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反恐時代、「大迂迴」與未完成的革命：走向新「冷戰」的中東世界

【編者按】一個多月前，美國總統拜登出席了在沙特海濱城市吉達舉行的海灣合作委員會「安全與發展」峰會。7月1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在德黑蘭的俄土伊三國首腦峰會上現身。「阿拉伯之春」爆發12年後，中東地區隱隱又將成爲全球新「冷戰」的重要戰略前線。

過去三年間，中東各國馬不停蹄地經歷了盟友陣營的全面重組、疫情的衝擊、全球油價從「熊市」到「牛市」的戲劇性轉折以及大國對抗的再起；漫長的「阿拉伯之冬」造就的戰略僵局，已經被徹底打破。然而，貧富分化和治理失能催生出的社會矛盾並未因此消弭，反而在蔓延至全球的通脹壓力下，繼續醞釀着下一次革命和突變。

本文作者爲中東事務觀察者、全球衝突報道記者，2015-2021年曾20餘次前往中東國家做現場探訪和報道。

「過去的大半年裏，我在這裏已經見過了伊拉克總理、法國總統和梵蒂岡教宗。可是我們的社區仍然每天停電十小時以上，自來水供應經常中斷，被Daesh（當地人對國際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蔑稱）炸燬的底格里斯河大橋的殘骸還一截截地堆在河床上。先生，您從巴格達來，您能不能替摩蘇爾人打聽一下：什麼時候才會有人對此負責？」

與謝赫穆罕默德·阿勒-賈布里（Sheikh Mahmoud al-Jabouri）偶遇是在2021年9月下旬的一個午後。在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世紀的北伊拉克古城摩蘇爾（Mosul），彈孔、混凝土碎塊以及爆炸物警示標誌在老城中心依然隨處可見。超過攝氏48度的日光下，這位尼尼微省部落委員會領袖的短髭由於憤怒而顫抖不已：「我們的政府依靠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伊朗革命衛隊少將）從Daesh手中奪回這座城市，又讓阿聯酋人出錢修復神聖的努里大清真寺（Al-Nuri Mosque）」——謝赫的右手指向小巷對面建築工人正在進進出出的巨大工地——「看看那些白石頭和醜陋的方飄窗吧，我們的清真寺原本應當是藍灰色的。他們還想在禮拜堂頂上蓋一間貴賓室，呸！」

即使是最不熟悉這座底格里斯河畔城市的外國人，對始建於12世紀末的努里大清真寺也會略知一二。正是在這裏，2014年7月4日，Daesh臭名昭著的前領導人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宣布了他的恐怖主義「哈里發國」的誕生。2017年6月，恐怖分子在敗退前將大清真寺及其著名的「駝子」宣禮塔炸燬殆盡，受困於長期預算赤字的伊拉克政府卻沒有足夠的經費來重建它。「是的，阿聯酋政府爲我們的『駝子』捐贈了5000萬美元，但那算哪門子『修復』」，謝赫的憤怒之情溢於言表，「他們僱傭的埃及佬完全是按照波斯灣地區的樣式設計了一座新建築：龐大，呆板，醜陋。而我們的總理居然聽之任之」。衆所周知，摩蘇爾曾經長期以它在中東建築設計界的地位爲傲：這裏是「伊拉克現代建築之父」里法特·沙迪吉爾（Rifat Chadirji）以及傳奇人物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故鄉。

和2019年春天上一次造訪伊拉克時相比，歷時超過三年的疫情非但不曾造成民衆政治參與意識的衰減，反而因爲物價上漲、失業率高企以及類似努里清真寺這樣的歷史遺留問題，激發出了更加憤怒的呼聲。在一個多月的伊拉克之行期間，我看到巴格達大學生聚集在市中心的解放廣場，呼籲市民踢開具有濃厚德黑蘭背景的民兵政黨團體「征服聯盟」（Fatah Alliance），在議會選舉中投票給無黨派的獨立候選人。在「四十日節」期間的什葉派聖城卡爾巴拉（Karbala），人們在伊朗領事館門口點燃輪胎，抗議這個屬於同一教派的鄰國干涉伊拉克內政。種種沸騰的情緒最終導致了「征服聯盟」在2021年10月10日的大選中遭遇慘敗，但新內閣至今仍未能成功組建。

類似的場景，絕不僅僅出現在伊拉克。離開巴格達前往貝魯特（Beirut）之後，我親眼目睹了黎巴嫩這個已經在銀行業破產和電力危機之下掙扎了24個月的小國是如何艱難自救的：市民通過自籌資金和義務勞動的方式一間間地修復在2020年夏天的港口大爆炸中被破壞的民宅，同時繼續要求政府追究事故責任人。2022年5月15日的黎巴嫩議會選舉中，掌權四年的什葉派政黨聯盟失去了多數派地位。而在中東什葉派政治的「心臟地帶」伊朗，始於胡齊斯坦省（Khuzestan）的抗議停水、停電的街頭運動在2022年7月中旬再度興起，並進一步蔓延至全國：這也是自2017年12月以來，伊朗第七次出現由於經濟和社會問題導致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平均每8個月就有一次。

對謝赫賈布里、解放廣場上的大學生以及貝魯特街頭的志願者來說，疫情喚醒的是關於並不遙遠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集體記憶。那場爆發於2010年底、始於街頭和平抗議的跨國社會運動，在暴力元素和國際干涉的裹脅之下，最終轉化爲了漫長的「阿拉伯之冬」（Arab Winter）。在敘利亞、也門和利比亞，超過十年的內戰使得所有人筋疲力竭，因之催生的難民潮一度令全世界爲之矚目。而「伊斯蘭國」（ISIS）這一恐怖主義「哈里發國」在北伊拉克、東北敘利亞等地造成的經濟破壞和社會創傷，至今也未曾得到修復。但最重要的是，催生「阿拉伯之春」的那些直接動力——從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頻繁波動的物價與本幣匯率、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到不同背景的外國勢力的存在——始終沒有真正消弭，反而由於疫情造成的高通脹和物資短缺，現出了回潮之勢，繼而在過去一年多間對科威特、伊拉克、黎巴嫩等國的選舉產生了直接影響。革命已成往事；革命尚未完成。

