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都市：怀疑被高温闷死或重创的人们

8月下旬，桂莲拉开窗帘，看见邻居在窗外晾晒的衣服，一动也不动定格似的。5月以来，香港天气闷热，台风来袭前，城市似是完全无风。她穿上黑衣出门，到工业伤亡权益会的办公室，办理丈夫雄辉过世后追讨承办商的各类文件。

桂莲今年60岁，丈夫雄辉是地盘泥水工人，卒时59岁。今年6月某天，最高气温达33度，是那星期内最炎热的一天。下午，雄辉被发现晕倒在工作地盘范围内一处更衣室，送院抢救无效。傍晚，桂莲赶至医院，看见他躺在殓房的冷柜，“在里面被拖出来，让我看看他。”雄辉的遗体被解剖后，法医在死亡证写上心肌炎、心血管等死因。

这些年来，桂莲从没听过雄辉提起有任何的心脏不适，或长期病患的纪录。她一直觉得他可能是被炎热杀死。不止是他，今年6月至7月，工会录得至少5宗怀疑与中暑有关的工作猝死个案。不过，香港法例并未规定劳工中暑死亡，可获工伤赔偿；最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亦表明，难以将中暑纳入职业病。

我们可能一直低估炎热带来的危险。除了工人在户外与酷热拼搏，㓥房和板间房里的老人、长期病患者的病情，同样备受炎热威胁；在城市工作的上班族，也逃不过炎热与冷气交叉所加剧的皮肤病困扰。

“我们未必知道热疾病的影响，它不似台风，来临前大家会很轰动地讨论台风来了、水浸来了。”绿色和平项目主任伍汉林说，“热是一个无声的威胁。”

在闷热地牢招魂

为雄辉招魂当天，桂莲和子女带同香烛冥镪（纸钱）前往他生前工作的地盘。

雄辉入行20年，是泥水舖砖的专家。6月，他原订要在机场上班，但因为该处的工程进度落后，他抓紧机会在另一个地盘工作。他每天在地牢工作约8小时，日薪1500港元。20年以来，雄辉很少抱怨地盘炎热，但今次，“初初一两天已跟我说，好鬼焗（好闷热）。”桂莲问他是不是中暑？“他说讲不到，总之很不舒服，无法呼吸。”

那几天，桂莲给他装满两公升水带出门。一公升是清水，另一公升拌些粉红盐；她在盐水瓶划上记号。早上，她看着他如常出门上班，但傍晚却收到来电，“同事经过见到他摊在地上，然后就报警。”从收到消息到雄辉被证实死亡，前后只是约两小时。桂莲至今仍不懂反应，“他不是长期病患，不是你已经有心理准备的那种状况。”

对于丈夫突然晕倒猝死，她有两个怀疑。其一，是丈夫死前20天曾接种Covid-19疫苗；其二则是酷热天气。

她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影片，片中纪录她和子女在地牢为雄辉做法事的状况。地牢昏暗，不见窗户，靠灯光照明；镜头又拍到两度闸门，其余均是密闭墙壁。“我们走的时候，回头看，烟完全困在他工作的位置。”

亲身到过现场，桂莲感受到丈夫生前形容的热，“里面应该没有鲜风。”那天，地盘判头公司职员领她和子女去事发地点，每落一层楼梯，她哭得愈剧烈。“落楼后转个角，再落楼，当时我也不知落了多少层，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香港急症室专科医生Stephen向端传媒解释，高温天气引致的疾病是一个从轻微到严重的光谱。较轻微的为热抽筋、热水肿，严重一点的为热衰竭，一般未危及生命，病人需要补充水份、盐份和休息。急症室处理的大多是热衰竭，严重至中暑的人较少。

中暑有临床指标，例如体温极高，神智不清等。Stephen说，中暑影响中枢神经，令不同器官无法散热，可能威胁生命，急症科会为病人尽快降温，一般会再送往深切治疗部治疗。

在急症室，中暑病人分为Exertional（劳动的）和Classical（典型的）；前者多是较年轻的地盘工人、行山人士，后者为老人、体弱人士等。他指出，前者的状况可比后者更严重，“身体所谓较健康的运动员或户外工作者曝露时间较长，发现时通常情况都较差。”

“一宗户外工人、一宗清洁工躺卧大楼平台、一宗户外通宵更……”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倩文数算，去年共处理10宗6月至9月的猝死个案，其中3宗可能和热天有关。

