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翁子光接續交出了兩部頗具爭議性的作品。由他監製、何爵天初次執導的《正義迴廊》，借2013年轟動香港的雙親肢解案為故事原型，戳穿司法制度的偽善一面。另一部《風再起時》則是翁子光在《踏血尋梅》後相隔七年再次執導的新作，以 1960年代貪腐猖獗的警黑時代為背景，重寫呂樂藍剛等「四大探長」的梟雄野史。
《正義迴廊》屬題材嚴肅的「法庭劇」，最初不被看好，結果卻成為逆市奇葩，票房大收 4000 多萬港元，更擠身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大熱，兩位男主角麥沛東、楊偉倫雙雙提名影帝。《風再起時》則由梁朝偉郭富城兩大影帝主演，屬中港合拍片裡近年難得一見的大卡士及純香港背景題材，一切得來不易，是翁子光且進且退，與內地審查制度角力多年的成果。惟電影上映以來，先在內地惹來劣評，票房不佳，及後於香港亦評價兩極，是因為香港觀眾放不下對合拍片的政治成見，還是風潮不再，舊香港的情懷早已隨風散去，難以復返？
《風再起時》並非傳統黑幫電影，甚至出乎意料是文藝片的格局，主角兩人穿梭於優雅上流社會，談談情跳跳舞，卻又隱隱迷失於權力遊戲，整部電影就以其權傾朝野，盡攬香港上世紀燈紅酒綠的浮華逸事。
舊香港、舊電影情懷
從1990年代家喻戶曉的《五億探長雷洛傳》、《藍江傳》、《跛豪》，以至前幾年的《追龍》系列，「四大探長」的故事已翻拍過很多遍。再來一次，觀眾難有新鮮感，但翁子光有著捨易取難的執念。「每個導演都有一場黑幫電影夢，喜歡《教父》（Godfather）、《義薄雲天》（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或者《盜亦有道》（Goodfellas）。我自己都有，而且這場夢還夾雜了很多香港情懷，小時候看很多關於藍剛呂樂、跛豪的電影，已經想著將來長大有機會拍電影的話，自己的版本會是怎樣。」翁子光接著說：「他們這一代人的故事很好看。但在電影世界，好看的不是打打殺殺的場面，而是人物細微的情感，是他們對人生的困惑、懊悔。」
從小喜歡聚焦大時代小人物的傳記片，加上對自己尚未出生的年代的各種想像，讓翁子光猜想以前的香港何其浪漫。「聽過很多長輩 —— 特別是我阿嫲（奶奶）所說，殖民地時代的建築，混雜了洋化和嶺南文化的生活，對我像是一場夢，所以我想用電影還原過去香港的事物。也是這個基礎推動了我去完成《風再起時》。」
「（香港）殖民地時代的建築，混雜了洋化和嶺南文化的生活，對我像是一場夢，所以我想用電影還原過去香港的事物。」
雖然《風再起時》是翁子光的黑幫電影夢，但開場不到十分鐘，卻讓觀眾心存疑問，因為磊樂（呂樂）竟是舞林高手，南江（藍剛）則彈得一手好琴。翁子光笑道：「還記得邀請梁朝偉去拍，我說他的角色其實是Bill Evans（上世紀爵士樂鋼琴家）。因為南江是名校畢業，精通英語，在那年代是一個知識分子。至於另一主角磊樂，我就跟郭富城形容他是瘦皮猴（指美國流行歌手 Frank Sinatra），最擅長跳舞。」
《風再起時》並不是傳統黑幫電影，甚至出乎意料是一部文藝片的格局，主角兩人穿梭於優雅的上流社會，談談情，跳跳舞，卻又隱隱有著迷失於權力遊戲的鬱悶，整部電影就以他們的權傾朝野，盡攬香港上世紀燈紅酒綠的浮華逸事。
「是有意去違背過去很多黑幫片的套路。」翁子光微笑道：「後來我開始拍電影，便會去想，別人是這樣寫藍剛呂樂的，自己又會怎樣寫呢？我不擅長拍動作場面，也沒興趣拍一部動作片，所以我覺得自己首先要與眾不同。」
「大家都罵我扮王家衛」
但想要與眾不同，殊不容易。跳出了黑幫電影的既定框架，《風再起時》卻又躲不開另一個更大的漩渦。電影上映以來，便不乏批評聲音，矛頭直指他照抄王家衛電影。
「是呀。」翁子光苦笑兩聲：「這短短幾個禮拜，王家衛已經成為了我的夢魘，大家都罵我扮王家衛，笑我是 A 貨王家衛，有無學他呢？有的，作為王家衛的影迷，他確實有影響到我，但不是電影裡有人穿旗袍就是似《花樣年華》吧，也不是王家衛拍完電影才有旗袍。」他補充道：「若要說王家衛對我影響最深，其實是《東邪西毒》。人生的你來我往，互相虧欠，醉生夢死，而這些想法，我是真的有被啟發，放了在這部電影裡。」
