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土，左翼視角的中國政治與社會觀察者，關注勞工，性別，族群等議題
今年以來，隨着奧密克戎病毒肆虐全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從算「政治賬」的高度來執行「動態清零」的防控措施，但結果令人沮喪。非理性、不科學的防疫措施不但未能壓制疫情在多個重要城市爆發，反而對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造成重大的打擊。在一樁又一樁慘烈的人道主義悲劇之外，動態清零引發的供應鏈中斷、中小企業倒閉、失業率增加、綜合收入減少等問題更是結構性的，影響深遠。因為它們事關很多人的基本生計，特別是勞工階級遭遇的困難前所未有，工作和生活處境急劇惡化，因而反抗的聲音和行動不斷發生。
10月，號稱「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的富士康工人「大逃亡」場景刷屏國內外社交媒體，對此，河南省內各地政府和富士康一道採取措施轉運工人返鄉隔離，但是，富士康的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因為現在是蘋果手機銷售旺季，鄭州富士康的訂單壓力不小，在保住供應鏈的壓力下，河南隨即舉全省之力為富士康招工，各級政府都有送人指標，完不成的由公職人員頂崗。且不說這種行政指令式招工的荒謬，政府為了完成考核而把招工任務大部分外包給各地的勞務中介，以高工價誘惑之，但是在保訂單和疫情防控的雙重壓力下，鄭州富士康面臨的問題加劇，11月22日，多個廠區內部再次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大量流傳的圖片和視頻顯示抗議工人與身穿「大白」的警方發生衝突。據悉這次抗議後已經有2萬人離開富士康。
此次鄭州富士康工人的大規模集體抗爭具有重要意義，表明政府的兩大政策目標：保訂單穩供應鏈和動態清零是不能兼容的，「既要又要」只不過是一場白日夢。而且富士康現有的勞動用工體制會加劇在生產安排和日常管理上對工人的剝削，少量正式工和大量臨時工的混合使用看起來是為了降低經濟成本，但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組織和社會成本反彈，除了採用更加集權高壓的方式進行所謂的「閉環生產」外別無他法，但這種帶有強迫勞動性質的集中營生產必然也會遭到工人更強力的反擊。
鄭州富士康工人是因為被企業和政府承諾的高額返費欺騙而示威抗爭，廣州海珠製衣工人是因為被工廠被封控，做不了旺季訂單，手停口停而遊行衝卡，他們的抗爭都是自發的，訴求也是經濟性的，但正是這樣的激烈行動展現了鮮明的政治意涵，進而挑戰了政府的動態清零總方針。
因為這些工人處在社會的最底層，抗風險能力最低，但他們接受的都是官方對於新疫情不科學的刻意誤導宣傳，不了解奧密克戎病毒的最新發展，不得不最大程度地接受和忍耐政府看不到盡頭的極端防疫措施，他們既害怕病毒的傳染又苦惱生計的困難，這種矛盾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爆發出來，在走上街頭跟大白衝突的那一刻，他們就做出了選擇，要生計不要封控。從這個角度看，鄭州和廣州的勞工階級的抗爭是打響對抗動態清零的第一槍。
鄭州和廣州勞工階級的抗爭成為全國反封控、要生計運動的前導，多個城市的大學生和市民也紛紛走上街頭表達抗議，並大聲喊出了89年以來最大膽直接的口號，這表明當政府用算「政治賬」的邏輯搞動態清零時，普通的民衆也會就清零的災難跟政府算「政治賬」。
這一次始於富士康工人抗議、激化於烏魯木齊大火的跨地區、跨民族、跨階層的全國性抗爭運動再一次表明，在各種類型的政治和社會運動中，勞工的力量是最堅實和可靠的，並且始終處於先鋒的位置。羅莎·盧森堡曾高度評價工人罷工的意義，認為工人發動的罷工是「迄今為止任何現代革命都沒有的致命武器」，它的發生是必然和偶然的結合，也是群衆運動自發和自覺的體現，既是經濟鬥爭，又是政治鬥爭。
當前中國正處於大變局的過程中，經濟社會面臨結構性的變化，勞工階級為了應對他們處境的惡化必然會持續不斷地行動。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必然會不斷學習，直至超越改善自己生計的需求而追尋更廣闊的社會進步，這是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市民運動百川匯流的交點。
基於此，本文將從三個層面系統梳理全球政治經濟局勢變遷以及疫情防控給中國的供應鏈、勞動力市場以及勞工階級帶來的嚴重後果，筆者相信勞動關係的結構性惡化必然會引發工人階級的團結與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