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精英热捧香港优才计划，可以缓解香港人才荒吗？

编者按：这是专题“星港竞争”的第三篇。我们在第一篇通过数据对比新加坡和香港的实力，第二篇追问香港金融人为何转战新加坡。第三篇我们回到香港主场，关注港府今年10月公布的人才新政如何吸引到渴望“润”出来的大陆精英，并尝试追问：这场“你情我愿”的结合中有哪些未解的问题。

11月，经历上海封城的黄璐申请了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下称“优才”）。她今年30多岁，毕业于复旦大学，在金融业工作逾十年，帮创科企业做融资。2020年末，蚂蚁集团的上市被紧急叫停，随后反垄断风暴席卷中国互联网。“买方不投了，很多生意做不了”，黄璐说。清零政策令情况雪上加霜，她一年损失两百多万人民币，“没办法到处跑，不知什么时候住的楼就封了，干不了事。”

黄璐感到抑郁，她想找个防疫政策比较自由的地方，一个几年前移居香港的朋友介绍说可以来这边，黄璐想到自己工作常常要去深圳、广州，香港比较近，倒也适合跑动。

严厉的防疫政策催化了中国大陆“润”的潮流，香港人才新政则向渴望“润”的人抛出橄榄枝。今年10月，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披露，过去两年，香港流失约14万劳动人口。报告释出多项有利于中国大陆及海外人才赴港的政策，包括取消“优才”配额，放宽“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将逗留期限由一年延长至两年，更将这一计划扩展至香港大学大湾区校园的毕业生。

“施政报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咨询优才的人一下子激增。”许芒是一位境外资产配置专家和移民专家。她说今年经手的案子至少是往年的两倍，客户们“像团购一样”，抱团来申请香港身分，他们把优才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说“这挺好的，你也弄一个吧”。

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大陆不少移民仲介借机在各大社交平台宣传优才：“一站式香港身分规划 开启新中产的美好生活”、“申请简单条件宽松 简单快速定居香港”。一篇名为《香港优才审批时间缩短！申请黄金期只有这2年》的文章写道，“政府摆明要疯狂吸纳人才，全面给优才计划开绿灯。”文章总结道，“没有任何一种移民项目，可以如此高效完成身分转换。”

“香港优才，现在是门槛最低的一个移民项目。”深圳前海布科咨询的总经理翟翀对端传媒表示。据他介绍，目前业界协助申请优才的仲介费在3万至6万人民币之间，如果申请不成功，会扣1万左右服务费，这对申请者来说成本不高，很多仲介会为了赚取服务费大量收客户。翟翀指出，“取消配额不代表标准降低，（因为申请的人变多）所以难度反而增大了。”

据香港入境处回复端传媒查询，2022年1-9月，申请优才的人数为9252，共1853人获批，其中95%的申请者来自中国大陆。而去年全年申请总数为5365，获批2004人。

对亟需获得第二身分的中国大陆精英来说，香港是最容易的路径，个中考量不乏成本低、离家近、照顾老人方便、文化饮食好适应等因素。

但，谈到赴港工作甚至举家迁到香港，不少人陷入了踌躇。

这14万人离开，未必能找到同样的人来填补

当大陆人才纷纷涌入申请优才的同时，受政治环境紧缩和疫情夹击的香港，正在经历大量专业人才的流失。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引用统计处数据指，过去两年流失的14万名劳动人口中，25至39岁的群组流失量最高，涉及约7.8万人，而流失人口中又以“辅助专业人员”的职业组别流失量最多，有大约7.1万人。（注：香港政府统计处对“辅助专业人员”的定义囊括了相当多职业，包括但不限于科学技术员、护士及助产士，建筑、测量及工程技术员，小学及幼稚园校长及教师，法律文员，公共关系主任等。）

“现在每个行业都面临同一个困难，就是我有空缺，但我不容易请到人。”香港人才管理协会副会长李浩华对端传媒表示，他在人力资源领域工作逾30年，“人才荒至少五年前就开始了，近来变严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移民潮，一个是疫情影响。”

连智领域（Links International）总监Keith Wong表示，今年对人才缺口的感受最强烈。“我们问客户，你为什么要找人？公司说那个职位移民走了。”连智领域是总部位于香港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提供商。

“医疗领域、白领专业人士、IT专家，这三个领域流失最严重。”Keith指出。香港立法会议员洪雯也有同样观察，她同时也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研究主管，“护士是极缺，新世界有养老院、医院，我们医院的capacity是用不足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护士。”

