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離散香港記者：放下記者身份，可以拿起甚麼？

倫敦以南一個國家保育公園裡，有家小咖啡室，下午三點人龍不絕，鄭柏齡忙着招呼客人：「What can I get for you?」。客人點了拿鐵後，他隨即到身後的咖啡機磨粉、佈粉，沖煮、蒸奶，將一杯熱烘烘的拿鐵端到客人手上。

鄭柏齡現在每星期總有一至兩天在這家咖啡室工作。看他熟練地沖調不同咖啡，似乎過著忙碌但又同時悠閒的生活。來倫敦之前，鄭柏齡是《蘋果日報》駐紐約的採訪主任（採主；news producer），負責掌控整個北美的新聞運作，覆蓋的城市包括美國華盛頓、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港區國安法》2020年6月底生效後，多個蘋果高層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集團營運總裁（前財務總裁）的周達權、《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被拘捕。

2021年8月，他考慮到自己曾在《蘋果》工作可能帶來的風險，由美國直接飛往倫敦。在這裡，他不再聽到印刷機齒輪滾動的軋軋聲。取而代之的，是咖啡機打奶泡的聲音。

鄭柏齡：放下筆桿，拿起咖啡壺

鄭柏齡在樹仁大學讀新聞系時曾是熱血份子，在六四二十周年曾絕食64小時。「六四是我由細到大（從小到大）的教育，每年一定會去六四集會及七一遊行。認識過當年發生的事，即使你是年少無知的小學生或中學生，都會知這是不公義，會很想為他們發聲。那是我去參加學生會、學聯，這些所謂advocacy（倡議）工作的啟蒙。」

在大學時，鄭柏齡邊學做記者邊做倡議工作，但他很快他就明白自己天生無政治魅力，不是吃政治飯的人。在樹仁讀新聞，他感受到要學到更多，當財經記者是最好的選擇。「做記者的技巧其實不難獲得。你去採訪，找角度，寫好文章，差到極點都會寫到一篇報道。但財經你一定要去學，學校不會教，所以獲得的知識就是自己的。樹仁很工廠式，它會提供養份予這個行業…畢業的人如螺絲，但我不想只是做粒螺絲。」

一般記者都要有數年年資，才被擢升高級記者。鄭柏齡畢業兩年，24歲就成為蘋果高級記者，實力不容小覷，「我知道天生不聰明也好，但比心機少少（努力一點）都會有回報。蘋果財經與其他媒體不同，（蘋果）上司第一日就說，『我要做的財經新聞是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我們要平民化，要把財經理念解釋得很簡單，要所有人打開報紙都要看得懂。』所以將財經帶給普通人，這個過程很rewarding（有回報），只要你肯去用心找到個角度，包裝好，就有讀者看到，你也會感受到那個影響。」

試過跟進航空公司捷星發牌受阻、專訪過有「中國梅鐸」之稱的黎瑞剛，鄭柏齡不再只滿足在香港報導財經版。2015年蘋果有意發展美國市場，他第一個舉手報名，「當時彭博香港（bloomberg）想找我跳槽，但我沒有接受。我覺得難得有機會在美國工作，想擴闊自己視野…美國新聞很發達，香港是個小地方，學到的東西有限，駐外經驗一定豐富些。」

結果2016年中一落地，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就發生至少50人死的同性戀夜店槍擊案，鄭連紐約地鐵那些複雜的路線也未摸清，就要穿州過省採訪突發新聞，「我做慣財經新聞而不是突發，我又人生路不熟，而且你做不同的beat（新聞類別）就有不同的投巧，幸好漸漸就習慣了節奏。」

早期鄭柏齡與兩名特約記者分別駐守紐約、三藩市及洛杉磯，採訪過許多被視為敏感的報導，包括六四、以及移民美國的中國人成立政黨要求上海獨立。那時候敏感題材的報導在蘋果海外版，只要肯做，刊出不會是問題。

壹傳媒2020年年報顯示，於2020年3月31日，一共有2,323名僱員，其中54％為香港僱員，美國僱員就只得一個。但香港每月獨立非重返用戶約為10,300,000人、美國及加拿大就有10,285,088人。雖然北美團隊人數遠比香港少，但用戶人數卻與香港看齊。

結果，作為美國唯一一個全職僱員，鄭柏齡慢慢地在《蘋果日報》這個大齒輪上，當上重要部件。2019年，他由駐紐約記者擢升至採訪主任。當他以為《蘋果日報》漸在北美中文新聞界上站穩腳，《港區國安法》2020年6月底生效後，情況急轉直下。多個蘋果高層被拘捕，鄭柏齡開始感受到內部自我審查的壓力。

