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离散香港记者：放下记者身份，可以拿起甚么？

伦敦以南一个国家保育公园里，有家小咖啡室，下午三点人龙不绝，郑柏龄忙着招呼客人：“What can I get for you?”。客人点了拿铁后，他随即到身后的咖啡机磨粉、布粉，冲煮、蒸奶，将一杯热烘烘的拿铁端到客人手上。

郑柏龄现在每星期总有一至两天在这家咖啡室工作。看他熟练地冲调不同咖啡，似乎过著忙碌但又同时悠闲的生活。来伦敦之前，郑柏龄是《苹果日报》驻纽约的采访主任（采主；news producer），负责掌控整个北美的新闻运作，覆盖的城市包括美国华盛顿、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底生效后，多个苹果高层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集团营运总裁（前财务总裁）的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总编辑罗伟光及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被拘捕。

2021年8月，他考虑到自己曾在《苹果》工作可能带来的风险，由美国直接飞往伦敦。在这里，他不再听到印刷机齿轮滚动的轧轧声。取而代之的，是咖啡机打奶泡的声音。

郑柏龄：放下笔杆，拿起咖啡壶

郑柏龄在树仁大学读新闻系时曾是热血份子，在六四二十周年曾绝食64小时。“六四是我由细到大（从小到大）的教育，每年一定会去六四集会及七一游行。认识过当年发生的事，即使你是年少无知的小学生或中学生，都会知这是不公义，会很想为他们发声。那是我去参加学生会、学联，这些所谓advocacy（倡议）工作的启蒙。”

在大学时，郑柏龄边学做记者边做倡议工作，但他很快他就明白自己天生无政治魅力，不是吃政治饭的人。在树仁读新闻，他感受到要学到更多，当财经记者是最好的选择。“做记者的技巧其实不难获得。你去采访，找角度，写好文章，差到极点都会写到一篇报道。但财经你一定要去学，学校不会教，所以获得的知识就是自己的。树仁很工厂式，它会提供养份予这个行业…毕业的人如螺丝，但我不想只是做粒螺丝。”

一般记者都要有数年年资，才被擢升高级记者。郑柏龄毕业两年，24岁就成为苹果高级记者，实力不容小觑，“我知道天生不聪明也好，但比心机少少（努力一点）都会有回报。苹果财经与其他媒体不同，（苹果）上司第一日就说，‘我要做的财经新闻是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我们要平民化，要把财经理念解释得很简单，要所有人打开报纸都要看得懂。’所以将财经带给普通人，这个过程很rewarding（有回报），只要你肯去用心找到个角度，包装好，就有读者看到，你也会感受到那个影响。”

试过跟进航空公司捷星发牌受阻、专访过有“中国梅铎”之称的黎瑞刚，郑柏龄不再只满足在香港报导财经版。2015年苹果有意发展美国市场，他第一个举手报名，“当时彭博香港（bloomberg）想找我跳槽，但我没有接受。我觉得难得有机会在美国工作，想扩阔自己视野…美国新闻很发达，香港是个小地方，学到的东西有限，驻外经验一定丰富些。”

结果2016年中一落地，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就发生至少50人死的同性恋夜店枪击案，郑连纽约地铁那些复杂的路线也未摸清，就要穿州过省采访突发新闻，“我做惯财经新闻而不是突发，我又人生路不熟，而且你做不同的beat（新闻类别）就有不同的投巧，幸好渐渐就习惯了节奏。”

早期郑柏龄与两名特约记者分别驻守纽约、三藩市及洛杉矶，采访过许多被视为敏感的报导，包括六四、以及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成立政党要求上海独立。那时候敏感题材的报导在苹果海外版，只要肯做，刊出不会是问题。

壹传媒2020年年报显示，于2020年3月31日，一共有2,323名雇员，其中54％为香港雇员，美国雇员就只得一个。但香港每月独立非重返用户约为10,300,000人、美国及加拿大就有10,285,088人。虽然北美团队人数远比香港少，但用户人数却与香港看齐。

结果，作为美国唯一一个全职雇员，郑柏龄慢慢地在《苹果日报》这个大齿轮上，当上重要部件。2019年，他由驻纽约记者擢升至采访主任。当他以为《苹果日报》渐在北美中文新闻界上站稳脚，《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底生效后，情况急转直下。多个苹果高层被拘捕，郑柏龄开始感受到内部自我审查的压力。