不少公司透过加薪留人，Keith指出，金融行业更出现涨薪30%来挖人的现象。但并非所有职位都能靠加钱填补，特别是高度专业化、涉及本地公共服务的行业。

“比如走了100个心脏科医生，香港是不是可以有100个心脏科医生补齐呢？这14万人离开，未必能找到同一样的人才来填补。”Keith说。对一些跨国企业来说，“香港的人走了，填补的人不一定要坐香港办公室，可以坐新加坡、上海或亚太区的其他办公室。”

一些快速增长的领域也因招不到人而“人财两失”，甚至离开香港。据资讯科技及数码人才猎头公司Venturenix估算，香港未来5年更需要额外约10万名IT人才填补缺口。

“疫情是催化剂，导致很多传统企业开始做digitalization”，香港IT人协会理事长李广宇对端传媒表示，有的金融企业招聘三年资历的IT人，月薪4、5万都请不到，令不少公司把IT部门搬去东南亚。“将整个部门移走，就等于把工作机会都拉走，而且带动中高层去外国。”

尽管港府一直拒谈“移民潮”，但人才焦虑仍然不断蔓延，最新的施政报告终于推出一系列“抢人”计划，包括设立“人才服务窗口”统筹招揽内地及海外人才来港，撤销科技公司在“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下输入外来人才时必须增聘本地雇员的规定；更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吸引年薪超过250万港币或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的人才。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指，要在2023至2025年，每年吸纳至少3万5千名预计留港至少12个月的人才。

从哪里吸呢？李浩华认为，“最简单最快的，我相信很多企业都想吸引国内和海外人才来，例如，国内IT行业虽然很发达，工资不一定会多过香港，香港的税率又比国内低很多。唯一住房是贵的，所以公司可以有些补贴。”

那么，这些优势足够有吸引力吗？

移民仲介：许多大陆精英想要的是一条后路

2021年拿到优才签证至今，85后的张越胜至今仍未在香港找到合适的工作。

他拥有中国大陆知名大学的新闻和法律双学位，在新闻行业一路做到知名媒体的编委，后转型进入互联网大厂（注：通常指知名度高、规模大、待遇好的互联网企业）做产品经理，目前和妻子、两个小孩定居大陆。

历经媒体内容被审查、互联网行业被监管，张越胜很早就做了移民的打算。“最重要的托底的东西不在了，一切行业只能有某个阶段的辉煌。”他说。那个“底”就是稳定的法治社会、公民社会。

几年前，张越胜偶然得知同事申请到香港优才签证，研究后觉得自己符合申请条件，他在2020年初提交申请，一年半后获批。张越胜说，今年他身边关注、讨论优才的人突然变多了，不少下属来找他做申请优才的推荐人。

许芒指出，申请优才的大陆精英不仅在数量上有显著增长，更大的变化是“池子里的人的类型变多了”。目前她经手的申请者有很多是大厂中层，还有建筑师、律师等专业人才，不过相比赴港就业，这些客户更想要的是多一个身份。

“很多人要香港的身份，是想要进可攻退可守。”她表示，这些申请者中至少四成人在申请阶段就表达了对赴港的迟疑。不少人规划的未来是：可以陆港两边跑，或身在香港远程经营大陆的生意。

“他为什么选香港？就是觉得两边都可以keep住。”透过申请者的提问，许芒总结到：“大家感兴趣的是买房有没有优惠、税怎么扣、小孩怎么上学，好像没有人关心职场是怎么样的。”

“这些人办优才主要目的是子女教育，第二就是如果国内出现什么情况，香港可以作为一个跳板，这个身分相当于多了一条路。”布科咨询的翟翀表示，他们经手的申请者，主要是个体老板、大公司高管。

据翟翀观察，过往获得优才签证的人里，“真正搬到香港去住的可能不到10%。”翟翀说，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他们公司早期为很多客户办理投资移民，“只有不到5%的人搬到香港来住了。”翟翀认为原因是“香港没有这种就业环境，他（客户）的业务没有办法平移到香港”。（注：香港已于2015年暂停实行了11年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黄璐也曾考虑过搬去新加坡，但始终觉做金融香港更有优势，而且新加坡近两年把门槛提得太高、生活成本也大幅提高。此前她来过香港几次，主要是购物、观光和吃东西，“没有深刻印象，就觉得是个很干净的城市”。她想要尝试“数字游民”的生活，“我英文不好，先拿香港试试。”

