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反恐时代、“大迂回”与未完成的革命：走向新“冷战”的中东世界

【编者按】一个多月前，美国总统拜登出席了在沙特海滨城市吉达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安全与发展”峰会。7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德黑兰的俄土伊三国首脑峰会上现身。“阿拉伯之春”爆发12年后，中东地区隐隐又将成为全球新“冷战”的重要战略前线。

过去三年间，中东各国马不停蹄地经历了盟友阵营的全面重组、疫情的冲击、全球油价从“熊市”到“牛市”的戏剧性转折以及大国对抗的再起；漫长的“阿拉伯之冬”造就的战略僵局，已经被彻底打破。然而，贫富分化和治理失能催生出的社会矛盾并未因此消弭，反而在蔓延至全球的通胀压力下，继续酝酿着下一次革命和突变。

本文作者为中东事务观察者、全球冲突报道记者，2015-2021年曾20余次前往中东国家做现场探访和报道。

“过去的大半年里，我在这里已经见过了伊拉克总理、法国总统和梵蒂冈教宗。可是我们的社区仍然每天停电十小时以上，自来水供应经常中断，被Daesh（当地人对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蔑称）炸毁的底格里斯河大桥的残骸还一截截地堆在河床上。先生，您从巴格达来，您能不能替摩苏尔人打听一下：什么时候才会有人对此负责？”

与谢赫穆罕默德·阿勒-贾布里（Sheikh Mahmoud al-Jabouri）偶遇是在2021年9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在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世纪的北伊拉克古城摩苏尔（Mosul），弹孔、混凝土碎块以及爆炸物警示标志在老城中心依然随处可见。超过摄氏48度的日光下，这位尼尼微省部落委员会领袖的短髭由于愤怒而颤抖不已：“我们的政府依靠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伊朗革命卫队少将）从Daesh手中夺回这座城市，又让阿联酋人出钱修复神圣的努里大清真寺（Al-Nuri Mosque）”——谢赫的右手指向小巷对面建筑工人正在进进出出的巨大工地——“看看那些白石头和丑陋的方飘窗吧，我们的清真寺原本应当是蓝灰色的。他们还想在礼拜堂顶上盖一间贵宾室，呸！”

即使是最不熟悉这座底格里斯河畔城市的外国人，对始建于12世纪末的努里大清真寺也会略知一二。正是在这里，2014年7月4日，Daesh臭名昭著的前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宣布了他的恐怖主义“哈里发国”的诞生。2017年6月，恐怖分子在败退前将大清真寺及其著名的“驼子”宣礼塔炸毁殆尽，受困于长期预算赤字的伊拉克政府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重建它。“是的，阿联酋政府为我们的‘驼子’捐赠了5000万美元，但那算哪门子‘修复’”，谢赫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们雇佣的埃及佬完全是按照波斯湾地区的样式设计了一座新建筑：庞大，呆板，丑陋。而我们的总理居然听之任之”。众所周知，摩苏尔曾经长期以它在中东建筑设计界的地位为傲：这里是“伊拉克现代建筑之父”里法特·沙迪吉尔（Rifat Chadirji）以及传奇人物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故乡。

和2019年春天上一次造访伊拉克时相比，历时超过三年的疫情非但不曾造成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衰减，反而因为物价上涨、失业率高企以及类似努里清真寺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发出了更加愤怒的呼声。在一个多月的伊拉克之行期间，我看到巴格达大学生聚集在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呼吁市民踢开具有浓厚德黑兰背景的民兵政党团体“征服联盟”（Fatah Alliance），在议会选举中投票给无党派的独立候选人。在“四十日节”期间的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Karbala），人们在伊朗领事馆门口点燃轮胎，抗议这个属于同一教派的邻国干涉伊拉克内政。种种沸腾的情绪最终导致了“征服联盟”在2021年10月10日的大选中遭遇惨败，但新内阁至今仍未能成功组建。

类似的场景，绝不仅仅出现在伊拉克。离开巴格达前往贝鲁特（Beirut）之后，我亲眼目睹了黎巴嫩这个已经在银行业破产和电力危机之下挣扎了24个月的小国是如何艰难自救的：市民通过自筹资金和义务劳动的方式一间间地修复在2020年夏天的港口大爆炸中被破坏的民宅，同时继续要求政府追究事故责任人。2022年5月15日的黎巴嫩议会选举中，掌权四年的什叶派政党联盟失去了多数派地位。而在中东什叶派政治的“心脏地带”伊朗，始于胡齐斯坦省（Khuzestan）的抗议停水、停电的街头运动在2022年7月中旬再度兴起，并进一步蔓延至全国：这也是自2017年12月以来，伊朗第七次出现由于经济和社会问题导致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平均每8个月就有一次。

对谢赫贾布里、解放广场上的大学生以及贝鲁特街头的志愿者来说，疫情唤醒的是关于并不遥远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集体记忆。那场爆发于2010年底、始于街头和平抗议的跨国社会运动，在暴力元素和国际干涉的裹胁之下，最终转化为了漫长的“阿拉伯之冬”（Arab Winter）。在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超过十年的内战使得所有人筋疲力竭，因之催生的难民潮一度令全世界为之瞩目。而“伊斯兰国”（ISIS）这一恐怖主义“哈里发国”在北伊拉克、东北叙利亚等地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创伤，至今也未曾得到修复。但最重要的是，催生“阿拉伯之春”的那些直接动力——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频繁波动的物价与本币汇率、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到不同背景的外国势力的存在——始终没有真正消弭，反而由于疫情造成的高通胀和物资短缺，现出了回潮之势，继而在过去一年多间对科威特、伊拉克、黎巴嫩等国的选举产生了直接影响。革命已成往事；革命尚未完成。