這部電影可能致敬了上百部電影。與其說《風再起時》是一部黑幫類型片，應該說它是放了很多導演本人念茲在茲的影迷密碼，以及對於電影美學的憧憬。
「但絕對不只王家衛，這部電影可能致敬了上百部電影。像 Martin Scorsese 的電影，或者《義薄雲天》，《雨中樂飛揚》（Singin’ in the Rain）更不用說。」他轉念又說：「而且還用了陳慧嫻原唱的〈你的夢，我的夢〉，是陳果《大鬧廣昌隆》的電影主題曲。」與其說《風再起時》是一部黑幫類型片，應該說它是放了很多導演本人念茲在茲的影迷密碼，以及對於電影美學的憧憬。
「對於舊電影，我總是夾雜這樣一種影迷情懷，到底自己是否可以拍出一個同樣浪漫的世界呢？」翁子光直言：「跟《踏血尋梅》和監製《正義迴廊》時的創作心態很不一樣。你在《正義迴廊》裡看到的怒火，多數都是來自導演何爵天，但是對於體制的思考，人與真相之間的關係，我有比較多意見。」
「我猜，自己都會愈來愈傾向描寫人情世故的作品，是隨著年歲增長的關係吧，自己變得沒那麼尖銳，也逐漸少了《踏血尋梅》那個時期的⋯⋯莽撞。」翁子光反覆想了好一會兒，終於想到如何貼切形容幾年前的自己。
「你在《正義迴廊》裡看到的怒火，多數都是來自導演何爵天，但是對於體制的思考，人與真相之間的關係，我有比較多意見。」
七年等待，十倍心血
回望那年剛憑著《踏血尋梅》成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全場焦點的翁子光，他大概從未想過，要幾經波折，用七年時間才能換來一部《風再起時》。這一步之遙，居然是如此漫長。
「當初因為《踏血尋梅》贏了一點聲勢，大家對我更有認識，很多投資者找我開戲，想來主要是覺得『拍我的作品有機會做影帝喎』這一點有助他們招攬明星演員吧。記得是 2015 年底，其時大陸電影市場仍非常暢旺，有很多熱錢，還有人悄悄開車接我見幾個卡士大到自己不敢相信的演員。當年我還是個小伙子，都未搞清楚發生什麼事，為何那麼多資本、演員來找我呢？」翁子光稍頓，然後笑道：「感覺是有點奇情，而且任何一間電影公司都問我有什麼想拍，對我予以無條件的信任支持。」
「在這樣的審查制度下，我覺得自己提出的十個電影計劃，有九個都過不了關。因為我專門喜歡拍人性陰暗的題材，明顯不會符合共產黨對真善美的追求。」
然而，挾著光環走進內地電影市場，世事並非翁子光想得那麼一帆風順。「當我認真想發展一些電影計劃時，譬如其中一部叫《海祭》，差一點就能開拍了。」電影以內地多年前一宗「魯榮漁 2682 號慘案」為藍本，據指那時漁船出海到南太平洋時，船上載有 33 名船員，回港時只剩 11 名船員。他續說：「倖存回來的人都形容船上發生過一場廝殺，但其實是關於利益糾紛、身世背景。這艘船像挪亞方舟，我覺得背後顯露了很多人性。」
《海祭》本已著手籌備劇本，但沒多久胎死腹中：「電影局（內地廣電總局）本來批了，後來撤回，所以拍不成了。它的失敗，對我有很大打擊，在這樣的審查制度下，我覺得自己提出的十個電影計劃，有九個都過不了關。因為我專門喜歡拍人性陰暗的題材，明顯不會符合共產黨對真善美的追求。但如果我拍一個香港故事，一段舊香港的歷史，似乎可以迴避了對大陸比較敏感的事情，或者，香港再不是以前的模樣，但我想重塑過去的一些價值觀、精神和力量。」
無愧對自己的創作初心
「我想講幾個角色的人生段落，多於想拍一個污糟的警匪、黑幫世界。我是否應該拍多一些英國人醜態，描寫這班華探長其實全部都被英國政府操縱？這對內地『過審』就更好。王晶現在拍每部戲都行這個方向。」
如是者，翁子光將一切都押在絕無僅有能夠「過審」的《風再起時》身上：「但那時我的心態並非想拍什麼商業大片，而是想圓自己的夢，嘗試自己的另外一面，完全另一個維度的作品。」
「但這部電影從美術、攝影、服裝，還有演員卡司，都需要好多錢才能做到那個規模。它的成本是《踏血尋梅》的十倍，我花費的心血都可能是十倍。」
