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再起时》翁子光专访:在这个年代,态度与深度,哪个更重要?

“你有精神洁癖的话,永远不要碰合拍片,可以在本土找新题材,但要走另外一条踩钢线的路很艰险,需要更多魄力。”
香港 电影 风物

过去一年,翁子光接续交出了两部颇具争议性的作品。由他监制、何爵天初次执导的《正义回廊》,借2013年轰动香港的双亲肢解案为故事原型,戳穿司法制度的伪善一面。另一部《风再起时》则是翁子光在《踏血寻梅》后相隔七年再次执导的新作,以 1960年代贪腐猖獗的警黑时代为背景,重写吕乐蓝刚等“四大探长”的枭雄野史。

《正义回廊》属题材严肃的“法庭剧”,最初不被看好,结果却成为逆市奇葩,票房大收 4000 多万港元,更挤身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大热,两位男主角麦沛东、杨伟伦双双提名影帝。《风再起时》则由梁朝伟郭富城两大影帝主演,属中港合拍片里近年难得一见的大卡士及纯香港背景题材,一切得来不易,是翁子光且进且退,与内地审查制度角力多年的成果。惟电影上映以来,先在内地惹来劣评,票房不佳,及后于香港亦评价两极,是因为香港观众放不下对合拍片的政治成见,还是风潮不再,旧香港的情怀早已随风散去,难以复返?

《风再起时》并非传统黑帮电影,甚至出乎意料是文艺片的格局,主角两人穿梭于优雅上流社会,谈谈情跳跳舞,却又隐隐迷失于权力游戏,整部电影就以其权倾朝野,尽揽香港上世纪灯红酒绿的浮华逸事。

《风再起时》剧照。
《风再起时》剧照。

旧香港、旧电影情怀

从1990年代家喻户晓的《五亿探长雷洛传》、《蓝江传》、《跛豪》,以至前几年的《追龙》系列,“四大探长”的故事已翻拍过很多遍。再来一次,观众难有新鲜感,但翁子光有著舍易取难的执念。“每个导演都有一场黑帮电影梦,喜欢《教父》(Godfather)、《义薄云天》(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或者《盗亦有道》(Goodfellas)。我自己都有,而且这场梦还夹杂了很多香港情怀,小时候看很多关于蓝刚吕乐、跛豪的电影,已经想著将来长大有机会拍电影的话,自己的版本会是怎样。”翁子光接著说:“他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很好看。但在电影世界,好看的不是打打杀杀的场面,而是人物细微的情感,是他们对人生的困惑、懊悔。”

从小喜欢聚焦大时代小人物的传记片,加上对自己尚未出生的年代的各种想像,让翁子光猜想以前的香港何其浪漫。“听过很多长辈 —— 特别是我阿嫲(奶奶)所说,殖民地时代的建筑,混杂了洋化和岭南文化的生活,对我像是一场梦,所以我想用电影还原过去香港的事物。也是这个基础推动了我去完成《风再起时》。”

“(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建筑,混杂了洋化和岭南文化的生活,对我像是一场梦,所以我想用电影还原过去香港的事物。”

虽然《风再起时》是翁子光的黑帮电影梦,但开场不到十分钟,却让观众心存疑问,因为磊乐(吕乐)竟是舞林高手,南江(蓝刚)则弹得一手好琴。翁子光笑道:“还记得邀请梁朝伟去拍,我说他的角色其实是Bill Evans(上世纪爵士乐钢琴家)。因为南江是名校毕业,精通英语,在那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至于另一主角磊乐,我就跟郭富城形容他是瘦皮猴(指美国流行歌手 Frank Sinatra),最擅长跳舞。”

《风再起时》并不是传统黑帮电影,甚至出乎意料是一部文艺片的格局,主角两人穿梭于优雅的上流社会,谈谈情,跳跳舞,却又隐隐有著迷失于权力游戏的郁闷,整部电影就以他们的权倾朝野,尽揽香港上世纪灯红酒绿的浮华逸事。

“是有意去违背过去很多黑帮片的套路。”翁子光微笑道:“后来我开始拍电影,便会去想,别人是这样写蓝刚吕乐的,自己又会怎样写呢?我不擅长拍动作场面,也没兴趣拍一部动作片,所以我觉得自己首先要与众不同。”

《风再起时》剧照。
《风再起时》剧照。

“大家都骂我扮王家卫”

