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晟《他還年輕》：在書桌與街頭之間擺盪的社會型詩人

「因為答應你拍片，不然我很不想，現在我的心情不適合，想說一定要撐住，撐到你拍完，這個階段的覺悟，該退就要退。」

2017年，紀錄片導演林靖傑帶著攝影機與拍攝團隊進入詩人吳晟位於彰化溪州圳寮的三合院住家時，其女吳音寧正赴任台北農產交易公司總經理一職，不久即捲入政治風暴中，此後污衊與攻擊排山倒海而來，擾亂了詩人的心。他替女兒感到委屈不捨，也對各種謠言偏誤憤恨不平，因此，在鏡頭前，揚言隱退。吳晟並未言明「退」的場域，但螢幕前觀眾或可從影片判讀，受風暴影響的吳晟對於社會灰心，而「真心換絕情」的結果，就是「撒手」。

這句話很是沈重，清楚表明這個長輩的「心寒」，熟悉他脾性的妻女在鏡頭前進進出出之際，忍不住你一言我一語爭相吐嘈：「這種不想管的話，已經重複說了很多年了。」

「他的個性不可能，有的人還是會嘮嘮叨叨到老。」妻子莊芳華生動地下了個註腳，也帶出詩人終生牽掛這塊土地、這個社會的性格。因為太愛，傷就格外的痛。而在此刻執行「他在島嶼寫作」系列三的導演林靖傑，或也清楚認清，這個紀錄片要處理的，恐怕不是文學作家的創作心靈，而是一個以創作介入社會的寫作者所涉入的江湖政治。

「我沒料到會出現北農事件，它跟著我們共處了兩個春夏秋冬，是實實在在存在，且佔據吳晟老師九成以上的精神與心靈。」林靖傑看見了一個父親如何受到事件衝擊，並思考如何沈澱，有沒有可能找到救贖？在紀錄片宣傳活動中，他也直面這個切角的選擇：「這個父親是廣義的父親，身為吳音寧之父，他有不捨，而老師對社會的懷抱，對台灣的愛，如同父親，卻也遭到否定與污衊。我很堅持要放進去，因為，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到一個作家的精神樣貌。」

文學作家不文學的記錄片

從來沒一個文學紀錄片會紀錄作家正經歷的事件、紀錄其變化、影響、沮喪、憤怒，又呈現事件經處理過後，脫離出來的過程。

吳晟生長在台灣重要的糧倉，依傍在濁水溪旁，故其即使手執教鞭，也操持農事。儘管被冠以「農民作家」之稱，但吳晟並不自限於鄉土詩創作，其放眼的是生活與社會。曾在獄中讀到吳晟詩作而大受感動的小說家陳映真，便曾如此評析：「相對於現代派們崇拜自我，吳晟，因著他生活並勞動於勤勞的農村，關心的卻是人和社會。」

如陳映真所言，吳晟關心人與社會，他呵護的不只是血親（如詩作〈負荷〉），還有台灣的環境與土地，甚至人權與正義，因此，他的活動場域，除了書桌，還有街頭——除了黨外時期的助講，這十餘年來，凡經濟開發的怪獸要闖進彰化海岸、踩過家鄉田地，又或者要汲取埤圳水源，吳晟宛如串粽的線頭，急急號召藝文界人士，帶著理想熱情的年輕朋友，跟著環境社運伙伴發起倡議行動，以保護台灣重要的環境資源與珍貴的糧倉。

同為作家身份的吳音寧，曾在與小說家吳明益的對談中，描述吳晟對環境運動的參與程度：「彼時反對國光石化在彰化大城濕地設廠的運動已經席捲，家裡彷彿是個基地，不時有青年伙伴們群聚開會，製作抗議道具等，父親更是全心全意徹底的投入⋯⋯。」

2012年，為了阻止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調度使用農業用水工程開挖溪州重要的主要水圳，吳晟幾乎以打仗的方式消耗自己的體力與情緒，吳音寧則多次訓話式的勸父親，不要以「非達成目標不可」的態度搞運動，那麼激烈幹嘛？「但是父親吳晟意志十分堅決，深具韌性與耐性的跟各界越來越大夥的伙伴一起努力——可能嗎？檔得下來嗎？希望像微光在現實的濃霧中遠近閃爍。」