但對另一些國家的統治者來說，國際環境的劇變也創造了額外的機會，從而在根本上重塑了固化近十年之久的中東外交格局。最典型的例證莫過於持續超過70年的阿拉伯-以色列對抗圖景的消失：作爲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最重要的外交遺產之一，從2020年9月到12月，以色列先後與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四個阿拉伯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成果超過此前40年之和。而隨着「比比」·內塔尼亞胡（Bibi Netanyahu）長達12年的總理生涯在2021年夏天宣告終結，特拉維夫與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國的雙邊關係也迎來了顯著改善。作爲對比，上世紀90年代曾經吸引過全世界關注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進程已經停滯了整整15年，巴勒斯坦問題的重要性徹底讓位於伊朗的威脅這一現實考量。作爲抽象共同體的「阿拉伯世界」近乎不復存在，現實主義最終成爲了中東國家間政治的主旋律。

繼以色列成功實現「突圍」之後，2021年1月，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與卡塔爾埃米爾塔米姆·本·哈邁德·阿勒薩尼（Tamim bin Hamad Al Thani）在歐拉峰會上達成復交協議，結束了兩國持續三年半的對峙狀態，也開啓了新一輪外交「大迂迴」（The Great Detour）的序幕。10個月後，阿聯酋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突訪敘利亞，打破了後者自2011年內戰爆發以來的外交孤立；而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總統在2022年3月對阿聯酋的回訪，則爲敘利亞在今年11月的阿爾及利亞峰會上重返阿拉伯國家聯盟（Arab League）創造了條件。同樣呈現出緩和之勢的還有土耳其與多個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係——儘管埃爾多安（Recep Erdoğan）繼續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庫爾德人聚居區用兵——2021年3月，安卡拉當局恢復了和埃及中斷8年的外交接觸。同年8月，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2022年5月出任阿聯酋總統）與埃爾多安舉行會晤，促成了後者在2022年2月對阿聯酋的回訪，雙方就投資、國防、農業等問題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

充滿戲劇色彩的「大迂迴」，甚至也波及到了遭受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孤立多年的伊朗。2021年12月，阿聯酋國家安全顧問塔赫農·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Tahnoun bin Zayed Al Nahyan）在到訪德黑蘭之際，正式邀請伊朗新任總統易卜拉欣·萊希（Ebrahim Raisi）訪問本國。今年6月19日，阿聯酋外交大臣本·扎耶德再度和伊朗外長侯賽因·阿米爾-阿卜杜拉希揚（Hossein Amir-Abdollahian）通電話，重申了「發展兩國關係的共同願望」，並透露自己有意在年內訪問德黑蘭。而土耳其、伊朗、沙特這三個地區大國，在繼續推進其分布於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也門等國境內的漫長代理人戰爭的同時，同樣不曾中斷不定期的外交接觸和經濟互動。相較「阿拉伯之春」期間各國宣傳機器終日針鋒相對、口誅筆伐的狀態，「敵」與「友」的界限已然變得模糊，盟友陣營的重組正在接踵出現。

作爲對比，在7月15日的吉達（Jeddah）峰會上，淪爲配角的反而是79歲的美國總統拜登：自1945年「情人節協議」以來一直和華盛頓保持着密切互動的沙特政府，異乎尋常地拒絕就原油增產問題做出承諾。華盛頓智庫「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凱倫·楊（Karen E. Young）告訴筆者：「和2020年春天油價崩盤時的情況相比，這一回，沙特人是更強勢的一方。利雅得要求華盛頓明確承認並接受自己的國內政策議程。」同樣被拒絕的還有美方提出的以沙特和以色列爲軸心、組建針對伊朗的「中東版北約」的倡議——在拜登政府依然致力於達成新的伊朗核協議的背景下，無論是沙特還是阿聯酋都不願主動充當美國的戰略後手。相反，利雅得當局繼續在OPEC+框架下和莫斯科保持着原油產能協調，同時還做好了迎接中國領導人的準備：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在等待的是出價，而不是哪一方的命令。

中東版「北約」的浮現

2021年9月第一週，當我在五年中第七次乘車離開巴格達國際機場的航站樓時，身着沙漠迷彩服的士兵正在高速公路入口附近的一個角落裏忙忙碌碌。2020年1月3日凌晨，當剛剛從大馬士革飛抵巴格達的伊朗革命衛隊少將蘇萊曼尼與本地什葉派民兵組織「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的創始人阿布·馬赫迪·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同乘一輛越野車，朝機場出口疾馳而去時，一架從卡塔爾起飛的美軍MQ-9「收割者」型無人機向車隊發射了4枚「地獄火」型空地導彈，兩位大人物以及8名隨員在爆炸中當場身亡。如今，在緊鄰爆炸現場的路基旁，伊拉克士兵已經用玻璃板、宣傳畫和橫幅隔出了一處「小小的露天紀念館，陳列着那位伊朗將軍的血衣碎片、座車零部件以及導彈的部分殘骸，用紅油漆塗寫的反美標語顏色還很鮮亮。街頭巷尾，隨處可見蘇萊曼尼的大幅照片。

作爲伊朗革命衛隊負責境外秘密行動的特種作戰單位「聖城軍」（Quds Force）的指揮官，蘇萊曼尼的身影在過去十幾年間先後閃現於貝魯特、大馬士革、阿勒頗、巴格達等中東重要城市，幾乎成爲德黑蘭影響力的直接化身。他的遇刺身亡，使得整個中東一度徘徊在戰爭邊緣——作爲報復，伊朗革命衛隊空軍向伊拉克境內的兩處美國空軍基地發射了15枚短程彈道導彈，位於巴格達封閉政府街區「綠區」（Green Zone）內的美國大使館則遭到了什葉派民兵的炮擊。在德黑蘭機場上空，精神高度緊張的伊朗防空部隊指揮官誤將一架烏克蘭民航客機當成入侵的美機擊落；三個月後，美軍機動設營艦「劉易斯·普勒號」又在波斯灣北部與一隊伊朗導彈快艇擦肩而過。美伊兩國政府官員、包括時任總統特朗普頻繁隔空發出恫嚇之聲；看上去，任何不經意的擦槍走火舉動都有可能引發高烈度局部衝突。

然而，這場雷聲大、雨點小的對峙並未再有升級；真正的戲劇性變化，則已經在風平浪靜中發生了。2020年9月15日，在特朗普的注視下，時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白宮南草坪與阿聯酋外交大臣本·扎耶德以及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蒂夫·本·拉希德·阿勒扎亞尼（Abdullatif bin Rashid Al Zayani）簽署聯合聲明，宣布以色列與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爲表達和解之意，三國簽署的聲明以創世神話中猶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共同的祖先亞伯拉罕命名，稱爲《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協議規定，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承認彼此政權的合法性並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連接特拉維夫與阿布扎比、麥納麥的商業航班將即時開通，以色列和這兩個阿拉伯國家的公民可以合法出入對方的領土並進行通郵、通商活動，各國在涉及高科技包括國防領域的投資、合作方面將展開廣泛合作。幾個月後，蘇丹和摩洛哥這兩個位於非洲、人口以阿拉伯裔爲主體的國家也宣布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