张越胜有类似的考量。他已获得欧盟永居权，“随时能跑的”。他选择香港“是一个过渡”，一方面可以实现“蚂蚁搬家”，把大陆的房子卖掉、处理好财产转移、安顿好妻儿，“一边工作一边挪腾”。另一方面，在香港可以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

张越胜正值事业黄金期，不想过早去欧洲养老，不过真正要在香港找工作，他觉得摸不到门路。

大陆精英：专业不匹配，信息不对称，赴港工作多有疑虑

“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投简历。香港天天说什么年薪百万，真正的工作信息却是一个黑壳。”张越胜说。他对初创企业感兴趣，也曾有大陆猎头替香港的初创公司联络他，但他打听了一下，觉得凭借现有的信息量很难做出决定。作为对比，新加坡的猎头每天都发布大量工作岗位的讯息给他，“疯狂在挖人”。

谈到在香港找工作，张越胜多次提到“没有信息”。他承认自己对香港创科不够熟悉，觉得港府想要招徕IT人才，就得首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对不少申请优才的大陆精英来说，他们接收到香港“缺人才”的讯号，也看到了利好的签证政策，但哪些岗位缺人、选人标准是什么、待遇会不会比北京上海好、利好政策具体有哪些、何时落实⋯⋯都未有进一步更新。讯号一经发布，人才便动起来了，宣传和具体政策却未跟上脚步。

顾天宇是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的技术总监，目前在上海工作。他留意到，经历此前几年不断收紧的管控之后，港府今年对虚拟资产领域释出利好信息。2022年10月底，香港财政司发布《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称，在加紧筹备全新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考虑允许散户直接进行投资，并邀请有关交易所在香港开拓商机。

顾天宇旋即去了解香港相关人才政策，并决定透过仲介申请优才。他是84年生人，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曾在香港金融领域工作三年。

“国内监管越来越严，从业人员有压力，像我们做交易所，直接和数字货币打交道，是最明显的监管目标。”顾天宇说，中国是区块链大玩家，很多企业的路径都是在国内做起来、再搬去海外。

顾天宇选择香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公司在探索去中心化金融，而香港是金融中心；另一个是香港离家近，他对香港相对熟悉，朋友也多。

但他心里依然有不少问号，比如，发牌制度的申请条件和筛选标准具体是什么？可以服务的客户限定在哪些人？顾天宇在观望已获得港府发牌的交易平台，看它们有没有进一步发展。“如果没铺开来做，（政策）随时可以收回。”

此前，顾天宇所在公司希望在香港的银行开设帐户，“几乎所有银行都不欢迎crypto的公司开帐户，我听说有同行开户后被发现，还会劝你销户。”他们跑了很多间银行，最后在星展银行（DBS Bank）成功开户。

许芒也指出，优才综合计分制对一些行业的人才并不友好，包括区块链从业者。她举例说，在计分制中，担任“高级职位”可以得分，但区块链是个架构非常扁平的领域，申请者并没有所谓的高级职位或管理经验。“这张打分表，满足的都是金融从业者、律师等，香港原来产业结构里的人。”

李浩华认为，尽可能地把关于香港的信息传递出去非常重要。“把资讯给到年轻人、企业和决策者，大家都要多做一步。”他说，“大家现在说讲好香港故事，我觉得不是讲故事，是给到实际的信心给人家，‘我’有信心你的故事才成立。”

先有产业还是先有人才？

看了一圈在香港的工作机会，张越胜发现，微软、google这样的大公司职位空缺很少，更多机会是在金融公司里从事IT相关工作，职业发展空间很小。

一方面是金融企业高薪招不到人，一方面是本地初创企业只能给较低的人工，李广宇指，这两个局面同时存在。

张越胜并不认为香港的薪水有吸引力。像他这样的大厂中层，年薪超过100万人民币，还有股票收入（虽然这两年不太好），香港可以给多少呢？“这也是新加坡为什么吸引人。”他说，新加坡的政府补贴可以让企业给出非常优渥的待遇，据他了解，BAT（注：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首字母的缩写）出身的IT从业者，可以在新加坡拿到远比原来薪水好的报酬。而对中国大陆二三线城市的IT从业者来说，香港的薪水虽然高，但生活成本同样惊人。

