鋸木機停了——為深港融合發展讓路的志記鎅木廠

【編者按】廣東話「鎅」的意思，即切割。在香港，鎅木廠即切割及加工木頭的廠房。

在新界上水志記鎅木廠的中央，有一座深入地牢的大型鋸木機「企頭鋸」（Giant Saw）。王鴻權爬上超過2米高的機器，幾乎整個人沒入機器中。他調整鋸刀，拉動把手，8片鋸刀齊聲上下跳動。把一條原木送進去，刀片接觸木頭的當刻，木屑四濺。

企頭鋸是木廠的心臟，卻可能即將停止運作。9月13日，是古洞志記鎅木廠搬遷的期限。自7月開記者會，呼籲地政署多給予兩年期限後，王鴻權、弟弟王鴻強和妹妹王美嬌在悶熱的木廠裏一邊鎅木，一邊應付蜂擁而來的傳媒和遊人。對着鏡頭，王鴻權咧開招牌笑容，像錄音機般一遍又一遍地誦讀志記74年的歷史。同樣74歲的他，在木廠裏長時間工作，因疲憊不免失神。

大半世紀以來，志記的興衰榮枯依附着香港發展的脈搏。王鴻權說，「這裏都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以前這裏是個實驗室。」1940年代起，木廠購入進口木加工，做到風生水起，九七後轉型回收木業苟延殘喘，只是為生存。現在，志記成為回收木業不可或缺的上游，被青年木匠和藝術家視之為一種選擇、一種可能。

王鴻權近年開始想，生命裏的選擇，可能不僅僅只是為了生存。

解決困難的人

每當工作，王鴻權就收起笑容。他在機械聲裏抿起嘴，眼睛死盯着木頭。

舊木頭重生，要經過繁複的工序。接收舊木後，他們首先要清理蟲害，和原木裏的舊釘、鐵支。假如木頭曾做施藥防蟲防腐，要用水冷卻木頭，防止鎅木時高溫令藥物產生毒素。然後開木、切割厚度、風乾。

在上水古洞經營40年，木頭填滿約1萬平方呎的木廠和廠外的草地，堆成高高的山頭。兩個月前，木廠還有約1千噸木頭。王家三兄妹和一個伙記，每天趕工，估計已賣出三分一存貨，但不少仍放在廠內。

志記是木業的上游，仍然保留可處理大木頭的機器。木廠處理的九成是回收木頭，有中華電力的舊電線杆，杉松、花旗杉；又或是颱風吹倒的樹枝、樹幹、地盤遺棄的木板，還有灣仔碼頭的防撞木欄；剩下的是沒能通過海關的貴價紫檀木、酸枝，由志記加工，送還政府使用。

這裏的木頭逃過送往堆填區的命運。「木是固體廢料，他們把木送過來想解決困難，而我是負責解決困難的。」王鴻權說。加工後，小型木廠、木匠、建築商、農場經營者或藝術家就會向木廠入貨，把回收木再造成木板、傢俱、藝術品，或是農場的過路板。

王鴻權身上的深藍色Polo恤，後背寫道「良機．實幹．成功」。70多年來，志記從香港的南邊被趕到香港的北邊，每天都在開木。現在，木廠月入幾萬港元生意額，扣除成本，他月收約兩萬港元。

1997年前的木廠曾經風光。當年香港是英國殖民東南亞的經濟中轉地，木廠進口英殖馬來亞、沙巴等地的熱帶雨林木材；另外也會購入北美一帶原木作加工。但及至1990年代，因為保護熱帶雨林的國際條約出台，加上北美國家對出口原木的保護政策，木廠頓失原材料。

「一到九七就變成虧本的行業，沒有木鎅了。」20多年間，許多木廠倒閉，大多轉進口半製成品，或變貨倉收租維生，逐漸荒廢。

九七金融風暴後的每天，追債電話不斷打進木廠。志記嘗試轉型做回收木，按王鴻權形容，其實也是苟延殘喘。他們給建築商供應木板，給香港殯儀館供應西式棺材板，但後起的大陸製成品價廉物美，「我們愈做愈貴，他們愈做愈平。」