那幾年的9月，吳晟生日那天，幾乎都在開會中度過——為他慶生的朋友此時都是他可以招攬的議題伙伴。時為採訪記者的我，也常在祝壽電話中，聽到吳晟一邊傳達謝意，又一邊提醒某個議題需要媒體關心。

但正是吳晟這處女座的固執，讓他數十年來作為人父實屬勞心，作為台灣這塊土地的「父親」更是辛勤，年過七旬，一般人已含飴弄孫不問世事之際，他卻遭抹上是非不分的政治污泥，從來不懂上網的他，此時宛如看見異世界，不免震驚。即使吳音寧於2018年底卸任、暴風圈暫且遠離，詩人的眉尖仍無法鬆脫，低氣壓不去，幾乎佔據了兩年的拍攝期，但即使詩人對著鏡頭鬧脾氣，終究還是配合拍攝團隊完成文學紀錄片《他還年輕》，並於本（9）月上映。

「他還年輕」為吳晟詩作的題名，談的是玉山，象徵的是台灣這座島嶼還很年輕。吳晟認為自己的生命漸漸老去，但這個社會仍有相當的活力，生命力一代一代延續，很是旺盛，「永遠年輕」。這是詩人對於未來的正向觀望，也是他的熱情本質。

故在紀錄片開拍前，作為傳主的吳晟對作品難免有期待，他對林靖傑強調：個人並不偉大，心靈也不值得探討，但希望能藉著「他在島嶼寫作」的成品，展現其作品中對這塊土地的關心，呈現出這個島嶼，並透過他的實際行動，反應出一個「社會型作家」的樣貌。

但在作品完成後，個性坦率的吳晟，雖說尊重導演的創作，仍不免坦言「不符合預期」——因為他本性單純，創作少有內心糾葛，且期待成品一個正向、幽雅、愉悅的作品，至少要展現他談笑風生的幽默面向，殊不知，影片裡的他既鬱卒又窩囊，讓他嘟囔：「這不是我想要的」。

「北農事件能不放進來嗎？」林靖傑不掩飾其掙扎與抉擇，他明白這個事件很難說清楚，也有許多人看了試剪後批評，「這跟文學有什麼關係，讓人不舒服也『不美』」，但林靖傑仍堅持這個主軸：從來沒一個文學紀錄片會紀錄作家正經歷的事件、紀錄其變化、影響、沮喪、憤怒，又呈現事件經處理過後，脫離出來的過程，「面對挫折，是讓我們真正看到一個作家的絕佳時機。」

林靖傑進一步強調，這部紀錄片相當難得，紀錄了詩人的「小我」，即詩人的內在心靈與家人，但也呈現了「大我」，如台灣的土地和濁水溪，甚至還夾現了正在發生的衝突，因此既有個人、生態、社會現實，還包含了時代及文學史的重要象徵，「何其珍貴。」

但這部紀錄片並不真正這麼「灰暗」，就這點而言，吳家女性算是最大潤滑劑，揉合了詩人的怒氣，例如吳音寧總是冷靜地面對一切，勸說父親，而莊芳華與小孫女們更是紀錄片最重要女主角，是詩人最堅實的支撐。

作為「牽手」，莊芳華在《他還年輕》的份量並不少於吳晟，她會下田耕耘且除草，也會彈琴寫文章，在吳晟流眼淚時於身後凝視丈夫，在詩人踏查濁水溪時與他談論生命，他們牽著孫女的手走訪西海岸，她會托著下巴聽那或已熟悉的情詩。她年輕時從都市嫁到農村，學習做個「作田人」，吳晟從不諱言她是他的編輯，也是他的繆思。

在紀錄片裡，莊芳華是這樣說的：「吳晟很有社會使命，太關心社會公眾事務，⋯⋯但他也會有無力感⋯⋯，我沒有能力面對，只好在結束工作後留點紀錄，等孫子孫女大了，知道阿嬤也曾為這塊土地努力過。」

吳家的孫子孫女，是吳晟夫婦現時的「甜蜜的負荷」。尤其孫女們在林靖傑眼中，更是影片的「救贖」。例如某天，吳晟與孫女阿k玩弄枯枝，阿k突然說自己沒有哭，再對阿公說：「你不能被刺到喔，你是大人。」

林靖傑拍了一整個下午，直到這一刻，發現自己找到影片的結尾：「這似乎就是回應這兩年吳晟被刺傷的過程，既是小孫女照顧阿公的感受，也是他對阿公的關照。 」

熱心似父親，引領吳晟走向實踐正義之路

白色恐怖的陰影，雖曾籠罩他，卻也無法阻止他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事，結交各路朋友。