「蘋果臨關前一個月，我收到內部訊息叫我們不要寫敏感題材，『光時』、『香港人加油』不能寫，受訪者樣貌不可刊出……《蘋果日報》海外版存在的意義，就是讓身處海外的港人『取暖』，如果這個價值不可以彰顯，這平台已無存在價值。作為專業記者的我，是不可以被這些自我審查去影響質素。但我知道，在這個荒謬的社會裏，每一篇報導都變成犯罪證據。『兩邊不是人』—寫又不是，不寫又不是。我寫的話，香港同事會坐監；但我不寫又對不起我們的讀者，因為海外讀者認為蘋果很重要。所以這事對我而言是很大打擊。」

《彭博新聞》今年1月報導，香港超過60個工會、政治組織、人權組織以及傳媒解散，包括香港《蘋果日報》2021年6月24日宣布停運，結束26年的業務。連同《眾新聞》、《立場》，該報導推算有近1,115個傳媒相關職位流失，估計佔香港中文媒體兩成。

相比起2016年初踏足美國時感受到的，身處異國的忐忑不安，鄭柏齡今次來到倫敦卻感到一絲恬靜安謐，「由我決定不經香港直接來倫敦，代表我已放棄之前的東西；這是新生活。這個是我的地方，我要落地歸根。我屬於這裏。」

駐外記者經歷多，適應能力應較強，除了仍然不太習慣沒太多朋友外，很快就已適應了天氣及節奏，「習慣了冬天很快天黑，很晚才天光…亦習慣了生活節奏慢了很多，我從一個最快的地方（香港），去了第二快的地方（美國），之後去了倫敦。紐約生活節奏很快，大家晚上都玩得很瘋狂。但這兒反璞歸真，特別是我工作的地方、同事們要購物會想去溫布頓，而不會輕易說去市中心。他們不會如香港般commercial（商業化），每天只需想活動，找朋友開派對、吃飯、唱歌。」

咖啡室工時朝八晚三，鄭柏齡換過制服，掛上寫着「pak」的名牌為客人沖咖啡，「我覺得在咖啡室工作可以放低煩惱。做記者很抑鬱，因為受歡迎的新聞絕大部分是負面新聞，而記者就是負面世界裡站在最前線的人，每日面對負面的新聞、訊息。久而久之，我覺得當記者的都會有抑鬱症。我覺得自己是有（抑鬱），需要很強大的心臟才可調節到。當我離開了記者行業，我不需要因為一件事是否公義而不開心。我做咖啡室的時候，純粹沖好杯咖啡，客人走過來說你的咖啡好喝…就是很簡單的滿足感。」

王俊彥：從大台主播到Youtuber

鄭柏齡選擇了放下記者身份，他的樹仁師弟王俊彥同樣來了英國，但選擇以另一方式繼續新聞路。

「我還記得當日到樹仁面試，考官問我：『你缺點是甚麼？』，我說我為人很認真。」

當年大學二年級的王俊彥被派做spy（間諜），需要扮成新生炒熱氣氛。當間諜，就是要演到連自己都忘了自己在演戲。認真的戲碼，成功騙得新生信任，大家玩得盡興。不過最成功莫過於認識到當年的「組媽」（新生營中的女組長）黃珮琳（Willa），兩人拍拖八年後，在2018年共諧連理。 樹仁同屆還有李卓謙，是2014年報導曾健超遭七警「拳打腳踢」的TVB記者，如今已是該機構的副採訪主任。

不過態度認真，卻令王俊彥與同屆同學不太合群，有人說他總是黑面、怪怪的。「我對很多事都是太認真，工作亦然，所以太認真就會很堅持……那麼你給予人印象，就是『這個人態度囂張』。但過了若干年後，這個認真就不是囂張，而是變成你自己的態度，人家會說『王俊彥就是一個認真mode（模式）的人』」。

2013年畢業先到DBC數碼電台當記者，同年到《星島日報》旗下新網媒工作，職位為「記者／策展人」。記者兼策展人是怎樣的概念？王俊彥只知道那裡不是他心中所想的新聞工作，「當時不知就裏，亦不知甚麼叫內容農場，香港社會沒有這個概念。不久後發生佔中，我的工作就是聽直播，寫港聞，但他們（上司）覺得很浪費，覺得你寫一條新聞用很多時間，都不及他們炒（「炒稿」即從其他媒體處選輯資訊來做新聞）10條新聞的時間，成效太差。」他們對王俊彥坦白，他們要的是數量，而不是質素。