考慮到特朗普在其四年總統任期內對中東問題投入了大量精力，並且美國政府在2020年1月公布的「通往繁榮的和平」（Peace to Prosperity）倡議正是《亞伯拉罕協議》所依據的「路線圖」，以色列成功實現外交「突圍」，似乎並不令人意外。真正的弔詭之處在於，過去70多年裏一直被視爲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解前提的巴勒斯坦問題，在《亞伯拉罕協議》中被徹底邊緣化了——阿聯酋政府雖然表態「敦促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儘快返回談判桌」，但既沒有爲這場談判設置時間線，也沒有明示本國在巴以和平問題上的底線。摩洛哥政府則以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保持沉默作爲條件，換取了美國承認該國對有爭議的西撒哈拉領土的要求。至此，傳統的「阿以衝突」已經坍縮爲「巴以矛盾」。

現代阿拉伯民族主義建立在一個抽象的「阿拉伯世界」設定基礎之上。它把曾在四大哈里發王朝統治範圍內生活過，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一種宗教的人群視爲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同體，並且認定這種紐帶關係超乎現代國家主權之上。1948年之後，作爲這個「想象的共同體」的一員參與對以色列的軍事鬥爭，爲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裔原住民爭取領土和主權獨立的政治姿態，已經成爲阿拉伯世界各政權合法性的一部分。從1979年到2019年，只有埃及和約旦單獨與以色列締結了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即使是這兩份協議，同樣用相當篇幅提及了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處理。而美國克林頓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也嘗試過以巴以問題作爲切入點，建立後「冷戰」時代的中東新秩序。

但類似的共識，在過去十餘年間卻一步步走向了坍塌。究其原因，以色列壓倒性的物質力量優勢，巴勒斯坦政治改革進程的停滯和內部分裂，國際關注與援助的流失，諸種要素形成合力，使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軍事佔領和封鎖狀態逐漸變得永久化。在內塔尼亞胡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以色列人越來越確信：只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尚存，只要以色列依然具備利用暴力塑造現狀的能力，巴勒斯坦人持何看法根本不重要。反過來，對那個虛妄的「阿拉伯世界」的心理依賴，以及對大國介入的期待，也使得巴勒斯坦當局追求的目標變得日益模糊和失焦——自1991年馬德里和談開始，巴以和平進程的一切具體方案和規則幾乎都是由美國或者以色列制訂的，巴勒斯坦政府除去寬泛地表示「兩國可以相互承認」、「不接受以色列獨佔耶路撒冷」以外，很少提出真正明確的訴求。

華盛頓智庫「阿拉伯海灣國家研究院」資深常駐學者侯賽因·伊比什（Hussein Ibish）曾經告訴我：「阿巴斯（Mahmoud Abbas）總統過分迷信2002年貝魯特峰會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議〉，那份文件要求以色列從整個西岸、加沙地帶、戈蘭高地和黎巴嫩領土上撤軍。但倡議是一份過於寬泛的文件，它不能約束所有阿拉伯國家的行動，更無法對以色列形成牽制。」

更有甚者，「阿拉伯之春」的衝擊，以及伊朗的影響力在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的持續上升，使得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波斯灣沿岸諸國的統治者越發將自身政權的穩固性置於其他訴求之上。而特朗普和平方案（「通往繁榮的和平」倡議）的出爐，恰好爲他們提供了一個卸脫對巴勒斯坦道德義務的機會：畢竟，儘管特朗普方案在耶路撒冷地位以及西岸定居點這兩個核心問題上提出了近乎專橫的要求，但名義上並未否認巴勒斯坦國的存在。阿聯酋、摩洛哥等國的政客只需輕飄飄地拋出一句「敦促以巴雙方根據新形勢展開和談」，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實現外交轉向，各行其是。

這出悲劇的最高潮，是今年3月27日在內蓋夫（Negev）沙漠舉行的六國外長會議。來自阿聯酋、巴林、摩洛哥、埃及四個阿拉伯國家的外長與美國國務卿以及以色列外長同席，商討着「新形勢」下應對伊朗威脅的對策。正是在20年前的同一天，阿拉伯國家聯盟爲聲援巴勒斯坦人召開了貝魯特峰會；而在20年後，巴勒斯坦已經徹底被遺忘了。政治學研究者、卡塔爾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高級分析師馬爾萬·比沙拉（Marwan Bishara，其兄阿茲米·比沙拉曾是以色列國會中屈指可數的幾位阿拉伯裔議員之一）在他的專欄文章中辛辣地諷刺道：「當那些阿拉伯官員出現在以色列國父本·古里安的故居，品嚐着來自敘利亞戈蘭高地的牛肉時，並沒有出現胃疼或者心絞痛的症狀。」

內蓋夫會議之後的幾天裏，記者拍攝到了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出現在紅海之濱的埃及城市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aykh），與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以及時任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Naftali Bennett）相談甚歡的景象。至於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的廣泛情報、軍事合作，歷史更是可以追溯到2015年薩勒曼國王登基之初。在現實主義邏輯的驅動下，一個以沙特、阿聯酋、埃及和以色列爲軸心，針對伊朗-俄羅斯同盟的中東版「北約」隱隱有呼之欲出之勢；7月15日吉達峰會前後，類似的渲染和鼓譟幾乎達到了頂峰。

拜登最終選擇了和2017年時的特朗普類似的路線開始他的中東之行。他首先飛往以色列會晤以、巴兩國領導人，並和貝內特的繼任者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共同簽署了反對伊朗擁有核武器的《耶路撒冷宣言》，接着轉往沙特。出人意料的是，完成多軸心合流的計劃並未能在吉達敲定：阿聯酋總統高級外交顧問、前外交國務大臣安瓦爾·加爾加什（Anwar Gargash）公開宣稱，「我們（與伊朗）的對話正在進行中，我們正在向德黑蘭派出大使」。而沙特方面除去同意對以色列民航客機開放領空外，在更重要的雙邊軍事合作以及原油增產問題上始終未置一詞。

在2022年的今天，發生變化的不僅是阿拉伯世界，還有美國自己。

離開美國的日子

「9·11」事件二十週年紀念日這一天，2021年9月11日，我在巴格達阿米拉特街一角的「星巴克」咖啡店二樓遇上了一對年輕戀人。儘管美國西雅圖的星巴克集團（Starbucks Corporation）總部已經多次發出聲明，指責伊拉克的這家門店沒有獲得品牌授權，但這並不妨礙愛趕時髦的本地青年在醒目的綠色招牌下進進出出，高舉自拍杆留下幾張用美顏濾鏡修飾過的照片——畢竟，從店鋪Logo、出售的飲料到每杯咖啡的價格，巴格達的星巴克與它在西雅圖的「母體」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全球化最終以消費主義爲載體，抵達了曾經孕育過人類古典文明的美索不達米亞。