“苹果临关前一个月，我收到内部讯息叫我们不要写敏感题材，‘光时’、‘香港人加油’不能写，受访者样貌不可刊出……《苹果日报》海外版存在的意义，就是让身处海外的港人‘取暖’，如果这个价值不可以彰显，这平台已无存在价值。作为专业记者的我，是不可以被这些自我审查去影响质素。但我知道，在这个荒谬的社会里，每一篇报导都变成犯罪证据。‘两边不是人’—写又不是，不写又不是。我写的话，香港同事会坐监；但我不写又对不起我们的读者，因为海外读者认为苹果很重要。所以这事对我而言是很大打击。”

《彭博新闻》今年1月报导，香港超过60个工会、政治组织、人权组织以及传媒解散，包括香港《苹果日报》2021年6月24日宣布停运，结束26年的业务。连同《众新闻》、《立场》，该报导推算有近1,115个传媒相关职位流失，估计占香港中文媒体两成。

相比起2016年初踏足美国时感受到的，身处异国的忐忑不安，郑柏龄今次来到伦敦却感到一丝恬静安谧，“由我决定不经香港直接来伦敦，代表我已放弃之前的东西；这是新生活。这个是我的地方，我要落地归根。我属于这里。”

驻外记者经历多，适应能力应较强，除了仍然不太习惯没太多朋友外，很快就已适应了天气及节奏，“习惯了冬天很快天黑，很晚才天光…亦习惯了生活节奏慢了很多，我从一个最快的地方（香港），去了第二快的地方（美国），之后去了伦敦。纽约生活节奏很快，大家晚上都玩得很疯狂。但这儿反璞归真，特别是我工作的地方、同事们要购物会想去温布顿，而不会轻易说去市中心。他们不会如香港般commercial（商业化），每天只需想活动，找朋友开派对、吃饭、唱歌。”

咖啡室工时朝八晚三，郑柏龄换过制服，挂上写着“pak”的名牌为客人冲咖啡，“我觉得在咖啡室工作可以放低烦恼。做记者很抑郁，因为受欢迎的新闻绝大部分是负面新闻，而记者就是负面世界里站在最前线的人，每日面对负面的新闻、讯息。久而久之，我觉得当记者的都会有抑郁症。我觉得自己是有（抑郁），需要很强大的心脏才可调节到。当我离开了记者行业，我不需要因为一件事是否公义而不开心。我做咖啡室的时候，纯粹冲好杯咖啡，客人走过来说你的咖啡好喝…就是很简单的满足感。”

王俊彦：从大台主播到Youtuber

郑柏龄选择了放下记者身份，他的树仁师弟王俊彦同样来了英国，但选择以另一方式继续新闻路。

“我还记得当日到树仁面试，考官问我：‘你缺点是甚么？’，我说我为人很认真。”

当年大学二年级的王俊彦被派做spy（间谍），需要扮成新生炒热气氛。当间谍，就是要演到连自己都忘了自己在演戏。认真的戏码，成功骗得新生信任，大家玩得尽兴。不过最成功莫过于认识到当年的“组妈”（新生营中的女组长）黄珮琳（Willa），两人拍拖八年后，在2018年共谐连理。 树仁同届还有李卓谦，是2014年报导曾健超遭七警“拳打脚踢”的TVB记者，如今已是该机构的副采访主任。

不过态度认真，却令王俊彦与同届同学不太合群，有人说他总是黑面、怪怪的。“我对很多事都是太认真，工作亦然，所以太认真就会很坚持……那么你给予人印象，就是‘这个人态度嚣张’。但过了若干年后，这个认真就不是嚣张，而是变成你自己的态度，人家会说‘王俊彦就是一个认真mode（模式）的人’”。

2013年毕业先到DBC数码电台当记者，同年到《星岛日报》旗下新网媒工作，职位为“记者／策展人”。记者兼策展人是怎样的概念？王俊彦只知道那里不是他心中所想的新闻工作，“当时不知就里，亦不知甚么叫内容农场，香港社会没有这个概念。不久后发生占中，我的工作就是听直播，写港闻，但他们（上司）觉得很浪费，觉得你写一条新闻用很多时间，都不及他们炒（“炒稿”即从其他媒体处选辑资讯来做新闻）10条新闻的时间，成效太差。”他们对王俊彦坦白，他们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素。

