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木机停了——为深港融合发展让路的志记鎅木厂

【编者按】广东话“鎅”的意思，即切割。在香港，鎅木厂即切割及加工木头的厂房。

在新界上水志记鎅木厂的中央，有一座深入地牢的大型锯木机“企头锯”（Giant Saw）。王鸿权爬上超过2米高的机器，几乎整个人没入机器中。他调整锯刀，拉动把手，8片锯刀齐声上下跳动。把一条原木送进去，刀片接触木头的当刻，木屑四溅。

企头锯是木厂的心脏，却可能即将停止运作。9月13日，是古洞志记鎅木厂搬迁的期限。自7月开记者会，呼吁地政署多给予两年期限后，王鸿权、弟弟王鸿强和妹妹王美娇在闷热的木厂里一边鎅木，一边应付蜂拥而来的传媒和游人。对着镜头，王鸿权咧开招牌笑容，像录音机般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志记74年的历史。同样74岁的他，在木厂里长时间工作，因疲惫不免失神。

大半世纪以来，志记的兴衰荣枯依附着香港发展的脉搏。王鸿权说，“这里都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以前这里是个实验室。”1940年代起，木厂购入进口木加工，做到风生水起，九七后转型回收木业苟延残喘，只是为生存。现在，志记成为回收木业不可或缺的上游，被青年木匠和艺术家视之为一种选择、一种可能。

王鸿权近年开始想，生命里的选择，可能不仅仅只是为了生存。

解决困难的人

每当工作，王鸿权就收起笑容。他在机械声里抿起嘴，眼睛死盯着木头。

旧木头重生，要经过繁复的工序。接收旧木后，他们首先要清理虫害，和原木里的旧钉、铁支。假如木头曾做施药防虫防腐，要用水冷却木头，防止鎅木时高温令药物产生毒素。然后开木、切割厚度、风干。

在上水古洞经营40年，木头填满约1万平方呎的木厂和厂外的草地，堆成高高的山头。两个月前，木厂还有约1千吨木头。王家三兄妹和一个伙记，每天赶工，估计已卖出三分一存货，但不少仍放在厂内。

志记是木业的上游，仍然保留可处理大木头的机器。木厂处理的九成是回收木头，有中华电力的旧电线杆，杉松、花旗杉；又或是台风吹倒的树枝、树干、地盘遗弃的木板，还有湾仔码头的防撞木栏；剩下的是没能通过海关的贵价紫檀木、酸枝，由志记加工，送还政府使用。

这里的木头逃过送往堆填区的命运。“木是固体废料，他们把木送过来想解决困难，而我是负责解决困难的。”王鸿权说。加工后，小型木厂、木匠、建筑商、农场经营者或艺术家就会向木厂入货，把回收木再造成木板、家具、艺术品，或是农场的过路板。

王鸿权身上的深蓝色Polo恤，后背写道“良机．实干．成功”。70多年来，志记从香港的南边被赶到香港的北边，每天都在开木。现在，木厂月入几万港元生意额，扣除成本，他月收约两万港元。

1997年前的木厂曾经风光。当年香港是英国殖民东南亚的经济中转地，木厂进口英殖马来亚、沙巴等地的热带雨林木材；另外也会购入北美一带原木作加工。但及至1990年代，因为保护热带雨林的国际条约出台，加上北美国家对出口原木的保护政策，木厂顿失原材料。

“一到九七就变成亏本的行业，没有木鎅了。”20多年间，许多木厂倒闭，大多转进口半制成品，或变货仓收租维生，逐渐荒废。

九七金融风暴后的每天，追债电话不断打进木厂。志记尝试转型做回收木，按王鸿权形容，其实也是苟延残喘。他们给建筑商供应木板，给香港殡仪馆供应西式棺材板，但后起的大陆制成品价廉物美，“我们愈做愈贵，他们愈做愈平。”

废木救了志记一命。王鸿权说，“最灰暗的时候，是湾仔码头的木头改变我们一生。”