我們的交談就在綠色人魚招牌的注視下開始：「你們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它對伊拉克人意味着什麼？」

2001年阿拉伯裔恐怖分子襲擊紐約的「9·11」事件，促使美國小布什政府發動了出兵阿富汗的「反恐戰爭」；更激發出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力量關於從政治上重構大中東地區秩序的衝動，繼而將和恐襲事件無關的伊拉克復興黨（Ba’ath Party）政權納入了打擊對象。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的第二次海灣戰爭，結束了軍事強人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長期統治，卻未能建立起新的、一致的政治共識和穩定的上層架構。之後的十多年間，伊拉克反覆陷入宗派鬥爭以及曠日持久的政治、經濟僵局，其間更夾雜着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肆虐，幾無寧日。

因此，當我聽到面前這個24歲的小夥子給出的回答時，着實愣了一下——「回過頭去看2001年以來發生在伊拉克的一切，真正被『9·11』事件改變的是美國，而不是伊拉克」，年輕人啜着吸管告訴我，「他們至今還在被這個問題困擾着，而薩達姆·侯賽因對伊拉克已經是過去時了。今天的伊拉克依然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我們漸漸明白，它們不可能靠美國或者伊朗的力量來解決。伊拉克人希望制訂出自己的方案，而不是接受任何外國扶植的代理人。」

「對我們的父輩來說，最難以忍受的歲月不是在2003年，而是上世紀90年代的制裁時期」，年輕小夥的女朋友接過了話茬，「今天我們經歷的一切和那時很相似：失業潮，醫療系統崩壞，週期性的財政危機。但和父輩們不同的是，我們可以公開指出這些事實了。也許我們還不能馬上找到改變的方法，但至少我們已經決心不再逆來順受」。

的確，和依然在被「9·11」事件的後續影響所困擾的美國相比，大多數伊拉克人已經翻過了歷史的某些篇章。即使和2016年我第一次造訪巴格達時相比，改變也是顯而易見的：美軍佔領時代的特殊「景觀」混凝土防爆牆正在被成批移走，卡拉達區（Karada）的便利店開始出售啤酒和威士忌，婦女駕車出行的情景也變得越來越常見。在拉薩法區的天堂廣場，曾經矗立着薩達姆12米高銅像的大理石平台如今被一座音樂噴泉所取代。在觀衆超過2000萬人的諷刺新聞節目「阿爾巴希爾秀」（Albasheer Show）中，政府高官、億萬富翁甚至宗教人物都可以成爲揶揄的對象。

「我們正在見證半個多世紀以來中東最奇特的一段政治真空期」，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中東中心高級非常駐研究員、前英國工黨政府應對極端主義事務顧問赫勒（H. A. Hellyer）告訴我，「由於美國勢力的退潮，本地區的領導人現在更傾向於基於現實考慮來調整自己的內外政策，儘管華盛頓留下的真空還沒有被徹底填補」。

伊朗曾經對「接收」這種權勢真空滿懷信心，尤其是在伊拉克、敘利亞等擁有大批什葉派信衆的周邊國家。以蘇萊曼尼及其麾下的「聖城軍」爲具像，德黑蘭的影響力時時閃現於內戰中的敘利亞和也門，並在政治長期動盪的伊拉克、黎巴嫩等國建立起了穩固的代理人制度。在也門，伊朗及其盟友胡塞運動（Houthi Movement）將沙特和阿聯酋拖入了一場成本高昂的長期戰爭，並一度導致海灣合作委員會發生分裂（2017年卡塔爾外交危機），一個橫跨阿拉伯半島的「什葉派新月」儼然已經成型。但這一計劃始終受到兩項因素的制約：伊朗自身的經濟和社會壓力，以及德黑蘭與其主要盟友莫斯科之間的目標分歧。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奧巴馬時代簽訂的核協議（JCPOA）之後，剛剛開始醞釀重回國際市場的伊朗經濟再度遭遇重創。僅在2018到2020年，美國和歐盟恢復制裁給伊朗造成的損失就超過1萬億美元（伊朗外交部數據），另外德黑蘭每天還將因原油出口受限損失額外的2.5億美元。疫情期間，伊朗醫療系統的崩潰造成接近750萬人確診感染，至少14萬人病歿（伊朗官方數據），充分暴露了攻勢姿態背後的虛弱。而花剌子模大學經濟學院的一項研究顯示，未來四年伊朗還面臨着4000億美元的外資缺口。

7月19日德黑蘭峰會上的尷尬場景，同樣令人印象深刻。伊朗、俄羅斯、土耳其這三個被美國孤立的國家公開「抱團取暖」，顯然是爲了向剛剛結束沙特之行的拜登示威，但他們取得的實際成果並不比失敗的吉達峰會更大。巴勒斯坦裔政治分析師、開羅智庫「埃及研究院」研究員賽義德·埃爾哈吉（Said Elhaj）指出：「通過這次峰會，普京向西方傳遞了一個信息：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歐美國家對俄羅斯的孤立沒有成功。莫斯科依然能在華盛頓的對手和盟友之間找到自己的外交活動空間。」但也僅此而已。德黑蘭未能勸阻土耳其繼續對東北敘利亞和北伊拉克用兵，也未能說服莫斯科轉移其在烏克蘭的核心注意力，在中東地區承擔更多戰略義務；三國僅僅是保證了彼此間不會出現衝突而已。這正是伊朗面臨的外交困境的縮影：它的盟友在資源上無法與其互補，也無意分擔德黑蘭目前的戰略重荷。

不過，現狀的複雜性就在於，伊朗的戰略弱點，未必能順勢轉化爲美國的機會。自2008年起，離開中東、將重心和資源轉向「印太洋」已經成爲華盛頓的總體戰略方針。在此過程中，美國政府實質上延續了近似單邊主義的行事風格，從而大大動搖了中東傳統盟國對其的信心。2015年奧巴馬政府力排衆議與伊朗達成核協議，就招來過沙特方面的激烈批評，認爲有綏靖德黑蘭之嫌。2019年5月沙特橫貫半島輸油管線遭受也門胡塞武裝無人機襲擊後，特朗普政府同樣以「不直接涉及美國」爲由，拒絕對伊朗實施軍事報復。對胡塞武裝一再向沙特石油設施、阿聯酋核電站甚至聖城麥加（Makkah）發動無人機和彈道導彈攻擊的行爲，美方也處之泰然。2020年阿富汗政權的易主，更是使波斯灣沿岸諸國徹底懷疑起了華盛頓踐行戰略承諾的決心：若美國意興闌珊，海合會國家又何必衝鋒在前？