数据亦部分折射出香港IT业的“魅力”有限：港府大力推广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于2018年推出，每年预留1,000个入境名额，但至今逾四年，获批总人数仍未超过1000。

“如果你去追求事业的高升或成就感，香港就只有1.5个行业，第一个是金融，半个行业就是地产。”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经济学教授邓希炜说。

香港创科业起步并不晚，但发展缓慢。港府早在1999年就成立创新科技署，至2020年，香港创新及科技创新产业增加值243.83亿港元，仅占GDP的0.91%。相较之下，金融和保险的占比则超过20%。

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和办事处的海外企业中，只有5.4%的企业的主要业务范围是资讯科技服务业。翟翀用港版支付宝举例，“在香港设立这种分支的成本非常高，它的就业人数可能只有一两百人。”

“在香港如果你做科技，你有什么选择？IBM, EMC, Microsoft 全部都有人占了位置，那你做研发团队有几多间呢？”香港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说。

因为信息封闭和就业机会的集中，在香港的大陆IT人才甚至形成了某种“闭环”。张越胜说，“香港的IT人才梯队还没有形成一个模型，很容易变成中资圈里的企业互相挖人。”

这或许是香港人才新政面临的困境之一：大陆人才在申请赴港的海外人才中占据压倒性优势，他们中的不少人把香港签证当作“备胎”；而另一部分希望赴港工作的人发现，在香港找一份有前景的工作依旧艰难——这源自香港畸形的产业结构，并衍生了一个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提问。

邱达根认为，香港创科一直以来的问题是，“外面有些什么新（产品），我们就拿过来用或者做本地化的产品，但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没有去‘做’我们自己的产品。”他提出，“一定要在上游研发方面做多点，我们要拥有自己的产品，或者叫做enterprise solution。”

洪雯认为，未来需要两条腿走路。除了培育本地的内在生长力，还要招商引资。“企业跟企业的竞争，早就演变成供应链跟供应链的竞争了，要找到这个供应链的anchor，就是龙头企业，它会带动上下游发展，形成一个cluster，这对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

翟翀也指出龙头企业的重要性：“字节跳动带动了很多第三方广告公司，腾讯带动了一批游戏公司，微信带动了一批小程序公司。”

邱达根指出，香港需要在全球范围吸纳“冠军企业”落户香港，从而增长优质工作机会。“硅谷和深圳都是这样，深圳有几间大公司，全中国的人才被吸过来，之后全中国的资金被吸过去。”邱达根说，要令来香港的人才和在香港读书的人觉得，未来有很好的前景，“我可以同tiktok做数据分析师，我可以同百度做search engine，也可以同amazon做它的系统security等等。”

不过他承认，人才缺乏和产业转型互为限制，“鸡”和“蛋”都缺的情况下，香港政府现在要什么都要同时做，既吸人才又吸企业，同时为企业解决土地问题。

“未来做产业开发的话，一定要有特殊的土地政策。”洪雯以上海招徕Tesla建厂举例，上海市政府在贷款、用地上给予Tesla极大优惠，作为条件，Tesla所有零部件都必须在中国生产，未来5年还要在上海工厂投入140亿人民币的资本支出。“马斯克在上海建了一个超级工厂，给当地带来的东西是很多的。”

在10月的施政报告中，港府承诺将制订具针对性及吸引力的特别配套措施，包括土地、税务和财政等方面，并提供度身订造的企业落户计划。报告指，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将由2024年起提供的创科土地和空间，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发展。

邱达根、李广宇、洪雯都表示，最近有内地、海外的公司透过他们了解来香港开公司的事宜。不过，今年10月高调宣布即将成立的“人才服务窗口”和“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没有出台落实的细节。

人才荒的真实困境是人才错配

但无论是吸引人才还是企业，都需要时间。受访的学者和业内人士都向端传媒指出，在“输血”的同时，应该考虑如何用好本地人。

“不能说我们缺人了就去外面抢，你先检讨为什么缺人？本地能够用哪些办法去改善？用足了这些资源，你才去外面抢，要不然你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洪雯说，“我认为抢人才这种说法，会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其实香港本地是存在一个人才错配的问题，很多年轻人没有找到他满意的工作和发展空间。”