當年上司也體諒年輕記者，知道他在佔中這些歷史關頭，總會想到新聞現場採訪，而不是在公司整合其他同行採訪的資料。因此她穿針引線，令王俊彥有機會進入無綫新聞這家大機構 ─ 即使當時無綫因政見立場親中而被挪喻「CCTVB」。

「那時候還是一個新人，不介意一家傳媒名聲及背景，我只是想取經歷，亦希望自己可以改變少少東西。佔中後，無綫雖然被人指是政權電視台，但難得有機會，當時都覺得有少少驕傲，亦很慶幸在很壓抑的時候能加入TVB。」二十五歲的王俊彥，認真衡量過利弊後，覺得仍可以在狹窄空間發揮。

但有些東西，難以一人之力抵抗。2021年他已是高級記者／主播，形象入屋，卻慢慢抵受不住上頭的政治指示：要以「黑衣人」稱呼示威者、要求大篇幅朗讀官方新聞稿等。2021年三月，人大為確保「愛國者治港」原則，首次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王再也受不了當「官方讀稿機」，決定辭職，並在社交媒體上宣布離開工作五年的無綫新聞。當時他這樣寫：「這裡太易令人迷失，令人忘記本質，像漩渦。當靈魂被奪去，只剩機械人般的身軀，就連死去也沒發覺。」

太認真這個「缺點」，令他再一次對所屬新聞機構感到失望。他時常形容，新聞行業的興衰是政治環境的縮影，所以辭職五個月後，便與曾任《蘋果動新聞》主播的太太Willa移民英國。兩口子在客廳掛起港英旗作背景，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每星期製作廣東話新聞「新聞傳送」，成立半年已有8萬訂閱。

由新聞王子成為一個youtuber，王俊彥這個名字，開始在網絡世界有兩極化的聲音。

在他的頻道上，滿是鼓勵與支持的讀者留言感激他們堅持做新聞。但有人則認為，他背負「前TVB記者／主播」的身份，卻在移民後取盡民主光環，質疑他的立場搖擺不定。

立場親中的傳媒人屈穎妍去年底以《老本，能吃一世嗎？》為題，點名批評王俊彥利用TVB大台名氣開頻道，是想賺移民英國的手足的錢。「老本」可否吃一世，王俊彥也不敢說：「我不能說自己可以做一世記者，因為一個香港記者，經歷過一段記者生涯，會不知自己目標，因為這行業的環境、人工等等，你會質疑自己還可以做多久…但離開香港，我還想保存香港的語言及文字。」他透露未來與太太或會舉辦小記者或小主播的訓練班，讓新移民的港孩嘗試廣東話新聞採訪及投巧，同時做文字及語言的保育工作。

王俊彥只覺得兩人移英後，更有報導的責任，好像不去採訪的話，就對不起仍留守香港的人。可幸是兩夫婦從事這行近十年，做過紙媒、網媒、電視台，採訪新聞駕輕就熟，唯一問題是無假放。星期一至五王俊彥都會在《香港台》開咪，同時亦會自家製作英國生活資訊及香港政治新聞，周末有時又要出去拍片做街訪，忙得不可開交。過去一年，香港新聞界失去了《蘋果日報》、《立場》及《眾新聞》，面對新聞碎片化，他們深明自己從此責無旁貸，盡力做好自己記者本份，「沒有主流媒體，現在要花更多時間查證資料真偽。」

凡事太認真便輸了？他說，「我常常覺得做哪間傳媒都不太關係，最重要有獨立思考，不要讓別人控制你的想法，要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就算上面有萬般阻撓，關於報導故事的控制又好，半隻字的雕琢也好，你據理力爭，失敗也無辦法，但至少你有嘗試過。」

比德：放下身段

「來到英國要好慳（要很省），一滴滴地儲水，洗菜水要儲起用來沖廁所…本地肉販賣４鎊一斤豬，超市要5鎊…」

今年將48歲的比德，逾三分一人生在香港有線新聞攝影部渡過，近年是專題組《新聞刺針》及《小事大意義》的主要攝影師。2021年5月中，他帶着太太及獨子一家三口低調移民英國。然而再沒有穩定的收入，他需要算盡每一分一毫，正如當他舉起攝影機時，每一分一秒的畫面都要度得精準細膩。

