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俊伟，回应《伊朗女性运动与国家概念：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吗？》
好文章。这篇对民族主义的理解相当深刻。
一百年前民族主义作为反殖的“工具”确实相当有利的。但是，民族主义的最深处所隐含的割裂和分离，注定了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人与人差异被放大，暴力被允许甚至鼓励，和解的可能性被缩小。压迫者对权力失去的恐惧，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愤怒与不满，在民族主义下不断被强化。更甚于，民族主义所制造出来以民族为名的新“阶级”，更被野心家用于制造矛盾和敌人，导致冲突与战争的发生。
无可否认，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社会属性既有被压迫者的成分，也有压迫者的成分。如何更多地去共情比我们弱势的对象，不把自己所获得的的一切看作理所当然，而是理解这一切只不过是这个不完美的社会结构下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而幸运获取的，才能避免自己带入到受害者情结。拥有这样的觉悟，才会让更多的人把自己所拥有的特权让渡出去以期代一个更平等自由的社会。
在这样的理解下，民族主义在现代实则应该被抛弃或是再解构，甚至让位给追求权利上更平等的女性主义和自由社群主义。
一百多年前西方社会经过多年的启蒙后得出“上帝已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经过那么多年的全球化后，我们是否已经不因他者不同的肤色，文化，背景和国籍而产生恐惧和歧视？如真能如此，走出民族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枷锁，我们才能走向更理想的社会。
2. Detective，回应《中国式解封：断裂的防疫政策和失序中的人们》
人在北京朝阳，家乡在河北省，均是目前最受疫情冲击的地方，认识的人很多很多都已经感染。谈谈我近期的一点感想：
1.就像文章指出的，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为疫情放开做好准备，称放开政策是“仓促决定”都不为过。不只是北京，我认识的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几乎说买不到药…疫情以来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出现过这种药品紧缺。
2.中国民众对于奥密克戎的态度，我觉得可以用“恐慌”来形容。以下是我的几个朋友的说法：（1）感染一次奥密克戎之后会降低人体免疫力，就会更容易感染第二次、第三次…以此类推；（2）据说感染次数到五次之后，人就没了，所以奥密克戎又被称为“小艾滋”；（3）开放边境之后，国外的各种可怕的病毒变种又会传播进来，致死率更高，那时候的后果就不堪设想…诸如此类。听到这种说法的我也只能无奈的笑笑。
除了这种担忧之外，许多许多中国民众（特别是年长一辈）对新冠仍然是非常惧怕，这种惧怕源于多年以来媒体对病毒的各种误导宣传。以至于感染之后茶不思夜不寐，忧心忡忡好几天，还耽误了自身病情的恢复。
我想，中国民众长期浸泡在一个相当单一封闭的信息茧房之内，对外部世界认知甚少。（我甚至不知道新冠是“小艾滋”这种说法是从哪听来的）他们的信息获取，要么是来自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观察者网新华社，要么是来自于抖音微博上那些流量至上的自媒体。在尚未放开管控的时期，这些媒体要么宣传新冠的各种后遗症（包括但不限于大脑萎缩、生殖器萎缩），要么宣传西方国家多么的混乱，然后一夜之间，环球时报的新闻就变成《没有证据证明新冠有后遗症》…试问，天天看这种媒体，民众能有什么清醒认知？
3.我一直觉得，中国药品极度短缺不止和政府部门没做好准备有关，也和民众对冠病的恐慌有关。当然还有另一个因素：目前我了解的华北地区阳性症状，大多反应较为强烈，包括高烧+咽喉肿痛。这种强烈的症状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屯药的需求。（此外不得不说，中国百姓确实有屯东西的传统风俗）
可是令我有些惊讶的是，我问了在英国的朋友，他说英国感染奥密克戎的人，大多数都无症状，少数有喉咙酸的情况。发烧咽痛的症状极其少见。他认为这种巨大的区别可能是疫苗的缘故，他自己打了国药+辉瑞的疫苗，已在英国两年，从没有被感染过。而中国民众呢，我所知打的大多是科兴疫苗，症状均很严重。