但对另一些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国际环境的剧变也创造了额外的机会，从而在根本上重塑了固化近十年之久的中东外交格局。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持续超过70年的阿拉伯-以色列对抗图景的消失：作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最重要的外交遗产之一，从2020年9月到12月，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成果超过此前40年之和。而随着“比比”·内塔尼亚胡（Bibi Netanyahu）长达12年的总理生涯在2021年夏天宣告终结，特拉维夫与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的双边关系也迎来了显著改善。作为对比，上世纪90年代曾经吸引过全世界关注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进程已经停滞了整整15年，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彻底让位于伊朗的威胁这一现实考量。作为抽象共同体的“阿拉伯世界”近乎不复存在，现实主义最终成为了中东国家间政治的主旋律。

继以色列成功实现“突围”之后，2021年1月，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本·哈迈德·阿勒萨尼（Tamim bin Hamad Al Thani）在欧拉峰会上达成复交协议，结束了两国持续三年半的对峙状态，也开启了新一轮外交“大迂回”（The Great Detour）的序幕。10个月后，阿联酋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突访叙利亚，打破了后者自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的外交孤立；而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总统在2022年3月对阿联酋的回访，则为叙利亚在今年11月的阿尔及利亚峰会上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创造了条件。同样呈现出缓和之势的还有土耳其与多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继续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聚居区用兵——2021年3月，安卡拉当局恢复了和埃及中断8年的外交接触。同年8月，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2022年5月出任阿联酋总统）与埃尔多安举行会晤，促成了后者在2022年2月对阿联酋的回访，双方就投资、国防、农业等问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充满戏剧色彩的“大迂回”，甚至也波及到了遭受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孤立多年的伊朗。2021年12月，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Tahnoun bin Zayed Al Nahyan）在到访德黑兰之际，正式邀请伊朗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访问本国。今年6月19日，阿联酋外交大臣本·扎耶德再度和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Hossein Amir-Abdollahian）通电话，重申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愿望”，并透露自己有意在年内访问德黑兰。而土耳其、伊朗、沙特这三个地区大国，在继续推进其分布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国境内的漫长代理人战争的同时，同样不曾中断不定期的外交接触和经济互动。相较“阿拉伯之春”期间各国宣传机器终日针锋相对、口诛笔伐的状态，“敌”与“友”的界限已然变得模糊，盟友阵营的重组正在接踵出现。

作为对比，在7月15日的吉达（Jeddah）峰会上，沦为配角的反而是79岁的美国总统拜登：自1945年“情人节协议”以来一直和华盛顿保持着密切互动的沙特政府，异乎寻常地拒绝就原油增产问题做出承诺。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伦·杨（Karen E. Young）告诉笔者：“和2020年春天油价崩盘时的情况相比，这一回，沙特人是更强势的一方。利雅得要求华盛顿明确承认并接受自己的国内政策议程。”同样被拒绝的还有美方提出的以沙特和以色列为轴心、组建针对伊朗的“中东版北约”的倡议——在拜登政府依然致力于达成新的伊朗核协议的背景下，无论是沙特还是阿联酋都不愿主动充当美国的战略后手。相反，利雅得当局继续在OPEC+框架下和莫斯科保持着原油产能协调，同时还做好了迎接中国领导人的准备：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等待的是出价，而不是哪一方的命令。

中东版“北约”的浮现

2021年9月第一周，当我在五年中第七次乘车离开巴格达国际机场的航站楼时，身着沙漠迷彩服的士兵正在高速公路入口附近的一个角落里忙忙碌碌。2020年1月3日凌晨，当刚刚从大马士革飞抵巴格达的伊朗革命卫队少将苏莱曼尼与本地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的创始人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同乘一辆越野车，朝机场出口疾驰而去时，一架从卡塔尔起飞的美军MQ-9“收割者”型无人机向车队发射了4枚“地狱火”型空地导弹，两位大人物以及8名随员在爆炸中当场身亡。如今，在紧邻爆炸现场的路基旁，伊拉克士兵已经用玻璃板、宣传画和横幅隔出了一处“小小的露天纪念馆，陈列着那位伊朗将军的血衣碎片、座车零部件以及导弹的部分残骸，用红油漆涂写的反美标语颜色还很鲜亮。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苏莱曼尼的大幅照片。

作为伊朗革命卫队负责境外秘密行动的特种作战单位“圣城军”（Quds Force）的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身影在过去十几年间先后闪现于贝鲁特、大马士革、阿勒颇、巴格达等中东重要城市，几乎成为德黑兰影响力的直接化身。他的遇刺身亡，使得整个中东一度徘徊在战争边缘——作为报复，伊朗革命卫队空军向伊拉克境内的两处美国空军基地发射了15枚短程弹道导弹，位于巴格达封闭政府街区“绿区”（Green Zone）内的美国大使馆则遭到了什叶派民兵的炮击。在德黑兰机场上空，精神高度紧张的伊朗防空部队指挥官误将一架乌克兰民航客机当成入侵的美机击落；三个月后，美军机动设营舰“刘易斯·普勒号”又在波斯湾北部与一队伊朗导弹快艇擦肩而过。美伊两国政府官员、包括时任总统特朗普频繁隔空发出恫吓之声；看上去，任何不经意的擦枪走火举动都有可能引发高烈度局部冲突。