社會不公如刺，吳晟自小就被「刺」得時常出面打抱不平。儘管學業表現優異，但厭惡恃強欺弱的他，時常闖了點小禍，逼使父親吳添登棍棒伺候，但其後，熱心公益、勤於助人的父親也會對他說些道理。事實上，吳晟心軟與熱情血性，像似父親。

在紀錄片《他還年輕》即將上映前，吳晟對我提起自己的父親、孩子們的「阿公」。這個阿公，是大人，也被「刺到」過。

吳家世代務農。生於日治時期、只有公學校學歷的吳添登，成年後考上公職，當過老師，也當上警察，然1945年終戰之後，看到準備接收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樣態與作為，吳添登有所覺悟，即放棄警察這個職業，轉至農會工作，後因熱心公益，被推舉出馬競選鄉民代表，卻輸給「鈔票」。

也正是這樣的經驗，吳家看見了賄選文化的不堪。吳晟回憶，當時買票的方式，先是肥皂、味素等物資，後是紅色的拾圓紙鈔，賄選氾濫，尤有甚者，連學校都公然為某候選人助選。例如他就讀國小五年級時，遇上國民黨的陳錫卿和黨外的石錫勳競選彰化縣長一職，只見學校老師教大家「選舉歌」，將「地方自治，初初實施」之後，改成「陳錫卿，百項能」，並要求同學放學沿路唱回家。

吳晟當時並不確知民主選舉究竟是什麼，也不懂政黨之分，只覺得這是不公平的競爭，想站在弱勢這一方，於是以班長身份，向同學勸募捐款，一人捐一角，集資起來買鞭炮，待石錫勳的宣傳車經過，就衝出去放鞭炮。宣傳車上的人便對他們說：「囝仔兄，囝仔兄，真多謝，回去要和你們家大人講。」

「親戚朋友怎麼服務，都不如一塊茶箍（tê-khoo，肥皂）。」即使是60年前的事，吳晟說來仍是義憤填膺，此。而他那社會性很強的父親，亦對此種選舉風氣無能為力，深感社會不公，於是在吳晟就讀國中時，便到水里買地，想要退休去「做山」，雖因車禍早逝而無法如願，但父親的教育與影響，無形中引領著吳晟的正義感與行動。

正因其父嚴格管教，故小小年紀的他很早就遁入閱讀的世界裡，使他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然就算只是執筆讀書，在戒嚴時期，仍無法避免禍事上門——由於他與其他詩社青年往來，被密告在校外發展非法組織，因此貼上「思想有問題」的標籤，從此每隔幾年都有類似的調查，即使日後任教於學校，都因此受到牽連，遭到行政限制。白色恐怖的陰影，雖曾籠罩他，卻也無法阻止他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事，結交各路朋友。

例如，曾經在溪州開養豬寮的前黨外人士黃順興，即曾與他交遊。黃順興出身彰化埔心，曾於日本留學，也經歷過二二八事件。1950年代起，主張中國統一的他，參選各級民意代表，並成功當選台東縣長與立法委員，且數次在國會殿堂針對環境公害與核能議題進行質詢。離開政界、回到民間後，便在彰化溪州開設養豬場，這段時期也是吳晟與國民黨當局最敵視、警戒的左翼與民主人士往來最密切的時光，也因此感知到美麗島事件（1979年）前夕的緊張氣氛。

儘管在吳晟的書寫台灣土地，但深受彼時閱讀思考與交遊的影響，亦有「嚮往祖國」的傾向，即使妻子莊芳華的二哥莊秋雄是台獨主張者、長年作為「黑名單」流亡海外，他仍是維持自己的「信仰」。甚至在1980年遠赴愛荷華作家工作坊前與「伯樂」詩人瘂弦告別，聊及「台灣怎麼辦」的問題時，吳晟還如此回答：「放心，祖國會處理。」然而，到了美國，接觸中國作家艾青等人後，他知道了文革，也明白共產黨如何，思想亦隨之轉向。

信仰崩潰的吳晟，返回台灣，宛如精神被掏空，什麼也寫不出來——宛如日後女兒陷入北農風暴那般喪志——甚至沈迷牌桌，妻子不斷喚回吳晟，甚至失望到動手打了他，「他那時候打麻將，我就打他。」莊芳華以台語生動描述彼時情況，猶如笑談，吳晟也只能苦笑回應。