当然这只是个人揣测而已。但中国从来没有公布过接种国产疫苗之后的免疫效果统计，特别是和国外疫苗的对比，以及疫苗本身的副作用率和相关症状（虽然我倒是从身边人那里听说了不少疫苗副作用的例子）。中国政府在意的只是：疫苗接种的数量、数量、数量…（虽然到现在老年人接种率也不高）地方政府只在意是否完成了中央交给的接种率KPI，至于效果如何，副作用怎样，全然不是分内的事情。
4.中国政府是有名的家长式政府，甚至这位大家长几乎不给他的“孩子”——民众们自我思考和决断的空间。疫情来了，要封就是政府一声令下，要开放也是政府一声令下。这个社会的运转完全取决于这个高高在上、对社会真实情况了解有限且常常妄自尊大的机构。甚至即使是政府放开、看似不管了，民众买什么药也依然完全听从政府指令，政府说连花清瘟和布洛芬有效，大家就立刻把这两种药抢购一空，即使我完全觉得一般的退烧药+消炎药就足矣，另外我至今不明白连花清瘟的神奇功效到底在哪…当政府对社会大包大揽，同时通过宣传机构培养每一个民众的思想，让他们与自己保持一致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民众就会丧失自己思考的能力。
而现在就是这样：中国的民众过往像是生活在“桃花源”里面，“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政策突然转向，大家立刻无所适从，所以北京晚高峰的地铁空空如也，堂食餐厅冷冷清清，所有人都吓坏了、迷茫了、恐慌了。人们习惯了无条件信赖政府，但当政府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长久以来的信赖就变成了头脑上的混乱，一如辛亥革命时期被要求剪掉辫子的百姓一般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大概忘记了三百年前，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民曾为了不留辫子而浴血抗争…
如果家长永远依靠着自己强烈（近乎于变态）的控制欲替孩子做主，那么结果可想而知：他的孩子永远也不会长大。
3. 咸鱼姬，回应《中国式解封：断裂的防疫政策和失序中的人们》
我就引用一个网友的评论吧：“一车载满人的大巴正朝悬崖开去，疯司机一直在猛踩油门还不让人下车。此时有一乘客高喊“刹车”，疯司机前一秒还坚称绝不刹车，下一秒就来了下猛刹车，结果一车人里有好几个被甩了出去。正常人眼里，错的是疯司机。在防疫爱好者眼里，错的是那个喊刹车的乘客。 ”
过去三年，应该作为的人不仅毫无作为，而且将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完成清零这个从大流行开始就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上面，才有了今时今日被动迎接病毒冲击的混乱。疫情应对上面一步错步步错，从来没有之前做得很好只是最后失手，最后失手只能说明之前毫无准备。
4. madlex，回应《中国式解封：断裂的防疫政策和失序中的人们》
现在好多中国人的态度是，前两年封城做得好，只不过最后一年过分，官方亦有意识地对此推波助澜。其实是一种错误而危险的想法。反映出无论是亲共分子还是普通人，都缺乏从“共识”出发来思考问题的能力。
一般人思考问题，先从底线出发，譬如不能把人锁住饿到死，这是不人道的。以“不能把人锁到死”为前提，再来思考有何方法可以减少传播。所以其他国家虽然有lockdown，但未有如中国一样惨烈的人道灾难。而中国人觉得只要减少传播，无论用任何方法都可以，若果中国国力足够强大，他们会觉得初头杀光武汉人来阻止疫情传播也是可选项，其中逻辑与赞成中国式封城并无不同。
当然，你可以讲，中国医疗资源不足地域广大云云作为支持封城的借口。好比海难荒岛之上迫不得已食人肉，一般人劫后余生会对此怀有负罪感，只有缺乏基本共识会觉得食人好正当。
5. Intelligentist，回应《中国式解封：断裂的防疫政策和失序中的人们》
面对近三年的防疫政策或者说是大陆的政治格局吧，我想说两个词语。
第一个词就是“天灾人祸”，最开始我以为“天灾”与“人祸”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某件事情它只可能是天灾或者只可能是人祸，直到面临了新冠疫情，我才逐渐感受到“天灾”与“人祸”之间的递进关系。很显然新冠是天灾，而最近一年出现的种种疫情防控乱想便是“人祸”。从这个词可以看出，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有时候确实是得自己亲身经历才可以理解的透彻。