但想要与众不同,殊不容易。跳出了黑帮电影的既定框架,《风再起时》却又躲不开另一个更大的漩涡。电影上映以来,便不乏批评声音,矛头直指他照抄王家卫电影。

“是呀。”翁子光苦笑两声:“这短短几个礼拜,王家卫已经成为了我的梦魇,大家都骂我扮王家卫,笑我是 A 货王家卫,有无学他呢?有的,作为王家卫的影迷,他确实有影响到我,但不是电影里有人穿旗袍就是似《花样年华》吧,也不是王家卫拍完电影才有旗袍。”他补充道:“若要说王家卫对我影响最深,其实是《东邪西毒》。人生的你来我往,互相亏欠,醉生梦死,而这些想法,我是真的有被启发,放了在这部电影里。”

这部电影可能致敬了上百部电影。与其说《风再起时》是一部黑帮类型片,应该说它是放了很多导演本人念兹在兹的影迷密码,以及对于电影美学的憧憬。

“但绝对不只王家卫,这部电影可能致敬了上百部电影。像 Martin Scorsese 的电影,或者《义薄云天》,《雨中乐飞扬》(Singin’ in the Rain)更不用说。”他转念又说:“而且还用了陈慧娴原唱的〈你的梦,我的梦〉,是陈果《大闹广昌隆》的电影主题曲。”与其说《风再起时》是一部黑帮类型片,应该说它是放了很多导演本人念兹在兹的影迷密码,以及对于电影美学的憧憬。

“对于旧电影,我总是夹杂这样一种影迷情怀,到底自己是否可以拍出一个同样浪漫的世界呢?”翁子光直言:“跟《踏血寻梅》和监制《正义回廊》时的创作心态很不一样。你在《正义回廊》里看到的怒火,多数都是来自导演何爵天,但是对于体制的思考,人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我有比较多意见。”

“我猜,自己都会愈来愈倾向描写人情世故的作品,是随著年岁增长的关系吧,自己变得没那么尖锐,也逐渐少了《踏血寻梅》那个时期的⋯⋯莽撞。”翁子光反复想了好一会儿,终于想到如何贴切形容几年前的自己。

“你在《正义回廊》里看到的怒火,多数都是来自导演何爵天,但是对于体制的思考,人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我有比较多意见。”

《踏血寻梅》剧照。
《踏血寻梅》剧照。

七年等待,十倍心血

回望那年刚凭著《踏血寻梅》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全场焦点的翁子光,他大概从未想过,要几经波折,用七年时间才能换来一部《风再起时》。这一步之遥,居然是如此漫长。

“当初因为《踏血寻梅》赢了一点声势,大家对我更有认识,很多投资者找我开戏,想来主要是觉得‘拍我的作品有机会做影帝㖞’这一点有助他们招揽明星演员吧。记得是 2015 年底,其时大陆电影市场仍非常畅旺,有很多热钱,还有人悄悄开车接我见几个卡士大到自己不敢相信的演员。当年我还是个小伙子,都未搞清楚发生什么事,为何那么多资本、演员来找我呢?”翁子光稍顿,然后笑道:“感觉是有点奇情,而且任何一间电影公司都问我有什么想拍,对我予以无条件的信任支持。”

“在这样的审查制度下,我觉得自己提出的十个电影计划,有九个都过不了关。因为我专门喜欢拍人性阴暗的题材,明显不会符合共产党对真善美的追求。”

然而,挟著光环走进内地电影市场,世事并非翁子光想得那么一帆风顺。“当我认真想发展一些电影计划时,譬如其中一部叫《海祭》,差一点就能开拍了。”电影以内地多年前一宗“鲁荣渔 2682 号惨案”为蓝本,据指那时渔船出海到南太平洋时,船上载有 33 名船员,回港时只剩 11 名船员。他续说:“幸存回来的人都形容船上发生过一场厮杀,但其实是关于利益纠纷、身世背景。这艘船像挪亚方舟,我觉得背后显露了很多人性。”

《海祭》本已著手筹备剧本,但没多久胎死腹中:“电影局(内地广电总局)本来批了,后来撤回,所以拍不成了。它的失败,对我有很大打击,在这样的审查制度下,我觉得自己提出的十个电影计划,有九个都过不了关。因为我专门喜欢拍人性阴暗的题材,明显不会符合共产党对真善美的追求。但如果我拍一个香港故事,一段旧香港的历史,似乎可以回避了对大陆比较敏感的事情,或者,香港再不是以前的模样,但我想重塑过去的一些价值观、精神和力量。”

《风再起时》剧照。
《风再起时》剧照。

无愧对自己的创作初心

“我想讲几个角色的人生段落,多于想拍一个污糟的警匪、黑帮世界。我是否应该拍多一些英国人丑态,描写这班华探长其实全部都被英国政府操纵?这对内地‘过审’就更好。王晶现在拍每部戏都行这个方向。”