「我回到書桌，是為了再走上街頭」

吳晟反問，如果陳澄波沒有死，如果各地方的人才菁英都能保住，是不是台灣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驕傲，自己的文化故事可以訴說呢？

被妻子喚回的吳晟，於此時的「轉向」，不僅是政治意識形態，還有寫作文類，他開始投入直言描述的散文，談論農業現實與社會現況。然而，面對環境公義，他仍是以詩暢言，例如1981年所寫的〈制止他們〉，即受到三哩島核災事件、花蓮銅門土石流等環境公害的影響，而有所觸發。

「文學，最重要的是行動。」他說，有耕種，才有〈泥土〉這首詩；有照養小孩的經歷，才有〈向孩子說〉的靈感；參與過民主運動，才能寫出〈我不和你談論〉。從我的角度看，這也是某種「田野觀察」、「參與式寫作」的形式，以（和平宣言——致楊建〈1936~〉）為例，這首詩便是他參與人權導覽、觀察政治受難者家屬楊建抽菸、咳嗽的姿態，而寫下的另一種人父人子的「負荷」：

你只能做為解說員／榮耀你父的文學／宣揚你父的傳奇事蹟／沒有誰問你，如何還給你／至少免於驚悸的童年／至少免於歧視的青少年／至少免於困阨的中壯年

（略）

你的眼光從無怨恨呀／只有悲鬱，只有／陣陣煙咳，一聲比一聲／蒼涼、一聲比一聲衰老／加害者始終未出現／你確實不知該寬恕誰／即使握拳，不知該揮向誰

楊建是楊逵之子。楊逵於日治時期因參與社會運動而多次入獄，戰後涉入二二八事件與妻子被逮捕險被處死刑，後又因發表《和平宣言》觸犯國民黨政權，遭判12年有期徒刑，關押綠島。是白色恐怖時期的知名政治犯。

「一般人寫二二八，寫白色恐怖，會寫當事人，但我認識楊建，看著他，讓我覺得不捨。」吳晟表示，楊逵求仁得仁，但其子終生背負受難者家屬的重擔，「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們，不會看到他們的重擔，他一輩子都只是楊逵的兒子。」

他不僅為楊建寫詩，描述政治受難者第二代的承擔與苦痛，也為另一二二八受難者、畫家陳澄波的妻子作詩一首。談及此，吳晟不免感嘆戰後國民黨政權逼使一代又一代的菁英死亡或是流亡海外，而黑金政治又讓地方派系成為實踐者最大的敵人，在劣幣驅逐良幣之下，理想得以實踐的空間就萎縮了。

「今天談到溪州，就會提到吳晟。」吳晟反問，如果陳澄波沒有死，如果各地方的人才菁英都能保住，是不是台灣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驕傲，自己的文化故事可以訴說呢？

然而，吳晟不僅只顧溪州事，他還管世間事。儘管如今談及女兒承受到冤屈和糟蹋，仍義憤填膺，直言「沒有道歉就無法原諒」，卻又道，若非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恐怕會利用餘生來討回公道與正義。

所謂「更重要的事」，是指種樹的倡議行動，以及種樹的書寫——北農風暴令他擱筆無法寫作——這是母親的心願，也是他自己對環境正義的實踐。他不斷強調種樹可以涵養水源、保護環境、減緩氣候變遷的傷害。

「一個作家最重要的事，是回到他的書桌，把他心靈的活動，寫成文學，轉化成作品⋯⋯。」即便吳晟在紀錄片中說道寫完《北農風雲》，就要回歸文學、回歸書桌，但在我詢問他是否已經回到書桌時，吳晟卻答：「我回到書桌，是為了再走上街頭。」

詩人不斷說自己生命力流失，時間有限，必須把握時間寫作，但在秉持推廣種樹信念，回到書桌的這一刻，他想的，仍然是街頭，直言：「趁我現在還有點影響力的時候，我要趕快推動這個議題，我還要⋯⋯。」他叨唸著各種種樹的知識，批評著地方政府又錯誤地開鑿水源，還是各種關心與擔憂，停不下來。

只見妻子莊芳華在旁邊低頭用餐，嘴角微微一笑。

「他的個性不可能，有的人還是會嘮嘮叨叨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