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记录不具名风波︰与涉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合作、征询程序被消失

香港立法会大会和各委员会会议的纪要 ，一向以具名、摘要方式，记录出席议员名单、议员发言和发问、政府代表的回应，以及会议过程中所作的决定等，并上载到立法会网站，供公众浏览。

不过，2023年1月中，《有线新闻》前港闻助理总采访主任林妙茵在《明报》专栏撰文，指最近翻阅立法会事务委员会的会议纪要时，发现议员发言撮要被省略掉名字，改成“一名议员”、“个别议员”和“一些议员”；单凭纪要的文字记录，无法识别言论出自谁人口中。

《明报》期后作出跟进报导，称立法会回复指，有关改动是1年多前、由2022年1月今届立法会会期开始，“优化”委员会会议纪要的拟备方式，目的是为了“方便公众、议员和官员掌握会议流程、讨论要点和回应。”而会议纪要另加设附录，列明每名议员的发言时间，供公众翻看直播片段。立法会大会则不受影响。而据《明报》了解，改动属秘书处行政安排，称因应今届议员数目由70增至90人，但秘书处的资源未有增加。

端传媒整理资料，发现是次改动涉两大问题。首先，立法会跟一家中国语音识别技术公司科大讯飞合作，该公司涉协助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建立声纹资料库，卷入侵犯人权争议；而科大讯飞打算进一步扩展香港粤语市场，亦是在大湾区发展的重要部分。

其次，征询全体议员的程序被消失，但“完善选举制度”后，立会议员们的反应却比民间社会细得多。有记者、民主派前议员和前议员助理亦忧虑，立法会作为立法机关，大大小小的法案都须经过议会诞生，但当纪要省略发言议员的名字，增加搜寻资料的时间成本，变相影响立法会透明度和传媒报导工作，问责效率亦会降低，最终会损害公众利益。

与涉侵犯人权的中国语音识别技术公司合作

立法会委员会会议纪要改为不具名至今逾1年，1个月多前经传媒揭发后，立法会秘书处仅以挤牙膏方式回应，但没有详细解释修改决策背后的过程——包括新措施由谁人建议、相关讨论是如何发生、依照甚么指引和程序作出决策等。

直至2023年2月初，信报刊出专栏“余锦贤”的《“一名议员”风波 缘于一个误会》文章，指“收到风（收到消息）”变动是源于2019年立法会考察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时，“受当地一间智能公司的语音文字转换技术启发，之后秘书处采购同类系统编撰会议纪要”，但系统不能识别发言者身份，只好显示“一名议员”，形容这是“权宜之计”，“非刻意隐瞒”。

林妙茵发文回应，表示对这解释存疑，其中原因包括：有会议纪要用代名词“她”，指出发言议员是女性，但系统理应未能分辨发言者身份，又如何分辨性别； 当不同议员在不同时间发表类似观点时，纪要会归纳内容，并以“部分议员”作称呼，这是否系统自动归纳；附录列明发言议员名字、发言主题和时间，若系统不能分辨发言者身分，那附录是否人手编辑，而编者理应观看了会议，才能知道议员发言时间，那为何不直接具名。

端传媒亦就上述“语音文字转换”的说法是否属实，以及林妙茵的疑问向立法会查询，秘书处没有正面回答，惟指“正积极研究利用资讯科技，例如‘语音转换文字’软件，以协助秘书处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梁君彦则在2月13日向传媒指，立法会正跟中国大陆的语音识别技术公司科大讯飞合作，协助备拟逐字记录的誊本，现时适用于财委会和内务委员会，并希望在2023年底应用在其他会议逐字记录本。该语音软件现时须“再进修”，因软件研发时是以普通话和英文为基础，当转换成较复杂的广东话时，需再学习才可精准传译；而秘书处则会安排真人覆查，避免出错。

至于删走人名的做法，他表示是为了“效率考虑”，皆因过往秘书处撰写纪要时，如涉人名，必须与相关议员确认内容，来回或需时数个月；若以“一名议员”方式记录，则可在会议结束后1个月内公开纪要。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成立，现为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一家上市公司，主要业务包括音支撑软件。其公司官方网站称，“声纹识别”（Voiceprint Recognize）技术是一种通过语音讯号提取说话者的生理特征（包括反映声门开合频率的基频特征、反映口腔形状大小及声道长度的频谱特征等），进而识别出说话者身份的技术。声纹与DNA、指纹、人脸图像等其他生物特征一样，具有不可复制的唯一性，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信息安全、电话银行、智能门禁及娱乐等领域。