故此，《風再起時》跟內地電影主旋律的關係也顯得很微妙。最明確的例子是，近年要拍警匪片、黑幫題材的話，為符合審查機制，難免要「借用」前殖民時期的廉政公署，跨時空執法肅貪，以「呼應」當下的內地政治意識形態。
「警廉衝突是香港電影其中一個重要篇章、焦點，在《風再起時》這個故事裡，廉政公署當然是要出現的。」翁子光笑了一笑，然後誠實回答：「但你問我，是否為了規避內地電影審查風向，所以一定要拍某些內容，其實是的。坦白講，當你面對審查，你的選擇不是太多，它的確會過濾了一些我比《風再起時》更想拍的題材，但這部電影畢竟都仍是我想拍的作品。」
「對我傷害最深的，是看到一些影評人說我左右逢源。這說法我不同意，因為我是只有這樣的成本才能拍到這樣的香港電影，其實返到大陸還要被內地發行商奚落，說這部戲在大陸無人想看，無人會關心香港歷史。」他說得感慨，也對《風再起時》惹來的各種謾罵深感不忿：「我是用簡章方式，以幾個人物作為側寫，想將香港過去幾十年歷史串連起來。」
「所以，我是絕對問心無愧地覺得，這是一部拍給香港觀眾看的電影，但必須在內地獲得足夠資金才拍到。除非我繼續拍《踏血尋梅》2.0、3.0、4.0 吧，繼續拍下去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圓這個夢，而剛好有這樣的時機讓我去做。」
「在內容，在意識上，無一件事情是去考慮內地觀眾喜歡看什麼，所以我才去拍。自己更想拍的作品，因為審查制度，十居其九都拍不到，《風再起時》是難得過關的那一兩個。」
雖然取道於合拍片，但翁子光強調，電影為香港而拍：「在內容，在意識上，無一件事情是去考慮內地觀眾喜歡看什麼，所以我才去拍，無囉。但確實，我是否可以選擇拍一些自己更想拍的作品呢？因為審查制度，十居其九都拍不到，《風再起時》是難得過關的那一兩個。這樣是否就要被罵左右逢源呢？我有我的很多堅持，我不肯剪走很多部份，亦不願拍內地觀眾最想看的那種『爽片』去討好市場。問我是否覺得 Guilty（罪疚），唯一有的就是這部電影用了很多錢去拍，但是否像大家預期要拍一部新的《寒戰》或《無間道》？其實我不是，觀眾的反應都證明了它真的不是一部主流商業片。我只是走向某個極端去完成這部作品，但並無愧對自己的創作初心、原則。」
然而，說到 Guilty，關於 1960 年代黑警貪污舞弊的髒事，似乎都在電影的唯美氛圍下都處理得相對乾淨，變相洗走了他們的歷史罪行。
「我不覺得。」翁子光聞言反駁：「不是乾淨還是污糟的取捨，而是我想講幾個角色的人生段落，多於想拍一個污糟的警匪、黑幫世界。又反過來問，我是否應該拍多一些英國人的醜態，描寫這班華探長其實全部都被英國政府操縱。如果劇本有這樣的調動，對內地『過審』就更好。王晶現在拍每一部戲都行這個方向，就算講香港本土作品，現在唯一能拍到黑幫、黑警的題材，都是要行這個方向。但我其實沒在這方面大造文章，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是為了討好市場、迎合制度而這樣寫。」
「我有我的很多堅持，我不肯剪走很多部份，亦不願拍內地觀眾最想看的那種『爽片』去討好市場。問我是否覺得 Guilty（罪疚），唯一有的就是這部電影用了很多錢去拍。」
「雖然《風再起時》說的是舊時代的浪漫，但也暗藏了香港是如何從當初走到後來的這個面貌。」他接著說：「電影裡仍然有一些暴動場面，背後的某些意識形態，能夠『過審』都已不容易了。這部電影經歷了很多事，但如果堅持了這麼久才能拿到這樣的成本、陣勢，拍出這樣一部港片，都被認為是左右逢源，那不如以後都不要拍合拍片，所有人都不要拍合拍片了。」
「眾所周知，在選擇上我不是有很多題材可以發揮，而且審查制度並不穩定，時鬆時緊，很多時候就是等一個機會。」他轉念又說：「但你有精神潔癖的話，那永遠不要碰合拍片，你只可以做小眾文藝片，在本土市場找新題材，是可以的，也一直有人做得很好。要走另外一條踩鋼線的路，是很艱險，而且需要更多魄力。我是正在做這樣的事情，但沒有太多妥協。」
這個年代，態度比深度更重要