另一个词呢，就是“极左极右”。这个词也是我在群组里聊天无意中发现的，但细细品来也很有一番风味。左右本身用来形容政治倾向，不过用来描述2022年的大陆防疫政策也可是说是相当合理的了，就是走向两个极端嘛。上半年上海疫情严防严控，8月底深圳疫情严防严控，11月中旬石家庄试点开放城市一下放开却最后被中央调查组发现地方政府仅仅是因为政绩问题严重瞒报疫情导致华北地区疫情突然加剧，11月底乌鲁木齐大火事件更是将舆论推上新的高潮。前面所说的一切事件貌似都在说明疫情很严重，突显出政府的一个权威来。可恰恰就是经历这么多严防死守和病毒威胁生命（确实威胁生命没错啦，不过此处意在对比）之类的思想洗脑后（将近三年），突然在12月初告诉大家这只是个感冒，防疫方向大转弯，是彻彻底底的大转弯，这种180度的转变果不其然的使得民众困惑迷茫、社会已有的惯性无法及时掉头。街边的市井气甚至不如放开前，烟火气都出现在医院，这难道不够讽刺？这就是极左极右，辩证唯物主义学了这么久，这些官员们最后学到的还是封建主义那一套，可悲……
我本人放开之后就感染了新冠，凭良心说谁想得病呢？不过这症状绝对不是重感冒的症状，对年轻人的我来说尚且因为浑身酸痛而煎熬，那家里的老人们该如何是好？我也不是网上那些墙头草或者洋狗，我是单纯认为放开是必要的但是需要循序渐进，可事实呢？中央下个宏观的文件，地方却不敢去执行细节部分，仅仅是循规蹈矩的按照上面的做就好咯。最近我也在想，发生此类医疗资源挤兑事件，是否也是这种传统官本位作祟导致的呢？你如果不及时响应上面的政策，上面就会觉得你不听话，而你去及时响应政策，又会导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统筹规划一些细节，例如资源分配等，最后会产出恶性循环。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这年头，没有什么比身体无恙更重要的了。
6. EricChan，回应《大变局时代的劳工命运：疫情三年中国工人生存状况全观察》
RCEP签订以后，不少厂家企业都在享受相关的政策优惠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地。中国在打的算盘是签订RCEP能让中国的产业升级，提升自己在产业炼中的位置，中国造车业，特别是电动汽车产业今年看来增长迅速，下一轮贸易战的主角应该就到电动汽车产业了，中国也在指望相关的产业能吸收供应链转移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但不论如何，考虑到比亚迪等电动车大厂在员工待遇上的往绩，对于工人能否受惠于这波产业升级持悲观态度。
7. Froppy，回应圆桌话题《香港导盲犬训练学校开幕再引“工作犬”权益关注，动物能否与人平起平坐？》
服务犬目前是无法被任何仪器替代的，健全人本来就不需要任何外部辅助才会天天喊导盲犬服务犬都没用应该被取消⋯ 导盲犬训练流程可以依靠社会监督和审查机制保护动物安全，但喊导盲犬没用我真的无法理解。考虑动物福利时也请考虑身心障碍者的基本权益，不是说健全人觉得没事就没事的。
比起导盲犬来说福利问题更大的应该是军警犬吧，现在社会还没有做到无障碍化就有一群人已经想拿掉残障者的服务犬真的是很无奈。还在工作甚至冒著生命危险的工作犬很多，但只觉得比自己弱势群体的导盲犬需要被取消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privilege
8. bluefall，回应圆桌话题《香港导盲犬训练学校开幕再引“工作犬”权益关注，动物能否与人平起平坐？》
除去原始部落之外，历史文化因素导致亚洲一直是动物福利黑洞。动物对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而言首先是一种基于生存竞争的可利用资源，即便许多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已经高于其他地区，但对动物的定位依旧是予取予夺的资源，是物，而非权利主体。日本的鲸豚屠杀，韩国狗肉，中国和东南亚对野味的追逐，西亚沈迷于搜刮珍禽异兽⋯⋯因此，即便英国在殖民时期强行引入动物保护动物福利法律，仍无法改变鲜少亚洲国家赋予动物法律人格的状况。
亚洲社会往往从资源利用的视角看待动物，是一种你有我无的对立关系。因此每提及动物福利，动物权利，就被舆论视为与人类权利对抗，而非与人类福利人类权利可同时共存。
9. EricChan，回应圆桌话题《Google以搜索引擎演算法为由，拒绝港府置顶国歌要求，你认为是否合理？》
