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晟《他还年轻》：在书桌与街头之间摆荡的社会型诗人

“因为答应你拍片，不然我很不想，现在我的心情不适合，想说一定要撑住，撑到你拍完，这个阶段的觉悟，该退就要退。”

2017年，纪录片导演林靖杰带著摄影机与拍摄团队进入诗人吴晟位于彰化溪州圳寮的三合院住家时，其女吴音宁正赴任台北农产交易公司总经理一职，不久即卷入政治风暴中，此后污蔑与攻击排山倒海而来，扰乱了诗人的心。他替女儿感到委屈不舍，也对各种谣言偏误愤恨不平，因此，在镜头前，扬言隐退。吴晟并未言明“退”的场域，但萤幕前观众或可从影片判读，受风暴影响的吴晟对于社会灰心，而“真心换绝情”的结果，就是“撒手”。

这句话很是沈重，清楚表明这个长辈的“心寒”，熟悉他脾性的妻女在镜头前进进出出之际，忍不住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吐嘈：“这种不想管的话，已经重复说了很多年了。”

“他的个性不可能，有的人还是会唠唠叨叨到老。”妻子庄芳华生动地下了个注脚，也带出诗人终生牵挂这块土地、这个社会的性格。因为太爱，伤就格外的痛。而在此刻执行“他在岛屿写作”系列三的导演林靖杰，或也清楚认清，这个纪录片要处理的，恐怕不是文学作家的创作心灵，而是一个以创作介入社会的写作者所涉入的江湖政治。

“我没料到会出现北农事件，它跟著我们共处了两个春夏秋冬，是实实在在存在，且占据吴晟老师九成以上的精神与心灵。”林靖杰看见了一个父亲如何受到事件冲击，并思考如何沈淀，有没有可能找到救赎？在纪录片宣传活动中，他也直面这个切角的选择：“这个父亲是广义的父亲，身为吴音宁之父，他有不舍，而老师对社会的怀抱，对台湾的爱，如同父亲，却也遭到否定与污蔑。我很坚持要放进去，因为，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精神样貌。”

文学作家不文学的记录片

从来没一个文学纪录片会纪录作家正经历的事件、纪录其变化、影响、沮丧、愤怒，又呈现事件经处理过后，脱离出来的过程。

吴晟生长在台湾重要的粮仓，依傍在浊水溪旁，故其即使手执教鞭，也操持农事。尽管被冠以“农民作家”之称，但吴晟并不自限于乡土诗创作，其放眼的是生活与社会。曾在狱中读到吴晟诗作而大受感动的小说家陈映真，便曾如此评析：“相对于现代派们崇拜自我，吴晟，因著他生活并劳动于勤劳的农村，关心的却是人和社会。”

如陈映真所言，吴晟关心人与社会，他呵护的不只是血亲（如诗作〈负荷〉），还有台湾的环境与土地，甚至人权与正义，因此，他的活动场域，除了书桌，还有街头——除了党外时期的助讲，这十余年来，凡经济开发的怪兽要闯进彰化海岸、踩过家乡田地，又或者要汲取埤圳水源，吴晟宛如串粽的线头，急急号召艺文界人士，带著理想热情的年轻朋友，跟著环境社运伙伴发起倡议行动，以保护台湾重要的环境资源与珍贵的粮仓。

同为作家身份的吴音宁，曾在与小说家吴明益的对谈中，描述吴晟对环境运动的参与程度：“彼时反对国光石化在彰化大城湿地设厂的运动已经席卷，家里仿佛是个基地，不时有青年伙伴们群聚开会，制作抗议道具等，父亲更是全心全意彻底的投入⋯⋯。”

2012年，为了阻止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第四期调度使用农业用水工程开挖溪州重要的主要水圳，吴晟几乎以打仗的方式消耗自己的体力与情绪，吴音宁则多次训话式的劝父亲，不要以“非达成目标不可”的态度搞运动，那么激烈干嘛？“但是父亲吴晟意志十分坚决，深具韧性与耐性的跟各界越来越大伙的伙伴一起努力——可能吗？档得下来吗？希望像微光在现实的浓雾中远近闪烁。”