廢木救了志記一命。王鴻權說，「最灰暗的時候，是灣仔碼頭的木頭改變我們一生。」

藝術家王天仁還記得，2013年，突然收到一通環保署職員的來電。環境保護主任溫家玲看到碼頭有200幾支防撞木，不想全部送去堆填，於是在網上搜到以回收木卡板做雕塑的王天仁。「那些是很耐用的硬木，但表面的保護漆、蠔殼和釘很棘手。」

王天仁馬上打給幾間木廠，第一間木廠語氣很嫌棄，說只鎅新木；第二間廠接聽的是一把女聲，說做慣廢木，沒問題——那是志記的王美嬌。大多木廠不願意接收廢木，一來處理費時，二來木業走下坡，早已流失有經驗的工人。當年志記渴求生意，沒考慮太多，也沒想到因此跟外界接通。

王鴻權說，那批防撞木是北婆羅州的優質森林杪木，密度很高、很重，也含很強的酸性。這些木頭雖然在海中幾十年，但因為有做防腐，本身質量沒怎麼變。他們處理這批廢木後，設計師把它們造成木傢俬，放在屯門污泥處理廠T-Park的餐廳，曾奪得日本設計振興會頒發的Good Design Best 100獎項。

因灣仔碼頭和志記結緣的王天仁，後來常常帶造雕塑的朋友到志記，和王鴻強一起去看魯班廟復修。志記的客源，多出一批藝術家和設計師。

2018年，颱風山竹吹襲香港，塌樹報告多達1.5萬宗。政府應接不暇，要靠本地木廠幫忙，志記也協助回收部分樹木和樹枝。公眾逐漸了解木廠存在的價值，加上工藝潮流在香港復興，藝術系、設計學院畢業生也對造木愈感興趣，木藝工作坊成行成市。志記也在上水舉辦木工班，教人做木椅、小書架，反應不錯。

一直覺得木業式微的王鴻權，見許多年輕人遠道而來，「木廠真的對他們有用處嗎？可能真的有。」

守業難

下午12點15分，是志記一天裏僅有的休息時間。在木廠後方，王美嬌端出節瓜炒豬肉、栗米湯和一條蒸紅衫魚，喚王鴻權和伙記吃飯。餐桌旁的木板上貼滿王家的合照，黑白照中，他們的父親王志穿工人服，高高大大，站在一架小木船前。

「這間廠，我老竇（父親）打天下打回來的，以為可以給囝囝女女（子女）傳下去。」王美嬌搖搖頭，「創業難守業更難，你想守也沒得守。有地方就有生存空間，沒地沒得講。」

王志出身廣東南海的農民家庭，少年時在澳門闖蕩，做三輪車夫賺生活費。二戰後碰上香港電車大罷工，他跟着其他三輪車夫到香港賺快錢。

「爸爸從澳門遷移到香港，是家族的轉捩點。」王鴻權說，當時罷工很快完結，父親轉而投靠鄉下鄰村的人；鄰村人一直在廣州黃埔開木廠，也有在香港開分支。早在20世紀初，木業興起，香港有不少來自廣州的木材商人。1940至70年代間，木廠遍佈在長沙灣、西環、屯門和上水；1950年代，全港約有2000多間木廠，從業員有10多萬人。

王志在木廠掃木糠，賺了點錢。1948年，他在北角渣華道買下親戚的木廠。同年，王鴻權出生。

當時中國大陸正經歷政治運動和大饑荒，許多人用木箱寄食糧給大陸親友，木廠主要鎅箱板；後來則鎅木供給建築商和小型木廠，收入頗豐厚。從1970到1982年，志記的廠房最初只有2800呎，慢慢擴大至4000呎、6000呎，期間搬了三次。第一次因為建北角邨，第二次是柴灣童軍山要發展，第三次是地鐵工程。那一次，志記花盡成本改建廠房，卻因興建東區走廊，8個月就要搬走。

「當時志記幾乎失去所有經濟實力，幸好政府給40萬港元恩恤金，算恩厚了。」王鴻權和父親走遍新界覓地，適逢上水馬會道的一批木廠因為被清拆，廠家計劃在古洞買地重置廠房，「他們對前景很有信心，新界很多木寮屋需要木材。」王家亦找到有人願意賣土地權，志記終於落戶羅湖以西、古洞以北的馬草壟道。