工人若因工业意外突然死亡，因大多涉及赔偿或调查刑事成份，警方会询问家属是否同意进行解剖。她观察到，其中在暑热天时猝死的工人，若死亡报告写上心脏病发、爆血管等个人原因，“家属收到报告，十之八九都放弃追讨。”这些家庭大多属基层背景，追讨地盘公司时须先申请法律援助。法援署会要求家属呈交死亡证，研判死因是否与酷热相关、证据是否足够，才决定会否批出援助。

“最后尝试进一步追讨的家属是很少的。”萧倩文说。

近年工会处理唯一一宗、死因指明相关高温致死的工人个案，发生于2018年。一名工人在东涌地盘工作期间晕倒，送院不治，死亡报告提及他死因包括横纹肌溶解症、急性肾及肝衰竭、肺泡出血等，以及中暑引发的并发症状，死亡与中暑有直接关系。

但是，即使劳工处把事件列工伤跟进，4年后的今天，遗属仍然与承建商争持不下——对方拒绝承认责任。法援申请连同上诉须约半年时间，“遗属要等报告、专家意见齐整才能开始协调，雇主如果拉扯，要你找很多（文件），”从家属找律师开始计算，“持续两、三年也不出奇。”遗属最近终申请到法援，近日或会跟承建商对簿公堂。

按行业惯例，猝死的工人遗属只会收到基本的“心意”恩恤金，像桂莲收到两个承建商合共4万港元。这些年，萧倩文看见不少工人在炎热天下猝死，“十宗有十宗都是怀疑（与高温相关）。等到遗属逼过来打官司，被劳工处列作工伤，他们也不会轻易承认。保险公司也一定会挣扎，拉踞到最后一刻。”

急症室医生Stephen解释，法例规定，医护不能以间接因素作为病人死因，“死因一定是要有证据显示。中暑未必是直接导致死亡的原因，可能是中暑导致急性肾衰竭、心脏衰竭，令电解质失衡而死。”

他认为这是死因报告的限制，而更有效保障户外工作者的方法，可参考外国规定温度高于多少，室外工作就要暂停，由政府指引去监管雇主，“因为，很难证实死因直接与热相关。”

酷热是累积的

在香港，7月的高温打破自1884年以来的多项记录：7月内有21日为酷热日（日间最高气温33°C或以上），25天属热夜（当天最低气温28°C或以上）；7月23日录得“大暑”的最高气温，是34.9°C；自2004年有记录以来，北区上水气象站最高气温在7月24日录得39°C。而8月气温虽稍降，但仍有10天酷热日、8天热夜。

但入秋后，天文台于9月5日录得35.3°C高温，打破1884年以来9月最高月气温记录。

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名誉副研究员刘家麟解释，酷热日及热夜这两个概念，对于计算炎热带来的死亡风险，非常关键。“（我们称呼）所谓‘酷热天气’，是因为香港未定义‘热浪’，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其实都已经定义何为热浪。”比如，当英国某地区录得至少连续3天的每日最高温度、达到或超过热浪温度阈值时，政府就会定义“热浪”出现。阈值因不同县市而异，伦敦的热浪温度阈值为28°C以上。

建筑学出身的刘家麟长年研究环境科学和城市设计，近年专注探索亚热带、高密度城市和热之间的关系，“（香港的）热浪其实不远矣。”

刘家麟曾经参与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合作研究，以天文台、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提供的资料，分析2006年至2015年、10年间酷热日和热夜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10年间，单一酷热日令死亡风险增加1.6％；单一热夜死亡风险增至2.43%；连续5天以上的热夜令死亡风险增加6.66%，其中以女性和长者更易受影响。

2022年，另一项研究发现，酷热天气下，老人家使用急症服务比率有明显的升幅。

值得留意的是，研究指出香港的热夜比酷热日间杀伤力更大。酷热是累积的，人们可能并非直接被热杀死，而是被炎热影响夜间休息，热力储存在体内，诱发中暑或其他器官的疾病。

2021年底，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职工权益工会发布数据调查，约53％乡郊清洁工曾经出现中暑、热衰竭等症状。除非严重至入院，他们通常视之为轻微损伤，自行处理，一来怕麻烦上司，也怕填写工伤报告。官方的工伤数字，往往未能反映普遍劳动情况。

工会主席李美笑指，全港约878个乡村式临时构筑垃圾收集站中，大多因面积受限不设休息位置，无水无电，没有风扇乘凉。她说，“酷热天气愈来愈多，只会影响工友愈来愈多。”

工会建议政府参考《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当中包括提供高温津贴、按炎热气温调整工作时间安排等。最近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指，计划在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中加入天文台“暑热指数”作参考指标，希望10月咨询业界，2023年4月推出新指引；但相关指引未有强制雇主跟从。