那几年的9月，吴晟生日那天，几乎都在开会中度过——为他庆生的朋友此时都是他可以招揽的议题伙伴。时为采访记者的我，也常在祝寿电话中，听到吴晟一边传达谢意，又一边提醒某个议题需要媒体关心。

但正是吴晟这处女座的固执，让他数十年来作为人父实属劳心，作为台湾这块土地的“父亲”更是辛勤，年过七旬，一般人已含饴弄孙不问世事之际，他却遭抹上是非不分的政治污泥，从来不懂上网的他，此时宛如看见异世界，不免震惊。即使吴音宁于2018年底卸任、暴风圈暂且远离，诗人的眉尖仍无法松脱，低气压不去，几乎占据了两年的拍摄期，但即使诗人对著镜头闹脾气，终究还是配合拍摄团队完成文学纪录片《他还年轻》，并于本（9）月上映。

“他还年轻”为吴晟诗作的题名，谈的是玉山，象征的是台湾这座岛屿还很年轻。吴晟认为自己的生命渐渐老去，但这个社会仍有相当的活力，生命力一代一代延续，很是旺盛，“永远年轻”。这是诗人对于未来的正向观望，也是他的热情本质。

故在纪录片开拍前，作为传主的吴晟对作品难免有期待，他对林靖杰强调：个人并不伟大，心灵也不值得探讨，但希望能藉著“他在岛屿写作”的成品，展现其作品中对这块土地的关心，呈现出这个岛屿，并透过他的实际行动，反应出一个“社会型作家”的样貌。

但在作品完成后，个性坦率的吴晟，虽说尊重导演的创作，仍不免坦言“不符合预期”——因为他本性单纯，创作少有内心纠葛，且期待成品一个正向、幽雅、愉悦的作品，至少要展现他谈笑风生的幽默面向，殊不知，影片里的他既郁卒又窝囊，让他嘟囔：“这不是我想要的”。

“北农事件能不放进来吗？”林靖杰不掩饰其挣扎与抉择，他明白这个事件很难说清楚，也有许多人看了试剪后批评，“这跟文学有什么关系，让人不舒服也‘不美’”，但林靖杰仍坚持这个主轴：从来没一个文学纪录片会纪录作家正经历的事件、纪录其变化、影响、沮丧、愤怒，又呈现事件经处理过后，脱离出来的过程，“面对挫折，是让我们真正看到一个作家的绝佳时机。”

林靖杰进一步强调，这部纪录片相当难得，纪录了诗人的“小我”，即诗人的内在心灵与家人，但也呈现了“大我”，如台湾的土地和浊水溪，甚至还夹现了正在发生的冲突，因此既有个人、生态、社会现实，还包含了时代及文学史的重要象征，“何其珍贵。”

但这部纪录片并不真正这么“灰暗”，就这点而言，吴家女性算是最大润滑剂，揉合了诗人的怒气，例如吴音宁总是冷静地面对一切，劝说父亲，而庄芳华与小孙女们更是纪录片最重要女主角，是诗人最坚实的支撑。

作为“牵手”，庄芳华在《他还年轻》的份量并不少于吴晟，她会下田耕耘且除草，也会弹琴写文章，在吴晟流眼泪时于身后凝视丈夫，在诗人踏查浊水溪时与他谈论生命，他们牵著孙女的手走访西海岸，她会托著下巴听那或已熟悉的情诗。她年轻时从都市嫁到农村，学习做个“作田人”，吴晟从不讳言她是他的编辑，也是他的缪思。

在纪录片里，庄芳华是这样说的：“吴晟很有社会使命，太关心社会公众事务，⋯⋯但他也会有无力感⋯⋯，我没有能力面对，只好在结束工作后留点纪录，等孙子孙女大了，知道阿嬷也曾为这块土地努力过。”

吴家的孙子孙女，是吴晟夫妇现时的“甜蜜的负荷”。尤其孙女们在林靖杰眼中，更是影片的“救赎”。例如某天，吴晟与孙女阿k玩弄枯枝，阿k突然说自己没有哭，再对阿公说：“你不能被刺到喔，你是大人。”

林靖杰拍了一整个下午，直到这一刻，发现自己找到影片的结尾：“这似乎就是回应这两年吴晟被刺伤的过程，既是小孙女照顾阿公的感受，也是他对阿公的关照。 ”