如是者,翁子光将一切都押在绝无仅有能够“过审”的《风再起时》身上:“但那时我的心态并非想拍什么商业大片,而是想圆自己的梦,尝试自己的另外一面,完全另一个维度的作品。”

“但这部电影从美术、摄影、服装,还有演员卡司,都需要好多钱才能做到那个规模。它的成本是《踏血寻梅》的十倍,我花费的心血都可能是十倍。”

故此,《风再起时》跟内地电影主旋律的关系也显得很微妙。最明确的例子是,近年要拍警匪片、黑帮题材的话,为符合审查机制,难免要“借用”前殖民时期的廉政公署,跨时空执法肃贪,以“呼应”当下的内地政治意识形态。

“警廉冲突是香港电影其中一个重要篇章、焦点,在《风再起时》这个故事里,廉政公署当然是要出现的。”翁子光笑了一笑,然后诚实回答:“但你问我,是否为了规避内地电影审查风向,所以一定要拍某些内容,其实是的。坦白讲,当你面对审查,你的选择不是太多,它的确会过滤了一些我比《风再起时》更想拍的题材,但这部电影毕竟都仍是我想拍的作品。”

“对我伤害最深的,是看到一些影评人说我左右逢源。这说法我不同意,因为我是只有这样的成本才能拍到这样的香港电影,其实返到大陆还要被内地发行商奚落,说这部戏在大陆无人想看,无人会关心香港历史。”他说得感慨,也对《风再起时》惹来的各种谩骂深感不忿:“我是用简章方式,以几个人物作为侧写,想将香港过去几十年历史串连起来。”

“所以,我是绝对问心无愧地觉得,这是一部拍给香港观众看的电影,但必须在内地获得足够资金才拍到。除非我继续拍《踏血寻梅》2.0、3.0、4.0 吧,继续拍下去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圆这个梦,而刚好有这样的时机让我去做。”

“在内容,在意识上,无一件事情是去考虑内地观众喜欢看什么,所以我才去拍。自己更想拍的作品,因为审查制度,十居其九都拍不到,《风再起时》是难得过关的那一两个。”

虽然取道于合拍片,但翁子光强调,电影为香港而拍:“在内容,在意识上,无一件事情是去考虑内地观众喜欢看什么,所以我才去拍,无啰。但确实,我是否可以选择拍一些自己更想拍的作品呢?因为审查制度,十居其九都拍不到,《风再起时》是难得过关的那一两个。这样是否就要被骂左右逢源呢?我有我的很多坚持,我不肯剪走很多部份,亦不愿拍内地观众最想看的那种‘爽片’去讨好市场。问我是否觉得 Guilty(罪疚),唯一有的就是这部电影用了很多钱去拍,但是否像大家预期要拍一部新的《寒战》或《无间道》?其实我不是,观众的反应都证明了它真的不是一部主流商业片。我只是走向某个极端去完成这部作品,但并无愧对自己的创作初心、原则。”

《风再起时》导演翁子光。
《风再起时》导演翁子光。

然而,说到 Guilty,关于 1960 年代黑警贪污舞弊的脏事,似乎都在电影的唯美氛围下都处理得相对干净,变相洗走了他们的历史罪行。

“我不觉得。”翁子光闻言反驳:“不是干净还是污糟的取舍,而是我想讲几个角色的人生段落,多于想拍一个污糟的警匪、黑帮世界。又反过来问,我是否应该拍多一些英国人的丑态,描写这班华探长其实全部都被英国政府操纵。如果剧本有这样的调动,对内地‘过审’就更好。王晶现在拍每一部戏都行这个方向,就算讲香港本土作品,现在唯一能拍到黑帮、黑警的题材,都是要行这个方向。但我其实没在这方面大造文章,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是为了讨好市场、迎合制度而这样写。”

“我有我的很多坚持,我不肯剪走很多部份,亦不愿拍内地观众最想看的那种‘爽片’去讨好市场。问我是否觉得 Guilty(罪疚),唯一有的就是这部电影用了很多钱去拍。”

“虽然《风再起时》说的是旧时代的浪漫,但也暗藏了香港是如何从当初走到后来的这个面貌。”他接著说:“电影里仍然有一些暴动场面,背后的某些意识形态,能够‘过审’都已不容易了。这部电影经历了很多事,但如果坚持了这么久才能拿到这样的成本、阵势,拍出这样一部港片,都被认为是左右逢源,那不如以后都不要拍合拍片,所有人都不要拍合拍片了。”