關於這一點，阿聯酋大學政治學教授、阿布扎比智庫「酋長國政策中心」創始人伊卜提薩姆·凱特比（Ebtesam Al-Ketbi）告訴我：「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政府認爲讓中東盟友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是理所應當的。問題在於，和『冷戰』時期相比，今天的美國對沙特的安全承諾變得遠爲模糊和不公開，拜登政府與特朗普的地區政策目標也不一致。沙特人現在決心優先捍衛自己的議程。」吉達峰會期間，本·薩勒曼王儲公開提及了5月11日在約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士兵槍殺的美籍巴勒斯坦裔女記者希琳·阿布·阿格萊（Shireen Abu Akleh），作爲對拜登重提2018年的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命案的回擊——既然拜登在2020年選戰期間宣稱要讓沙特統治者成爲國際社會中的「賤民」（Pariah），利雅得自然也會在油價扶搖直上時做出報復。沙特並未由於美方的倡議就公開和以色列結成同盟，正如阿聯酋在和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之後同樣致力於與德黑蘭外交「破冰」：美國的戰略利益，不再是終極動力。

誠如以色列前外長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在今年4月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所言：「中東正在學習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生活，即使美國還將繼續影響地區安全局勢。」不過，他也坦言：「儘管這種雙邊關係重組對中東安全產生了重要影響，卻缺乏確保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包容性多邊結構所具備的變革潛力。」而這也正是隱患所在。

大人物們的「變臉」

在巴格達東南角的什葉派貧民社區薩德爾城（Sadr City），汽車修理店老闆阿薩迪爬上梯子，仔細檢查了屋頂上用來固定議會選舉海報的鑄鐵支架。在我拜訪這裏的兩個多星期中，類似的動作他每天都要重複一遍，直到2021年10月10日投票日當天。海報中央是47歲的穆克塔達·薩德爾（Muqtada al-Sadr）那張不怒自威的面孔——儘管從未當選爲國會議員、或者出任政府職務，但從2003年第二次海灣戰爭結束時開始，薩德爾就是伊拉克最重要的政治領袖之一。在巴格達最大的什葉派聚居區，這位教長的姓氏尤其具有特殊號召力：「薩德爾城」這個名稱，正是以他的父親、在1999年被薩達姆政權處決的大阿亞圖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薩迪克·薩德爾（Muhammad Muhammad-Sadiq al-Sadr）命名的。在2018年伊拉克大選中，阿薩迪把票投給了伊朗背景的「征服聯盟」，但到了2021年，他選擇支持薩德爾：「就算他需要我跳進底格里斯河裏，或者去綠區站上三天，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去做的。」

薩德爾城的居民們大部分擁有共同的集體記憶。他們的祖輩來自上世紀50年代從伊拉克南部農村遷居到首都的失地農民，剛剛推翻哈希姆王朝（Hashemites）統治的軍人政權爲這些赤貧的什葉派移民建造了整齊劃一的歐洲式城市公寓，並不無自豪地將這個新社區命名爲「革命城」（Al-Thawra）。但短短數年之後，雙方的蜜月就結束了：薩德爾城的居民支持伊拉克共產黨反對新執政的阿拉伯社會復興黨的抗爭活動，因此遭到了懲罰性對待。整整50多年裏，伊拉克政府拒絕爲薩德爾城增加任何新的供電、供水設施，這裏的道路也永遠都是崎嶇不平、塵土飛揚的。隨着社區居民數量從最初的50多萬一步步膨脹到了100萬、200萬乃至如今的接近300萬，人們開始自己動手搭建造型奇怪的棚屋和歪歪斜斜的閣樓。薩德爾城成爲了中東的九龍寨城，神秘而混亂，極富超現實氣息。

在遜尼派居民佔據人口多數的巴格達，薩德爾城猶如一塊不合時宜的飛地。南部農村強烈的家族歸屬感和互助精神在這裏得到了延續，使他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直充當着伊拉克什葉派激進運動的搖籃。這種抵抗並沒有因爲薩達姆獨裁統治的結束而告終：當美軍在2003年進入巴格達之後，他們在薩德爾城遭遇了最激烈的抵抗和巷戰。居民們並不是爲維護復興黨政權而戰，而是將入侵者視爲仇人和撒旦。直到2008年5月，美軍和伊拉克政府軍才在坦克、武裝直升機以及裝甲運兵車的配合下完全控制了薩德爾城；當時在那裏展開游擊戰、爆炸襲擊以及小股伏擊的許多什葉派武裝人員，6年後又成爲官方承認的打擊Daesh的民兵力量的中堅，並繼續活躍至今。

領導這一切的正是穆克塔達·薩德爾。他的家族擁有伊朗血統，以世世代代充任伊斯蘭教神職人員而聞名。從1979年伊朗革命到上世紀90年代伊拉克什葉派民衆反抗薩達姆政權的起義，薩德爾家族從未缺席。父親和幾位叔叔先後被複興黨當局處決的歷史，使得穆克塔達·薩德爾在不到30歲時就擁有了全國性影響力，而美國佔領當局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參與過對薩達姆的審訊的前中央情報局（CIA）高級分析師約翰·尼克松（John Nixon）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當他提醒自己的上級關注這位年輕教長的角色時，對方卻告知他薩德爾不過是個「無聊閒漢」。

如果說武力抵抗美軍佔領的行動奠定了薩德爾在伊拉克普通民衆心目中的聲望，那麼他在2014年之後的戲劇性轉變無疑更令人印象深刻。在此之前，與德黑蘭過從甚密的薩德爾被歐美觀察家視爲伊朗代理人，他所提出的主要政見，例如要求美軍無條件撤出伊拉克、以色列放棄對耶路撒冷的要求等，也和伊朗政府極爲接近。但到了2015年，蟄伏近一年之久的薩德爾意外宣布和伊拉克共產黨（ICP）結盟，意圖推進「使伊拉克更加安全、廉潔」的政治活動，完成了由宗教領袖到本土民族主義者的轉型。從2016年開始，薩德爾成爲伊拉克執政當局的主要批評者，並且同時對美國和伊朗在伊拉克的軍事存在提出質疑。在伊拉克全國被抗議政府無能、貪腐的街頭運動浪潮席捲的背景下，薩德爾在2021年放棄了拒絕參加政治選舉的承諾，宣布自己領導的政黨聯盟將以組建新內閣爲目標。

