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赢在哪里？香港怎么办？离港金融人谈星港前景

编按：香港与新加坡的竞争近来再次成为舆论热点。我们将在专题“星港竞争”中深入讨论：产业结构揭示了两地怎样的命运与未来？香港新政能解决人才流失困境么？欢迎追踪。这是专题的第二篇，追问香港金融人为何转战新加坡。点击阅读第一篇，了解一国一城之间实力对比。

2022年上半年，Richard举家从香港搬到了新加坡。他来自美国，90年代初在香港创办一家私募基金，生意多年来不断壮大，香港原是公司的总部，管理着全球数个办公室。

“我在香港生活了30多年，这里已经是我的家。但近年我大部分生意都去了东南亚，加上香港的防疫政策让旅行和生活变得非常困难，我很难说服自己要留在这里。”在新加坡办公室，Richard透过电话采访对端传媒表示，他仍然保留香港分部，但新加坡如今才是公司总部，今年他也在新加坡不断加聘人手。

移居之前，Richard见证了香港的离散。“一切就像河水流动，人们在不同时间点加入这股潮流，”本地人因政局变动而纷纷移民，防疫政策又加速了外国社群离开的脚步，“做理发师、护士、医生、老师的外国人也走”。而对于金融从业者而言，新加坡是绝大多数人首选的目的地，“在亚洲，那是最像香港的地方了”。

伴随着剧烈的人潮流动，星港竞争今年又一次成为城中热话。香港商界政圈热烈讨论着新加坡的威胁和香港的反击：10月，星港先后推出全新的高端人才签证，高调抢人，随后又几乎在同一时间举办相似的金融峰会和金融科技展会。

然而，在居港新加坡学者刘浩典（Donald Low）看来，两地早已不是齐头并进的亚洲小龙，赛道也变得截然不同：“香港这边可能觉得新加坡很想超越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但实际上新加坡没有那么在乎金融中心这头衔，它更在乎的是怎样保持自己先进工业中心的地位。”

刘浩典曾在新加坡财政部等不同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后转投学界，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新兴市场研究所所长，教授经济学课程。对比星港两地，刘浩典直言，从整体产业设计和政府招商能力而言，“香港落后新加坡不是10年、20年，而是将近60年了。”

人才走了是果，不是因

单论金融业规模，新加坡的资本市场与香港不能同日而语。截至今年9月，香港股票市值超过30万亿港元，新加坡约4.6万亿港元，香港上市证券超过16000项，而新加坡为656项。成熟、自由流动的市场，加上毗邻中国大陆市场的天然优势，金融大行选址亚太总部常常首选香港，外国人才或本地菁英都想进入香港金融业分一块蛋糕。

今年30多岁的Stanley在香港土生土长，大学毕业后进入私人银行，2016年转做家族办公室。与许多同行一样，他的客户主要是中国背景的高净值人群。“一部分是年轻企业家，白手起家有了财富，另一部分是超级巨企的早期打工仔，后来成为C-level的人，部分收入来自公司股票，他们都需要银行家去管理资产。”

这些中国新贵以前习惯把钱存放于香港的私人银行，再交给外部公司管理，家族办公室在香港一度快速增长。然而到了2019年，情况快速转变。

“2019年年初政府提出修例（《逃犯条例》修订），他们就想将钱转去新加坡，到了2020年，钱转移的趋势最为明显，”Stanley说，“中国监管模式让他们担忧，他们也觉得香港社会不稳定，政局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而新加坡就像亚洲版的瑞士，法律透明、安全有保障。”

“假如你有十亿八亿，你就会思考钱放在哪儿最安全。”为了承接这批客人，Stanley所在公司很快计划南下分蛋糕。2021年年初，Stanley去新加坡开拓市场，设立家族办公室，当地牌照还没有批下来，客人已经在等着开户了。

对比两地财富规模，香港的蛋糕依然比新加坡大，但Stanley指出，投资者更看重的是增长速度。他打比方，香港就像一家规模更大的老餐厅，新加坡就像客源激增的新餐厅，“客人都想去新餐厅，不去旧的了，新餐厅的发展空间肯定更大。”根据两地政府数据，在2021年，香港管理的资产规模仍大于新加坡，但同比增长仅1.8%，而新加坡增速达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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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y说，虽然媒体常常报导新加坡抢人，但实际上新加坡政府或企业主动抢人的力度并没有想像中大，当地政府也着力保护本地人才的工作机会。