「這其實要很小心，如果態度總是大於深度，風向比個人獨立思考、討論空間更大，香港就會變成一個逆向的 Propaganda（政治宣導）社會，內地一直講風向、講主旋律，我們又是否同樣要用風向去定奪社會爭議？」
翁子光自嘆歷盡九死一生才能面世的《風再起時》，惟香港的上映時間很尷尬。數周前，張婉婷執導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惹來眾多道德爭議，最終不堪輿論及社會壓力，匆促撤檔，也退出金像獎最佳電影獎項的遴選。在香港觀眾道德門檻拾級而上的時間點，《風再起時》似乎剛好逆風，來得不太合時。「是呀。」翁子光說來是有點氣餒：「今日還跟你說香港歷史，重新認識香港，這種語調都會令人很覺得我是『左膠』。在新的香港形勢裡，大家可能會覺得電影應該要更正面衝擊當代社會問題，要有更刺激性的視野、態度。」
而意外的是，翁子光形容自己的創作態度毫不激進，卻是比較溫情、溫柔：「是否可以用比較富文學性，有深度的方法去說香港故事呢？《風再起時》裡的幾個人物，對我來說都是 Metaphor（隱喻），他們正正代表香港的某些精神性面貌，但可惜，在這個年代，態度比深度更重要。」
「以《給十九歲的我》為例，它是一部好電影，既描述了香港曾經有良好的教育制度，尊重學生的個體發展、意志，甚至有過去幾年社會運動的畫面，一些香港曾經擁有過的美好信念。電影能夠反映出很真實、很當代的香港，但因為導演有操作上的缺失，結果被所有人圍攻。」他想了片刻，續說：「這其實要很小心，如果態度總是大於深度，風向比個人獨立思考、討論空間更大，香港就會變成一個逆向的 Propaganda（政治宣導）社會，內地一直講風向、講主旋律，我們又是否同樣要用風向去定奪社會爭議？」
繼續本地、內地兩邊走
「相信許多懷憂喪志的香港人，特別是對香港這幾年發生的事情，都會覺得很沮喪。風會怎樣吹，往後有否變局，就是因為那些事情都尚未發生，所以才叫『風再起時』。」
片名「風再起時」除了致敬張國榮同名流行曲，也隱約覺得意味深遠。到底是什麼風，又待何時再起？翁子光解畫，是對香港一點隱晦的寄望：「許多社會浪潮的發生，都像一陣風。而這個城市也像人的生命，起起落落，但你永遠不知道一個風潮過後會有什麼發展。相信許多懷憂喪志的香港人，特別是對香港這幾年發生的事情，都會覺得很沮喪。風會怎樣吹，往後有否變局，就是因為那些事情都尚未發生，所以才叫『風再起時』。」
「拍完這部電影，對我最深的感受是我可能不會再拍。」翁子光忽然說：「我意思是，未必需要再用這樣的規模去說故事。梁朝偉、郭富城、許冠文，對我來說《風再起時》已經圓夢，只此一次，往後我會比較想拍一些在自己控制範圍之內的中低成本作品，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但對翁子光來說，《風再起時》已經是 2015 年開拍的電影，這七年的跌宕失意，去日苦多，喜歡不喜歡這部電影的觀眾，都未必能完全體會。電影即將散場，翁子光差不多要去謝票，訪問尾聲，他似乎暗示自己仍想繼續踩著這條動輒兩不討好的鋼線，而且樂在其中：「去年當是渡假，練一練手，在內地又再拍了一部愛情片。接下來會回來香港，拍一部規模很小很小的文藝電影，叫《爸爸》，是關於一名父親經歷家變之後，如何處理自己的中年危機。在這之後，另外有一部戲會跟姚晨合作，是改編內地村婦李桂英帶著五個小朋友為丈夫緝凶的真人真事⋯⋯」
於本地小品與內地電影市場兩邊走，有人佩服他的自信與才華，亦有人罵他墮落、變節。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但如果你仍覺得合拍片只是出賣你的工匠藝術，那香港電影在創作上永遠無法走出一條新路。」
「這並不是選擇，現實就是你無法和體制有健康對話，所以只能在創作、在策略上調適，去說好自己的故事。其實我們從來是在難關之中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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