王鴻權少年時沒打算繼承木廠。他兒時負責清理木糠，中學時很反叛，父親需要他幫忙，他不依，「讀完書，用不用做這些辛苦事？」他買車幫隔壁的煤炭工場做運輸，寧願做自己的事業、賺自己的錢，就是不幫父親。小車換大車，他開始醉心炒股，到處找快錢，1979、1980年賺了一大筆，「我老竇說，權仔，幾十萬不是那麼容易賺。我覺得好容易搵！」

1980年代，經濟起飛，香港到處建新樓，木材需求大。碰上黃金年代，王家的內部張力也到達頂點。王鴻權手裏有錢，想在木廠負責購木工作，此前一直勞心勞力的兄弟，對他選擇這個時候回木廠很反感。而且，父親很照顧王鴻權，見他投資失利，仍在木廠留位置給他。

王志病逝前，叫王鴻權接手木廠。但他不及兄弟熟手，被看輕。王美嬌知道其他兄弟的心思：「我有本錢為何不自己開？」

六弟王鴻德決定另起爐灶。王鴻權說：「阿德好聰明，通常一條木用到80％已經好厲害，他用到90％，是鋸木的專家。」王美嬌說，六哥厲害，但人生並不好過。阿德喜歡釣魚，王志給他小木船出海。40年前，船日漸殘舊，德記和二哥拿着電油準備燒船，卻引發爆炸。二哥在意外中身故，德記嚴重燒傷，身體衍生很多併發症；後來，他又患抑鬱、精神分裂。

當年大哥王鴻照也離開，在志記後面經營「王照記」鎅柚木。他又在廣西設木廠，每天中港兩邊走。但他及後錯信建築商被欠數，周轉不成宣布破產，家人對此有埋怨，「鬱鬱不得志，腫瘤爆破就死了。」

王鴻權記得，父親最初交託木廠給他，大哥走入徒置區找他，可能想叫他讓路。但當時他剛好不在，「若不然，可能會是一個大轉變。」

1982年，他正式接手木廠。

在幾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的王美嬌是磨心，「我是維持關係的扯線公仔，每件事要罵就先罵我。」在古洞的40年，有起有跌，有歡樂有憂愁，是她最深刻的日子。歡樂是一家人的回憶，「我最開心是什麼時候呢？1985年，我嫁女的時候，全家所有人來了，從未試過。家姐說，這麼人齊，你真光宗耀祖。」

憂愁的是兄弟之間有爭執，有難以避免的妒忌心。一次，16歲的王美嬌回到木廠，父親剛與兒子吵完，「妹妹，招牌要一直掛，不能掉下來。我那時候都不知道什麼事。」

深港融合交匯點

一個月前，王鴻權給特首李家超寫信，希望再推遲木廠搬遷的期限。志記一直去信政府部門，要求保留一點土地，做木工博物館。上一封寫給林鄭月娥的信被轉介到規劃署，「（她）不想處理。」

接近深圳河一帶的新界北，各項發展計劃如箭在弦。從新界西元朗、天水圍，到新界北的沙頭角、大鵬灣，連同在新界東北的上水、粉嶺，一同被劃入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規劃藍圖。

2021，中央政府的《「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完善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並高質量建設大灣區。香港政府全力配合，強調北部都會區發展要達到「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完善港深融合的模式」的目標。

志記位處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該區在其中扮演了港深緊密互動圈的角色。原本是農地、坡地的馬草壟，計劃興建13500個住宅單位。它被政府視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提供社區服務和生活支援的交匯點。

新界東北發展是九七後的產物。1998年，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發展「環保城」，開發邊境土地。2007年，政府發表《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建議古洞北、粉嶺北和坪輋／打鼓嶺連同洪水橋發展。最終政府定案在古洞北、粉嶺北作規劃研究，發展區範圍覆蓋612公頃，預計在該區新增超過18萬人口。

新發展區的規劃有幾項指標，包括以人為本、創造可持續的生活環境。不過，相關的公眾諮詢一直被批評乏善可陳。

當時古洞村受發展影響的大概有6000多名村民，還有鎅木廠、磚廠、木棚廠、機械維修廠等等。2012年，志記鎅木廠首次走入公眾和媒體的視野。時值保育皇后碼頭、保衛菜園村等醞釀木土意識的行動和思潮，許多香港青年走入新界做組織工作、文藝串連，反思發展、生活選擇和本地農業等問題。當年王鴻權63歲，他覺得，「東北發展的時候，青年不想和大陸融合。」

