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精英熱捧香港優才計劃，可以緩解香港人才荒嗎？

編者按：這是專題「星港競爭」的第三篇。我們在第一篇通過數據對比新加坡和香港的實力，第二篇追問香港金融人為何轉戰新加坡。第三篇我們回到香港主場，關注港府今年10月公布的人才新政如何吸引到渴望「潤」出來的大陸精英，並嘗試追問：這場「你情我願」的結合中有哪些未解的問題。

11月，經歷上海封城的黃璐申請了香港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稱「優才」）。她今年30多歲，畢業於復旦大學，在金融業工作逾十年，幫創科企業做融資。2020年末，螞蟻集團的上市被緊急叫停，隨後反壟斷風暴席捲中國互聯網。「買方不投了，很多生意做不了」，黃璐說。清零政策令情況雪上加霜，她一年損失兩百多萬人民幣，「沒辦法到處跑，不知什麼時候住的樓就封了，幹不了事。」

黃璐感到抑鬱，她想找個防疫政策比較自由的地方，一個幾年前移居香港的朋友介紹說可以來這邊，黃璐想到自己工作常常要去深圳、廣州，香港比較近，倒也適合跑動。

嚴厲的防疫政策催化了中國大陸「潤」的潮流，香港人才新政則向渴望「潤」的人拋出橄欖枝。今年10月，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披露，過去兩年，香港流失約14萬勞動人口。報告釋出多項有利於中國大陸及海外人才赴港的政策，包括取消「優才」配額，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將逗留期限由一年延長至兩年，更將這一計劃擴展至香港大學大灣區校園的畢業生。

「施政報告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諮詢優才的人一下子激增。」許芒是一位境外資產配置專家和移民專家。她說今年經手的案子至少是往年的兩倍，客戶們「像團購一樣」，抱團來申請香港身分，他們把優才介紹給自己的朋友，說「這挺好的，你也弄一個吧」。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大陸不少移民仲介借機在各大社交平台宣傳優才：「一站式香港身分規劃 開啟新中產的美好生活」、「申請簡單條件寬鬆 簡單快速定居香港」。一篇名為《香港優才審批時間縮短！申請黃金期只有這2年》的文章寫道，「政府擺明要瘋狂吸納人才，全面給優才計劃開綠燈。」文章總結道，「沒有任何一種移民項目，可以如此高效完成身分轉換。」

「香港優才，現在是門檻最低的一個移民項目。」深圳前海布科諮詢的總經理翟翀對端傳媒表示。據他介紹，目前業界協助申請優才的仲介費在3萬至6萬人民幣之間，如果申請不成功，會扣1萬左右服務費，這對申請者來說成本不高，很多仲介會為了賺取服務費大量收客戶。翟翀指出，「取消配額不代表標準降低，（因為申請的人變多）所以難度反而增大了。」

據香港入境處回覆端傳媒查詢，2022年1-9月，申請優才的人數為9252，共1853人獲批，其中95%的申請者來自中國大陸。而去年全年申請總數為5365，獲批2004人。

對亟需獲得第二身分的中國大陸精英來說，香港是最容易的路徑，個中考量不乏成本低、離家近、照顧老人方便、文化飲食好適應等因素。

但，談到赴港工作甚至舉家遷到香港，不少人陷入了躊躇。

這14萬人離開，未必能找到同樣的人來填補

當大陸人才紛紛湧入申請優才的同時，受政治環境緊縮和疫情夾擊的香港，正在經歷大量專業人才的流失。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引用統計處數據指，過去兩年流失的14萬名勞動人口中，25至39歲的群組流失量最高，涉及約7.8萬人，而流失人口中又以「輔助專業人員」的職業組別流失量最多，有大約7.1萬人。（註：香港政府統計處對「輔助專業人員」的定義囊括了相當多職業，包括但不限於科學技術員、護士及助產士，建築、測量及工程技術員，小學及幼稚園校長及教師，法律文員，公共關係主任等。）