比德完成中學後就讀有「攝記木人巷」之稱觀塘職業訓練中心，未畢業就被當年由商人于品海成立的傳訊電視招攬，讓他完成課程後立即成為該台新聞部攝影師。「我初入行其中一位上司陳君佳對我說：『拍攝很簡單，找到一、兩個畫面自己很喜歡好鐘意就得』。」說得輕鬆。不過，對一位任資深攝影師18年的老手來說，拍攝的確就如肌肉記憶。

有線新聞1993年開台，創立首個24小時即時新聞收費頻道。當時是香港新聞業最百花齊放的年代，各台紛紛成立自己的新聞台，包括無綫新聞台、香港寬頻bbTV的香港新聞台、now新聞台。比德2000年加入有線新聞當攝影師，有採訪主任形容比德特別對人和環境敏感，亦能掌握新聞內容要怎樣用畫面說故事。比德的確做過很多好故事，當中包括在中港疫區採訪2003年沙士、到內地採訪山區農民為供兒子上學不惜到血站賣血，「那個地方真的很窮，沒太多農作物，只是種薯仔，沒有天然資源，所以來回鄉鎮是非常遙遠。有村民因為賣血而染病，更有聽聞官員透過權力威脅婦女提供性服務。 那裡好多平民百姓都很願意幫忙，知道你是記者，他們會用盡方法替你完成工作。」

最後這個《泥土黎民系列之賣血鄉及鄉債》專題，為他與記者蘇啟智贏得2003年芝加哥電視節Silver Hugo Award ─ 雖然獎座把他英文名字都串錯了。不過比德不太重視獎項，因為從來令他著迷的，是採訪帶來的思想衝擊 ，「許多突發或記者會都是即時性，許多時都是長時間等候，但專題採訪這性質很吸引。透過接觸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令我可以慢慢思考。」

比德在2018年離開有線，轉到一家製作公司任攝影師，一年後遇上反修例風波。他想起在2004年採訪過一位中國國企總裁的經歷：「他說『中國社會失衡是必經階段，因為失衡才有進步，正如向前行，人要提起腳，這個動作是失衡。』不過這根本是個歪理，人不止兩腳，要保持平衡要透過整個身體。那時候我就感受到，這些社會精英反映了中國高層次的想法。」這個採訪經歷，在他心中留下很多中國精英思想扭曲的印象，亦令他確立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比德在反修例風波上多次自發到場採訪，冀透過鏡頭紀錄歷史，在灣仔一次示威衝突，他直擊警方如何武力鎮壓示威者；亦見過他們質問在場記者身份。當時他還可以自嘲因為年紀大，所以不會比警方針對，不過自己情緒也開始受到影響，連聽着《願榮光歸香港》也會流淚。那時他就決定透過BN(O)簽證移英，離開這個愁雲慘霧的地方。

「我跟太太說，為了兒子我們都要移民。她反過來點醒了我，說『不要再將移民的責任及理由推在兒子身上。你自身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所以移民是為了自己。』」結果，一家三口沒有通知太多人，便悄悄離港。

作為攝影師，他對環境一向敏感，移英後亦察覺到生活上許多細節，「近來我發覺本地肉販賣４鎊一斤豬，超市要5鎊。然後，如果水是一滴一滴的從水喉流出的話，水錶是不會動的。這樣可以節省水費。」比德說，自己從未試過對自己如斯刻薄，「我覺得要進行實驗，嘗試用最少的錢去解決衣食住行，所以移英後外出吃飯次數十根手指數得完。」

他在港人英國群組中見到有工廠以最低時薪每小時8.9英鎊（約港幣88元﹑台幣324元﹑人民幣75元）招聘工作，想也不想就去應徵。每天由下午3點工作至晚上11時，比德負責的，是用高溫將圖案印上地毯，將高達190度的油漆變成氣體，「在很熱的環境下很易弄傷手，有時亦因為油漆味，喉嚨會腫痛。」他還笑說自己在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襲港時，義務掃街清理被風吹折的樹枝及垃圾，自己從來沒有包袱，可以做任何工作。可惜，這份工作始終是零工時合同，老闆很快就以人手足夠為由，着他不用上班。