“众所周知,在选择上我不是有很多题材可以发挥,而且审查制度并不稳定,时松时紧,很多时候就是等一个机会。”他转念又说:“但你有精神洁癖的话,那永远不要碰合拍片,你只可以做小众文艺片,在本土市场找新题材,是可以的,也一直有人做得很好。要走另外一条踩钢线的路,是很艰险,而且需要更多魄力。我是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没有太多妥协。”

这个年代,态度比深度更重要

“这其实要很小心,如果态度总是大于深度,风向比个人独立思考、讨论空间更大,香港就会变成一个逆向的 Propaganda(政治宣导)社会,内地一直讲风向、讲主旋律,我们又是否同样要用风向去定夺社会争议?”

翁子光自叹历尽九死一生才能面世的《风再起时》,惟香港的上映时间很尴尬。数周前,张婉婷执导的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惹来众多道德争议,最终不堪舆论及社会压力,匆促撤档,也退出金像奖最佳电影奖项的遴选。在香港观众道德门槛拾级而上的时间点,《风再起时》似乎刚好逆风,来得不太合时。“是呀。”翁子光说来是有点气馁:“今日还跟你说香港历史,重新认识香港,这种语调都会令人很觉得我是‘左胶’。在新的香港形势里,大家可能会觉得电影应该要更正面冲击当代社会问题,要有更刺激性的视野、态度。”

而意外的是,翁子光形容自己的创作态度毫不激进,却是比较温情、温柔:“是否可以用比较富文学性,有深度的方法去说香港故事呢?《风再起时》里的几个人物,对我来说都是 Metaphor(隐喻),他们正正代表香港的某些精神性面貌,但可惜,在这个年代,态度比深度更重要。”

“以《给十九岁的我》为例,它是一部好电影,既描述了香港曾经有良好的教育制度,尊重学生的个体发展、意志,甚至有过去几年社会运动的画面,一些香港曾经拥有过的美好信念。电影能够反映出很真实、很当代的香港,但因为导演有操作上的缺失,结果被所有人围攻。”他想了片刻,续说:“这其实要很小心,如果态度总是大于深度,风向比个人独立思考、讨论空间更大,香港就会变成一个逆向的 Propaganda(政治宣导)社会,内地一直讲风向、讲主旋律,我们又是否同样要用风向去定夺社会争议?”

《风再起时》导演翁子光。
《风再起时》导演翁子光。

继续本地、内地两边走

“相信许多怀忧丧志的香港人,特别是对香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都会觉得很沮丧。风会怎样吹,往后有否变局,就是因为那些事情都尚未发生,所以才叫‘风再起时’。”

片名“风再起时”除了致敬张国荣同名流行曲,也隐约觉得意味深远。到底是什么风,又待何时再起?翁子光解画,是对香港一点隐晦的寄望:“许多社会浪潮的发生,都像一阵风。而这个城市也像人的生命,起起落落,但你永远不知道一个风潮过后会有什么发展。相信许多怀忧丧志的香港人,特别是对香港这几年发生的事情,都会觉得很沮丧。风会怎样吹,往后有否变局,就是因为那些事情都尚未发生,所以才叫‘风再起时’。”

“拍完这部电影,对我最深的感受是我可能不会再拍。”翁子光忽然说:“我意思是,未必需要再用这样的规模去说故事。梁朝伟、郭富城、许冠文,对我来说《风再起时》已经圆梦,只此一次,往后我会比较想拍一些在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中低成本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对翁子光来说,《风再起时》已经是 2015 年开拍的电影,这七年的跌宕失意,去日苦多,喜欢不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都未必能完全体会。电影即将散场,翁子光差不多要去谢票,访问尾声,他似乎暗示自己仍想继续踩著这条动辄两不讨好的钢线,而且乐在其中:“去年当是渡假,练一练手,在内地又再拍了一部爱情片。接下来会回来香港,拍一部规模很小很小的文艺电影,叫《爸爸》,是关于一名父亲经历家变之后,如何处理自己的中年危机。在这之后,另外有一部戏会跟姚晨合作,是改编内地村妇李桂英带著五个小朋友为丈夫缉凶的真人真事⋯⋯”

于本地小品与内地电影市场两边走,有人佩服他的自信与才华,亦有人骂他堕落、变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如果你仍觉得合拍片只是出卖你的工匠艺术,那香港电影在创作上永远无法走出一条新路。”

“这并不是选择,现实就是你无法和体制有健康对话,所以只能在创作、在策略上调适,去说好自己的故事。其实我们从来是在难关之中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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