「現在每個行業都面臨同一個困難，就是我有空缺，但我不容易請到人。」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會長李浩華對端傳媒表示，他在人力資源領域工作逾30年，「人才荒至少五年前就開始了，近來變嚴重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移民潮，一個是疫情影響。」

連智領域（Links International）總監Keith Wong表示，今年對人才缺口的感受最強烈。「我們問客戶，你為什麼要找人？公司說那個職位移民走了。」連智領域是總部位於香港的人力資源外包服務提供商。

「醫療領域、白領專業人士、IT專家，這三個領域流失最嚴重。」Keith指出。香港立法會議員洪雯也有同樣觀察，她同時也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研究主管，「護士是極缺，新世界有養老院、醫院，我們醫院的capacity是用不足的，因為沒有足夠的護士。」

不少公司透過加薪留人，Keith指出，金融行業更出現漲薪30%來挖人的現象。但並非所有職位都能靠加錢填補，特別是高度專業化、涉及本地公共服務的行業。

「比如走了100個心臟科醫生，香港是不是可以有100個心臟科醫生補齊呢？這14萬人離開，未必能找到同一樣的人才來填補。」Keith說。對一些跨國企業來說，「香港的人走了，填補的人不一定要坐香港辦公室，可以坐新加坡、上海或亞太區的其他辦公室。」

一些快速增長的領域也因招不到人而「人財兩失」，甚至離開香港。據資訊科技及數碼人才獵頭公司Venturenix估算，香港未來5年更需要額外約10萬名IT人才填補缺口。

「疫情是催化劑，導致很多傳統企業開始做digitalization」，香港IT人協會理事長李廣宇對端傳媒表示，有的金融企業招聘三年資歷的IT人，月薪4、5萬都請不到，令不少公司把IT部門搬去東南亞。「將整個部門移走，就等於把工作機會都拉走，而且帶動中高層去外國。」

儘管港府一直拒談「移民潮」，但人才焦慮仍然不斷蔓延，最新的施政報告終於推出一系列「搶人」計劃，包括設立「人才服務窗口」統籌招攬內地及海外人才來港，撤銷科技公司在「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下輸入外來人才時必須增聘本地僱員的規定；更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吸引年薪超過250萬港幣或畢業於全球百強大學的人才。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指，要在2023至2025年，每年吸納至少3萬5千名預計留港至少12個月的人才。

從哪裏吸呢？李浩華認為，「最簡單最快的，我相信很多企業都想吸引國內和海外人才來，例如，國內IT行業雖然很發達，工資不一定會多過香港，香港的稅率又比國內低很多。唯一住房是貴的，所以公司可以有些補貼。」

那麼，這些優勢足夠有吸引力嗎？

移民仲介：許多大陸精英想要的是一條後路

2021年拿到優才簽證至今，85後的張越勝至今仍未在香港找到合適的工作。

他擁有中國大陸知名大學的新聞和法律雙學位，在新聞行業一路做到知名媒體的編委，後轉型進入互聯網大廠（註：通常指知名度高、規模大、待遇好的互聯網企業）做產品經理，目前和妻子、兩個小孩定居大陸。

歷經媒體內容被審查、互聯網行業被監管，張越勝很早就做了移民的打算。「最重要的托底的東西不在了，一切行業只能有某個階段的輝煌。」他說。那個「底」就是穩定的法治社會、公民社會。

幾年前，張越勝偶然得知同事申請到香港優才簽證，研究後覺得自己符合申請條件，他在2020年初提交申請，一年半後獲批。張越勝說，今年他身邊關注、討論優才的人突然變多了，不少下屬來找他做申請優才的推薦人。

許芒指出，申請優才的大陸精英不僅在數量上有顯著增長，更大的變化是「池子裏的人的類型變多了」。目前她經手的申請者有很多是大廠中層，還有建築師、律師等專業人才，不過相比赴港就業，這些客戶更想要的是多一個身份。