被城市吃掉的风

“今年夏天特别热，热到像饮醉酒，不懂走路似的。”70岁的龚先生坐在唐三楼的板间房，半个身挤出走廊。这个唐楼单位一㓥10户，只有一部冷气机；唯一一个大窗户对住别人的屋簷，上头堆满垃圾。

龚先生的房间面积约数十呎，没有窗户，门是一块破烂木板，顶上有一个封尘的抽气扇。幸运的是，他位处单位中心，比其他租户更接近冷气机。房间月租2200港元，含水、电和杂费。冷气机逢傍晚6点多运作至凌晨5点左右，龚先生总是在冷气关掉后醒过来。最热的晚上，他赤裸上身睡觉，仍热得喘不过气，偶尔剧烈的头晕。

床虱在炎热天繁殖得特别快，他的枕头上有两只虫子爬过。他每晚捏死几只虫子，补过油漆的白墙上仍留有几处血痕。他不断抓痒，把脚掌抓出许多白屑。

“昨天35°C，整天在家真的焗到晕！”他说。

龚先生的生活日程取决于冷气和风扇的运作时间。他在小小的房里购置风扇，用纸皮盒垫高，晚上对着头顶吹风。每天上午11时，他怕风扇过热，为了让它休息，他下楼往公园乘凉。中午时分，他回家煮个面，吃后，又走10分钟路程到西九龙中心吹冷气。

他已经很熟门路了，“8楼美食广场，坐着不用钱；但中午爆棚，坐满人。”他指指时钟，“4点这个时间生意很淡。还有市政大厦，街市楼上，图书馆也有冷气。”

每次出门，他都会拿着一个粉红色不织布袋，袋里盛住他的尿袋，靠一条导尿喉管接驳到他的裤头。早几个月，医生告知他前列腺闭塞，但因为高血压无法即时做手术。龚先生还有些旧患，退休前10年，他跟货车做搬运，左膝因劳损整个向外长歪。后来他又动手术切除部分小肠，肚脐底留下一条长疤。术后他很难再做搬运，只能退休，领综援交租和生活。当年板间房租金是1300港元，两年加一次。

他到过油麻地、太子看有窗的板房单位，租金约3000多港元，“政府（租金）补贴不到这么多。给你一个数，你自己谂掂佢（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试过和室友商讨凑钱开冷气久一点，每人100多港元，末端房间的租户不太愿意，“吹不到风就不凑钱。”

社区组织协会（SoCO）社区组织干事胡加沂给龚先生送来口罩和清洁液。她拿着温度计，上面显示为31.4°C，“唯一尾房（末端房间）有窗，但住户长期不在，他很勤力，打两份工，（房间长期关门）就没有对流风。”龚先生说，那位租客是清洁工，见他夏天一天洗澡三次。SoCO还接触到一些㓥房户，由於单位没有冷气机，整个炎热天就在暑气中度过。

住在这样的板间房居所，龚先生每逢头晕或被床虱咬，就涂白花油、擦米酒。整个夏天他用光一支白花油，“剩下几滴，18元一支，又要去买。”

“住㓥房的人，晚上未必有冷气，甚至无法负担冷气费。他们在室内的温度可能高达40°C以上，晚上在30°C的环境也难以入睡。”刘家麟解释，香港的居住环境狭窄，设计上若无法使空气流通，自然使热力累积。

那么，走到街上能不能有效散热？“无论商业、工厂区，抑或住宅区，香港这么多高楼大厦，通风都很差。城市里面很高密度，每一块石屎（混凝土）都是吸热的。”他说，“如此密集的情况底下散热，散去哪里呢？其实都是把热散回城市。”况且，城市里的绿化空间不足，植物能够减少城市热力的作用亦微弱。

香港是沿海城市，理论上通风应该不错。刘家麟说，近年香港东南边的横澜岛气象站的数据反映，未进入香港的风速约每秒5至6米；但当风穿过城市，跑到九龙尖沙咀京士柏气象站，已减慢至每秒2米多。“对比其他城市，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可能是（增加）4至6°C不等。”

连续发出酷热警告，然后呢？

镜头拉远，全球天气趋向极端，影响人体健康，已是不争事实。海外非牟利机构 Global Heat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整合资料指出，一直以来，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人口最容易受高温影响。不过由于大部分西太平洋、东南亚和非洲地区近年的城市发展不断加快，衍生热岛效应后的影响急速增加，健康问题随之涌现。

机构发现，热应力（Heat stress）所引发的影响大大增加。人体以流汗排放盐分和水分，假若热应力超过人体承受热力的程度（大约40°C），身体便会响起警号。除常见的中暑、热衰竭，亦会引发潜在疾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哮喘。