然而，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对峙并未再有升级；真正的戏剧性变化，则已经在风平浪静中发生了。2020年9月15日，在特朗普的注视下，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南草坪与阿联酋外交大臣本·扎耶德以及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蒂夫·本·拉希德·阿勒扎亚尼（Abdullatif bin Rashid Al Zayani）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以色列与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为表达和解之意，三国签署的声明以创世神话中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命名，称为《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协议规定，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承认彼此政权的合法性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连接特拉维夫与阿布扎比、麦纳麦的商业航班将即时开通，以色列和这两个阿拉伯国家的公民可以合法出入对方的领土并进行通邮、通商活动，各国在涉及高科技包括国防领域的投资、合作方面将展开广泛合作。几个月后，苏丹和摩洛哥这两个位于非洲、人口以阿拉伯裔为主体的国家也宣布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考虑到特朗普在其四年总统任期内对中东问题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且美国政府在2020年1月公布的“通往繁荣的和平”（Peace to Prosperity）倡议正是《亚伯拉罕协议》所依据的“路线图”，以色列成功实现外交“突围”，似乎并不令人意外。真正的吊诡之处在于，过去70多年里一直被视为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解前提的巴勒斯坦问题，在《亚伯拉罕协议》中被彻底边缘化了——阿联酋政府虽然表态“敦促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尽快返回谈判桌”，但既没有为这场谈判设置时间线，也没有明示本国在巴以和平问题上的底线。摩洛哥政府则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作为条件，换取了美国承认该国对有争议的西撒哈拉领土的要求。至此，传统的“阿以冲突”已经坍缩为“巴以矛盾”。

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建立在一个抽象的“阿拉伯世界”设定基础之上。它把曾在四大哈里发王朝统治范围内生活过，使用同一种语言、信奉同一种宗教的人群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并且认定这种纽带关系超乎现代国家主权之上。1948年之后，作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一员参与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为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裔原住民争取领土和主权独立的政治姿态，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各政权合法性的一部分。从1979年到2019年，只有埃及和约旦单独与以色列缔结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即使是这两份协议，同样用相当篇幅提及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处理。而美国克林顿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也尝试过以巴以问题作为切入点，建立后“冷战”时代的中东新秩序。

但类似的共识，在过去十余年间却一步步走向了坍塌。究其原因，以色列压倒性的物质力量优势，巴勒斯坦政治改革进程的停滞和内部分裂，国际关注与援助的流失，诸种要素形成合力，使得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军事占领和封锁状态逐渐变得永久化。在内塔尼亚胡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以色列人越来越确信：只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尚存，只要以色列依然具备利用暴力塑造现状的能力，巴勒斯坦人持何看法根本不重要。反过来，对那个虚妄的“阿拉伯世界”的心理依赖，以及对大国介入的期待，也使得巴勒斯坦当局追求的目标变得日益模糊和失焦——自1991年马德里和谈开始，巴以和平进程的一切具体方案和规则几乎都是由美国或者以色列制订的，巴勒斯坦政府除去宽泛地表示“两国可以相互承认”、“不接受以色列独占耶路撒冷”以外，很少提出真正明确的诉求。

华盛顿智库“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院”资深常驻学者侯赛因·伊比什（Hussein Ibish）曾经告诉我：“阿巴斯（Mahmoud Abbas）总统过分迷信2002年贝鲁特峰会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那份文件要求以色列从整个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黎巴嫩领土上撤军。但倡议是一份过于宽泛的文件，它不能约束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行动，更无法对以色列形成牵制。”

更有甚者，“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以及伊朗的影响力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的持续上升，使得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波斯湾沿岸诸国的统治者越发将自身政权的稳固性置于其他诉求之上。而特朗普和平方案（“通往繁荣的和平”倡议）的出炉，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卸脱对巴勒斯坦道德义务的机会：毕竟，尽管特朗普方案在耶路撒冷地位以及西岸定居点这两个核心问题上提出了近乎专横的要求，但名义上并未否认巴勒斯坦国的存在。阿联酋、摩洛哥等国的政客只需轻飘飘地抛出一句“敦促以巴双方根据新形势展开和谈”，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实现外交转向，各行其是。

这出悲剧的最高潮，是今年3月27日在内盖夫（Negev）沙漠举行的六国外长会议。来自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埃及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外长与美国国务卿以及以色列外长同席，商讨着“新形势”下应对伊朗威胁的对策。正是在20年前的同一天，阿拉伯国家联盟为声援巴勒斯坦人召开了贝鲁特峰会；而在20年后，巴勒斯坦已经彻底被遗忘了。政治学研究者、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高级分析师马尔万·比沙拉（Marwan Bishara，其兄阿兹米·比沙拉曾是以色列国会中屈指可数的几位阿拉伯裔议员之一）在他的专栏文章中辛辣地讽刺道：“当那些阿拉伯官员出现在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的故居，品尝着来自叙利亚戈兰高地的牛肉时，并没有出现胃疼或者心绞痛的症状。”

内盖夫会议之后的几天里，记者拍摄到了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出现在红海之滨的埃及城市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aykh），与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以及时任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相谈甚欢的景象。至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广泛情报、军事合作，历史更是可以追溯到2015年萨勒曼国王登基之初。在现实主义逻辑的驱动下，一个以沙特、阿联酋、埃及和以色列为轴心，针对伊朗-俄罗斯同盟的中东版“北约”隐隐有呼之欲出之势；7月15日吉达峰会前后，类似的渲染和鼓噪几乎达到了顶峰。

拜登最终选择了和2017年时的特朗普类似的路线开始他的中东之行。他首先飞往以色列会晤以、巴两国领导人，并和贝内特的继任者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共同签署了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耶路撒冷宣言》，接着转往沙特。出人意料的是，完成多轴心合流的计划并未能在吉达敲定：阿联酋总统高级外交顾问、前外交国务大臣安瓦尔·加尔加什（Anwar Gargash）公开宣称，“我们（与伊朗）的对话正在进行中，我们正在向德黑兰派出大使”。而沙特方面除去同意对以色列民航客机开放领空外，在更重要的双边军事合作以及原油增产问题上始终未置一词。

在2022年的今天，发生变化的不仅是阿拉伯世界，还有美国自己。

离开美国的日子

“9·11”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2021年9月11日，我在巴格达阿米拉特街一角的“星巴克”咖啡店二楼遇上了一对年轻恋人。尽管美国西雅图的星巴克集团（Starbucks Corporation）总部已经多次发出声明，指责伊拉克的这家门店没有获得品牌授权，但这并不妨碍爱赶时髦的本地青年在醒目的绿色招牌下进进出出，高举自拍杆留下几张用美颜滤镜修饰过的照片——毕竟，从店铺Logo、出售的饮料到每杯咖啡的价格，巴格达的星巴克与它在西雅图的“母体”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全球化最终以消费主义为载体，抵达了曾经孕育过人类古典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

