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翁子光接续交出了两部颇具争议性的作品。由他监制、何爵天初次执导的《正义回廊》，借2013年轰动香港的双亲肢解案为故事原型，戳穿司法制度的伪善一面。另一部《风再起时》则是翁子光在《踏血寻梅》后相隔七年再次执导的新作，以 1960年代贪腐猖獗的警黑时代为背景，重写吕乐蓝刚等“四大探长”的枭雄野史。
《正义回廊》属题材严肃的“法庭剧”，最初不被看好，结果却成为逆市奇葩，票房大收 4000 多万港元，更挤身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大热，两位男主角麦沛东、杨伟伦双双提名影帝。《风再起时》则由梁朝伟郭富城两大影帝主演，属中港合拍片里近年难得一见的大卡士及纯香港背景题材，一切得来不易，是翁子光且进且退，与内地审查制度角力多年的成果。惟电影上映以来，先在内地惹来劣评，票房不佳，及后于香港亦评价两极，是因为香港观众放不下对合拍片的政治成见，还是风潮不再，旧香港的情怀早已随风散去，难以复返？
《风再起时》并非传统黑帮电影，甚至出乎意料是文艺片的格局，主角两人穿梭于优雅上流社会，谈谈情跳跳舞，却又隐隐迷失于权力游戏，整部电影就以其权倾朝野，尽揽香港上世纪灯红酒绿的浮华逸事。
旧香港、旧电影情怀
从1990年代家喻户晓的《五亿探长雷洛传》、《蓝江传》、《跛豪》，以至前几年的《追龙》系列，“四大探长”的故事已翻拍过很多遍。再来一次，观众难有新鲜感，但翁子光有著舍易取难的执念。“每个导演都有一场黑帮电影梦，喜欢《教父》（Godfather）、《义薄云天》（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或者《盗亦有道》（Goodfellas）。我自己都有，而且这场梦还夹杂了很多香港情怀，小时候看很多关于蓝刚吕乐、跛豪的电影，已经想著将来长大有机会拍电影的话，自己的版本会是怎样。”翁子光接著说：“他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很好看。但在电影世界，好看的不是打打杀杀的场面，而是人物细微的情感，是他们对人生的困惑、懊悔。”
从小喜欢聚焦大时代小人物的传记片，加上对自己尚未出生的年代的各种想像，让翁子光猜想以前的香港何其浪漫。“听过很多长辈 —— 特别是我阿嫲（奶奶）所说，殖民地时代的建筑，混杂了洋化和岭南文化的生活，对我像是一场梦，所以我想用电影还原过去香港的事物。也是这个基础推动了我去完成《风再起时》。”
“（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建筑，混杂了洋化和岭南文化的生活，对我像是一场梦，所以我想用电影还原过去香港的事物。”
虽然《风再起时》是翁子光的黑帮电影梦，但开场不到十分钟，却让观众心存疑问，因为磊乐（吕乐）竟是舞林高手，南江（蓝刚）则弹得一手好琴。翁子光笑道：“还记得邀请梁朝伟去拍，我说他的角色其实是Bill Evans（上世纪爵士乐钢琴家）。因为南江是名校毕业，精通英语，在那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至于另一主角磊乐，我就跟郭富城形容他是瘦皮猴（指美国流行歌手 Frank Sinatra），最擅长跳舞。”
《风再起时》并不是传统黑帮电影，甚至出乎意料是一部文艺片的格局，主角两人穿梭于优雅的上流社会，谈谈情，跳跳舞，却又隐隐有著迷失于权力游戏的郁闷，整部电影就以他们的权倾朝野，尽揽香港上世纪灯红酒绿的浮华逸事。
“是有意去违背过去很多黑帮片的套路。”翁子光微笑道：“后来我开始拍电影，便会去想，别人是这样写蓝刚吕乐的，自己又会怎样写呢？我不擅长拍动作场面，也没兴趣拍一部动作片，所以我觉得自己首先要与众不同。”
“大家都骂我扮王家卫”
但想要与众不同，殊不容易。跳出了黑帮电影的既定框架，《风再起时》却又躲不开另一个更大的漩涡。电影上映以来，便不乏批评声音，矛头直指他照抄王家卫电影。