移民英國後，比德一家變成新移民和社會少數族群，但他沒有感到委屈，還覺得頗幸運。「初時來到英國，簡單至去哪裡買東西，鄰居都會很用心思考你的問題並提出建議。有次我打算換車軚，鄰居即使準備出門，仍毫不猶豫落手落腳替我更換，我好像學徒一樣觀摩着……雖然這是很細微的經歷，正正因為這麼細微，令我覺得原來這地方的人與事是很不同，大家萍水相逢，仍然樂意幫忙。」唯一一件令他感困擾的事，是自己英文程度不高，與本地人溝通有困難，近月他積極上英語班，務求可以加快融入社區。

「我希望可以啟發以為自己放不低身段的港人。希望大家可以忍耐、等待，沒有任何事是必然、絕對的。只要不要忘記根本，總會有路行。」

任美貞：你只是為自己負責任

每一年香港記者協會晚會上，主席總會說，「新聞界正值寒冬」，然而新聞界似乎從未迎來春天。2015年，時任記協副主席的任美貞在記協晚會上講過，記者並不完美，有時會太情緒化、太投入；但她時刻提醒自己要保持中立。

記者問任美貞，記者可以如何既保持中立，同時又做倡議的工作？她解釋：「我是個很傳統的記者，意思是如果我不知那個人是自殺，他由20樓跌下來，我只會寫他是跌死，我不可以說他是自殺，直到我見到他的遺書。這就是傳統記者 ─ 我不可以有我自己的觀點。我在記協做的事也是這樣的延續，例如我們會去做民調，這是fact finding（查找事實），並將事實陳述出去。我們向外國傳媒解釋香港傳媒的狀況，這個也是記者的角色，因為我將事實呈現出來。」

「我不知道這與『為新聞自由發聲』的定義是否一致，不過我會認為，我在記協做的事，與我做記者沒有分別。」

2014年雨傘運動還未發生時，當年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香港商業電台名咀李慧玲遭解僱、《蘋果日報》和《am730》被抽廣告，香港記者協會曾指當年為香港新聞界數十年以來最黑暗一年，記協為此成立《自我審查監督委員會》，鼓勵業界提供自我審查的證據，從而了解公眾知情權如何被剝削。任美貞為委員會成員之一。8年過去，究竟是業界沒有自我審查，還是記者怯於告狀不得而知，但她憶述委員會成立後一直沒收過業界的投訴，最後調查不了了之，連委員會也無聲無息的解散。

2020年因公司REDD Intelligence安排下，任美貞來到英國倫敦工作，繼續分析及報道財經新聞，同時卸下記協工作，不過很快她就兼負起另一義務。

身為基督徒的她，有次聽到牧師提及許多香港學童移英有情緒問題，發現這些情況很普遍。「申請BN(O)是個秘密，小朋友不可以和同學及老師提起。他們上午仍在上學，下午就登機離港，對小朋友而言，他們一夜之間失去原有的社交圈子。突然他們去一個陌生地方，這是很創傷的。有些個案， 7、8歲的小孩會賴床、發脾氣。」也有小朋友會全天候戴上口罩，藉故與人斷絕溝通。

根據英國國會一項有關兒童及青年心理健康報告顯示，全英有150萬18歲以下青少年需要接受心理健康支援輔導，估計2020年6個青少年中，就有1個有精神疾患。報告亦指，雖然政府在2017年定下4星期輪候時間的目標，但2019年數字反映青少年平均輪候時間為56天。而香港學童要接受公營服務，除了輪候時間長，還面對言語不通的問題。有見及此，任美貞決定與友人成立專門協助移英香港家庭處理兒童情緒問題的組織 – 英國心泉。組織今年3月正式註冊為社會企業，並受社企專員監管。

即使性質與傳媒業不同，但萬變不離其宗，任美貞認為組織需要陳述問題，並令資訊更透明，工作與記者無異。

「我會訪問家長並寫成分享，放在網頁及社交媒體上，讓更多人知道問題。另我們亦有翻譯小組，將其他志願組織關於青年人情緒問題的資訊翻譯成中文，包括看家庭醫生前有甚麼準備、過程等，讓香港家長更易明白。其實對我作為記者而言，較易處理，加上雙語亦屬傳訊工作。」

傳媒是第四權，負責監察政府及維護公眾知情權，但當一個地方連記者發問也被攻擊時，出走了的記者，是否更有責任去發聲？又或者如她一樣，負起更多社會責任？

「我不覺得任何人有任何責任，每件事的出發點並不是基於責任，我覺得是基於感動。有些東西你覺得你做了可以幫到人，而雙方是開心的，這已經足夠。從來沒有一件事是責任，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個體，你只是為自己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