「很多人要香港的身份，是想要進可攻退可守。」她表示，這些申請者中至少四成人在申請階段就表達了對赴港的遲疑。不少人規劃的未來是：可以陸港兩邊跑，或身在香港遠程經營大陸的生意。

「他為什麼選香港？就是覺得兩邊都可以keep住。」透過申請者的提問，許芒總結到：「大家感興趣的是買房有沒有優惠、稅怎麼扣、小孩怎麼上學，好像沒有人關心職場是怎麼樣的。」

「這些人辦優才主要目的是子女教育，第二就是如果國內出現什麼情況，香港可以作為一個跳板，這個身分相當於多了一條路。」布科諮詢的翟翀表示，他們經手的申請者，主要是個體老闆、大公司高管。

據翟翀觀察，過往獲得優才簽證的人裏，「真正搬到香港去住的可能不到10%。」翟翀說，這種情況已持續多年，他們公司早期為很多客戶辦理投資移民，「只有不到5%的人搬到香港來住了。」翟翀認為原因是「香港沒有這種就業環境，他（客戶）的業務沒有辦法平移到香港」。（註：香港已於2015年暫停實行了11年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黃璐也曾考慮過搬去新加坡，但始終覺做金融香港更有優勢，而且新加坡近兩年把門檻提得太高、生活成本也大幅提高。此前她來過香港幾次，主要是購物、觀光和吃東西，「沒有深刻印象，就覺得是個很乾淨的城市」。她想要嘗試「數字遊民」的生活，「我英文不好，先拿香港試試。」

張越勝有類似的考量。他已獲得歐盟永居權，「隨時能跑的」。他選擇香港「是一個過渡」，一方面可以實現「螞蟻搬家」，把大陸的房子賣掉、處理好財產轉移、安頓好妻兒，「一边工作一邊挪騰」。另一方面，在香港可以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

張越勝正值事業黃金期，不想過早去歐洲養老，不過真正要在香港找工作，他覺得摸不到門路。

大陸精英：專業不匹配，信息不對稱，赴港工作多有疑慮

「我都不知道去哪裏投簡歷。香港天天說什麼年薪百萬，真正的工作信息卻是一個黑殼。」張越勝說。他對初創企業感興趣，也曾有大陸獵頭替香港的初創公司聯絡他，但他打聽了一下，覺得憑藉現有的信息量很難做出決定。作為對比，新加坡的獵頭每天都發布大量工作崗位的訊息給他，「瘋狂在挖人」。

談到在香港找工作，張越勝多次提到「沒有信息」。他承認自己對香港創科不夠熟悉，覺得港府想要招徠IT人才，就得首先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對不少申請優才的大陸精英來說，他們接收到香港「缺人才」的訊號，也看到了利好的簽證政策，但哪些崗位缺人、選人標準是什麼、待遇會不會比北京上海好、利好政策具體有哪些、何時落實⋯⋯都未有進一步更新。訊號一經發布，人才便動起來了，宣傳和具體政策卻未跟上腳步。

顧天宇是一家虛擬貨幣交易所的技術總監，目前在上海工作。他留意到，經歷此前幾年不斷收緊的管控之後，港府今年對虛擬資產領域釋出利好信息。2022年10月底，香港財政司發布《有關香港虛擬資產發展的政策宣言》稱，在加緊籌備全新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考慮允許散戶直接進行投資，並邀請有關交易所在香港開拓商機。

顧天宇旋即去了解香港相關人才政策，並決定透過仲介申請優才。他是84年生人，碩士畢業於復旦大學，曾在香港金融領域工作三年。

「國內監管越來越嚴，從業人員有壓力，像我們做交易所，直接和數字貨幣打交道，是最明顯的監管目標。」顧天宇說，中國是區塊鏈大玩家，很多企業的路徑都是在國內做起來、再搬去海外。