“是呀。”翁子光苦笑两声：“这短短几个礼拜，王家卫已经成为了我的梦魇，大家都骂我扮王家卫，笑我是 A 货王家卫，有无学他呢？有的，作为王家卫的影迷，他确实有影响到我，但不是电影里有人穿旗袍就是似《花样年华》吧，也不是王家卫拍完电影才有旗袍。”他补充道：“若要说王家卫对我影响最深，其实是《东邪西毒》。人生的你来我往，互相亏欠，醉生梦死，而这些想法，我是真的有被启发，放了在这部电影里。”
这部电影可能致敬了上百部电影。与其说《风再起时》是一部黑帮类型片，应该说它是放了很多导演本人念兹在兹的影迷密码，以及对于电影美学的憧憬。
“但绝对不只王家卫，这部电影可能致敬了上百部电影。像 Martin Scorsese 的电影，或者《义薄云天》，《雨中乐飞扬》（Singin’ in the Rain）更不用说。”他转念又说：“而且还用了陈慧娴原唱的〈你的梦，我的梦〉，是陈果《大闹广昌隆》的电影主题曲。”与其说《风再起时》是一部黑帮类型片，应该说它是放了很多导演本人念兹在兹的影迷密码，以及对于电影美学的憧憬。
“对于旧电影，我总是夹杂这样一种影迷情怀，到底自己是否可以拍出一个同样浪漫的世界呢？”翁子光直言：“跟《踏血寻梅》和监制《正义回廊》时的创作心态很不一样。你在《正义回廊》里看到的怒火，多数都是来自导演何爵天，但是对于体制的思考，人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我有比较多意见。”
“我猜，自己都会愈来愈倾向描写人情世故的作品，是随著年岁增长的关系吧，自己变得没那么尖锐，也逐渐少了《踏血寻梅》那个时期的⋯⋯莽撞。”翁子光反复想了好一会儿，终于想到如何贴切形容几年前的自己。
“你在《正义回廊》里看到的怒火，多数都是来自导演何爵天，但是对于体制的思考，人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我有比较多意见。”
七年等待，十倍心血
回望那年刚凭著《踏血寻梅》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全场焦点的翁子光，他大概从未想过，要几经波折，用七年时间才能换来一部《风再起时》。这一步之遥，居然是如此漫长。
“当初因为《踏血寻梅》赢了一点声势，大家对我更有认识，很多投资者找我开戏，想来主要是觉得‘拍我的作品有机会做影帝㖞’这一点有助他们招揽明星演员吧。记得是 2015 年底，其时大陆电影市场仍非常畅旺，有很多热钱，还有人悄悄开车接我见几个卡士大到自己不敢相信的演员。当年我还是个小伙子，都未搞清楚发生什么事，为何那么多资本、演员来找我呢？”翁子光稍顿，然后笑道：“感觉是有点奇情，而且任何一间电影公司都问我有什么想拍，对我予以无条件的信任支持。”
“在这样的审查制度下，我觉得自己提出的十个电影计划，有九个都过不了关。因为我专门喜欢拍人性阴暗的题材，明显不会符合共产党对真善美的追求。”
然而，挟著光环走进内地电影市场，世事并非翁子光想得那么一帆风顺。“当我认真想发展一些电影计划时，譬如其中一部叫《海祭》，差一点就能开拍了。”电影以内地多年前一宗“鲁荣渔 2682 号惨案”为蓝本，据指那时渔船出海到南太平洋时，船上载有 33 名船员，回港时只剩 11 名船员。他续说：“幸存回来的人都形容船上发生过一场厮杀，但其实是关于利益纠纷、身世背景。这艘船像挪亚方舟，我觉得背后显露了很多人性。”
《海祭》本已著手筹备剧本，但没多久胎死腹中：“电影局（内地广电总局）本来批了，后来撤回，所以拍不成了。它的失败，对我有很大打击，在这样的审查制度下，我觉得自己提出的十个电影计划，有九个都过不了关。因为我专门喜欢拍人性阴暗的题材，明显不会符合共产党对真善美的追求。但如果我拍一个香港故事，一段旧香港的历史，似乎可以回避了对大陆比较敏感的事情，或者，香港再不是以前的模样，但我想重塑过去的一些价值观、精神和力量。”
无愧对自己的创作初心
“我想讲几个角色的人生段落，多于想拍一个污糟的警匪、黑帮世界。我是否应该拍多一些英国人丑态，描写这班华探长其实全部都被英国政府操纵？这对内地‘过审’就更好。王晶现在拍每部戏都行这个方向。”
如是者，翁子光将一切都押在绝无仅有能够“过审”的《风再起时》身上：“但那时我的心态并非想拍什么商业大片，而是想圆自己的梦，尝试自己的另外一面，完全另一个维度的作品。”
“但这部电影从美术、摄影、服装，还有演员卡司，都需要好多钱才能做到那个规模。它的成本是《踏血寻梅》的十倍，我花费的心血都可能是十倍。”