「我不信任那些利用薩德爾教長的名義參選的腐敗政客，但依然信任穆克塔達·薩德爾本人」，阿薩迪告訴我。以薩德爾爲領袖的「改革聯盟」（Alliance Towards Reforms）最終拿下了議會329個席位中的73席，蟬聯第一大黨團。開票結果公布之後，薩德爾在巴格達發表了一場電視講話，宣布「這一天將成爲伊拉克人反對外國佔領、民兵橫行、貧困以及奴役的勝利之日」。但截止到2022年8月，新內閣依舊未能組成：「征服聯盟」拒絕承認選舉結果，他們發動民衆衝進「綠區」，和安全部隊爆發了激烈衝突。看守內閣總理穆斯塔法·卡迪米（Mustafa Al-Kadhimi）的官邸遭到了背景不明的無人機炸彈襲擊，座車被炸燬。薩德爾本人則拒絕與另一位前總理努里·馬利基（Nouri al-Maliki）組建聯合政府。在議會陷入僵局後，「改革聯盟」旗下的73位議員宣布辭職，而他們的追隨者立即對「綠區」和議會大樓展開了新一輪包圍，將這場政治危機推向了新高潮。8月3日，薩德爾已經呼籲立即進行新的大選，重新來過。到了8月29日，他更是出人意料地宣布自己將離開政壇、並解散其政治聯盟，巴格達隨後進入了全面宵禁狀態。

薩德爾令人驚訝的「變臉」，在中東各國中並非個例。2021年7月25日，突尼斯總統、63歲的法學家凱斯·賽義德（Kais Saied）突然援引憲法第80條授予他的緊急權（Emergency Power），解散內閣並違規暫停了議會的運行。今年2月，賽義德又改組了最高司法委員會，並在7月25日的修憲公投中獲得國民授權（官方公布的投票率只有30.5%），將傳統的總統—議會二元制變爲超級總統制。至此，突尼斯這個在「阿拉伯之春」中一度被視爲非暴力轉型的正面範例，並因此被授予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獲獎者爲突尼斯全國對話四方集團）的北非國家，在經歷了不間斷的經濟蕭條、宗派鬥爭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衝擊之後，最終由它的民選總統做出了重回威權道路的決定，並且得到相當一部分國民的支持。這也驗證了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的洞見：在一個政治參與程度奇高、但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全民共識（由低城市化率所導致）的普力奪社會（Praetorian）中，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的出現是大概率事件。新冠病毒「大流行」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甚至還爲最高權力的覬覦者主動實施「洗牌」創造了額外的機會；只是他們慷慨承諾的條件，註定永無可能兌現。

黎巴嫩裔政治分析師、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東與北非研究團隊負責人艾哈姆·卡梅爾（Ayham Kamel）告訴我：「『阿拉伯之春』給中東各國領導人留下的最重要的教益是，政權穩固性的意義勝過其他一切。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採取提前鎮壓措施。」不過，和「阿拉伯之春」時代最大的區別是，今天的抗爭者與鎮壓者都竭力避免被打上「外國代理人」的標簽。在突尼斯，賽義德政府已經要求本地非政府組織（NGO）不得接受來自境外的捐款。在卡爾巴拉，伊拉克抗議者面朝伊朗領事館拉開一道條幅，上面寫着：「伊拉克人不向任何外國效忠。」美國影響力的暫時消退，與中國等新角色的入局，造就了一個異常混沌的局面。只是，無論是阿聯酋在海合會與伊朗之間的周旋，還是土耳其、埃及等國表現出的「去美國化」，都流露着一種過於刻意的「獨立自主」色彩。這當中又有多少是表演呢？

從「大同盟」到複合型關係

2018年春天的沙特阿拉伯之行期間，這個沙漠王國的內在反差和機會主義色彩令我印象極爲深刻。汗流浹背的外籍勞工與無所事事的本地年輕人一樣常見，利雅得馬斯馬克要塞（Masmak Fort）前方的棕櫚樹廣場偶爾還會上演公開斬首的刑罰。在距離麥加禁寺（Al-Haram Mosque）不到500米的凱悅（Hyatt）酒店二層，漫威（Marvel）超級英雄電影《黑豹》的巨幅海報佔據了一整面牆，推着嬰兒車的婦女正在「星巴克」門店購買芝士蛋糕。但有一塊隔板攔在了我和她們之間：直至今日，沙特的許多公共場所依然拒絕除夫妻和家人以外的陌生異性一同出現。但與此同時，在波斯灣西岸的能源重鎮達曼（Dammam）港，每個週末你都能看到呼朋引伴前往巴林尋歡的沙特車隊。

這種由來已久的複雜性，也反映在了利雅得的外交政策中。2017年3月中旬，就在特朗普到訪中東之前兩個月，81歲的薩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齊茲（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國王帶着他那著名的鍍金自動舷梯遍訪中國、日本、馬來西亞、印尼、文萊五國，與政府高層以及商界人士展開廣泛接觸。無論是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向軟銀願景基金（SoftBank Vision Fund）注資450億美元的計劃，還是沙特方面與中國簽署的14項、總金額650億美元的諒解備忘錄和意向書，都沒有影響到兩個月後利雅得與美國達成爲期十年、總額超過1100億美元的超級軍火訂單。沙特陸軍還從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購買了「彩虹4號」軍用無人機的生產許可，並將成品運用於也門戰場。一方是中國軍售客戶（沙特、阿聯酋），另一方也和中國有着長期的軍事技術合作（伊朗及其代理人），不禁使人回想起上世紀80年代中國軍火暢銷於兩伊，從而間接延長了戰爭時長的往事。彼時，伊拉克也是美國的公開盟友。

以美國爲協調者的「大同盟」，與中東各國競相升級和中國的雙邊合作可以並行不悖，這是21世紀初中東政治的突出特點。而北美頁岩油產業作爲一種經濟-政治要素的興起（因此與中東產油國形成市場競爭），以及失敗的反恐戰爭和「阿拉伯之春」造成的一系列紛亂，在促使「大同盟」解體的同時，更進一步催化了完全實用主義的、多變的非排他性雙邊關係的盛行。無論是沙特阿拉伯、阿聯酋還是伊朗、土耳其，都在試圖構建敵我界限更加模糊的地理政治框架；而區域外大國的顯著弱點——美國戰略重心的東移，烏克蘭問題對俄羅斯的牽制，中國在中東缺乏軍事存在和清晰目標的現實——又進一步增加了本地區國家坐地起價的籌碼。局部戰爭（敘利亞、也門、利比亞）和出人意料的外交「大迂迴」可以同時存在，這種情形不僅出現在烏克蘭問題上，在中東同樣造成了一幅令人困惑的圖景。