2015年新华网曾报导，声纹技术协助警方侦破诈骗案件——市民偷录与骗子通话的录音，同时警方透过定位锁定疑犯，期后实验室再通过声纹比对，将疑犯“定罪”。其时，该实验室实战应用研究院研究员杨波称，随着技术研发，声纹技术将会被应用于反恐维稳、治安管理等领域。

不过，科大讯飞亦涉侵犯人权争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于2017年10月曾发表报告，指科大讯飞的子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监控器材，协助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建立声纹资料库，以执行大量监察和社会控制。

2021年8月，纽西兰政府持有股份的科技企业Rocos Global，终止与科大讯飞合作。该公司亦因涉中国新疆侵犯人权行为，被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列为出口管制黑名单，须得美国商务部颁发许可证，才可购买美国技术。

回到香港应用科大讯飞技术的讨论，资料显示，2019年5月，《文汇报》曾报导科大讯飞在“粤港澳媒体湾区行”活动上，称已初步与立法会沟通，指希望相关的项目合作，“能够成为科大讯飞进入香港乃至国际市场的里程碑。”就数据私隐问题，该公司称，科大讯飞会提供离线转换功能，在立法会布置的智能语音系统所录制的内容，科大讯飞不会作数据提取。

同年12月，科大讯飞称，未来会针对香港市场进行应用研发，并提升繁体字识别系统，研发基于普通话、英文及粤语的混合识别系统等，以服务大湾区。公司亦正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合作，探讨香港的中学建立教育资料库，采集学生上课、作业、考试的数据分析，推荐针对性的学习计划。

两个月后的2020年2月，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一篇简短的“研究文章”，引述科大讯飞称，“在粤语翻译方面，广东与香港及海外华人的粤语存在差异，例如香港普遍是粤语及英语混合使用，而且俚语运用也不尽相同”，并希望“与香港精通粤英双语及高端科研人才共同优化粤语翻译系统，进一步提升粤语识别准确率”，未来拓展海外华人市场。

征询全体议员的程序被消失

那么，立法会秘书处改用相关语音转换软件一事，事前又有否征询议员意见？

民主派公民党前立法会直选议员（2012年至2016年）、曾任立会行政管理委员会（下称行管会）委员的陈家洛向端传媒指出，根据常识和以往经验，当秘书处提出的建议涉及议员权责、向公众问责、发言、行为等，都不会是个别的私人决定。行管会通常会征询全体议员意见，例如发问卷、或透过主席或秘书长和各党派磋商，再返回行管会作决定。

按立法会网站指，秘书处是在行管会督导下运作；行管会主要职责包括：“透过秘书处向立法会提供行政支援及服务”、“监督秘书处的运作”、“就立法会及任何立法会全局委员会的议事程序制备正式纪录”等，亦有“决定立法会秘书处的结构及职能”的权力。行管会主席由立法会主席出任，而现届主席为梁君彦，连同主席在内，行管会共有13名委员。

根据《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条例》，行管会会议在行管会或主席指定的时间及地点不定时举行，法定人数由行管会决定，但不得少于4名成员；表决时，若出席并投票成员若大多数投支持票，议题便可通过。

不过，征询全体议员这个重要的程序似乎被消失。

《星岛日报》引述“资深议员”指，秘书处负责会议记录，声称更改记录方式毋须经咨询或批核；而行管会曾向秘书处问及改动，获告知是“技术问题”。早前，自称民主派的新思维主席、社福界议员狄志远向NOW新闻表示，事前秘书处未有向议员提及有关改动。

陈家洛认为，若议员知悉并认为改动是合适妥当，这不符合他们作为公职人员身份和政党利益，是“莫名其妙”。

“如果这样‘顺摊（顺服）’，这可能牵涉另一个更加大的趋势或倾向：原来今时今日在议会里面的代议士，不再重视向公众交代、问责……在将来研究或探讨立法会整体表现时，他们觉得不需要具名告诉别人他们说过甚么、做过甚么。”

事实上，现届议员对纪要不具名的意见都有分歧。综合回应，狄志远认为这削弱议会透明度，不符合公众利益，因公众有权知道发言议员身份。他称会去信秘书处了解，要求恢复过往做法。选举委员会界别的江玉欢希望会议纪要具名，让公众知悉新议员在议会的参与情况，有助打开知名度。