当年上司也体谅年轻记者，知道他在占中这些历史关头，总会想到新闻现场采访，而不是在公司整合其他同行采访的资料。因此她穿针引线，令王俊彦有机会进入无线新闻这家大机构 ─ 即使当时无线因政见立场亲中而被挪喻“CCTVB”。

“那时候还是一个新人，不介意一家传媒名声及背景，我只是想取经历，亦希望自己可以改变少少东西。占中后，无线虽然被人指是政权电视台，但难得有机会，当时都觉得有少少骄傲，亦很庆幸在很压抑的时候能加入TVB。”二十五岁的王俊彦，认真衡量过利弊后，觉得仍可以在狭窄空间发挥。

但有些东西，难以一人之力抵抗。2021年他已是高级记者／主播，形象入屋，却慢慢抵受不住上头的政治指示：要以“黑衣人”称呼示威者、要求大篇幅朗读官方新闻稿等。2021年三月，人大为确保“爱国者治港”原则，首次出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王再也受不了当“官方读稿机”，决定辞职，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开工作五年的无线新闻。当时他这样写：“这里太易令人迷失，令人忘记本质，像漩涡。当灵魂被夺去，只剩机械人般的身躯，就连死去也没发觉。”

太认真这个“缺点”，令他再一次对所属新闻机构感到失望。他时常形容，新闻行业的兴衰是政治环境的缩影，所以辞职五个月后，便与曾任《苹果动新闻》主播的太太Willa移民英国。两口子在客厅挂起港英旗作背景，开始经营Youtube频道，每星期制作广东话新闻“新闻传送”，成立半年已有8万订阅。

由新闻王子成为一个youtuber，王俊彦这个名字，开始在网络世界有两极化的声音。

在他的频道上，满是鼓励与支持的读者留言感激他们坚持做新闻。但有人则认为，他背负“前TVB记者／主播”的身份，却在移民后取尽民主光环，质疑他的立场摇摆不定。

立场亲中的传媒人屈颖妍去年底以《老本，能吃一世吗？》为题，点名批评王俊彦利用TVB大台名气开频道，是想赚移民英国的手足的钱。“老本”可否吃一世，王俊彦也不敢说：“我不能说自己可以做一世记者，因为一个香港记者，经历过一段记者生涯，会不知自己目标，因为这行业的环境、人工等等，你会质疑自己还可以做多久…但离开香港，我还想保存香港的语言及文字。”他透露未来与太太或会举办小记者或小主播的训练班，让新移民的港孩尝试广东话新闻采访及投巧，同时做文字及语言的保育工作。

王俊彦只觉得两人移英后，更有报导的责任，好像不去采访的话，就对不起仍留守香港的人。可幸是两夫妇从事这行近十年，做过纸媒、网媒、电视台，采访新闻驾轻就熟，唯一问题是无假放。星期一至五王俊彦都会在《香港台》开咪，同时亦会自家制作英国生活资讯及香港政治新闻，周末有时又要出去拍片做街访，忙得不可开交。过去一年，香港新闻界失去了《苹果日报》、《立场》及《众新闻》，面对新闻碎片化，他们深明自己从此责无旁贷，尽力做好自己记者本份，“没有主流媒体，现在要花更多时间查证资料真伪。”

凡事太认真便输了？他说，“我常常觉得做哪间传媒都不太关系，最重要有独立思考，不要让别人控制你的想法，要知道自己在做甚么。就算上面有万般阻挠，关于报导故事的控制又好，半只字的雕琢也好，你据理力争，失败也无办法，但至少你有尝试过。”

比德：放下身段

“来到英国要好悭（要很省），一滴滴地储水，洗菜水要储起用来冲厕所…本地肉贩卖４镑一斤猪，超市要5镑…”

今年将48岁的比德，逾三分一人生在香港有线新闻摄影部渡过，近年是专题组《新闻刺针》及《小事大意义》的主要摄影师。2021年5月中，他带着太太及独子一家三口低调移民英国。然而再没有稳定的收入，他需要算尽每一分一毫，正如当他举起摄影机时，每一分一秒的画面都要度得精准细腻。