我们的交谈就在绿色人鱼招牌的注视下开始：“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它对伊拉克人意味着什么？”

2001年阿拉伯裔恐怖分子袭击纽约的“9·11”事件，促使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了出兵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更激发出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关于从政治上重构大中东地区秩序的冲动，继而将和恐袭事件无关的伊拉克复兴党（Ba’ath Party）政权纳入了打击对象。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结束了军事强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长期统治，却未能建立起新的、一致的政治共识和稳定的上层架构。之后的十多年间，伊拉克反复陷入宗派斗争以及旷日持久的政治、经济僵局，其间更夹杂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肆虐，几无宁日。

因此，当我听到面前这个24岁的小伙子给出的回答时，着实愣了一下——“回过头去看2001年以来发生在伊拉克的一切，真正被‘9·11’事件改变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拉克”，年轻人啜着吸管告诉我，“他们至今还在被这个问题困扰着，而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拉克已经是过去时了。今天的伊拉克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渐渐明白，它们不可能靠美国或者伊朗的力量来解决。伊拉克人希望制订出自己的方案，而不是接受任何外国扶植的代理人。”

“对我们的父辈来说，最难以忍受的岁月不是在2003年，而是上世纪90年代的制裁时期”，年轻小伙的女朋友接过了话茬，“今天我们经历的一切和那时很相似：失业潮，医疗系统崩坏，周期性的财政危机。但和父辈们不同的是，我们可以公开指出这些事实了。也许我们还不能马上找到改变的方法，但至少我们已经决心不再逆来顺受”。

的确，和依然在被“9·11”事件的后续影响所困扰的美国相比，大多数伊拉克人已经翻过了历史的某些篇章。即使和2016年我第一次造访巴格达时相比，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军占领时代的特殊“景观”混凝土防爆墙正在被成批移走，卡拉达区（Karada）的便利店开始出售啤酒和威士忌，妇女驾车出行的情景也变得越来越常见。在拉萨法区的天堂广场，曾经矗立着萨达姆12米高铜像的大理石平台如今被一座音乐喷泉所取代。在观众超过2000万人的讽刺新闻节目“阿尔巴希尔秀”（Albasheer Show）中，政府高官、亿万富翁甚至宗教人物都可以成为揶揄的对象。

“我们正在见证半个多世纪以来中东最奇特的一段政治真空期”，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中东中心高级非常驻研究员、前英国工党政府应对极端主义事务顾问赫勒（H. A. Hellyer）告诉我，“由于美国势力的退潮，本地区的领导人现在更倾向于基于现实考虑来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尽管华盛顿留下的真空还没有被彻底填补”。

伊朗曾经对“接收”这种权势真空满怀信心，尤其是在伊拉克、叙利亚等拥有大批什叶派信众的周边国家。以苏莱曼尼及其麾下的“圣城军”为具像，德黑兰的影响力时时闪现于内战中的叙利亚和也门，并在政治长期动荡的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建立起了稳固的代理人制度。在也门，伊朗及其盟友胡塞运动（Houthi Movement）将沙特和阿联酋拖入了一场成本高昂的长期战争，并一度导致海湾合作委员会发生分裂（2017年卡塔尔外交危机），一个横跨阿拉伯半岛的“什叶派新月”俨然已经成型。但这一计划始终受到两项因素的制约：伊朗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以及德黑兰与其主要盟友莫斯科之间的目标分歧。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奥巴马时代签订的核协议（JCPOA）之后，刚刚开始酝酿重回国际市场的伊朗经济再度遭遇重创。仅在2018到2020年，美国和欧盟恢复制裁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就超过1万亿美元（伊朗外交部数据），另外德黑兰每天还将因原油出口受限损失额外的2.5亿美元。疫情期间，伊朗医疗系统的崩溃造成接近750万人确诊感染，至少14万人病殁（伊朗官方数据），充分暴露了攻势姿态背后的虚弱。而花剌子模大学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未来四年伊朗还面临着4000亿美元的外资缺口。

7月19日德黑兰峰会上的尴尬场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伊朗、俄罗斯、土耳其这三个被美国孤立的国家公开“抱团取暖”，显然是为了向刚刚结束沙特之行的拜登示威，但他们取得的实际成果并不比失败的吉达峰会更大。巴勒斯坦裔政治分析师、开罗智库“埃及研究院”研究员赛义德·埃尔哈吉（Said Elhaj）指出：“通过这次峰会，普京向西方传递了一个信息：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孤立没有成功。莫斯科依然能在华盛顿的对手和盟友之间找到自己的外交活动空间。”但也仅此而已。德黑兰未能劝阻土耳其继续对东北叙利亚和北伊拉克用兵，也未能说服莫斯科转移其在乌克兰的核心注意力，在中东地区承担更多战略义务；三国仅仅是保证了彼此间不会出现冲突而已。这正是伊朗面临的外交困境的缩影：它的盟友在资源上无法与其互补，也无意分担德黑兰目前的战略重荷。

不过，现状的复杂性就在于，伊朗的战略弱点，未必能顺势转化为美国的机会。自2008年起，离开中东、将重心和资源转向“印太洋”已经成为华盛顿的总体战略方针。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实质上延续了近似单边主义的行事风格，从而大大动摇了中东传统盟国对其的信心。2015年奥巴马政府力排众议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就招来过沙特方面的激烈批评，认为有绥靖德黑兰之嫌。2019年5月沙特横贯半岛输油管线遭受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后，特朗普政府同样以“不直接涉及美国”为由，拒绝对伊朗实施军事报复。对胡塞武装一再向沙特石油设施、阿联酋核电站甚至圣城麦加（Makkah）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攻击的行为，美方也处之泰然。2020年阿富汗政权的易主，更是使波斯湾沿岸诸国彻底怀疑起了华盛顿践行战略承诺的决心：若美国意兴阑珊，海合会国家又何必冲锋在前？