不过，另一位选委界议员、商汤科技香港公司总经理尚海龙对独立媒体表示，自己不介意有多少人认识，“最重要是议员如何在议会上为社会做实事”。他又指，会议纪要重点是政府官员回应，不是哪位议员发言和其内容。选委界的管浩鸣认为不具名对他影响不大，亦不担心会降低立法会认受性，但觉得有议员或会介意自己的发言没有人留意；不过，管浩鸣认同新做法对市民和记者查阅记录造成不便，但不认为会阻碍他们监察立法会。

香港01向各党派询问取态，除了狄志远和江玉欢外，实政圆桌召集人田北辰和由4名无党派议员组成的“A4联盟”成员杨永杰，亦认同会议纪要应具名；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和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接受秘书处有关人手安排的解释；工联会则表示党内没有一定取向。

是次改动，受影响的包括本届立法会18个事务委员会，而有个别委员会辖下亦有组成小组委员会，覆盖政制、司法、房屋、教育等各个层面。在重要立法或财政建议正式提交立法会大会或财务委员会讨论和表决前，都会经过事务委员会，由议员提供意见、进行咨询或提出动议。陈家洛认为，新措施虽未有影响直接审批法案的立法会大会，但法案的审批是一个过程，在委员会的讨论具意义，亦会影响政策的后续发展。

“如果（议员）自己不care（理会），很难怪市民由此引伸一个看法就是：其实都是这样，香港的管治制度自我蚕食、矮化下去，那就算。你喜欢如何自弹自唱、或者不弹不唱，都好，你们自己在开party，但在管治角度来说，这是不健康的演变。”陈家洛说。

就是次修改的程序细节，端传媒分别以电邮和讯息向梁君彦和陈维安查询，获秘书处代表二人回复——有关新措施由建议至实行的经过、讨论和根据的程序和指引等问题，秘书处均未有回应，只提到“秘书处简化了委员会会议纪要的拟备方式，旨在精简归纳与会者的发言重点，以及加快会议纪要的公开发布。”

窒碍传媒工作

率先质疑会议纪要不具名事件的，正正是资深传媒人林妙茵。清晰易读的纪要，对于传媒能快速且准确传递立法会讯息，尤其重要。报导政治及立法会新闻超过10年的前记者A对端传媒说，不少立法会新闻的重点是“数票”（点算和分析议案表决所得票数），记者和公众会留意议员的投票取向与议会内外言论是否一致，监察他们的工作。

A说，从前查看会议纪要时，会到立法会网站，以议题和议员的名字作搜寻，做法相对容易。过往任职记者时，他一天有2至3宗采访，除网上即时新闻外，亦要准备供报纸刊登的稿件，工时一般是9小时，忙碌时连午餐时间也要牺牲。他说，如今记者须找回会议直播，对着附录列出的时间重看片段，花费很大的精神和时间，“不会有时间慢慢找”，也赶不及即日刊出报导。

端传媒以2022年12月5日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为例，实测要将“一名议员”“对号入坐”，需要多少时间。

当日出席会议的委员有18人，其他出席的议员有5人，共有3项议程，会议长2小时。除“申报利益”一项，指明“洪雯议员”申报她任职的公司为简约公屋项目提供土地外，其余议员的观点撮要均以“一名议员”、“部分议员”或“议员”不具名记录，出席的政府官员和代表则以“政府当局”表达。

当中，有关简约公屋的讨论，在第7页“入住率”的小标题下，有“一名议员”观察到，在3年后，首批租户会获编配公屋并迁出简约公屋，但简约公屋项目余下的使用期为大约两年，时间不够长，未能吸引准租户，简约公屋项目可能出现空置率高的情况。

根据另增的附录所顺序列出发言议员名字和他们发言的主题，当日有3名议员就“入住率”发言。记者在立法网站搜寻会议直播，根据时间轴以正常语速分别重看3人的发言片段，最终花了约15分钟，找到言论是出自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玄。整份纪要共提及“一名议员”18次，若要弄清他们的身份，记者须重复以上步骤，来回直播片段和会议纪要之间，又或是直接把直播全程观看一次。