顧天宇選擇香港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公司在探索去中心化金融，而香港是金融中心；另一個是香港離家近，他對香港相對熟悉，朋友也多。

但他心裏依然有不少問號，比如，發牌制度的申請條件和篩選標準具體是什麼？可以服務的客戶限定在哪些人？顧天宇在觀望已獲得港府發牌的交易平台，看它們有沒有進一步發展。「如果沒鋪開來做，（政策）隨時可以收回。」

此前，顧天宇所在公司希望在香港的銀行開設帳戶，「幾乎所有銀行都不歡迎crypto的公司開帳戶，我聽說有同行開戶後被發現，還會勸你銷戶。」他們跑了很多間銀行，最後在星展銀行（DBS Bank）成功開戶。

許芒也指出，優才綜合計分制對一些行業的人才並不友好，包括區塊鏈從業者。她舉例說，在計分制中，擔任「高級職位」可以得分，但區塊鏈是個架構非常扁平的領域，申請者並沒有所謂的高級職位或管理經驗。「這張打分表，滿足的都是金融從業者、律師等，香港原來產業結構裏的人。」

李浩華認為，盡可能地把關於香港的信息傳遞出去非常重要。「把資訊給到年輕人、企業和決策者，大家都要多做一步。」他說，「大家現在說講好香港故事，我覺得不是講故事，是給到實際的信心給人家，『我』有信心你的故事才成立。」

先有產業還是先有人才？

看了一圈在香港的工作機會，張越勝發現，微軟、google這樣的大公司職位空缺很少，更多機會是在金融公司裏從事IT相關工作，職業發展空間很小。

一方面是金融企業高薪招不到人，一方面是本地初創企業只能給較低的人工，李廣宇指，這兩個局面同時存在。

張越勝並不認為香港的薪水有吸引力。像他這樣的大廠中層，年薪超過100萬人民幣，還有股票收入（雖然這兩年不太好），香港可以給多少呢？「這也是新加坡為什麼吸引人。」他說，新加坡的政府補貼可以讓企業給出非常優渥的待遇，據他了解，BAT（註：中國三大互聯網公司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首字母的縮寫）出身的IT從業者，可以在新加坡拿到遠比原來薪水好的報酬。而對中國大陸二三線城市的IT從業者來說，香港的薪水雖然高，但生活成本同樣驚人。

數據亦部分折射出香港IT業的「魅力」有限：港府大力推廣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於2018年推出，每年預留1,000個入境名額，但至今逾四年，獲批總人數仍未超過1000。

「如果你去追求事業的高升或成就感，香港就只有1.5個行業，第一個是金融，半個行業就是地產。」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經濟學教授鄧希煒說。

香港創科業起步並不晚，但發展緩慢。港府早在1999年就成立創新科技署，至2020年，香港創新及科技創新產業增加值243.83億港元，僅佔GDP的0.91%。相較之下，金融和保險的佔比則超過20%。

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和辦事處的海外企業中，只有5.4%的企業的主要業務範圍是資訊科技服務業。翟翀用港版支付寶舉例，「在香港設立這種分支的成本非常高，它的就業人數可能只有一兩百人。」

「在香港如果你做科技，你有什麼選擇？IBM, EMC, Microsoft 全部都有人佔了位置，那你做研發團隊有幾多間呢？」香港立法會議員邱達根說。

因為信息封閉和就業機會的集中，在香港的大陸IT人才甚至形成了某種「閉環」。張越勝說，「香港的IT人才梯隊還沒有形成一個模型，很容易變成中資圈裏的企業互相挖人。」

這或許是香港人才新政面臨的困境之一：大陸人才在申請赴港的海外人才中佔據壓倒性優勢，他們中的不少人把香港簽證當作「備胎」；而另一部分希望赴港工作的人發現，在香港找一份有前景的工作依舊艱難——這源自香港畸形的產業結構，並衍生了一個關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提問。