艺术家王天仁还记得，2013年，突然收到一通环保署职员的来电。环境保护主任温家玲看到码头有200几支防撞木，不想全部送去堆填，于是在网上搜到以回收木卡板做雕塑的王天仁。“那些是很耐用的硬木，但表面的保护漆、蚝壳和钉很棘手。”

王天仁马上打给几间木厂，第一间木厂语气很嫌弃，说只鎅新木；第二间厂接听的是一把女声，说做惯废木，没问题——那是志记的王美娇。大多木厂不愿意接收废木，一来处理费时，二来木业走下坡，早已流失有经验的工人。当年志记渴求生意，没考虑太多，也没想到因此跟外界接通。

王鸿权说，那批防撞木是北婆罗州的优质森林杪木，密度很高、很重，也含很强的酸性。这些木头虽然在海中几十年，但因为有做防腐，本身质量没怎么变。他们处理这批废木后，设计师把它们造成木家私，放在屯门污泥处理厂T-Park的餐厅，曾夺得日本设计振兴会颁发的Good Design Best 100奖项。

因湾仔码头和志记结缘的王天仁，后来常常带造雕塑的朋友到志记，和王鸿强一起去看鲁班庙复修。志记的客源，多出一批艺术家和设计师。

2018年，台风山竹吹袭香港，塌树报告多达1.5万宗。政府应接不暇，要靠本地木厂帮忙，志记也协助回收部分树木和树枝。公众逐渐了解木厂存在的价值，加上工艺潮流在香港复兴，艺术系、设计学院毕业生也对造木愈感兴趣，木艺工作坊成行成市。志记也在上水举办木工班，教人做木椅、小书架，反应不错。

一直觉得木业式微的王鸿权，见许多年轻人远道而来，“木厂真的对他们有用处吗？可能真的有。”

守业难

下午12点15分，是志记一天里仅有的休息时间。在木厂后方，王美娇端出节瓜炒猪肉、栗米汤和一条蒸红衫鱼，唤王鸿权和伙记吃饭。餐桌旁的木板上贴满王家的合照，黑白照中，他们的父亲王志穿工人服，高高大大，站在一架小木船前。

“这间厂，我老窦（父亲）打天下打回来的，以为可以给囝囝女女（子女）传下去。”王美娇摇摇头，“创业难守业更难，你想守也没得守。有地方就有生存空间，没地没得讲。”

王志出身广东南海的农民家庭，少年时在澳门闯荡，做三轮车夫赚生活费。二战后碰上香港电车大罢工，他跟着其他三轮车夫到香港赚快钱。

“爸爸从澳门迁移到香港，是家族的转捩点。”王鸿权说，当时罢工很快完结，父亲转而投靠乡下邻村的人；邻村人一直在广州黄埔开木厂，也有在香港开分支。早在20世纪初，木业兴起，香港有不少来自广州的木材商人。1940至70年代间，木厂遍布在长沙湾、西环、屯门和上水；1950年代，全港约有2000多间木厂，从业员有10多万人。

王志在木厂扫木糠，赚了点钱。1948年，他在北角渣华道买下亲戚的木厂。同年，王鸿权出生。

当时中国大陆正经历政治运动和大饥荒，许多人用木箱寄食粮给大陆亲友，木厂主要鎅箱板；后来则鎅木供给建筑商和小型木厂，收入颇丰厚。从1970到1982年，志记的厂房最初只有2800呎，慢慢扩大至4000呎、6000呎，期间搬了三次。第一次因为建北角邨，第二次是柴湾童军山要发展，第三次是地铁工程。那一次，志记花尽成本改建厂房，却因兴建东区走廊，8个月就要搬走。

“当时志记几乎失去所有经济实力，幸好政府给40万港元恩恤金，算恩厚了。”王鸿权和父亲走遍新界觅地，适逢上水马会道的一批木厂因为被清拆，厂家计划在古洞买地重置厂房，“他们对前景很有信心，新界很多木寮屋需要木材。”王家亦找到有人愿意卖土地权，志记终于落户罗湖以西、古洞以北的马草垄道。