“记者相对擅长做这件事，也要花费很大力气。公众有谁会有空重温一次，看那个议员表达个甚么立场……一些原本应受公众监察的议员，现在变了一个很模糊化的记录，监察不到，不知道他们在做甚么，不知道谁说过甚么，只知道有一群人说过一些话，很混乱。”A说。

A举例，2022年，教育局指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教科书亦须修改字眼。他翻查立法会旧文件中官员和议员用字的记录，发现他们曾作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的论述。“他（议员和官员）究竟有没有这样说过、他有否改变以往的立场……这些记录便很重要。”

香港记者协会在1月17日发表声明，批评做法不理想，“将确保立法会资讯透明的责任转嫁至公众和传媒”，令他们难以向议员问责，亦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促请立法会秘书处回复以往做法。

记协主席陈朗升对端传媒表示，会议纪要改作不具名，看不到有实质作用，反倒加添无意义的麻烦给记者和公众，是传媒监察权力机关的“大倒退”。对文字报导而言，他认为十分“骇人”，尤其涉及重大题议，开会时间可长达8至10小时，并持续几个星期。

陈朗升指，透过会议纪要，可以追寻多年前立法会、甚至立法局年代，港督、议员、官员等的发言。他认为，改动这过百年历史的惯例，“令人诧异之余，亦啼笑皆非。”

根据《立法会历史、规则及行事方式参考手册》，秘书处须为立法会会议备拟会议纪要和会议过程正式记录，两份会议记录目的并不一样。 会议纪要载有“出席名单、所作决定、每次进行点名表决的详情”等；会议过程正式纪录则是在会议上所作发言的逐字记录本。

每次为立法会制备会议纪要的规定，可追溯至19世纪、香港主权移交前的立法机关立法局第一次会议。在早年，会议纪要须在立法局宣读，并因应议员要求修改后，在下次会议有足够法定人数时付诸表决。自1912年起，会议纪要无须经过宣读便获通过，但改为把所有发言逐字记录。

1968年，秘书处职责扩大，除会议纪要外，亦须为部分会议备拟会议过程正式纪录的逐字记录本。现时，逐字记录本只适用于立法会大会，以及今届新增的财委会；而根据《内务守则》，一般委员会均不会有逐字记录，因此，会议纪要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会议纪要不记名，公众查阅议员发言的时间成本大幅增加，惟立法会秘书处回应端传媒指，根据新增附录的资料，公众可浏览录影和个别议员发言片段，“相关内容没有任何删减或隐藏，没有影响与会者发言的历史纪录，亦不会减低议会的透明度。”

在新措施实施前，陈朗升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如“石头爆出来”。

他指出，立法会过往一些与传媒相关的行政安排改动，例如关闭立法会、开放记者室等，双方都有沟通，他也觉得合理，但是次改动令他感到震惊。

举例指，2014年立法会审议新界东北前期工程研究拨款期间，曾加强一系列保安措施。有记者认为这限制了传媒采访，收窄新闻自由，发起联署，有逾200位记者参与。秘书处后来与记者代表会面，并就其中一些诉求作出回应，包括在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楼层升降机大堂加设开门按钮、记者不用拍卡也可自由进出等。

就是次的变动，记协准备去信立法会，约见秘书处表达意见。但陈朗升坦言，“有几大信心可以令这事改变过来，我都没有一个说法。”不记名的安排虽然暂时只适用于委员会，但他认为“恐怕是个开始”，同时亦怀疑，“立法会是不是转变了？”

“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立法会，还有“不明文”的转变。据《明报》报导，立法会在2022年第一个立法年度通过17项政府法案，当中只有两项是记名表决通过，比例是自2008／2009年度、近4届立法会之中最低。就这报导，叶刘淑仪向《明报》表示，今届议员的共识是“除非涉及重要原则问题需表态，否则不会记名表决”；狄志远则认为，是由于“立法会组成欠多元”，议员立场多数一致。

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表决时，若没有议员要求进行点名表决，立法会主席或全体委员会主席便会邀请赞成和反对议员轮流举手，然后判断赞成人数是否达到规定的多数并宣布结果。随着泛民主派在立法会绝迹，愈来愈少议员在会议上提出记名投票。

不记名投票比率高，再加上委员会纪要不具名，A 认为要知悉议员的立场，唯有把整个会议看一次。“记者也有很多事都采访，你想想有多少人可能听完所有会议，这是不可能的。当记者看不完的时候，你不会报，市民也不会知道。”