故此，《风再起时》跟内地电影主旋律的关系也显得很微妙。最明确的例子是，近年要拍警匪片、黑帮题材的话，为符合审查机制，难免要“借用”前殖民时期的廉政公署，跨时空执法肃贪，以“呼应”当下的内地政治意识形态。
“警廉冲突是香港电影其中一个重要篇章、焦点，在《风再起时》这个故事里，廉政公署当然是要出现的。”翁子光笑了一笑，然后诚实回答：“但你问我，是否为了规避内地电影审查风向，所以一定要拍某些内容，其实是的。坦白讲，当你面对审查，你的选择不是太多，它的确会过滤了一些我比《风再起时》更想拍的题材，但这部电影毕竟都仍是我想拍的作品。”
“对我伤害最深的，是看到一些影评人说我左右逢源。这说法我不同意，因为我是只有这样的成本才能拍到这样的香港电影，其实返到大陆还要被内地发行商奚落，说这部戏在大陆无人想看，无人会关心香港历史。”他说得感慨，也对《风再起时》惹来的各种谩骂深感不忿：“我是用简章方式，以几个人物作为侧写，想将香港过去几十年历史串连起来。”
“所以，我是绝对问心无愧地觉得，这是一部拍给香港观众看的电影，但必须在内地获得足够资金才拍到。除非我继续拍《踏血寻梅》2.0、3.0、4.0 吧，继续拍下去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圆这个梦，而刚好有这样的时机让我去做。”
“在内容，在意识上，无一件事情是去考虑内地观众喜欢看什么，所以我才去拍。自己更想拍的作品，因为审查制度，十居其九都拍不到，《风再起时》是难得过关的那一两个。”
虽然取道于合拍片，但翁子光强调，电影为香港而拍：“在内容，在意识上，无一件事情是去考虑内地观众喜欢看什么，所以我才去拍，无啰。但确实，我是否可以选择拍一些自己更想拍的作品呢？因为审查制度，十居其九都拍不到，《风再起时》是难得过关的那一两个。这样是否就要被骂左右逢源呢？我有我的很多坚持，我不肯剪走很多部份，亦不愿拍内地观众最想看的那种‘爽片’去讨好市场。问我是否觉得 Guilty（罪疚），唯一有的就是这部电影用了很多钱去拍，但是否像大家预期要拍一部新的《寒战》或《无间道》？其实我不是，观众的反应都证明了它真的不是一部主流商业片。我只是走向某个极端去完成这部作品，但并无愧对自己的创作初心、原则。”
然而，说到 Guilty，关于 1960 年代黑警贪污舞弊的脏事，似乎都在电影的唯美氛围下都处理得相对干净，变相洗走了他们的历史罪行。
“我不觉得。”翁子光闻言反驳：“不是干净还是污糟的取舍，而是我想讲几个角色的人生段落，多于想拍一个污糟的警匪、黑帮世界。又反过来问，我是否应该拍多一些英国人的丑态，描写这班华探长其实全部都被英国政府操纵。如果剧本有这样的调动，对内地‘过审’就更好。王晶现在拍每一部戏都行这个方向，就算讲香港本土作品，现在唯一能拍到黑帮、黑警的题材，都是要行这个方向。但我其实没在这方面大造文章，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是为了讨好市场、迎合制度而这样写。”
“我有我的很多坚持，我不肯剪走很多部份，亦不愿拍内地观众最想看的那种‘爽片’去讨好市场。问我是否觉得 Guilty（罪疚），唯一有的就是这部电影用了很多钱去拍。”
“虽然《风再起时》说的是旧时代的浪漫，但也暗藏了香港是如何从当初走到后来的这个面貌。”他接著说：“电影里仍然有一些暴动场面，背后的某些意识形态，能够‘过审’都已不容易了。这部电影经历了很多事，但如果坚持了这么久才能拿到这样的成本、阵势，拍出这样一部港片，都被认为是左右逢源，那不如以后都不要拍合拍片，所有人都不要拍合拍片了。”
“众所周知，在选择上我不是有很多题材可以发挥，而且审查制度并不稳定，时松时紧，很多时候就是等一个机会。”他转念又说：“但你有精神洁癖的话，那永远不要碰合拍片，你只可以做小众文艺片，在本土市场找新题材，是可以的，也一直有人做得很好。要走另外一条踩钢线的路，是很艰险，而且需要更多魄力。我是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没有太多妥协。”
这个年代，态度比深度更重要
“这其实要很小心，如果态度总是大于深度，风向比个人独立思考、讨论空间更大，香港就会变成一个逆向的 Propaganda（政治宣导）社会，内地一直讲风向、讲主旋律，我们又是否同样要用风向去定夺社会争议？”