邱達根認為，香港創科一直以來的問題是，「外面有些什麼新（產品），我們就拿過來用或者做本地化的產品，但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沒有去『做』我們自己的產品。」他提出，「一定要在上游研發方面做多點，我們要擁有自己的產品，或者叫做enterprise solution。」

洪雯認為，未來需要兩條腿走路。除了培育本地的內在生長力，還要招商引資。「企業跟企業的競爭，早就演變成供應鏈跟供應鏈的競爭了，要找到這個供應鏈的anchor，就是龍頭企業，它會帶動上下游發展，形成一個cluster，這對人才有極大的吸引力。」

翟翀也指出龍頭企業的重要性：「字節跳動帶動了很多第三方廣告公司，騰訊帶動了一批遊戲公司，微信帶動了一批小程序公司。」

邱達根指出，香港需要在全球範圍吸納「冠軍企業」落戶香港，從而增長優質工作機會。「硅谷和深圳都是這樣，深圳有幾間大公司，全中國的人才被吸過來，之後全中國的資金被吸過去。」邱達根說，要令來香港的人才和在香港讀書的人覺得，未來有很好的前景，「我可以同tiktok做數據分析師，我可以同百度做search engine，也可以同amazon做它的系統security等等。」

不過他承認，人才缺乏和產業轉型互為限制，「雞」和「蛋」都缺的情況下，香港政府現在要什麼都要同時做，既吸人才又吸企業，同時為企業解決土地問題。

「未來做產業開發的話，一定要有特殊的土地政策。」洪雯以上海招徠Tesla建廠舉例，上海市政府在貸款、用地上給予Tesla極大優惠，作為條件，Tesla所有零部件都必須在中國生產，未來5年還要在上海工廠投入140億人民幣的資本支出。「馬斯克在上海建了一個超級工廠，給當地帶來的東西是很多的。」

在10月的施政報告中，港府承諾將制訂具針對性及吸引力的特別配套措施，包括土地、稅務和財政等方面，並提供度身訂造的企業落戶計劃。報告指，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將由2024年起提供的創科土地和空間，同時加快「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發展。

邱達根、李廣宇、洪雯都表示，最近有內地、海外的公司透過他們了解來香港開公司的事宜。不過，今年10月高調宣布即將成立的「人才服務窗口」和「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至今沒有出台落實的細節。

人才荒的真實困境是人才錯配

但無論是吸引人才還是企業，都需要時間。受訪的學者和業內人士都向端傳媒指出，在「輸血」的同時，應該考慮如何用好本地人。

「不能說我們缺人了就去外面搶，你先檢討為什麼缺人？本地能夠用哪些辦法去改善？用足了這些資源，你才去外面搶，要不然你會帶來一系列後遺症。」洪雯說，「我認為搶人才這種說法，會給社會帶來了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其實香港本地是存在一個人才錯配的問題，很多年輕人沒有找到他滿意的工作和發展空間。」

香港旅遊業和貿易及物流業僱員人數自2011年以來持續下跌，更受到疫情的嚴重打擊。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旅遊行業的從業人數從2010年的21.5萬跌指2020年的4.86萬。「大量的旅遊業從業者，今天是靠很多臨時工作把他們吸納了。」

「任何地方的人才政策，第一步應該是本地著眼的，幫本地人找到最合適的發展機遇。」洪雯建議要首先培育本地人：「比如全球排名前100大學的畢業生有資格來香港，那可不可以我同時有一條政策，送香港本地學生去這些學校讀書呢？比如說政府提供獎學金，你讀完後必須回來工作。」