2014年6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表決前期撥款，主席吳亮星突然「剪布」，不許議員再作提問。抗議者在外鼓噪，嘗試衝入立法會，最終警方出動清場。同年6月底，撥款通過。

東北發展隨住香港政治形勢的劇變起伏不定。2017年，律政司覆核參與反東北發展13名被告的刑期，他們被判囚8至13月，是主權移交後首次多人涉單一社運案而入獄、刑責半年或以上。及至2018年，眾人推翻判刑，上訴得直。新界土地和棕地發展，在這時期再次抓住人們的眼球，隨後的土地供應諮詢（俗稱土地大辯論）、明日大嶼計劃，也成為民間、政黨、政府博奕的民生與政治議題。

但2019年社會運動後，政府以國安法反撲，代表土地運動前線的人物如朱凱廸，因47人初選案被控顛覆國家政權，至今仍被還柙。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中，上任特首林鄭月娥寫道：「激進『反政府』人士刻意製造對立、對抗，令城市規劃工作舉步維艱；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特區選舉制度的完善，香港已由亂轉治；政府應更積極有為地為香港規劃未來。」

「從董建華、梁振英、林鄭月娥到李家超，今時今日一定要發展，就要收地。」鎅木廠仍在，但物是人非，王鴻權提及年青人，總欲言又止。「年青人可能比我更關心這裏，覺得是個希望。希望，即是一個可以發揮的自由空間。」

王美嬌說，「北區大都會，我贊成啊，社會不夠房屋。但你收地都要想想廠戶，我們不是大財團，何來大筆錢找新地？真是天方夜譚。」

逐客令下，政府給予的賠償費由王家八兄妹攤分。但願意出資重置木廠的，暫時只有王鴻權和王美嬌。他們在元朗找到一塊荒廢政府地，政府不批准，建議他們遷入屯門環保園，「但志記不能搬呀，太貴租，我們頂不住。」王美嬌嗔道，兩兄妹一個住小西灣，一個住上水，「找地、拗數、搬機器、申請牌照都費心神。體力問題，我已經七勞八傷了。」

鈴聲響起，她攀上木廠閣樓，把手提電話遞給王鴻權，「侯志強啊。」侯志強是香港鄉事派大人物，他是北區區議會當然議員，也是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他和北區區議會主席羅庭德，曾經為志記與政府協商。王鴻權拿起電話，說：「候議員，我最近真的好失魂，真的多謝你，好多人都不理睬我們的……」

承傳

吳鋌灝（Roy）去志記找柚木的時候，距離收地日期還有4天，遊人堆滿在木廠門前。這個下午，地政總署人員來了，和王家三兄妹在木頭堆中談話。不一會，幾個政府人員離開木廠，王美嬌瞥到Roy，向政府人員喊：「你看看，這年輕人也是造木的！」

王鴻權抓住Roy，說希望可以好好處理剩下的資源和工具。「我們瓜了（死了），但日後成就你們。」

Roy是裝置藝術家及木工工藝師，也是木工工作室「重光造作」的主理人。他畢業後做木匠已經有12年，最近他有一件木製傢俱，正在香港故宮博物館展覽。兩年前，他在粉嶺軍地租工場，花幾十萬港元買龍門鋸和其他機器，接收訂單，做中型木頭的前期處理。2013年，他同樣因為灣仔碼頭的防撞木而認識志記。

在香港木業中，上游和下游工作通常分開，像他會設廠處理原木，又做藝術品、木傢俬的年輕人不多，他屬於少數。在3800呎大的木廠，他主力處理香樟木、台灣相思，桉樹等等。「切開樟木，很強樟腦油的味道，是中軟硬度的木。我不太喜歡台灣相思，變形機會很大，聞起來很臭，是踩狗屎的味道；白蘭樹再軟身一點，但很柔韌，用手刨很舒服。」

即便如此，超過他器材直徑所限、約75厘米的大木頭，「唯一選擇就是送去志記開木。」志記的機器能開到直徑約180厘米的木頭。

政府自2018年颱風山竹後，在屯門曾咀設置園林廢物回收中Y.PARK，處理6米或以下樹幹及連帶的樹枝、樹葉等等。Roy認為，Y.PARK是廢料回收場，不像私營木廠般可以按客人的要求開木，再還予客人再造。