翁子光自叹历尽九死一生才能面世的《风再起时》，惟香港的上映时间很尴尬。数周前，张婉婷执导的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惹来众多道德争议，最终不堪舆论及社会压力，匆促撤档，也退出金像奖最佳电影奖项的遴选。在香港观众道德门槛拾级而上的时间点，《风再起时》似乎刚好逆风，来得不太合时。“是呀。”翁子光说来是有点气馁：“今日还跟你说香港历史，重新认识香港，这种语调都会令人很觉得我是‘左胶’。在新的香港形势里，大家可能会觉得电影应该要更正面冲击当代社会问题，要有更刺激性的视野、态度。”
而意外的是，翁子光形容自己的创作态度毫不激进，却是比较温情、温柔：“是否可以用比较富文学性，有深度的方法去说香港故事呢？《风再起时》里的几个人物，对我来说都是 Metaphor（隐喻），他们正正代表香港的某些精神性面貌，但可惜，在这个年代，态度比深度更重要。”
“以《给十九岁的我》为例，它是一部好电影，既描述了香港曾经有良好的教育制度，尊重学生的个体发展、意志，甚至有过去几年社会运动的画面，一些香港曾经拥有过的美好信念。电影能够反映出很真实、很当代的香港，但因为导演有操作上的缺失，结果被所有人围攻。”他想了片刻，续说：“这其实要很小心，如果态度总是大于深度，风向比个人独立思考、讨论空间更大，香港就会变成一个逆向的 Propaganda（政治宣导）社会，内地一直讲风向、讲主旋律，我们又是否同样要用风向去定夺社会争议？”
继续本地、内地两边走
“相信许多怀忧丧志的香港人，特别是对香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都会觉得很沮丧。风会怎样吹，往后有否变局，就是因为那些事情都尚未发生，所以才叫‘风再起时’。”
片名“风再起时”除了致敬张国荣同名流行曲，也隐约觉得意味深远。到底是什么风，又待何时再起？翁子光解画，是对香港一点隐晦的寄望：“许多社会浪潮的发生，都像一阵风。而这个城市也像人的生命，起起落落，但你永远不知道一个风潮过后会有什么发展。相信许多怀忧丧志的香港人，特别是对香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都会觉得很沮丧。风会怎样吹，往后有否变局，就是因为那些事情都尚未发生，所以才叫‘风再起时’。”
“拍完这部电影，对我最深的感受是我可能不会再拍。”翁子光忽然说：“我意思是，未必需要再用这样的规模去说故事。梁朝伟、郭富城、许冠文，对我来说《风再起时》已经圆梦，只此一次，往后我会比较想拍一些在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中低成本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对翁子光来说，《风再起时》已经是 2015 年开拍的电影，这七年的跌宕失意，去日苦多，喜欢不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都未必能完全体会。电影即将散场，翁子光差不多要去谢票，访问尾声，他似乎暗示自己仍想继续踩著这条动辄两不讨好的钢线，而且乐在其中：“去年当是渡假，练一练手，在内地又再拍了一部爱情片。接下来会回来香港，拍一部规模很小很小的文艺电影，叫《爸爸》，是关于一名父亲经历家变之后，如何处理自己的中年危机。在这之后，另外有一部戏会跟姚晨合作，是改编内地村妇李桂英带著五个小朋友为丈夫缉凶的真人真事⋯⋯”
于本地小品与内地电影市场两边走，有人佩服他的自信与才华，亦有人骂他堕落、变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如果你仍觉得合拍片只是出卖你的工匠艺术，那香港电影在创作上永远无法走出一条新路。”
“这并不是选择，现实就是你无法和体制有健康对话，所以只能在创作、在策略上调适，去说好自己的故事。其实我们从来是在难关之中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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