关于这一点，阿联酋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布扎比智库“酋长国政策中心”创始人伊卜提萨姆·凯特比（Ebtesam Al-Ketbi）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认为让中东盟友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是理所应当的。问题在于，和‘冷战’时期相比，今天的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变得远为模糊和不公开，拜登政府与特朗普的地区政策目标也不一致。沙特人现在决心优先捍卫自己的议程。”吉达峰会期间，本·萨勒曼王储公开提及了5月11日在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士兵枪杀的美籍巴勒斯坦裔女记者希琳·阿布·阿格莱（Shireen Abu Akleh），作为对拜登重提2018年的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命案的回击——既然拜登在2020年选战期间宣称要让沙特统治者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贱民”（Pariah），利雅得自然也会在油价扶摇直上时做出报复。沙特并未由于美方的倡议就公开和以色列结成同盟，正如阿联酋在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同样致力于与德黑兰外交“破冰”：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再是终极动力。

诚如以色列前外长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在今年4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言：“中东正在学习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生活，即使美国还将继续影响地区安全局势。”不过，他也坦言：“尽管这种双边关系重组对中东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却缺乏确保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包容性多边结构所具备的变革潜力。”而这也正是隐患所在。

大人物们的“变脸”

在巴格达东南角的什叶派贫民社区萨德尔城（Sadr City），汽车修理店老板阿萨迪爬上梯子，仔细检查了屋顶上用来固定议会选举海报的铸铁支架。在我拜访这里的两个多星期中，类似的动作他每天都要重复一遍，直到2021年10月10日投票日当天。海报中央是47岁的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那张不怒自威的面孔——尽管从未当选为国会议员、或者出任政府职务，但从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结束时开始，萨德尔就是伊拉克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在巴格达最大的什叶派聚居区，这位教长的姓氏尤其具有特殊号召力：“萨德尔城”这个名称，正是以他的父亲、在1999年被萨达姆政权处决的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Muhammad Muhammad-Sadiq al-Sadr）命名的。在2018年伊拉克大选中，阿萨迪把票投给了伊朗背景的“征服联盟”，但到了2021年，他选择支持萨德尔：“就算他需要我跳进底格里斯河里，或者去绿区站上三天，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的。”

萨德尔城的居民们大部分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他们的祖辈来自上世纪50年代从伊拉克南部农村迁居到首都的失地农民，刚刚推翻哈希姆王朝（Hashemites）统治的军人政权为这些赤贫的什叶派移民建造了整齐划一的欧洲式城市公寓，并不无自豪地将这个新社区命名为“革命城”（Al-Thawra）。但短短数年之后，双方的蜜月就结束了：萨德尔城的居民支持伊拉克共产党反对新执政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抗争活动，因此遭到了惩罚性对待。整整50多年里，伊拉克政府拒绝为萨德尔城增加任何新的供电、供水设施，这里的道路也永远都是崎岖不平、尘土飞扬的。随着社区居民数量从最初的50多万一步步膨胀到了100万、200万乃至如今的接近300万，人们开始自己动手搭建造型奇怪的棚屋和歪歪斜斜的阁楼。萨德尔城成为了中东的九龙寨城，神秘而混乱，极富超现实气息。

在逊尼派居民占据人口多数的巴格达，萨德尔城犹如一块不合时宜的飞地。南部农村强烈的家族归属感和互助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延续，使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充当着伊拉克什叶派激进运动的摇篮。这种抵抗并没有因为萨达姆独裁统治的结束而告终：当美军在2003年进入巴格达之后，他们在萨德尔城遭遇了最激烈的抵抗和巷战。居民们并不是为维护复兴党政权而战，而是将入侵者视为仇人和撒旦。直到2008年5月，美军和伊拉克政府军才在坦克、武装直升机以及装甲运兵车的配合下完全控制了萨德尔城；当时在那里展开游击战、爆炸袭击以及小股伏击的许多什叶派武装人员，6年后又成为官方承认的打击Daesh的民兵力量的中坚，并继续活跃至今。

领导这一切的正是穆克塔达·萨德尔。他的家族拥有伊朗血统，以世世代代充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而闻名。从1979年伊朗革命到上世纪90年代伊拉克什叶派民众反抗萨达姆政权的起义，萨德尔家族从未缺席。父亲和几位叔叔先后被复兴党当局处决的历史，使得穆克塔达·萨德尔在不到30岁时就拥有了全国性影响力，而美国占领当局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参与过对萨达姆的审讯的前中央情报局（CIA）高级分析师约翰·尼克松（John Nixon）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当他提醒自己的上级关注这位年轻教长的角色时，对方却告知他萨德尔不过是个“无聊闲汉”。

如果说武力抵抗美军占领的行动奠定了萨德尔在伊拉克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声望，那么他在2014年之后的戏剧性转变无疑更令人印象深刻。在此之前，与德黑兰过从甚密的萨德尔被欧美观察家视为伊朗代理人，他所提出的主要政见，例如要求美军无条件撤出伊拉克、以色列放弃对耶路撒冷的要求等，也和伊朗政府极为接近。但到了2015年，蛰伏近一年之久的萨德尔意外宣布和伊拉克共产党（ICP）结盟，意图推进“使伊拉克更加安全、廉洁”的政治活动，完成了由宗教领袖到本土民族主义者的转型。从2016年开始，萨德尔成为伊拉克执政当局的主要批评者，并且同时对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提出质疑。在伊拉克全国被抗议政府无能、贪腐的街头运动浪潮席卷的背景下，萨德尔在2021年放弃了拒绝参加政治选举的承诺，宣布自己领导的政党联盟将以组建新内阁为目标。