「政府有口實，說已經有回收場了，但它的效用是否可以和正消失的木廠相類比？」藝術家王天仁說，「官式出路和民間需求有落差，未能接軌。」Roy說，如果把回收木送往大陸，成本貴、程序也繁複，「每棵樹要有出世紙，滅蟲證書等等，才能過關。」

王天仁指，志記消失會被切斷生態鏈，對木業發展不是好事。「一個生態鏈不能只計算金錢，而是大家各自分工，養活一個生態鏈。一間志記都留不到？不是可惜這麼簡單，而是因為城市發展、起樓最惡，（令社會）失去了必須存在的東西。」

「近年很多事情，不只是木廠，總之老店結業，大家都一窩蜂，好像要寄託某些情感。可能這幾年間，香港人失去很多東西，要找些慰藉。」他希望公眾傷感之餘，也關注木業的發展。

在香港做基礎產業的成本不菲，也有許多不穩定因素，包括來貨和土地空間。香港木頭貨源不多、不穩定，不似台灣等地有林業。對木匠而言，向木行買進口的半製品，更加方便快捷。而Roy的軍地木廠，最近也受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影響，租金加一成半，每月4萬多港元。

但Roy始終覺得，「任何城市一定要有基礎產業，不論成本多少。斷掉一部分，就會少一個可能性。」

他和朋友修讀藝術系時醞釀一個想法：世上有兩種人，一種人帶出問題，一種人解決問題。Roy和王鴻權是同一樣性格，「想做解決問題的人。」

為了在香港繼續木頭的志業，他甘願做Slash（斜槓族，泛指選擇以多重職業及身分生活的人士），一時做木傢俬、藝術品，一時接外人訂單，「打一份工不夠，就打幾份工。我也想只做一件事，這樣，每一代人才能專注、累積和承傳。志記面臨收地，最難（抉擇）的是這種出路——我覺得這是所有回收木人的出路。」

他相信，香港木材要在香港處理，才能成材。「回收木可不可以外判給人處理？香港最喜歡這樣做。這個階段，是在堅持抑或放棄的兩頭掙扎。未來如果木頭可以在（大陸和香港）關口自由進出，我還有沒有存在價值？到時再想吧。」

無常

訪問裏，王鴻權最常提到兩個字：無常。

他的兒子很早過世，讓他看透世事的變幻法則。「無常的事不到你心痛，心痛也沒用。」香港的社會環境劇變，他對年輕人有很多洶湧的情緒，「大部分不想流徙到歐洲、美洲去定居，他們希望留在香港發揮。我希望盡量保護他們，掩護他們……」

他抱持希望，「每一件事經過洗禮、考驗，會發揮潛能或色彩。」

變幻底下，木廠無可倖免。他覺得，台灣、日本、泰國都有保育木藝產業，只有香港不重視。「文化和歷史的保存就是身分的保存。香港人身分是有歷史的，不是一堆人漫無目的湧來，然後像風一樣地走。我們是聚居在這裏的人，有自己的根。」

王美嬌最怕別人忘記志記。「好像別人的木廠，誰認識你？做了23年，一樣沒人識，招牌不知去哪了。」她決心留些養老金保住父親的招牌，試試再覓地，但其中也有掙扎：「如果全部錢放進去﹐你的人生如何呢？我看不通好壞啊。仔女未必永遠照顧你，起碼留一點傍身錢。」

長年工作，王鴻權的脊椎老化，有骨刺，腰椎盤也收窄。他想到一個賣木的老朋友，早年常常與他結伴出遊。他的子女早早出國定居，剩他一人80多歲，患腦退化，長期睡在床上，由外傭照顧。人老了，很多事情再沒什麼所謂，王鴻權說，「我們幾十歲，根本時日無多。但我發覺香港變得太犀利（厲害），日後在這裏生活的青年人，要有好點的保障才行……」

志記招牌上的簪花掛紅，象徵生意興隆，那一道鮮紅漸漸被蒙上木屑和灰塵。中秋前一天，王美嬌待地政人員離開，繼續給魯班先師上香。

「樹木剛毅木訥，面對災難和困境不會逃避。老竇會覺得我們盡力了嗎？我已經盡力了。」他咬掉一半三文治，扔給木廠的三隻狗；這是他多年來的習慣。「舉頭三尺有神明，人類總要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