热心似父亲，引领吴晟走向实践正义之路

白色恐怖的阴影，虽曾笼罩他，却也无法阻止他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结交各路朋友。

社会不公如刺，吴晟自小就被“刺”得时常出面打抱不平。尽管学业表现优异，但厌恶恃强欺弱的他，时常闯了点小祸，逼使父亲吴添登棍棒伺候，但其后，热心公益、勤于助人的父亲也会对他说些道理。事实上，吴晟心软与热情血性，像似父亲。

在纪录片《他还年轻》即将上映前，吴晟对我提起自己的父亲、孩子们的“阿公”。这个阿公，是大人，也被“刺到”过。

吴家世代务农。生于日治时期、只有公学校学历的吴添登，成年后考上公职，当过老师，也当上警察，然1945年终战之后，看到准备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样态与作为，吴添登有所觉悟，即放弃警察这个职业，转至农会工作，后因热心公益，被推举出马竞选乡民代表，却输给“钞票”。

也正是这样的经验，吴家看见了贿选文化的不堪。吴晟回忆，当时买票的方式，先是肥皂、味素等物资，后是红色的拾圆纸钞，贿选泛滥，尤有甚者，连学校都公然为某候选人助选。例如他就读国小五年级时，遇上国民党的陈锡卿和党外的石锡勋竞选彰化县长一职，只见学校老师教大家“选举歌”，将“地方自治，初初实施”之后，改成“陈锡卿，百项能”，并要求同学放学沿路唱回家。

吴晟当时并不确知民主选举究竟是什么，也不懂政党之分，只觉得这是不公平的竞争，想站在弱势这一方，于是以班长身份，向同学劝募捐款，一人捐一角，集资起来买鞭炮，待石锡勋的宣传车经过，就冲出去放鞭炮。宣传车上的人便对他们说：“囝仔兄，囝仔兄，真多谢，回去要和你们家大人讲。”

“亲戚朋友怎么服务，都不如一块茶箍（tê-khoo，肥皂）。”即使是60年前的事，吴晟说来仍是义愤填膺，此。而他那社会性很强的父亲，亦对此种选举风气无能为力，深感社会不公，于是在吴晟就读国中时，便到水里买地，想要退休去“做山”，虽因车祸早逝而无法如愿，但父亲的教育与影响，无形中引领著吴晟的正义感与行动。

正因其父严格管教，故小小年纪的他很早就遁入阅读的世界里，使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然就算只是执笔读书，在戒严时期，仍无法避免祸事上门——由于他与其他诗社青年往来，被密告在校外发展非法组织，因此贴上“思想有问题”的标签，从此每隔几年都有类似的调查，即使日后任教于学校，都因此受到牵连，遭到行政限制。白色恐怖的阴影，虽曾笼罩他，却也无法阻止他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结交各路朋友。

例如，曾经在溪州开养猪寮的前党外人士黄顺兴，即曾与他交游。黄顺兴出身彰化埔心，曾于日本留学，也经历过二二八事件。1950年代起，主张中国统一的他，参选各级民意代表，并成功当选台东县长与立法委员，且数次在国会殿堂针对环境公害与核能议题进行质询。离开政界、回到民间后，便在彰化溪州开设养猪场，这段时期也是吴晟与国民党当局最敌视、警戒的左翼与民主人士往来最密切的时光，也因此感知到美丽岛事件（1979年）前夕的紧张气氛。

尽管在吴晟的书写台湾土地，但深受彼时阅读思考与交游的影响，亦有“向往祖国”的倾向，即使妻子庄芳华的二哥庄秋雄是台独主张者、长年作为“黑名单”流亡海外，他仍是维持自己的“信仰”。甚至在1980年远赴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前与“伯乐”诗人痖弦告别，聊及“台湾怎么办”的问题时，吴晟还如此回答：“放心，祖国会处理。”然而，到了美国，接触中国作家艾青等人后，他知道了文革，也明白共产党如何，思想亦随之转向。