王鸿权少年时没打算继承木厂。他儿时负责清理木糠，中学时很反叛，父亲需要他帮忙，他不依，“读完书，用不用做这些辛苦事？”他买车帮隔壁的煤炭工场做运输，宁愿做自己的事业、赚自己的钱，就是不帮父亲。小车换大车，他开始醉心炒股，到处找快钱，1979、1980年赚了一大笔，“我老窦说，权仔，几十万不是那么容易赚。我觉得好容易揾！”

1980年代，经济起飞，香港到处建新楼，木材需求大。碰上黄金年代，王家的内部张力也到达顶点。王鸿权手里有钱，想在木厂负责购木工作，此前一直劳心劳力的兄弟，对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木厂很反感。而且，父亲很照顾王鸿权，见他投资失利，仍在木厂留位置给他。

王志病逝前，叫王鸿权接手木厂。但他不及兄弟熟手，被看轻。王美娇知道其他兄弟的心思：“我有本钱为何不自己开？”

六弟王鸿德决定另起炉灶。王鸿权说：“阿德好聪明，通常一条木用到80％已经好厉害，他用到90％，是锯木的专家。”王美娇说，六哥厉害，但人生并不好过。阿德喜欢钓鱼，王志给他小木船出海。40年前，船日渐残旧，德记和二哥拿着电油准备烧船，却引发爆炸。二哥在意外中身故，德记严重烧伤，身体衍生很多并发症；后来，他又患抑郁、精神分裂。

当年大哥王鸿照也离开，在志记后面经营“王照记”鎅柚木。他又在广西设木厂，每天中港两边走。但他及后错信建筑商被欠数，周转不成宣布破产，家人对此有埋怨，“郁郁不得志，肿瘤爆破就死了。”

王鸿权记得，父亲最初交托木厂给他，大哥走入徒置区找他，可能想叫他让路。但当时他刚好不在，“若不然，可能会是一个大转变。”

1982年，他正式接手木厂。

在几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的王美娇是磨心，“我是维持关系的扯线公仔，每件事要骂就先骂我。”在古洞的40年，有起有跌，有欢乐有忧愁，是她最深刻的日子。欢乐是一家人的回忆，“我最开心是什么时候呢？1985年，我嫁女的时候，全家所有人来了，从未试过。家姐说，这么人齐，你真光宗耀祖。”

忧愁的是兄弟之间有争执，有难以避免的妒忌心。一次，16岁的王美娇回到木厂，父亲刚与儿子吵完，“妹妹，招牌要一直挂，不能掉下来。我那时候都不知道什么事。”

深港融合交汇点

一个月前，王鸿权给特首李家超写信，希望再推迟木厂搬迁的期限。志记一直去信政府部门，要求保留一点土地，做木工博物馆。上一封写给林郑月娥的信被转介到规划署，“（她）不想处理。”

接近深圳河一带的新界北，各项发展计划如箭在弦。从新界西元朗、天水围，到新界北的沙头角、大鹏湾，连同在新界东北的上水、粉岭，一同被划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规划蓝图。

2021，中央政府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并高质量建设大湾区。香港政府全力配合，强调北部都会区发展要达到“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完善港深融合的模式”的目标。

志记位处古洞北及粉岭北新发展区，该区在其中扮演了港深紧密互动圈的角色。原本是农地、坡地的马草垄，计划兴建13500个住宅单位。它被政府视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提供社区服务和生活支援的交汇点。

新界东北发展是九七后的产物。1998年，前特首董建华提出发展“环保城”，开发边境土地。2007年，政府发表《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建议古洞北、粉岭北和坪𪨶／打鼓岭连同洪水桥发展。最终政府定案在古洞北、粉岭北作规划研究，发展区范围覆盖612公顷，预计在该区新增超过18万人口。

新发展区的规划有几项指标，包括以人为本、创造可持续的生活环境。不过，相关的公众咨询一直被批评乏善可陈。

当时古洞村受发展影响的大概有6000多名村民，还有鎅木厂、砖厂、木棚厂、机械维修厂等等。2012年，志记鎅木厂首次走入公众和媒体的视野。时值保育皇后码头、保卫菜园村等酝酿木土意识的行动和思潮，许多香港青年走入新界做组织工作、文艺串连，反思发展、生活选择和本地农业等问题。当年王鸿权63岁，他觉得，“东北发展的时候，青年不想和大陆融合。”