“我不信任那些利用萨德尔教长的名义参选的腐败政客，但依然信任穆克塔达·萨德尔本人”，阿萨迪告诉我。以萨德尔为领袖的“改革联盟”（Alliance Towards Reforms）最终拿下了议会329个席位中的73席，蝉联第一大党团。开票结果公布之后，萨德尔在巴格达发表了一场电视讲话，宣布“这一天将成为伊拉克人反对外国占领、民兵横行、贫困以及奴役的胜利之日”。但截止到2022年8月，新内阁依旧未能组成：“征服联盟”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他们发动民众冲进“绿区”，和安全部队爆发了激烈冲突。看守内阁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Mustafa Al-Kadhimi）的官邸遭到了背景不明的无人机炸弹袭击，座车被炸毁。萨德尔本人则拒绝与另一位前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组建联合政府。在议会陷入僵局后，“改革联盟”旗下的73位议员宣布辞职，而他们的追随者立即对“绿区”和议会大楼展开了新一轮包围，将这场政治危机推向了新高潮。8月3日，萨德尔已经呼吁立即进行新的大选，重新来过。到了8月29日，他更是出人意料地宣布自己将离开政坛、并解散其政治联盟，巴格达随后进入了全面宵禁状态。

萨德尔令人惊讶的“变脸”，在中东各国中并非个例。2021年7月25日，突尼斯总统、63岁的法学家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突然援引宪法第80条授予他的紧急权（Emergency Power），解散内阁并违规暂停了议会的运行。今年2月，赛义德又改组了最高司法委员会，并在7月25日的修宪公投中获得国民授权（官方公布的投票率只有30.5%），将传统的总统—议会二元制变为超级总统制。至此，突尼斯这个在“阿拉伯之春”中一度被视为非暴力转型的正面范例，并因此被授予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为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的北非国家，在经历了不间断的经济萧条、宗派斗争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冲击之后，最终由它的民选总统做出了重回威权道路的决定，并且得到相当一部分国民的支持。这也验证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洞见：在一个政治参与程度奇高、但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全民共识（由低城市化率所导致）的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中，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的出现是大概率事件。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还为最高权力的觊觎者主动实施“洗牌”创造了额外的机会；只是他们慷慨承诺的条件，注定永无可能兑现。

黎巴嫩裔政治分析师、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东与北非研究团队负责人艾哈姆·卡梅尔（Ayham Kamel）告诉我：“‘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各国领导人留下的最重要的教益是，政权稳固性的意义胜过其他一切。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采取提前镇压措施。”不过，和“阿拉伯之春”时代最大的区别是，今天的抗争者与镇压者都竭力避免被打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在突尼斯，赛义德政府已经要求本地非政府组织（NGO）不得接受来自境外的捐款。在卡尔巴拉，伊拉克抗议者面朝伊朗领事馆拉开一道条幅，上面写着：“伊拉克人不向任何外国效忠。”美国影响力的暂时消退，与中国等新角色的入局，造就了一个异常混沌的局面。只是，无论是阿联酋在海合会与伊朗之间的周旋，还是土耳其、埃及等国表现出的“去美国化”，都流露着一种过于刻意的“独立自主”色彩。这当中又有多少是表演呢？

从“大同盟”到复合型关系

2018年春天的沙特阿拉伯之行期间，这个沙漠王国的内在反差和机会主义色彩令我印象极为深刻。汗流浃背的外籍劳工与无所事事的本地年轻人一样常见，利雅得马斯马克要塞（Masmak Fort）前方的棕榈树广场偶尔还会上演公开斩首的刑罚。在距离麦加禁寺（Al-Haram Mosque）不到500米的凯悦（Hyatt）酒店二层，漫威（Marvel）超级英雄电影《黑豹》的巨幅海报占据了一整面墙，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正在“星巴克”门店购买芝士蛋糕。但有一块隔板拦在了我和她们之间：直至今日，沙特的许多公共场所依然拒绝除夫妻和家人以外的陌生异性一同出现。但与此同时，在波斯湾西岸的能源重镇达曼（Dammam）港，每个周末你都能看到呼朋引伴前往巴林寻欢的沙特车队。

这种由来已久的复杂性，也反映在了利雅得的外交政策中。2017年3月中旬，就在特朗普到访中东之前两个月，81岁的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国王带着他那著名的镀金自动舷梯遍访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文莱五国，与政府高层以及商界人士展开广泛接触。无论是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向软银愿景基金（SoftBank Vision Fund）注资450亿美元的计划，还是沙特方面与中国签署的14项、总金额650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和意向书，都没有影响到两个月后利雅得与美国达成为期十年、总额超过1100亿美元的超级军火订单。沙特陆军还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购买了“彩虹4号”军用无人机的生产许可，并将成品运用于也门战场。一方是中国军售客户（沙特、阿联酋），另一方也和中国有着长期的军事技术合作（伊朗及其代理人），不禁使人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军火畅销于两伊，从而间接延长了战争时长的往事。彼时，伊拉克也是美国的公开盟友。

以美国为协调者的“大同盟”，与中东各国竞相升级和中国的双边合作可以并行不悖，这是21世纪初中东政治的突出特点。而北美页岩油产业作为一种经济-政治要素的兴起（因此与中东产油国形成市场竞争），以及失败的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造成的一系列纷乱，在促使“大同盟”解体的同时，更进一步催化了完全实用主义的、多变的非排他性双边关系的盛行。无论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还是伊朗、土耳其，都在试图构建敌我界限更加模糊的地理政治框架；而区域外大国的显著弱点——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的牵制，中国在中东缺乏军事存在和清晰目标的现实——又进一步增加了本地区国家坐地起价的筹码。局部战争（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出人意料的外交“大迂回”可以同时存在，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乌克兰问题上，在中东同样造成了一幅令人困惑的图景。

