍出來的。 」

後期也是遠端做，聲音還有調光都是在紐約做。陳哲藝還是通過zoom跟調光師和調音師溝通。這部連燈架都沒法承擔的短片獲得調光師的讚賞，讓他學習到回歸純粹的拍攝狀態，才是拍出好電影的基礎。

「在最艱難的一些條件下，一個電影人還是可以繼續創作，對我來說是對最感人的一件事情。」電影在康城首映時，參與其中的伊朗導演賈法爾帕納西被囚禁在牢中，陳哲藝也被他的作品所感動，「他只用了一部iPhone，但把生老病死都講清楚了，電影真的很偉大。」

於是他的存在危機解決了。

之後他想的竟然是：人生苦短，要抓緊時間多拍一些電影。他沒有告訴過自己的家人，也沒有告訴過自己一起拍片的夥伴，事後能笑着說出這一切，應該是真的解決了吧。

Part 4

陳哲藝的電影裏，總是透露出強烈的孤獨。

甚至是裏面的每一個人物，彼此都那樣的孤獨，每個人都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感情在不斷累積。《爸媽不在家》裏的四個人物都找不到出口，兩位父母，外傭及男主角都過着壓抑的生活；《熱帶雨》中的四個人物也同樣如此，老師與學生通過寂寞而連結，臥病在床的公公與世界隔絕，女主角的丈夫總是心不在焉。

陳哲藝本身就是孤獨的，他周圍的好朋友沒有太多，自感自己在新加坡是一個異類，「因為我的電影跟其他新加坡導演電影很不一樣，大家都會說你怎麼拍電影像個臺灣人，像個日本人⋯⋯」

他所認識的其他新加坡導演，基本都用英文在創作，無論是在外社交，還是在家生活，也都是講英文。「雖然我自己成長也是這樣，但是我又熱愛中文，我自己的電影又很東方，又很儒家，但是這個東西這樣的一個人在新加坡是很格格不入的。」他就好像《熱帶雨》裏面的女教師，所有人都認為陳哲藝很傳統 。

換一個角度，在新加坡用純華語工作的導演，多數在拍通俗喜劇，很在地很惡搞，陳哲藝也不屬於這一邊。他在新加坡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族群，反而在倫敦，或者北京，他找得到可以談得來的朋友。「在台灣，或者在日本，也有心心相印的朋友。」他們懂他，懂他的電影。

陳哲藝有時有點心酸。當他創作的企圖無法被理解的時候，他說那有點悲哀。

「創作的這條道路本身就已經很孤獨了，最糟糕的是你寫的這個東西，人家看不懂你在寫什麼，也不明白其實更深的含義是什麼，拍完了人家也看不到。」

有的人問他，為什麼《熱帶雨》裏的同學可以帶榴槤去課堂，「可是那個根本不是重點。」有時候孤獨就來自這裏。

他的確也是傳統的。通常每年的年夜飯，都是陳哲藝來做，從買菜到做飯包辦，至少做十道菜。他對過節這件事的態度就很傳統，而且很有要求。如果在新加坡，一家人會按照習俗去拜年，聖誕節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

今年農曆新年前夕，陳哲藝在香港。馬上他就要飛去美國，參加 Drift 在影展的世界首映，於是不能像過去一樣過一個傳統的農曆年。

因為太太嚴揚的工作調動，一家三口在2022年夏天搬到香港。陳哲藝讚嘆香港這座城市的魅力，甚至想要在這拍一部電影。

「香港太迷人了，它的建築是舊與新的碰撞，人的狀態也很迷人。香港跟新加坡最類似的地方是都很實際，我感覺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筆交易，大家其實都在看利益，香港太像新加坡了，但它又很有自己的味道。」香港明顯的階級分野，也讓他大開眼界。看到很多人用保姆車送子女上學，但父母本人都並不去送，他沒有想到自己會在香港看到這些。

很多人勸他如果要拍就趕緊，因為現在票房那麼好，不知道可以撐多久。陳哲藝依然故我，根本不着急，預計最早2024 年底或2025年初才開機。他需要兩年的時間去沉澱，觀察和感受，「去做田野調查，去感受這邊的人的味道，地方的味道。 就好像拍一個《花路阿珠媽》，我不會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喜歡韓國，所以去拍這部電影。很多時候是因為情感，而不是為了去跟風。」

但他並不認為自己「離開」新加坡，「我在新加坡也有20多年，疫情前其實我每年平均也會在新加坡大概三個月左右，如果在籌備和拍攝的時候，可能會待五六個月。 」一家人特地回新加坡過聖誕待了兩個星期，這期間他甚至觀察到一些令他不太舒服的事情，他打住沒有細說。

陳哲藝自覺不屬於任何地方，在不同國家來來去去，似乎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很快就適應了新的居所。不過在英國住了17年，在倫敦建立了一種熟悉的生活方式，有了家庭，小孩也在那裏出生，倫敦對他來說有一種家的味道，和香港的高樓很不一樣。

「我很想念英國，很想念在英國的街坊鄰居，」他們住在倫敦東區的一所老房子裏，是有140年歷史的維多利亞建築。鄰居有畫廊老闆，有律師，有護士。走在路上，大家互相招呼談話，非常親切。他現在還留在東區街坊的200人WhatsApp群組裏。

整個訪問過程中，我很多次試圖想追問一些他自我內心的感受。他都恰到好處地把話停在某一個位置，讓自己保留一段距離。唯有在這時，他才微微放鬆了自己，彷彿只要在那一條街，他便不怕自己被閱讀。他不再只是一個謹慎莊嚴的影像創作者。

「我可以帶你走我們那條路，向你介紹每道門裏面住着誰，叫什麼名字，有幾個小孩，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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