“吸纳人才是结果，不是因。是因为钱过去了、客户过去了，然后不少office和高层决定过去，最后才转移了少少人才过去。”Stanley说。

早于六年前，香港年轻人程思明就去了新加坡“开荒”，为一家香港初创金融科技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他分析，香港与新加坡原本各有优势，有的初创企业落户香港，进而北上拓展中国市场，有的扎根新加坡，南下发展东南亚市场。

“这三四年两地差距越来越大，我观察主要是因为监管和政治，从营商来说，初创企业最担心政策不稳定，而香港这几年就给人这样的感觉，可能未来十几二十年还会有很大变化。”程思明说，加上中国封关，北上困难重重，他观察不少金融科技企业都将更多资源投放在新加坡。

最初来到亚洲淘金时，Richard眼前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那是1980年代，他说自己欣赏邓小平的视野，相信中国改革开放会带来许多商机，因而来到中国冒险。

“把香港建设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人走了，香港也会随之改变。”

他和合伙人主打长线投资，入股有潜力的企业，进入企业董事局，透过改善融资和管理来促进企业利润，从而获得回报。中国曾经是他们的主要阵地，法治成熟、适合外国人生活的香港则成为公司总部。但到了2015年，习近平上任后三年，他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变了。

“习近平当时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这是变化的一个标志——如果之后你什么都可以自己做，那为什么还需要其他人？实际上在说的是，中国不再需要成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在亚洲做生意多年，Richard嗅觉敏锐，他同时也发现中国政府官员谈及外交和中美关系时常常措辞激烈，让他感觉不安。

此后他的投资组合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各国，2017年之后，他再没有新增任何中国投资。这两三年，他感觉变化更显著了。

“现在共产党更注重搞政治而不是促进经济，外国人管理中国的投资变得非常困难，而且现在还不能进入中国。我觉得现在没什么外国人会新增投资，当然以前投入的钱还在。”Richard说。

他一开始没有打算离开香港。他坦言，港区国安法没有直接影响他，但看着不少本地人才因为国安法和政局变动而离开，他感觉，“把香港建设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人走了，香港也会随之改变”。

新加坡不需要完美，只要做得比对手好一点

与Richard相似，美国人Christine Houston在1990年代来到香港。多年来她一直在香港做猎头工作，主打金融行业的“C-Suite”，即首席行政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技术官等。她观察，高端人才常常到处流动，她会帮新加坡的保险公司从香港挖人，也会把新加坡的外籍人才请到香港。

“对于expats来说，新加坡和香港很相似，都是低税率，英文环境，请外佣比较方便——他们有些人习惯请两个外佣，不能接受回去欧美的。”Christine说。

不过，疫情之后两地差距明显扩大。2021年9月新加坡宣布已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免隔离，10月宣布与病毒共存，到今年4月开始全面开关，出入境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常态。另一边，香港在这两年始终摇摆，长期没有开关时间表。2022年3月香港疫情集中爆发，政府管理混乱，公立医院陷入崩溃状态，政府又要求包括婴儿在内的所有阳性患者去医院就诊，密切接触者送往隔离营。

“有感染的婴儿独自去医院，与母亲分离，这条新闻在expats圈子流传非常广，直接触发很多家庭离开。很多C-Suite的人走，其中不少是外国人，即使自己不能马上走也先把妻儿送去新加坡。”Christine说。

“新加坡不需要很完美，只需要做得比对手好一点，但考虑到香港的政策如此任性和不可预测，要做得比香港好一点并不困难。”

国际征才公司华德士负责金融服务的董事张文颂观察，这些高级管理者离开的同时，也带走自己部门的部分人员，或者把雇员名额带去了新加坡。“他们亚太总部在香港，但现在例如就把CFO派去了新加坡，那三分之一的headcount（职员名额）就过去了。”张文颂说，除了外籍高管，疫情后也有一些金融服务企业和科技软件服务企业把亚太总部从香港搬去新加坡。

让Richard真正下决心离开的，也是香港的防疫政策。2021年，Richard疫情后第一次去外国出差，回港后在酒店隔离了整整14天。

“太荒谬了。”结束隔离之后，他决定离开。

刘浩典认为，疫情后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一些菁英转移去新加坡，不是因为新加坡做得有多好，只是上海和香港的防疫政策太荒诞。