比德完成中学后就读有“摄记木人巷”之称观塘职业训练中心，未毕业就被当年由商人于品海成立的传讯电视招揽，让他完成课程后立即成为该台新闻部摄影师。“我初入行其中一位上司陈君佳对我说：‘拍摄很简单，找到一、两个画面自己很喜欢好钟意就得’。”说得轻松。不过，对一位任资深摄影师18年的老手来说，拍摄的确就如肌肉记忆。

有线新闻1993年开台，创立首个24小时即时新闻收费频道。当时是香港新闻业最百花齐放的年代，各台纷纷成立自己的新闻台，包括无线新闻台、香港宽频bbTV的香港新闻台、now新闻台。比德2000年加入有线新闻当摄影师，有采访主任形容比德特别对人和环境敏感，亦能掌握新闻内容要怎样用画面说故事。比德的确做过很多好故事，当中包括在中港疫区采访2003年沙士、到内地采访山区农民为供儿子上学不惜到血站卖血，“那个地方真的很穷，没太多农作物，只是种薯仔，没有天然资源，所以来回乡镇是非常遥远。有村民因为卖血而染病，更有听闻官员透过权力威胁妇女提供性服务。 那里好多平民百姓都很愿意帮忙，知道你是记者，他们会用尽方法替你完成工作。”

最后这个《泥土黎民系列之卖血乡及乡债》专题，为他与记者苏启智赢得2003年芝加哥电视节Silver Hugo Award ─ 虽然奖座把他英文名字都串错了。不过比德不太重视奖项，因为从来令他著迷的，是采访带来的思想冲击 ，“许多突发或记者会都是即时性，许多时都是长时间等候，但专题采访这性质很吸引。透过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令我可以慢慢思考。”

比德在2018年离开有线，转到一家制作公司任摄影师，一年后遇上反修例风波。他想起在2004年采访过一位中国国企总裁的经历：“他说‘中国社会失衡是必经阶段，因为失衡才有进步，正如向前行，人要提起脚，这个动作是失衡。’不过这根本是个歪理，人不止两脚，要保持平衡要透过整个身体。那时候我就感受到，这些社会精英反映了中国高层次的想法。”这个采访经历，在他心中留下很多中国精英思想扭曲的印象，亦令他确立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比德在反修例风波上多次自发到场采访，冀透过镜头纪录历史，在湾仔一次示威冲突，他直击警方如何武力镇压示威者；亦见过他们质问在场记者身份。当时他还可以自嘲因为年纪大，所以不会比警方针对，不过自己情绪也开始受到影响，连听着《愿荣光归香港》也会流泪。那时他就决定透过BN(O)签证移英，离开这个愁云惨雾的地方。

“我跟太太说，为了儿子我们都要移民。她反过来点醒了我，说‘不要再将移民的责任及理由推在儿子身上。你自身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所以移民是为了自己。’”结果，一家三口没有通知太多人，便悄悄离港。

作为摄影师，他对环境一向敏感，移英后亦察觉到生活上许多细节，“近来我发觉本地肉贩卖４镑一斤猪，超市要5镑。然后，如果水是一滴一滴的从水喉流出的话，水表是不会动的。这样可以节省水费。”比德说，自己从未试过对自己如斯刻薄，“我觉得要进行实验，尝试用最少的钱去解决衣食住行，所以移英后外出吃饭次数十根手指数得完。”

他在港人英国群组中见到有工厂以最低时薪每小时8.9英镑（约港币88元﹑台币324元﹑人民币75元）招聘工作，想也不想就去应征。每天由下午3点工作至晚上11时，比德负责的，是用高温将图案印上地毯，将高达190度的油漆变成气体，“在很热的环境下很易弄伤手，有时亦因为油漆味，喉咙会肿痛。”他还笑说自己在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袭港时，义务扫街清理被风吹折的树枝及垃圾，自己从来没有包袱，可以做任何工作。可惜，这份工作始终是零工时合同，老板很快就以人手足够为由，着他不用上班。