其实香港而家唔喺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何来自己的国歌，又或是“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呢？换言之search“anthem of Hong Kong”如果按照提供正确事实的原则，提供搜寻结果理应是显示无搜寻结果，然后出搜寻建议是“你是否在找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共和特区政府一直过去一直想用一国两制有意将香港与中国做区隔并从中获利，现在不少外国人也因此不清楚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求仁得仁。
这种事情就结果论要么出钱出人经演算法刷掉可以解决了，大张旗鼓搞大件事无非是想向中央表忠心。港府处理此事的逻辑同4年前处理陈同佳案一模一样，反正负面的政治后果不用他们去承担。这种不论影响后果，只唯上所好的政策方针，只能说特区的官僚政客已经对于党国政治游戏背后的逻辑掌握得非常熟练了。
10. 赤红青绿、jackhui、Weber，回应圆桌话题《Google以搜索引擎演算法为由，拒绝港府置顶国歌要求，你认为是否合理？》
赤红青绿：在谷歌上尝试搜索了"England national anthem" "Scotland national anthem" "California national anthem"等，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地区性代表歌曲”而非政治上明确的“国歌”。
这也合理，“国歌”一词在海外的用法并非那么明确，经常也会有“代表个人的anthem”这类说辞，政治意义没有那么深刻。当用户都输入了那么具体的地名了，大多数人想要知道的应该是偏重该地名的代表歌曲，而不是真正“政治正确”的那个答案。
这就好比在搜索“三星的airpods”时，谷歌绝对不会跳出来告诉你三星没有airpods，airpods是什么，而是直接给你带到Galaxy buds的界面去。
jackhui：@赤红青绿： “当用户都输入了那么具体的地名了，大多数人想要知道的应该是偏重该地名的代表歌曲，而不是真正“政治正确”的那个答案。 ”这句明显是错的，这次风波的起因就是有人以Hong Kong national anthem搜索，期望得到政治正确的答案，而谷歌没有给出。
“大多数人想要知道的应该是偏重该地名的代表歌曲”是没有事例的支持的个人判断。
“想要的是正确的国歌”是有事例支持的需求。
赤红青绿：@jackhui：以本次黑天鹅事件来指定事情的可能性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判断吧。以这一次事件为判断标准，我完全可以说我在搜索加州国歌的时候的确想要搜索加州州歌，这样比例是不是1：1了呢？
我是基于谷歌算法的建立方法（或者说大部分算法的建立方法，我个人没有能力为谷歌发言）——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分析——而做出的猜测。
如果规则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现象来判断出一定的解答。好比如果现代生物都是“适应他们生活环境的生物”的话，并且“不适应环境的生物已经灭绝了”，我们可以合理判断“适者生存”的规则是存在的。
同理，如果大多数“地区名+国歌”的结果都为“地区代表性歌曲”的话，判断他们“符合大数据和谷歌用户分析的结果”。
当然，谷歌的算法是完全不公开的，他们完全有能力人工添加了这个搜索结果，故意不采用大数据和用户行为分析，我这里自然也只是个人判断，一个理论以及猜测而已。
Weber：@jackhui：搜寻引擎的结果本身就偏向多数人选择的结果。
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在正常的情况下，使用者本来就不会用“香港国歌”这个关键字来寻找“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只要对香港情况基本认识，就应该知道香港队要使用的是“中国国歌”。
反过来，只要对香港情况有更进一步，就会知道“愿荣光归香港”一曲普遍被认为足以称为香港的“国歌”。而反过来，任何人若想想获得“愿荣光”或“香港的代表性歌曲”相关内容，只要输入“香港 国歌”这样的关键字即可，不需知道正确的歌曲名称。
而后者的使用者在谷歌应该才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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