“上海封城是粗暴而不人性的，而香港则是没有策略，它既做不了清零，但也没有与病毒共存的完整战略，就是不断重复一些愚蠢的政策，例如惩罚那些有阳性病例乘坐的航班，好像航空公司故意想传播病毒一样。”刘浩典直言，“新加坡不需要很完美，只需要做得比对手好一点，但考虑到香港的政策如此任性和不可预测，要做得比香港好一点并不困难。”

迈入2022年第四季，香港政府表现出复常意愿，9月底海外入境终于调整为0+3政策，但对于何时采取0+0、何时取消强制口罩令、何时停用追踪程式“安心出行”等，均没有时间表可循，社交距离政策依然复杂，以至于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也说政府需要更简单说明。

相较之下，自今年4月开始，新加坡弃用疫情追踪程式TraceTogether，随后逐步消除室外和室内的强制口罩令，8月开始没有打疫苗的旅客入境也免隔离。

在新加坡生活了一年多，Stanley经历了逐步复常的过程。他最深的感受是，政府政策最重要的是一致、有逻辑以及可预测。

“新加坡选择相信疫苗，政府让大家打疫苗，打完真的有用，会开关，出入境免隔离，但香港不是，打完疫苗很久也没有太多便利。”Stanley说，政策的可预测性对商界而言非常重要，而在香港，过去两三年商界完全难以计划未来，“我想大家已经放弃了，就当成最坏结果，就是不会复常，那大家就会转移资源。”

香港人林潇在一家跨国投资银行做技术工程师，他告诉端传媒，他所在银行的不少交易员今年举家搬到了新加坡，其中大多是外国人，也有部分香港本地人。

“短期来说他们是因为防疫政策而离开，但长远来说，公司允许他们relocate，也是看准了新加坡的发展趋势。”林潇透露，虽然这家银行名义上的亚太总部还是香港，但2020年之后，香港办公室已经冻结招聘名额，扩张的都是新加坡和印度办公室，他认为公司是考虑到地缘政治风险，“去其他地方投资分散风险”。

林潇观察，疫情之前，新加坡和香港在金融业上各有优势。“香港资本市场成熟，做股票交易的话以前一定在香港，用的交易系统也是香港这边的，新加坡那边则是石油和贵金属交易比较强。但现在连trader都走了，你本身的优势都被人抢了。”林潇说，公司已决定新增大笔拨款，在新加坡开发一套新系统，方便新加坡交易员。

全身锻炼还是单练二头肌，决定因素是政治地位

回到1960年代，香港和新加坡站在相似的起跑线。两地都是港口城市，都经历过英国殖民统治，留下了普通法基础，英语均为官方语言之一，最初都以贸易和工业起家。

刘浩典记得，小时候他爱玩电动车，在新加坡买回来的玩具车上写着“made in Hong Kong”。六七十年代，香港工业发达，本土玩具业、纺织业、塑胶业一时蓬勃。而从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新加坡就以工业为重，填海造地，吸引跨国企业到新加坡投资设厂。

分水岭在八十年代变得明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引力之下，香港商家北上发展，而一贯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香港政府并无引导，香港快速去工业化，至2020年制造业占GDP 组成仅1%，金融服务（23.4%）、物流贸易和旅游业等成为支柱产业。另一边，新加坡政府始终强调产业设计，主动吸纳高端制造，协助本地厂家升级换代，至2021年制造业占 GDP 21%。

“让低端制造流走一些没关系，但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发展高端制造，这样可以为普通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一般只有大学生才能进入金融业，但在新加坡如果你接受了职业训练，可以去工厂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一步步发展。”刘浩典说。

总理李显龙曾形容新加坡是“舢舨”，而特首梁振英形容香港是“万能插苏”（万能插头），两个比喻一下子点出两地差别：舢舨意味着自主性和能动性，在广阔的空间活动，与世界接轨，而后者却只能被动倚靠一方，毫无能动性。

在2000年，香港人均GDP为2.58万美元，新加坡则为2.39万美元，不相伯仲。到了2021年，香港为4.97万美元，但新加坡涨幅更为突出，人均GDP达到7.28万美元，是20年前的三倍。刘浩典认为，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工业强盛。