“梁君彦说过很多次立法会不是橡皮图章，那你要真的透过实际做的事，令公众感觉你不是，而不是口讲一套，做一套。”A说。

对倡议工作来说，“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会议纪要省去发言议员名字，亦为倡议工作增添掣肘。

沈伟男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教育界功能组别议员叶建源的议员助理。他以往为议员预备资料拟备问题时，会利用会议纪要，查看其他议员询问过的问题和政府的回应，了解他们的立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在一些非政治的民生政策上，例如融合教育，各议员和党派的的立场更难触摸；而即使他们对政策方向表示支持，他们对实行的细节或所引伸的其他政策改动也可能持有不同看法，“很多事不是非黑即白”，须靠会议纪要查看他们过去的言论和关注的重点。

比如少数族裔权利的议题，沈伟男指过往也有建制派人士关注；而2017年，30多名议员跨党派联署，包括民主党、公民党、新民党、工党、社民连、香港众志，和一些建制派的功能组别议员等，促请政府搁置小学三年级的全港性系统评估（TSA），防止学童过度操练。

沈伟男亦是已解散民间组织“民权观察”的前成员，在警权议题上，除了政府的立场外，他也会了解亲政府的议员中，谁人曾就警员使用武力或执法部门提出质询，作为参考。

民间团体在进行倡议工作时，会游说不同党派议员，希望推高他们对议题的支持度和关注度，“不会只看一派”，而会议纪要是了解他们立场的其中一个途径，他预料不具名的改动对他们影响甚大。

事实上，立法会《内务守则》列明，“委员会秘书长须按委员会决定的方式拟备委员会会议纪要。撰写该等会议纪要，通常是就会议的商议过程提供‘详细的纪录’。”

独立法律研究员黄启旸在《明报》撰文，指出秘书处是在《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条例》下获行管会授权的法定机构，受其监督并须对其负责。“司马文诉南区区议会秘书”一案中，法官指区议会秘书必须履行《会议常规》拟备会议记录的职能，是“合法性和法定责任问题。”他认为，这裁决亦可适用于立法会秘书处。

“我想很common sense（常理）的说法是：如果你连谁人发言都没有名字，这一定不是‘详细’的正式记录。”沈伟男说。

行管会、秘书处至今尚欠清晰交代

今次事件引起公众关注，纷纷质疑决策背后的来龙去脉。陈家洛指，即使行管会会议和决策过程一向不对外公开，行管会也应主动向公众解释。“我相信立法会主席和秘书处，特别是（秘书长）陈维安本人，欠公众一个清晰交代。”

事实上，陈维安掌管秘书处期间，秘书处亦曾爆出越权的争议事件。

陈维安曾在大型机构任职管理顾问和私募基金的投资工作，在1998年至2000年间出任特区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他亦曾担任智库智经研究中心研究小组召集人，该智库的董事和成员均为建制派。2008年，陈维安获委任为教育局副局长，及后于2012年出任立法会秘书长至今。

翻查资料，2019年立法会审议逃犯条例期间，内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在建制派占议会大多数的情况下，通过由建制派议员石礼谦取代民主派议员涂谨申，主持法案委员会选举主席程序。法案委员会秘书随即向委员发通知，要求他们一日内书面表态是否采纳相关指引。这做法引起民主派不满，谴责秘书处违反中立角色，协助建制派参与“政变”。当时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表示，会向陈维安发律师信，指控他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有逾2.7万名市民联署要求陈维安就事件辞职。陈维安见记者时则强调秘书处政治中立、不偏不倚。

有曾于立法会任职的保安员不满陈维安上述回应，遂爆出秘书处早在2017年曾要求同事交代“黄”或“蓝”的政治立场，但文件上并没有“中立”选项，故她没有剔取。但事后，她称被上司针对，身心受影响，最终提早辞职。民主派议员去信陈维安，指控秘书处越权和陈维安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陈维安则否认曾要求任何同事作政治表态。

时至“完善选举制度”下的新一届立法会，秘书处再爆出今次的争议事件。

沈伟男说，他一直都不认为立法会很有效能，一来议会不是由票值均等的普选产生，程序上亦有很多制肘，但如今连会议纪要亦无故被改作不记名，令他觉得，“为甚么议会会差到这个地步？”

“就算现在大部分立法会议员不是民选产生也好，他们自己也会说是为市民负责，为甚么连一样这么简单的事也要拿走？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衰落的状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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