拜登政府顯然並不樂見類似的變化。7月16日，美國總統在吉達告訴海灣各國領導人：「我們不會離開，把真空留給中國、俄羅斯或者伊朗來填補。我們將尋求在目前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積極、有原則的美國領導地位。」在7月12日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還概述了通過外交途徑避免目前的地區衝突升級（包括締結新的伊朗核協議）、並回歸到傳統的「大同盟」模式的中東政策新路線。但要將這一路線付諸實施並不容易：新的伊朗核談判意味着至少在目前階段，軍事威懾的範圍和力度都會受到約束，這對海灣各國的安全焦慮無疑是壞消息。而西太平洋局勢和烏克蘭戰爭對美方注意力的牽制，實際上使得中東各國的懷疑變成了一種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美國希望昔日的盟友們可以在能源市場和外交領域孤立俄羅斯，卻無法給出有吸引力的報償。這反過來導致波斯灣各國越發懷疑中東之於美國的重要性遠不及烏克蘭，進而訴諸自助策略。

以色列則是另一個特殊的問題。儘管「比比」·內塔尼亞胡已經離開總理之位超過一年，但特拉維夫對美國中東戰略的綁架、甚至僭奪並未發生任何改變。正是在「比比」的漫長任期內，以色列尋求排他性的絕對安全的訴求獲得了美國的認可——不再有和平進程的約束，不再有來自美國國務院的「路線圖」，甚至連象徵性的批評或譴責也消失了。反恐戰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的僵局，以及海灣各國政權在「阿拉伯之春」中暴露出的虛弱，使得美國日益仰仗、乃至依賴以色列的軍事硬實力作爲遏制伊朗的支柱。白宮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強調特拉維夫在巴以摩擦中的「合法自衛權」，儘管以色列國防軍在大多數時候是主動攻擊者；特朗普政府更是馬不停蹄地完成了承認耶路撒冷地位、接受吞併西岸定居點和促成《亞伯拉罕協議》的「三步走」。這種戰略慣性一路延續到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後：拜登曾經多次就卡舒吉案件公開批評沙特政府，並在2021年初以「阻止也門局勢繼續惡化」爲由暫停對沙特和阿聯酋的軍火出口達10個月之久，但他從未在加沙問題、吞併西岸乃至阿格萊之死上對以色列的舉動發表過任何異議。馬爾萬·比沙拉諷刺說：「拜登和以色列的關係有一些非常離譜的地方，近似施虐與受虐：以色列施虐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在吉達峰會前幾天的以色列之行中，拜登再度遭到了冷遇：以色列政府明確拒絕了美國國務院重開駐耶路撒冷總領事館（在特朗普時代已被降格爲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巴勒斯坦事務處）的要求，也否決了在西岸爲希琳·阿布·阿格萊舉行正式葬禮的可能。更早時候，貝內特在與普京通過電話以後，宣布以色列將在俄烏戰爭中採取中立立場。而美方的回應，卻是繼續忍氣吞聲地爲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拒絕伊朗擁核）站台，並且不着邊際地大談「使以色列全面融入該地區，並努力推動沙特和以色列關係的正常化」的可能性。這樣怪異的「倒掛」現象，當然會給海灣各國政府以啓發——即使沙特與以色列正式結盟，得到更多好處的也會是後者，因爲特拉維夫無須爲波斯灣安全承擔義務。反過來，在全球能源安全急劇升溫的背景下，即使沙特表現出不完全合作的態度，美方也沒有決心馬上與之翻臉。

於是，最終出現的是一幅流動、矛盾並且充滿不確定性的複合型地理政治圖景。以色列的鄰國、盟友甚至敵人現在都開始效仿特拉維夫的做法，更加直白地宣示自己的利益所在。它們渴望繼續獲得美國出售的軍火，同時也不拒絕來自中國的無人機、安保系統、基建出口以及被俄烏戰爭持續抬高的油價。但倘若認爲這種新局面提供了某種「戰略機遇期」，則可能陷入巨大的風險——和「大同盟」相比，複合型關係最致命的缺陷在於幾乎完全以雙邊框架爲基礎，因之遠爲脆弱。而伊拉克和突尼斯的範例已然顯示，不穩定的國內政治形勢及其對外部政策的影響，到目前爲止依然是中東政治的關鍵變量。複合型關係催生出了一種暫時的緩和，問題在於，緩和最終又被用到了哪裏？

烈火尚未熄

在穆斯坦西里亞大學（Al-Mustansiriya_University）位於巴格達法拉塞蒂街的古老校園附近，法京·穆赫辛（Fatin M. Muhsin）雙臂交叉的海報正和一位前部長級官員的巨幅照片並排懸掛在一起。這位一頭棕色捲發的歷史系女教授坦言，自己是被學生們推着走上競選議員之路的——「我的鄰居和學生們最初打算放棄投票。他們表示，『政客們許下的承諾從來都沒有兌現過。除非參選的是像你這樣我們足夠信任的人，否則我們連投票卡都不會去領』」，穆赫辛告訴我，「於是我不得不去想，自己可以爲這個國家做些什麼，才能使人民不至於對現實徹底絕望。我決定參選」。

女學者沒有登記自己的黨派歸屬，但她自稱爲「抵抗派」，反對一切形式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宗派主義。類似的獨立候選人在伊拉克全國的83個選區中超過了300位，目標是在329個議席中拿下至少1/10的席位。他們最終以一種矛盾的方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結果：共有43位獨立候選人成功贏得了議席，其中不包括穆赫辛。但在整個伊拉克2211.63萬名登記在冊的選民中，只有907.78萬人行使了他們的選舉權，投票率勉強達到41.05%，是2003年以來的最低紀錄。獨立候選人也沒能阻止政治危機繼續發酵，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快就得在一年之內第二次投入選戰。

也有一些人選擇了採取其他方式進行他們的抗爭。在貝魯特市中心的烈士廣場（Martyrs’ Square），41歲的古建築保護專家瑪雅·易卜拉欣查（Maya Chams Ibrahimchah）撩起耳根後的頭髮，對我展示一道長長的傷疤：「2019年10月18日，黎巴嫩革命開始的第二天，我就站在烈士廣場的那座雕塑前。混亂的推搡和劈頭打來的警棍讓我縫了六針，但幾天之後我就回去了。」過去十多年裏，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在街頭示威中受傷了：「有時是爲了揭露腐敗，更多時候則是爲了保護我出生的這座城市。」如今，她正在領導一個名爲「祝福之家」（Beit el Baraka）的NGO。