刘浩典指，产业政策的不同，是港星后来走上不同赛道的主要原因，而在自由放任的做法之下，香港发展迅速，但也变得过份倚重金融业、地产业和中国大陆市场。

“经济发展就像健身，新加坡比较均衡发展，香港长期只练一块肌肉，短期来看香港效率很高，但长远来看新加坡更加谨慎和resilient（有弹性）。”刘浩典指出，单看旅游业也可以看出分野，“香港旅游业体量比新加坡大，但香港接近80%是中国大陆旅客，新加坡旅游业更加多元，其中接近20%是中国旅客。”

旅居新加坡的香港学者邝健铭长期观察两地发展，2016年出版《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一书。他同样指出新加坡产业政策比香港完善和健康，但他强调，对比星港两地，最根本的分野是政治地位。

“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比较能够以本土需要来策划商业发展，香港只是一个特区，一些发展议程除了考虑本土，又会渗着国家议程，过去20多年很多香港人也感受到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是无处不在的。”邝健铭在书中梳理，总理李显龙曾形容新加坡是“舢舨”，而特首梁振英形容香港是“万能插苏”（万能插头），两个比喻一下子点出两地差别：舢舨意味着自主性和能动性，在广阔的空间活动，与世界接轨，而后者却只能被动倚靠一方，毫无能动性。

今天看来，“舢舨”和“万能插苏”更加渐行渐远。尽管港府宣传中，依然常常强调香港是国际城市，但邝健铭指出，具体分析两地与世界的连结和开放程度，香港其实远逊于新加坡，“新加坡才是货真价实的global city”。

DHL世界连结指数是衡量不同地区开放度的权威指标，以连结世界的深度和维度两个指标来量化，过去多年新加坡在全球169个地区中长期稳居第二，而香港长期徘徊在20多名。

邝健铭指出，政治地位也进而影响经济模式，从一开始两地的经济策略就不一样。“新加坡强政府弱社会，（政府）强调自己是一个脆弱的小国，很有忧患意识，他们要不断发展，做世界需要的产业，而香港刚好相反，强社会弱政府。”邝健铭指，香港工业最初得以发展，也是社会中资本和人才自然流动的结果：1949年后不少中国实业家为躲避共产党，带着资本和技术来到香港。

而新加坡的制造业，则是政府精心设计和引导的结果。刘浩典介绍，早于6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设立法定机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EDB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和政府拨款，瞄准新加坡需要的制造业，主动去吸纳和投资优秀企业，甚至一对一协商优惠政策，刺激企业升级。到了1998年，政府开设新部门Contact Singapore，在全球多个城市设有办公室，吸纳投资和人才去新加坡。

“最初飞利浦在新加坡也是制造灯泡为主，后来政府就去谈，说如果你要继续享受税收优惠，就要升级产业，做更高端的产品。”今天，许多跨国企业在新加坡进行高端制造，自2016年起飞利浦把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Rolls Royce在新加坡设厂生产航空引擎，Dyson把总部设在新加坡，现代汽车宣布设厂制造电动车等等。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经济学教授邓希炜对端传媒表示，香港也应积极发展制造业，不能把生产的角色全部交给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坊间有人认为香港就做好服务业，把制造的hard work留给大湾区，但这个分工不会让香港的科研做得好。”邓希炜说，在一些高端科技的领域，研发和成产不能分开，“研发的团队不能纸上谈兵，你要见到产品要被人用过，消费者有些feedback，然后调整整个研发生产流程。”

邓希炜指，香港虽然起步晚了，但也不应放弃发高端制造业，“我觉得香港政府要坚持（发展制造业），也不要太过悲观，因为新加坡是经历十几年，才找到自己的路。”

香港的优势一直都在，政府会善用吗？

今天，香港政府似乎也在参照新加坡模式，走向“强政府弱社会”，以政府投资和行政力量更积极地介入市场。2022年10月特首李家超发布施政报告，宣布政府将设立人才引进办公室，以及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后者将管理由政府拨款300亿港元设立的“共同投资基金”，投资对香港有策略性价值的重点企业。

“这些60年前EDB就在做了。政府任何时候想改善能力(competence)都是好事，但我想他们需要很多能力建设和培训才能改善。”刘浩典指出，这四五年在香港生活，他惊讶于香港政府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大脑和长远视野。对于防疫政策，港府最近释放的信号也经常互相矛盾，一会说“Hong Kong is back”，欢迎旅客和商人，一会又说疫情还是在紧急阶段，不能随便放开防疫措施。