拜登政府显然并不乐见类似的变化。7月16日，美国总统在吉达告诉海湾各国领导人：“我们不会离开，把真空留给中国、俄罗斯或者伊朗来填补。我们将寻求在目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积极、有原则的美国领导地位。”在7月12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还概述了通过外交途径避免目前的地区冲突升级（包括缔结新的伊朗核协议）、并回归到传统的“大同盟”模式的中东政策新路线。但要将这一路线付诸实施并不容易：新的伊朗核谈判意味着至少在目前阶段，军事威慑的范围和力度都会受到约束，这对海湾各国的安全焦虑无疑是坏消息。而西太平洋局势和乌克兰战争对美方注意力的牵制，实际上使得中东各国的怀疑变成了一种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美国希望昔日的盟友们可以在能源市场和外交领域孤立俄罗斯，却无法给出有吸引力的报偿。这反过来导致波斯湾各国越发怀疑中东之于美国的重要性远不及乌克兰，进而诉诸自助策略。

以色列则是另一个特殊的问题。尽管“比比”·内塔尼亚胡已经离开总理之位超过一年，但特拉维夫对美国中东战略的绑架、甚至僭夺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正是在“比比”的漫长任期内，以色列寻求排他性的绝对安全的诉求获得了美国的认可——不再有和平进程的约束，不再有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路线图”，甚至连象征性的批评或谴责也消失了。反恐战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的僵局，以及海湾各国政权在“阿拉伯之春”中暴露出的虚弱，使得美国日益仰仗、乃至依赖以色列的军事硬实力作为遏制伊朗的支柱。白宫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强调特拉维夫在巴以摩擦中的“合法自卫权”，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在大多数时候是主动攻击者；特朗普政府更是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承认耶路撒冷地位、接受吞并西岸定居点和促成《亚伯拉罕协议》的“三步走”。这种战略惯性一路延续到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拜登曾经多次就卡舒吉案件公开批评沙特政府，并在2021年初以“阻止也门局势继续恶化”为由暂停对沙特和阿联酋的军火出口达10个月之久，但他从未在加沙问题、吞并西岸乃至阿格莱之死上对以色列的举动发表过任何异议。马尔万·比沙拉讽刺说：“拜登和以色列的关系有一些非常离谱的地方，近似施虐与受虐：以色列施虐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在吉达峰会前几天的以色列之行中，拜登再度遭到了冷遇：以色列政府明确拒绝了美国国务院重开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在特朗普时代已被降格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巴勒斯坦事务处）的要求，也否决了在西岸为希琳·阿布·阿格莱举行正式葬礼的可能。更早时候，贝内特在与普京通过电话以后，宣布以色列将在俄乌战争中采取中立立场。而美方的回应，却是继续忍气吞声地为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拒绝伊朗拥核）站台，并且不着边际地大谈“使以色列全面融入该地区，并努力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的可能性。这样怪异的“倒挂”现象，当然会给海湾各国政府以启发——即使沙特与以色列正式结盟，得到更多好处的也会是后者，因为特拉维夫无须为波斯湾安全承担义务。反过来，在全球能源安全急剧升温的背景下，即使沙特表现出不完全合作的态度，美方也没有决心马上与之翻脸。

于是，最终出现的是一幅流动、矛盾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复合型地理政治图景。以色列的邻国、盟友甚至敌人现在都开始效仿特拉维夫的做法，更加直白地宣示自己的利益所在。它们渴望继续获得美国出售的军火，同时也不拒绝来自中国的无人机、安保系统、基建出口以及被俄乌战争持续抬高的油价。但倘若认为这种新局面提供了某种“战略机遇期”，则可能陷入巨大的风险——和“大同盟”相比，复合型关系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几乎完全以双边框架为基础，因之远为脆弱。而伊拉克和突尼斯的范例已然显示，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形势及其对外部政策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中东政治的关键变量。复合型关系催生出了一种暂时的缓和，问题在于，缓和最终又被用到了哪里？

烈火尚未熄

在穆斯坦西里亚大学（Al-Mustansiriya_University）位于巴格达法拉塞蒂街的古老校园附近，法京·穆赫辛（Fatin M. Muhsin）双臂交叉的海报正和一位前部长级官员的巨幅照片并排悬挂在一起。这位一头棕色卷发的历史系女教授坦言，自己是被学生们推着走上竞选议员之路的——“我的邻居和学生们最初打算放弃投票。他们表示，‘政客们许下的承诺从来都没有兑现过。除非参选的是像你这样我们足够信任的人，否则我们连投票卡都不会去领’”，穆赫辛告诉我，“于是我不得不去想，自己可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才能使人民不至于对现实彻底绝望。我决定参选”。

女学者没有登记自己的党派归属，但她自称为“抵抗派”，反对一切形式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宗派主义。类似的独立候选人在伊拉克全国的83个选区中超过了300位，目标是在329个议席中拿下至少1/10的席位。他们最终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共有43位独立候选人成功赢得了议席，其中不包括穆赫辛。但在整个伊拉克2211.63万名登记在册的选民中，只有907.78万人行使了他们的选举权，投票率勉强达到41.05%，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独立候选人也没能阻止政治危机继续发酵，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快就得在一年之内第二次投入选战。

也有一些人选择了采取其他方式进行他们的抗争。在贝鲁特市中心的烈士广场（Martyrs’ Square），41岁的古建筑保护专家玛雅·易卜拉欣查（Maya Chams Ibrahimchah）撩起耳根后的头发，对我展示一道长长的伤疤：“2019年10月18日，黎巴嫩革命开始的第二天，我就站在烈士广场的那座雕塑前。混乱的推搡和劈头打来的警棍让我缝了六针，但几天之后我就回去了。”过去十多年里，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在街头示威中受伤了：“有时是为了揭露腐败，更多时候则是为了保护我出生的这座城市。”如今，她正在领导一个名为“祝福之家”（Beit el Baraka）的NGO。