信仰崩溃的吴晟，返回台湾，宛如精神被掏空，什么也写不出来——宛如日后女儿陷入北农风暴那般丧志——甚至沈迷牌桌，妻子不断唤回吴晟，甚至失望到动手打了他，“他那时候打麻将，我就打他。”庄芳华以台语生动描述彼时情况，犹如笑谈，吴晟也只能苦笑回应。

“我回到书桌，是为了再走上街头”

吴晟反问，如果陈澄波没有死，如果各地方的人才菁英都能保住，是不是台湾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文化故事可以诉说呢？

被妻子唤回的吴晟，于此时的“转向”，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有写作文类，他开始投入直言描述的散文，谈论农业现实与社会现况。然而，面对环境公义，他仍是以诗畅言，例如1981年所写的〈制止他们〉，即受到三哩岛核灾事件、花莲铜门土石流等环境公害的影响，而有所触发。

“文学，最重要的是行动。”他说，有耕种，才有〈泥土〉这首诗；有照养小孩的经历，才有〈向孩子说〉的灵感；参与过民主运动，才能写出〈我不和你谈论〉。从我的角度看，这也是某种“田野观察”、“参与式写作”的形式，以（和平宣言——致杨建〈1936~〉）为例，这首诗便是他参与人权导览、观察政治受难者家属杨建抽烟、咳嗽的姿态，而写下的另一种人父人子的“负荷”：

你只能做为解说员／荣耀你父的文学／宣扬你父的传奇事迹／没有谁问你，如何还给你／至少免于惊悸的童年／至少免于歧视的青少年／至少免于困阨的中壮年

（略）

你的眼光从无怨恨呀／只有悲郁，只有／阵阵烟咳，一声比一声／苍凉、一声比一声衰老／加害者始终未出现／你确实不知该宽恕谁／即使握拳，不知该挥向谁

杨建是杨逵之子。杨逵于日治时期因参与社会运动而多次入狱，战后涉入二二八事件与妻子被逮捕险被处死刑，后又因发表《和平宣言》触犯国民党政权，遭判12年有期徒刑，关押绿岛。是白色恐怖时期的知名政治犯。

“一般人写二二八，写白色恐怖，会写当事人，但我认识杨建，看著他，让我觉得不舍。”吴晟表示，杨逵求仁得仁，但其子终生背负受难者家属的重担，“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不会看到他们的重担，他一辈子都只是杨逵的儿子。”

他不仅为杨建写诗，描述政治受难者第二代的承担与苦痛，也为另一二二八受难者、画家陈澄坡的妻子作诗一首。谈及此，吴晟不免感叹战后国民党政权逼使一代又一代的菁英死亡或是流亡海外，而黑金政治又让地方派系成为实践者最大的敌人，在劣币驱逐良币之下，理想得以实践的空间就萎缩了。

“今天谈到溪州，就会提到吴晟。”吴晟反问，如果陈澄波没有死，如果各地方的人才菁英都能保住，是不是台湾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文化故事可以诉说呢？

然而，吴晟不仅只顾溪州事，他还管世间事。尽管如今谈及女儿承受到冤屈和糟蹋，仍义愤填膺，直言“没有道歉就无法原谅”，却又道，若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恐怕会利用余生来讨回公道与正义。

所谓“更重要的事”，是指种树的倡议行动，以及种树的书写——北农风暴令他搁笔无法写作——这是母亲的心愿，也是他自己对环境正义的实践。他不断强调种树可以涵养水源、保护环境、减缓气候变迁的伤害。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事，是回到他的书桌，把他心灵的活动，写成文学，转化成作品⋯⋯。”即便吴晟在纪录片中说道写完《北农风云》，就要回归文学、回归书桌，但在我询问他是否已经回到书桌时，吴晟却答：“我回到书桌，是为了再走上街头。”

诗人不断说自己生命力流失，时间有限，必须把握时间写作，但在秉持推广种树信念，回到书桌的这一刻，他想的，仍然是街头，直言：“趁我现在还有点影响力的时候，我要赶快推动这个议题，我还要⋯⋯。”他叨念著各种种树的知识，批评著地方政府又错误地开凿水源，还是各种关心与担忧，停不下来。

只见妻子庄芳华在旁边低头用餐，嘴角微微一笑。

“他的个性不可能，有的人还是会唠唠叨叨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