“官僚系统就是很容易陷入筒仓思维（Silo Mentality），不同部门之间像一个个筒仓，封闭自己，不分享信息，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行政长官，就是去打破这个问题。”刘浩典说，“不一定说政府权力要有多大，关键是能力要好，如果制定的一些政策是不对的——就像中国的清零政策，那很多人或许都希望政府没有那么大权力。”

“过去150年来，三个亚洲城市先后占据了主导地位，最初是上海，在195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亚洲领先的城市，然后1960年代之后是香港，现在轮到新加坡了。”

邝健铭认为，香港不能也无法复制新加坡模式，而是应该回过头来，重拾自己原本的优势——社会活力。

“香港的优势其实一直在社会之中。”邝健铭说，尽管这几年经历了剧变和疫情，但香港社会依然有很多动能，近年港产电影、音乐文化行业都有长足发展。“社会活力是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新加坡其实也意识到，如果要搞创意产业、文化产业，那就需要社会活力，不然新加坡就会一直是外国小说所写的，A Disneyland with Death Penalty，一个很人工的城市。”

邝健铭观察，相比新加坡，香港民间也有更多柔韧性。“在防疫初期，Bloomberg觉得香港政府是一个failed state的时候，社会民间很快自己补位，去采购和生产口罩，政府之后才会跟上节奏，香港民间很灵活。”

邝健铭认为，新加坡政府近年同样希望社会更有韧性。“因为他们觉得不可以每一步都靠政府去计划的，如果民间有更多互助和补位，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更有竞争力。”

不过，经历反修例运动的官民撕裂，如今高举“爱国者治港”的新政府，是否可以看得到本土社会的能量？邝健铭并不乐观。

近来他觉得，两地似乎越来越像对方。“香港现在连公开播放Dark Knight都不可以，但在新加坡最近一场象征复常的音乐节上，火爆的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来唱了《玻璃心》。你说谁更像新加坡，谁更像香港？”

刘浩典有时也有这种错觉。“如果回到以前，假设一场世纪疫情来了，你肯定想不到一直封闭的是香港。”

做了数十年猎头工作，Christine Houston对香港的未来没那么悲观。她始终觉得，等香港真正开关了，去了新加坡的一些人才会回香港。她分享，新加坡本地人才市场始终没有香港大，一些把公司转移去新加坡的老板已经发现请人不容易，同时新加坡的住宅租金、办公室租金也快速提高，国际学校名额并不足够，“就像以前的香港”。

近十多年来，新加坡本地人对外来人才大量涌入新加坡也存在不满，为了舒缓国民情绪，新加坡政府近年更多强调平等，发展福利，今年宣布自2024年开始，就个人所得税增加两个级距，收入每年超过100万新加坡币的人群将缴纳24%的所得税，而50-100万人群缴纳23%的所得税（编按：1元新币约等于5.7港币）。

“香港最高的税率是17%，这对于富人来说优惠很多，他们还是会回来的。”Christine Houston很肯定。

不过，Richard并不这么看。“如果一个社会为你的家庭提供了良好环境，你就要承担合理的税费。最坏的情况就是你一边交税一边得到很差的公共服务。过去三年香港政府的服务做得太差了，我给他们差评。”

他同时认为，香港已经不是原来的香港。“即使（中港）开关，未来香港就会融入大湾区，在大湾区的规划中，深圳才是中心的重要城市，香港就是一个郊区（suburb）。”他如此判断，“我觉得过去150年来，三个亚洲城市先后占据了主导地位，最初是上海，在195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亚洲领先的城市，然后1960年代之后是香港，现在轮到新加坡了。”

Stanley觉得，未来3-5年，特别是在财富管理领域，新加坡的机遇肯定比香港占优。不过如果有好机会，他也不抗拒回港发展，毕竟新加坡如今竞争激烈，租金也涨得太高了。他在Marina Bay附近租的房子，2021年年初租下来的时候是每月4500新币，如今同样的单位已涨到7000新币（编按：1元新币约等于5.7港币）。

“如果在一家新旺的餐厅一直做二厨，但去另一家没那么有人气的餐厅可以做大厨，那也不错。”Stanley说。和邝健铭一样，他觉得香港的优势始终是人，“香港人还是非常灵活、醒目，拼搏。”

“社会活力确实很重要，但提前是，你要把本地的人留住。”刘浩典说。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Richard、程思明、林潇为化名。

端传媒记者何恩林、实习记者于霁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星港竞争”系列报导由刺猬工作室（陈倩儿&吴婧）策划。刺猬工作室 策划深度报导、书写时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