2014年6月，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表决前期拨款，主席吴亮星突然“剪布”，不许议员再作提问。抗议者在外鼓噪，尝试冲入立法会，最终警方出动清场。同年6月底，拨款通过。

东北发展随住香港政治形势的剧变起伏不定。2017年，律政司覆核参与反东北发展13名被告的刑期，他们被判囚8至13月，是主权移交后首次多人涉单一社运案而入狱、刑责半年或以上。及至2018年，众人推翻判刑，上诉得直。新界土地和棕地发展，在这时期再次抓住人们的眼球，随后的土地供应咨询（俗称土地大辩论）、明日大屿计划，也成为民间、政党、政府博奕的民生与政治议题。

但2019年社会运动后，政府以国安法反扑，代表土地运动前线的人物如朱凯廸，因47人初选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至今仍被还柙。在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报告书中，上任特首林郑月娥写道：“激进‘反政府’人士刻意制造对立、对抗，令城市规划工作举步维艰；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特区选举制度的完善，香港已由乱转治；政府应更积极有为地为香港规划未来。”

“从董建华、梁振英、林郑月娥到李家超，今时今日一定要发展，就要收地。”鎅木厂仍在，但物是人非，王鸿权提及年青人，总欲言又止。“年青人可能比我更关心这里，觉得是个希望。希望，即是一个可以发挥的自由空间。”

王美娇说，“北区大都会，我赞成啊，社会不够房屋。但你收地都要想想厂户，我们不是大财团，何来大笔钱找新地？真是天方夜谭。”

逐客令下，政府给予的赔偿费由王家八兄妹摊分。但愿意出资重置木厂的，暂时只有王鸿权和王美娇。他们在元朗找到一块荒废政府地，政府不批准，建议他们迁入屯门环保园，“但志记不能搬呀，太贵租，我们顶不住。”王美娇嗔道，两兄妹一个住小西湾，一个住上水，“找地、拗数、搬机器、申请牌照都费心神。体力问题，我已经七劳八伤了。”

铃声响起，她攀上木厂阁楼，把手提电话递给王鸿权，“侯志强啊。”侯志强是香港乡事派大人物，他是北区区议会当然议员，也是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他和北区区议会主席罗庭德，曾经为志记与政府协商。王鸿权拿起电话，说：“候议员，我最近真的好失魂，真的多谢你，好多人都不理睬我们的……”

承传

吴铤灏（Roy）去志记找柚木的时候，距离收地日期还有4天，游人堆满在木厂门前。这个下午，地政总署人员来了，和王家三兄妹在木头堆中谈话。不一会，几个政府人员离开木厂，王美娇瞥到Roy，向政府人员喊：“你看看，这年轻人也是造木的！”

王鸿权抓住Roy，说希望可以好好处理剩下的资源和工具。“我们瓜了（死了），但日后成就你们。”

Roy是装置艺术家及木工工艺师，也是木工工作室“重光造作”的主理人。他毕业后做木匠已经有12年，最近他有一件木制家具，正在香港故宫博物馆展览。两年前，他在粉岭军地租工场，花几十万港元买龙门锯和其他机器，接收订单，做中型木头的前期处理。2013年，他同样因为湾仔码头的防撞木而认识志记。

在香港木业中，上游和下游工作通常分开，像他会设厂处理原木，又做艺术品、木家私的年轻人不多，他属于少数。在3800呎大的木厂，他主力处理香樟木、台湾相思，桉树等等。“切开樟木，很强樟脑油的味道，是中软硬度的木。我不太喜欢台湾相思，变形机会很大，闻起来很臭，是踩狗屎的味道；白兰树再软身一点，但很柔韧，用手刨很舒服。”

即便如此，超过他器材直径所限、约75厘米的大木头，“唯一选择就是送去志记开木。”志记的机器能开到直径约180厘米的木头。

政府自2018年台风山竹后，在屯门曾咀设置园林废物回收中Y.PARK，处理6米或以下树干及连带的树枝、树叶等等。Roy认为，Y.PARK是废料回收场，不像私营木厂般可以按客人的要求开木，再还予客人再造。