假如人体温度持续攀升，又未能降温，器官便会因缺血或中毒而导致死亡。机构又指，患有呼吸问题、精神疾病、肾脏和心脏问题的人、身体残疾人士、户外工作者、街头露宿者及低收入人士，以及运动员、婴儿和孕妇，他们会基于身体机能限制、欠缺通风或冷却设备、脱水等原因，是较易受到炎热影响的群体。

在健康风险面前，香港的预警系统足够吗？目前，当香港或广泛地区的最高气温预料升至33°C或以上，香港天文台会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但刘家麟说，“当警报发出，而全世界已经麻木时，警报效果其实减弱了。”

他和不少学者认为，天文台应尽快定义更严重的“热浪”警示。欧洲多国已执行热浪下的应变措施，在英国，当热浪严重至当地最高酷热警示的第4级，将有国家层面的联合行动，由卫生部门牵头，指示不同地区部门合作。当地应变措施包括探访或致电给高危社群，检查医院和疗养院的温度，并笃促社区组织加强留意高风险的人士等等。

另外，美国部分州分也有订立酷热指数，如达指定气温，户外工作须停止。华盛顿规定，雇主要在高温下提供强制的乘凉休息时间、为工人提供足够水分等等。

学者的研究指出，美国费城和宾夕凡尼亚的炎热警报系统有效减少死亡率；但是，无数包括亚热带城市在内的早期预警系统，都是用作识别某一日的酷热气温，“未能解决（炎热下）多层次危害的影响。”

“做一个更全面的预警系统，不只酷热天气这么简单。”绿色和平项目主任伍汉林举例，现在的警告系统只是取自九龙尖沙咀的温度，那么是否应在不同地区设不同的警告系统？举例说，7月24日，新界北区上水气温高达39°C，但九龙尖沙咀只是录得35°C，“对工人会否已是很不同的影响？”

伍汉林说，在香港，“看到这10年的酷热天气日数多了很多，比起1884年，增加10几倍。而夏天愈来愈早开始，愈来愈迟结束。”1884至1893年的10年间，每年平均约有1.9天酷热日。而2012至2021年间，每年平均约有33.6天酷热日，是前者的约17倍。

他说，“见到不断破纪录的趋势，（每30年）气温平均值再拉高，极端值再极端化。”

科学家对于气候变化对天气的影响有很多推算，除了极端炎热，台风的数量和强台风也大大增加。“海面温度上升，令台风有更多的能量。它在海面温度愈高，风力有机会愈大。”还有极端降雨，“全球温度上升，水蒸气蒸发多了。水的循环增加，特别大雨的日子也会增加。”在香港，特大暴雨的日子也是在过去几十年才出现。

2022年8月，有外国研究指出，气候变化所引致或加剧的疾病共接近375种，当中有218种疾病源于热浪、海平面上升和野火等因素而衍生及加重。更甚的是，气候变化引致更多携带着病毒的动物如蝙蝠和囓齿动物，从无人之地迁移至城市，加速病原体的生长，增加疾病传播至人体的可能性。气温上升还会削弱人体免疫系统，导致更大型的流感爆发。

回到香港，减碳生活并不是新鲜的概念。伍汉林则认为，“市民可以做到一些事，商界比市民做得更多，政府可以带头做更多。”商业机构层面而言，除冷气使用量外，是否采购低碳商品等也是考虑，“整条供应链可以做更好的选择。”

政府政策而言，固然可以教育公众对热有更多的理解，但劳工保障始终要靠法例。“我们不相信雇主不知道中暑是风险，但你要纳入保障，需要法律。”

他又以市区重建局将在油麻地、旺角重建为例，担心计划会增加区内楼宇密度，“是不是能有更好的规划、重建构思，去减低热岛效应？”他又提出，天台或外墙的绿化工程等等都是一个参考例子。他认为，政府在减碳、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应有更进取的目标，“香港作为一个颇有钱的国际城市，可以更有担当。”

无法改变时，调节自己

香港乃至全球愈来愈热，但Hilda的湿疹却比早年改善了不少。10年前，Hilda的湿疹爆发得最严重，颈部和手肘的皮肤破烂、红肿、渗血水。“我逢夏天情况会更差。”夏天引发汗水，使湿疹更加痕痒，间接影响情绪，令湿疹患者长期绷紧、易怒。走入商场，冷气机开得猛烈，令皮肤变干，又是另一个极端。