對自幼生活在東貝魯特基督徒區的瑪雅來說，烈士廣場一帶的景緻曾經是截然不同的。「穆罕默德·阿明清真寺（Mohammad Al-Amin Mosque）的地基上過去是里沃利（Rivoli）影劇院，一代貝魯特人的集體回憶」，她指着那些過於嶄新的高樓大廈對我比劃道，「1995年之前，東面沒有這個停車場，那裏是貝魯特公交總站和全城最大的露天市場。讀幼兒園時，我的第一雙皮鞋就是奶奶帶着在那裏買的」。即使是1975~1990年血腥的十五年內戰也沒有徹底摧毀這裏，但它們卻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短短的幾個月中消失了——主導改造工程的是1994年成立的上市企業Solidere，即「貝魯特中心區開發與重建公司」的法語首字母縮寫。在黎巴嫩政府許可下，Solidere長期以極低的利息從本地銀行獲取貸款，在那些昔日的民宅、市場和公園的地基上建起高檔寫字樓、酒店或停車場，再以高價售出。儘管這家公司擁有3.6萬名股東，但所有貝魯特人都清楚它的真正掌控者：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

這正是瑪雅·易卜拉欣查長期以來反對的一切。她激動地告訴我：「40歲之前，我一直在眼睜睜看着這座熟悉的城市從我面前消失：最初是由於戰爭，隨後是粗暴、不受管制的開發。貝魯特不僅屬於富人，我們也不希望全城唯一的機場和最好的醫院用一名劣跡斑斑的政客來命名。」從反對低價徵地到阻止歷史建築被毀，過去幾年她活躍在貝魯特城市開發的許多重要場合。而2019年秋天的銀行業崩潰和2020年夏天突如其來的大爆炸，意外地給予了她實踐自己長期理想的機會：「在如此可怕的時刻，慣於插手一切的政府卻突然消失了。我們決心自己動手奪回城市。」

「祝福之家」的起點是一座爲貝魯特大爆炸受災家庭和低收入群體免費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小超市。瑪雅向我展示了貨架以及倉庫中的物資：「有大米、食用油、嬰兒配方奶粉和飲用水。我們還是全城唯一一個免費提供肉製品的非政府組織。」與大爆炸同期發生的銀行業危機以及失業潮使得這場救助行動遠遠超出了一般公益活動的內涵，而升格爲類似公民互助的有組織聯合。由黎巴嫩最大私營公關公司MWPR的創始人瑪麗安娜·韋貝（Mariana Wehbe）發起的「門與窗」（Beb w’Shebbek）聯絡了200多位具有室內裝潢、建築工程以及建材採購經驗的志願者，承諾免費爲全市範圍內受損的私人住宅更換新門窗。由兩位餐廳經營者創辦的「人人廚房」（Matbakh El Kell）每天會向街頭的露宿者以及事故搜救人員派發2500份快餐。大學建築系和土木工程系的在校生們涌向了「給予之樂」（Offrejoie）的辦公室，在那裏，他們將被分配到全世界最獨一無二的實習機會：從第一張圖紙開始規劃和指導一整個被毀社區的重建。所有資金都是以最原始的「手提箱經濟」（Suitcase Economy）的方式從個人手中籌集的，並詳盡地記錄在案。

但這還不是瑪雅期待實現的整個事業。「準確地說，我們是在發起一場戰鬥，一場與不負責任的政府爭奪公共空間的戰鬥」，「祝福之家」首席運營官（COO）、前農產品銷售經理埃利亞斯·哈利勒（Elias Khalil）告訴我。和「給予之樂」一樣，「祝福之家」也參與到了辦公室附近的受災社區耶穌會花園（Jesuits Park）的重建活動中，全部12幢住宅樓都被免費更換了新的門窗和外牆保溫層。哈利勒還計劃繼續籌款幫助居民們安裝太陽能電池板，他激動地表示：「我們希望耶穌會花園的居民能擁有任何正常城市的市民享有的那些條件：可靠的水電供應，足夠的公共空間，充分的工作機會。既然黎巴嫩政府無所作爲，那麼我們就自己動手去完成，並且要證明我們能比他們做得更好。」

瑪麗安娜·韋貝同樣認爲，自己正在從事的志願活動就是「真正的政治」。在視頻通話中，她告訴我：「如果我們已經開始自主管理這座城市、甚至這個國家，那麼我們就是在搞政治。」在全力以赴的13個月裏，「門與窗」項目總共幫助貝魯特的900多戶受災家庭完成了門窗更換和內飾翻修。但她也意識到自己能做的很有限：「我的初衷是在國家陷入危機之時，使人們可以重新振作。但這還不夠：我們還需要追究爆炸事故的責任人，需要改變那個崩壞的政治體制。這已經超出了我個人的能力範圍。」2021年冬天到來之前，瑪麗安娜最終決定搬家到迪拜。她略帶歉意地告訴我：「當人們掙扎在生存壓力下、每天只能考慮衣食住行時，他們很難想清楚更重要的事。但這就是現狀。」

而關於「現狀」的描述，同樣適用於走向新「冷戰」時代的中東政治家們。倘若複合型關係創造的緩和空間僅僅是被用來繼續強化社會控制，或者像拉菲克·哈里里家族當年的做法一樣，把動盪之後的緩和視爲聚斂財富的機會，那麼暴力抗爭和新的革命遲早還會重現。實際上，在今天的黎巴嫩和伊拉克，未完成的革命正在努力尋找着屬於自己的表達方式。而「比比」·內塔尼亞胡畢竟已經離開，埃爾多安、塞西乃至薩勒曼父子也會迎來自己的退場時刻。

在貝魯特，我見到了「門與窗」留守的公關主任、室內裝潢設計師努爾·法哈特（Noor Farhat）。這位前黎巴嫩17歲以下女子重劍冠軍得主依然在用業餘時間監督着兩個社區籃球場的工程進度。當我們談到這個已經財政破產的國家正在發生的一切時，女孩的眼神突然變得堅毅：「或許有一天，我們會武裝起來，把那些腐敗的事物一掃而光。」

即使已經目睹過如此之多的失望，即使在我現場報道中東新聞的7年裏，始料未及的噩耗和戲劇性的轉變一直在不間斷地傳來，我依然忘不了這個瞬間。一切遠遠不是終結：變化才剛剛開始。

（感謝馬爾萬·比沙拉、唐娜·阿布-納斯爾和黎巴嫩多個NGO組織爲本文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