香港旅游业和贸易及物流业雇员人数自2011年以来持续下跌，更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香港统计处数据显示，旅游行业的从业人数从2010年的21.5万跌指2020年的4.86万。“大量的旅游业从业者，今天是靠很多临时工作把他们吸纳了。”

“任何地方的人才政策，第一步应该是本地着眼的，帮本地人找到最合适的发展机遇。”洪雯建议要首先培育本地人：“比如全球排名前100大学的毕业生有资格来香港，那可不可以我同时有一条政策，送香港本地学生去这些学校读书呢？比如说政府提供奖学金，你读完后必须回来工作。”

邱达根也认为，输血和造血要同步进行。“第一是进口（人才），第二是再培训，第三是从小培训，这三件事我想我们都要做。”

“比如我们缺乏写coding（编程）的人，那我就提供coding course的各种补贴，让成年人去修读这些课程，帮助他们就是从错配变成适配。”洪雯建议。

李浩华在本港多间大学参与导师计划，他观察到一些年轻人进入大学选科时，并不清楚专业对应的是什么工作，毕业后合适做什么工作。“在他们选科之前，是不是政府、学会等可以提供系统化的资讯，让他们了解不同行业大概是做些什么、通常需求是什么？企业也可以去学校做一些career talk？”

年轻人对专业的不了解在IT领域也很突出。李广宇指，香港IT人才协会近年到大专院校、中学去做推广，发现很多中学校长、学生对创科知之甚少。“他们的mindset还停留在医生、律师、工程师，对IT是没concept。”

香港会变成另一个上海吗？

12月，中国发布防疫政策“新十条”：倡导有条件者居家隔离，除养老院、医疗机构等特殊场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港府也在一周后宣布取消使用安心出行，更有媒体释出消息指，陆港将在2023年1月9日通关。

张越胜说，中国大陆放松防疫政策，并不会改变自己移民的决定。这三年运动式清零对中国中产带来的创伤是难以修复的，他说，今天是防疫，明天可以是其他领域。

张越胜向公司申请内部relocate到香港，同时继续“蚂蚁搬家”。去年，他们一家来香港待了两三个月，妻子在此诞下第二个孩子。张越胜也在公立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只花了一两百块。“还没开始纳税就享受福利。”张越胜有点不好意思，他觉得“医患交流很好，感受到平等，没有一种专业上的不对等所产生的被忽悠感。”

张越胜的大孩子在大陆就读国际学校，“所以我不担心洗脑什么的，”他说。倒是看到一些香港公立学校开展爱国教育的新闻，让他有点沮丧。张越胜的妻子在教育领域工作，很难在香港找到对应的职位，夫妻俩正在讨论下一步怎样让妻子在香港找到合适的工作。

顾天宇还在准备申请优才的材料，同时等待港府对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政策明细。他们公司的外国同事依然对香港有一些疑虑——港府会不会受到大陆政策的影响，也突然禁止加密货币。

顾天宇觉得，他离开的这些年，香港的政治环境变化很大。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他看到一些香港朋友“是支持暴动的”，“我觉得去抗议、有自己的诉求是ok的，但暴力就有些过了。”顾天宇说，就像和台湾同事沟通时要尽量不谈政治，之后如果去香港，他也觉得和当地人沟通要注意一些。

许芒有时会感到，客户们对香港政治环境的认知有些矛盾。“他们一方面觉得北京不会不管香港，香港现在很安全，我其实想问，你觉得北京这么管着，香港还会带给你多大好处呢？按照这个思路，香港会变成另一个上海吗？”

黄璐打算，如果获批就在两年内到香港，尝试数字游民的梦想。此前，她和少数朋友谈到过来香港的打算，一些人觉得“香港很乱，会不会不安全”，也有人觉得她的决定“挺好的，那你是不是就不用戴口罩了？”（注：香港防疫政策要求，在公众地方须佩戴口罩。）

黄璐觉得最好的情况，就是找到本地的工作来做，这样可以了解当地的人。她谈到一个朋友说的话：“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是默默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完全不了解，但地方很不错。”她说，“得多走，才能了解真相。”

谈到对香港的期待，黄璐说：“我们希望一个非常自由市场的地方，包括资本、生意，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地方，只要达到这一点就好了。”

应受访者要求，黄璐、许芒、张越胜、顾天宇为化名。

实习记者于霁、记者何恩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星港竞争”系列报导由刺猬工作室（陈倩儿&吴婧）策划。刺猬工作室 策划深度报导、书写时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