邱達根也認為，輸血和造血要同步進行。「第一是進口（人才），第二是再培訓，第三是從小培訓，這三件事我想我們都要做。」

「比如我們缺乏寫coding（編程）的人，那我就提供coding course的各種補貼，讓成年人去修讀這些課程，幫助他們就是從錯配變成適配。」洪雯建議。

李浩華在本港多間大學參與導師計劃，他觀察到一些年輕人進入大學選科時，並不清楚專業對應的是什麼工作，畢業後合適做什麼工作。「在他們選科之前，是不是政府、學會等可以提供系統化的資訊，讓他們了解不同行業大概是做些什麼、通常需求是什麼？企業也可以去學校做一些career talk？」

年輕人對專業的不了解在IT領域也很突出。李廣宇指，香港IT人才協會近年到大專院校、中學去做推廣，發現很多中學校長、學生對創科知之甚少。「他們的mindset還停留在醫生、律師、工程師，對IT是沒concept。」

香港會變成另一個上海嗎？

12月，中國發布防疫政策「新十條」：倡導有條件者居家隔離，除養老院、醫療機構等特殊場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不查驗健康碼。港府也在一週後宣布取消使用安心出行，更有媒體釋出消息指，陸港將在2023年1月9日通關。

張越勝說，中國大陸放鬆防疫政策，並不會改變自己移民的決定。這三年運動式清零對中國中產帶來的創傷是難以修復的，他說，今天是防疫，明天可以是其他領域。

張越勝向公司申請內部relocate到香港，同時繼續「螞蟻搬家」。去年，他們一家來香港待了兩三個月，妻子在此誕下第二個孩子。張越勝也在公立醫院做了一個小手術，只花了一兩百塊。「還沒開始納稅就享受福利。」張越勝有點不好意思，他覺得「醫患交流很好，感受到平等，沒有一種專業上的不對等所產生的被忽悠感。」

張越勝的大孩子在大陸就讀國際學校，「所以我不擔心洗腦什麼的，」他說。倒是看到一些香港公立學校開展愛國教育的新聞，讓他有點沮喪。張越勝的妻子在教育領域工作，很難在香港找到對應的職位，夫妻倆正在討論下一步怎樣讓妻子在香港找到合適的工作。

顧天宇還在準備申請優才的材料，同時等待港府對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政策明細。他們公司的外國同事依然對香港有一些疑慮——港府會不會受到大陸政策的影響，也突然禁止加密貨幣。

顧天宇覺得，他離開的這些年，香港的政治環境變化很大。2019年反修例運動時，他看到一些香港朋友「是支持暴動的」，「我覺得去抗議、有自己的訴求是ok的，但暴力就有些過了。」顧天宇說，就像和台灣同事溝通時要盡量不談政治，之後如果去香港，他也覺得和當地人溝通要注意一些。

許芒有時會感到，客戶們對香港政治環境的認知有些矛盾。「他們一方面覺得北京不會不管香港，香港現在很安全，我其實想問，你覺得北京這麼管著，香港還會帶給你多大好處呢？按照這個思路，香港會變成另一個上海嗎？」

黃璐打算，如果獲批就在兩年內到香港，嘗試數字遊民的夢想。此前，她和少數朋友談到過來香港的打算，一些人覺得「香港很亂，會不會不安全」，也有人覺得她的決定「挺好的，那你是不是就不用戴口罩了？」（註：香港防疫政策要求，在公眾地方須佩戴口罩。）

黃璐覺得最好的情況，就是找到本地的工作來做，這樣可以了解當地的人。她談到一個朋友說的話：「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是默默過自己的日子，我們完全不了解，但地方很不錯。」她說，「得多走，才能了解真相。」

談到對香港的期待，黃璐說：「我們希望一個非常自由市場的地方，包括資本、生意，都可以自由流動的地方，只要達到這一點就好了。」

應受訪者要求，黃璐、許芒、張越勝、顧天宇為化名。

實習記者于霁、記者何恩林對本文亦有貢獻。

「星港競爭」系列報導由刺蝟工作室（陳倩兒&吳婧）策劃。刺蝟工作室 策劃深度報導、書寫時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