她家住屯门，常常要坐车到九龙、港岛，每次都是一趟折磨的行程。等车时，总是因炎热出汗；上车后，长长的屯门公路经常塞车，她在车上忙着回复工作讯息，总是焦虑而担心。

Hilda喜欢与人对话沟通，但在酒店前台工作的日子，湿疹使她的手红肿、出血水，她连笔也拿不住，甚至令文件沾上浅浅的血水痕迹。她试过找西医涂类固醇，也试过中医针灸，甚至尝试电击、脉冲，但效果不大。那时，她想过就此跟湿疹同归于尽。

2017年，她辞去全职工作。当时，她留意到一个台湾的断食营，想了想，决定飞往当地学习静坐、断食，慢慢理清思绪。“（生活）平衡，就是放下什么、坚持什么。我从台南回到香港，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在当地旅居3个月后，她决心回港调整生活作息，不再做全职工作，勤做运动，把身体放松下来。湿疹亦慢慢缓和。

现在，她全心经营工作室，为有湿疹的人提供咨询，卖一些补充品、扩香和精油。遇上大热天，她披上薄外套防止太阳直射，也保护皮肤免受强力冷气伤害。每天，她出门前榨好西芹汁，带苹果当午餐，尝试吃多点Raw food（生机饮食）。她觉得这样可以帮助肝脏排毒，减少身体的热，有助纾解湿疹。

她觉得，无法控制大环境，只能想尽办法强健身体，专注自己。现在她对令人烦躁的屯门公路有另一种期待，“我望到海就会放下电话，外出时靠右坐，回家时靠左坐，”看着海的景色，她给自己静下来的空间。

但她也觉得这种内在的安静并不容易。她看到许多寻求咨询的人受困于工作压力，“在外打工晚上11时仍在上班，会有时间照顾身体吗？”

“香港好绷紧，节奏好急速。虽说内在靠自己调节、不会受外来干扰，但环境也会影响你的皮肤、你的节奏。政局上，现在这么多不同的纷扰，又好像没什么希望，防疫政策又令大家走不出去……”她说。

抄经与追讨

这三年，桂莲很少看新闻，“没有什么好看啦，现在的新闻。”雄辉过世后，她很留意工伤消息。“一个后生仔，这么可惜……”她提到MIRROR演唱会发生的事故，为受伤的年轻舞蹈员李启言感到难过；访问正值台风天，她又叫记者早点下班回家。

路上看见地盘工人戴口罩开工，她又想到雄辉。她感觉在发一场好长的梦，还没醒。

蓄一头白短发的桂莲思路清晰，说话有条理。讲述丈夫的死亡，她也表现平静。她从背包搬出厚厚一叠A4文件，新闻也影印齐全，到处划上萤光笔迹，“我要讲清楚，要是我说得乱，别人都会乱七八糟。”

工会干事梁金爱跟记者悄声说，桂莲跟其他遗属有点不同，“其他人都崩溃大哭。她觉得什么都不知道，她就不甘心。她给我看过一家四口的合照……”

数起来，桂莲和雄辉已经结婚接近38年。她在车衣工厂认识同为女工的雄辉妈妈，熟络后常到对方家中聚餐，认识了比她小一年的木工雄辉。雄辉当时在家私店工作、也做装修，但金融风暴时生意惨淡，他意识到要转行，便去学泥水。

当年雄辉是建造业训练局的尖子，很早被某间大型建筑公司挑中、聘请。“‘八万五’停了，然后都没工开啦。就硬着头皮出来做‘大楼’（地盘工作）。”（按：“八万五建屋计划”，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1997年提出建屋目标，即每年兴建的公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万个，计划后来搁置。）

在桂莲眼中，丈夫能力高、有责任感，也很愿意教徒弟。丧礼那天，10几个徒弟一字排开鞠躬，凭吊的花牌堆满墙边。雄辉辛勤打工的钱都拿来养家，下班后爱摊在按摩椅，看着桂莲坐在对面加班车衣。一切仿佛从未改变。事发两个月，桂莲仍觉得有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看她抄佛经。

她对按摩椅说，“你坐定定，我抄经。”

桂莲抄经、折纸莲花，弄得双手疼痛。“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也不知道我做的事有没有用，但是尽我的能力。”访问末段，把事件讲好后，她如释重负般哭起来，手指把木桌子敲得响亮：“我在帮我老公做事，我要知道他怎么了！我老公本来行得、走得、食得，无端端晕倒。死或者因为他的心脏血管，但跟你的地盘闷热是否相关？跟地盘公司、你的安全主任是否相关？”

追讨路漫长，桂莲还是想试试，“就算不是为我老公追究，难保没有第二个人受害。”

“嗯，今日都走了一个。”梁金爱应声。

“是什么人？”

“运输工人，又是突然之间。”

（尊重受访者意愿，桂莲、雄辉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