移民英国后，比德一家变成新移民和社会少数族群，但他没有感到委屈，还觉得颇幸运。“初时来到英国，简单至去哪里买东西，邻居都会很用心思考你的问题并提出建议。有次我打算换车軚，邻居即使准备出门，仍毫不犹豫落手落脚替我更换，我好像学徒一样观摩着……虽然这是很细微的经历，正正因为这么细微，令我觉得原来这地方的人与事是很不同，大家萍水相逢，仍然乐意帮忙。”唯一一件令他感困扰的事，是自己英文程度不高，与本地人沟通有困难，近月他积极上英语班，务求可以加快融入社区。

“我希望可以启发以为自己放不低身段的港人。希望大家可以忍耐、等待，没有任何事是必然、绝对的。只要不要忘记根本，总会有路行。”

任美贞：你只是为自己负责任

每一年香港记者协会晚会上，主席总会说，“新闻界正值寒冬”，然而新闻界似乎从未迎来春天。2015年，时任记协副主席的任美贞在记协晚会上讲过，记者并不完美，有时会太情绪化、太投入；但她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中立。

记者问任美贞，记者可以如何既保持中立，同时又做倡议的工作？她解释：“我是个很传统的记者，意思是如果我不知那个人是自杀，他由20楼跌下来，我只会写他是跌死，我不可以说他是自杀，直到我见到他的遗书。这就是传统记者 ─ 我不可以有我自己的观点。我在记协做的事也是这样的延续，例如我们会去做民调，这是fact finding（查找事实），并将事实陈述出去。我们向外国传媒解释香港传媒的状况，这个也是记者的角色，因为我将事实呈现出来。”

“我不知道这与‘为新闻自由发声’的定义是否一致，不过我会认为，我在记协做的事，与我做记者没有分别。”

2014年雨伞运动还未发生时，当年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被斩、香港商业电台名咀李慧玲遭解雇、《苹果日报》和《am730》被抽广告，香港记者协会曾指当年为香港新闻界数十年以来最黑暗一年，记协为此成立《自我审查监督委员会》，鼓励业界提供自我审查的证据，从而了解公众知情权如何被剥削。任美贞为委员会成员之一。8年过去，究竟是业界没有自我审查，还是记者怯于告状不得而知，但她忆述委员会成立后一直没收过业界的投诉，最后调查不了了之，连委员会也无声无息的解散。

2020年因公司REDD Intelligence安排下，任美贞来到英国伦敦工作，继续分析及报道财经新闻，同时卸下记协工作，不过很快她就兼负起另一义务。

身为基督徒的她，有次听到牧师提及许多香港学童移英有情绪问题，发现这些情况很普遍。“申请BN(O)是个秘密，小朋友不可以和同学及老师提起。他们上午仍在上学，下午就登机离港，对小朋友而言，他们一夜之间失去原有的社交圈子。突然他们去一个陌生地方，这是很创伤的。有些个案， 7、8岁的小孩会赖床、发脾气。”也有小朋友会全天候戴上口罩，借故与人断绝沟通。

根据英国国会一项有关儿童及青年心理健康报告显示，全英有150万18岁以下青少年需要接受心理健康支援辅导，估计2020年6个青少年中，就有1个有精神疾患。报告亦指，虽然政府在2017年定下4星期轮候时间的目标，但2019年数字反映青少年平均轮候时间为56天。而香港学童要接受公营服务，除了轮候时间长，还面对言语不通的问题。有见及此，任美贞决定与友人成立专门协助移英香港家庭处理儿童情绪问题的组织 – 英国心泉。组织今年3月正式注册为社会企业，并受社企专员监管。

即使性质与传媒业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任美贞认为组织需要陈述问题，并令资讯更透明，工作与记者无异。

“我会访问家长并写成分享，放在网页及社交媒体上，让更多人知道问题。另我们亦有翻译小组，将其他志愿组织关于青年人情绪问题的资讯翻译成中文，包括看家庭医生前有甚么准备、过程等，让香港家长更易明白。其实对我作为记者而言，较易处理，加上双语亦属传讯工作。”

传媒是第四权，负责监察政府及维护公众知情权，但当一个地方连记者发问也被攻击时，出走了的记者，是否更有责任去发声？又或者如她一样，负起更多社会责任？

“我不觉得任何人有任何责任，每件事的出发点并不是基于责任，我觉得是基于感动。有些东西你觉得你做了可以帮到人，而双方是开心的，这已经足够。从来没有一件事是责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个体，你只是为自己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