对自幼生活在东贝鲁特基督徒区的玛雅来说，烈士广场一带的景致曾经是截然不同的。“穆罕默德·阿明清真寺（Mohammad Al-Amin Mosque）的地基上过去是里沃利（Rivoli）影剧院，一代贝鲁特人的集体回忆”，她指着那些过于崭新的高楼大厦对我比划道，“1995年之前，东面没有这个停车场，那里是贝鲁特公交总站和全城最大的露天市场。读幼儿园时，我的第一双皮鞋就是奶奶带着在那里买的”。即使是1975~1990年血腥的十五年内战也没有彻底摧毁这里，但它们却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短短的几个月中消失了——主导改造工程的是1994年成立的上市企业Solidere，即“贝鲁特中心区开发与重建公司”的法语首字母缩写。在黎巴嫩政府许可下，Solidere长期以极低的利息从本地银行获取贷款，在那些昔日的民宅、市场和公园的地基上建起高档写字楼、酒店或停车场，再以高价售出。尽管这家公司拥有3.6万名股东，但所有贝鲁特人都清楚它的真正掌控者：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

这正是玛雅·易卜拉欣查长期以来反对的一切。她激动地告诉我：“40岁之前，我一直在眼睁睁看着这座熟悉的城市从我面前消失：最初是由于战争，随后是粗暴、不受管制的开发。贝鲁特不仅属于富人，我们也不希望全城唯一的机场和最好的医院用一名劣迹斑斑的政客来命名。”从反对低价征地到阻止历史建筑被毁，过去几年她活跃在贝鲁特城市开发的许多重要场合。而2019年秋天的银行业崩溃和2020年夏天突如其来的大爆炸，意外地给予了她实践自己长期理想的机会：“在如此可怕的时刻，惯于插手一切的政府却突然消失了。我们决心自己动手夺回城市。”

“祝福之家”的起点是一座为贝鲁特大爆炸受灾家庭和低收入群体免费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小超市。玛雅向我展示了货架以及仓库中的物资：“有大米、食用油、婴儿配方奶粉和饮用水。我们还是全城唯一一个免费提供肉制品的非政府组织。”与大爆炸同期发生的银行业危机以及失业潮使得这场救助行动远远超出了一般公益活动的内涵，而升格为类似公民互助的有组织联合。由黎巴嫩最大私营公关公司MWPR的创始人玛丽安娜·韦贝（Mariana Wehbe）发起的“门与窗”（Beb w’Shebbek）联络了200多位具有室内装潢、建筑工程以及建材采购经验的志愿者，承诺免费为全市范围内受损的私人住宅更换新门窗。由两位餐厅经营者创办的“人人厨房”（Matbakh El Kell）每天会向街头的露宿者以及事故搜救人员派发2500份快餐。大学建筑系和土木工程系的在校生们涌向了“给予之乐”（Offrejoie）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将被分配到全世界最独一无二的实习机会：从第一张图纸开始规划和指导一整个被毁社区的重建。所有资金都是以最原始的“手提箱经济”（Suitcase Economy）的方式从个人手中筹集的，并详尽地记录在案。

但这还不是玛雅期待实现的整个事业。“准确地说，我们是在发起一场战斗，一场与不负责任的政府争夺公共空间的战斗”，“祝福之家”首席运营官（COO）、前农产品销售经理埃利亚斯·哈利勒（Elias Khalil）告诉我。和“给予之乐”一样，“祝福之家”也参与到了办公室附近的受灾社区耶稣会花园（Jesuits Park）的重建活动中，全部12幢住宅楼都被免费更换了新的门窗和外墙保温层。哈利勒还计划继续筹款帮助居民们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他激动地表示：“我们希望耶稣会花园的居民能拥有任何正常城市的市民享有的那些条件：可靠的水电供应，足够的公共空间，充分的工作机会。既然黎巴嫩政府无所作为，那么我们就自己动手去完成，并且要证明我们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玛丽安娜·韦贝同样认为，自己正在从事的志愿活动就是“真正的政治”。在视频通话中，她告诉我：“如果我们已经开始自主管理这座城市、甚至这个国家，那么我们就是在搞政治。”在全力以赴的13个月里，“门与窗”项目总共帮助贝鲁特的900多户受灾家庭完成了门窗更换和内饰翻修。但她也意识到自己能做的很有限：“我的初衷是在国家陷入危机之时，使人们可以重新振作。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追究爆炸事故的责任人，需要改变那个崩坏的政治体制。这已经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范围。”2021年冬天到来之前，玛丽安娜最终决定搬家到迪拜。她略带歉意地告诉我：“当人们挣扎在生存压力下、每天只能考虑衣食住行时，他们很难想清楚更重要的事。但这就是现状。”

而关于“现状”的描述，同样适用于走向新“冷战”时代的中东政治家们。倘若复合型关系创造的缓和空间仅仅是被用来继续强化社会控制，或者像拉菲克·哈里里家族当年的做法一样，把动荡之后的缓和视为聚敛财富的机会，那么暴力抗争和新的革命迟早还会重现。实际上，在今天的黎巴嫩和伊拉克，未完成的革命正在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而“比比”·内塔尼亚胡毕竟已经离开，埃尔多安、塞西乃至萨勒曼父子也会迎来自己的退场时刻。

在贝鲁特，我见到了“门与窗”留守的公关主任、室内装潢设计师努尔·法哈特（Noor Farhat）。这位前黎巴嫩17岁以下女子重剑冠军得主依然在用业余时间监督着两个社区篮球场的工程进度。当我们谈到这个已经财政破产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时，女孩的眼神突然变得坚毅：“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武装起来，把那些腐败的事物一扫而光。”

即使已经目睹过如此之多的失望，即使在我现场报道中东新闻的7年里，始料未及的噩耗和戏剧性的转变一直在不间断地传来，我依然忘不了这个瞬间。一切远远不是终结：变化才刚刚开始。

（感谢马尔万·比沙拉、唐娜·阿布-纳斯尔和黎巴嫩多个NGO组织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