“政府有口实，说已经有回收场了，但它的效用是否可以和正消失的木厂相类比？”艺术家王天仁说，“官式出路和民间需求有落差，未能接轨。”Roy说，如果把回收木送往大陆，成本贵、程序也繁复，“每棵树要有出世纸，灭虫证书等等，才能过关。”

王天仁指，志记消失会被切断生态链，对木业发展不是好事。“一个生态链不能只计算金钱，而是大家各自分工，养活一个生态链。一间志记都留不到？不是可惜这么简单，而是因为城市发展、起楼最恶，（令社会）失去了必须存在的东西。”

“近年很多事情，不只是木厂，总之老店结业，大家都一窝蜂，好像要寄托某些情感。可能这几年间，香港人失去很多东西，要找些慰藉。”他希望公众伤感之余，也关注木业的发展。

在香港做基础产业的成本不菲，也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包括来货和土地空间。香港木头货源不多、不稳定，不似台湾等地有林业。对木匠而言，向木行买进口的半制品，更加方便快捷。而Roy的军地木厂，最近也受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影响，租金加一成半，每月4万多港元。

但Roy始终觉得，“任何城市一定要有基础产业，不论成本多少。断掉一部分，就会少一个可能性。”

他和朋友修读艺术系时酝酿一个想法：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带出问题，一种人解决问题。Roy和王鸿权是同一样性格，“想做解决问题的人。”

为了在香港继续木头的志业，他甘愿做Slash（斜杠族，泛指选择以多重职业及身分生活的人士），一时做木家私、艺术品，一时接外人订单，“打一份工不够，就打几份工。我也想只做一件事，这样，每一代人才能专注、累积和承传。志记面临收地，最难（抉择）的是这种出路——我觉得这是所有回收木人的出路。”

他相信，香港木材要在香港处理，才能成材。“回收木可不可以外判给人处理？香港最喜欢这样做。这个阶段，是在坚持抑或放弃的两头挣扎。未来如果木头可以在（大陆和香港）关口自由进出，我还有没有存在价值？到时再想吧。”

无常

访问里，王鸿权最常提到两个字：无常。

他的儿子很早过世，让他看透世事的变幻法则。“无常的事不到你心痛，心痛也没用。”香港的社会环境剧变，他对年轻人有很多汹涌的情绪，“大部分不想流徙到欧洲、美洲去定居，他们希望留在香港发挥。我希望尽量保护他们，掩护他们……”

他抱持希望，“每一件事经过洗礼、考验，会发挥潜能或色彩。”

变幻底下，木厂无可幸免。他觉得，台湾、日本、泰国都有保育木艺产业，只有香港不重视。“文化和历史的保存就是身分的保存。香港人身分是有历史的，不是一堆人漫无目的涌来，然后像风一样地走。我们是聚居在这里的人，有自己的根。”

王美娇最怕别人忘记志记。“好像别人的木厂，谁认识你？做了23年，一样没人识，招牌不知去哪了。”她决心留些养老金保住父亲的招牌，试试再觅地，但其中也有挣扎：“如果全部钱放进去﹐你的人生如何呢？我看不通好坏啊。仔女未必永远照顾你，起码留一点傍身钱。”

长年工作，王鸿权的脊椎老化，有骨刺，腰椎盘也收窄。他想到一个卖木的老朋友，早年常常与他结伴出游。他的子女早早出国定居，剩他一人80多岁，患脑退化，长期睡在床上，由外佣照顾。人老了，很多事情再没什么所谓，王鸿权说，“我们几十岁，根本时日无多。但我发觉香港变得太犀利（厉害），日后在这里生活的青年人，要有好点的保障才行……”

志记招牌上的簪花挂红，象征生意兴隆，那一道鲜红渐渐被蒙上木屑和灰尘。中秋前一天，王美娇待地政人员离开，继续给鲁班先师上香。

“树木刚毅木讷，面对灾难和困境不会逃避。老窦会觉得我们尽力了吗？我已经尽力了。”他咬掉一半三文治，扔给木厂的三只狗；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举头三尺有神明，人类总要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