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诞生于墨索里尼时期为了推进符合法西斯目的的威尼斯电影节和现如今一直以政治属性作为选片标准之一的柏林电影节，戛纳影展与政治的关联似乎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中最不明显的。然而，从创立之初与威尼斯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到其历史上因为68年法国五月风暴而被迫取消的唯一一届（后来这个唯一性被2020年COVID-19大流行病而打破），再到今年俄乌战争打响造成对欧洲的影响甚至整个世界的震动。戛纳，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盛会和文化交流的场所，从来无法与政治割席。
今年的戛纳在政治上的表现尤为明显。5月16日，法国宣布公共场所无需再佩戴口罩，意味着法国彻底恢复疫情前的状态；5月17日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便在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开启帷幕。经历过延期、取消、疫苗护照和72小时核酸证明的戛纳似乎终于从疫情中摆脱出来，却又迅速卷入了今年开端另一个最大的国际事件俄乌战争——无论是三月对于俄罗斯官方电影人的拒绝，还是四月份宣布俄罗斯导演基维尔·谢列布尼科夫的第三次入围主竞赛，再到开幕式上乌克兰总统突然连线发表和平倡议，都使得本届戛纳成为近年来与政治讨论的联系最紧密的一年。
开幕式上的泽连斯基
如果说本届戛纳电影节开幕首日还能有什么比翻拍自日本喜剧的《丧尸不要停！》（Coupez！）和今年评审会主席云逊·连顿（Vincent Lindon）先生令人动容的人道主义演讲更能刺激观众和引发话题的事件，那一定是开幕晚会的第36分钟突然出现在大银幕上的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当前面充满活力地主持人维珍妮爱菲亚（Virginie Efira）突然平静地报出“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来自基辅的连线，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引语，全场在座所有电影人、观众纷纷从错愕中恢复理智，起身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十几分钟的独白里，泽连斯基从电影史讲起，谈电影与政治的贴近，他提及了20世纪初独裁者们如何利用电影达到自己统治宣传的目的，又用卓别灵的《大独裁者》暗示了当前乌克兰正在遭受的另一个国家的纳粹行为。电影就这样照进了现实，也与现实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勾连。作为一名前喜剧演员，泽连斯基的上台无论在乌克兰境内还是国际上都引起过不小的争议。但这场演讲，他以自己对电影世界的认识呼吁战争的终结和真实世界的和平。一句“我们的未来取决于电影”似乎赋予了这场电影节更加沉重又深刻的责任。
因此，本届电影节不可避免地成为一次政治与艺术交锋的契机。戛纳在一种关注单元中选入了一位年轻的乌克兰导演 Maksym Nakonechnyi 的处女作《蝴蝶视觉》，影片取自于真实事件，内容是关于2014年俄军入侵顿巴斯地区后实施的一系列暴力行为，甚至包括俄军作为战争武器的“强奸”行为。Screen 杂志上的国际场刊以往以英美德法为主导，这次加入了一位来自乌克兰 Korydor 报的记者。此外，曾经凭借《顿巴斯》入围第71届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的乌克兰导演沙基·罗斯尼萨（Sergei Loznitsa），今年在特别展映单元选入他的一部他以塞巴尔德的作品为灵感和二战时期的影像资料组成的探讨平民是否可以被用来作为战争工具的纪录片。出生于白俄罗斯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的洛兹尼察，擅长用影像探讨俄罗斯社会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角力。这次这部论文式的纪录片也是带有相当强烈的社会现状的表达。
一直以来，法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地十分积极。总统马克龙在今年连任前后忙于在俄乌之间交涉，试图缓解紧张局势。而在泽连斯基现身戛纳之后不久，身在爱丽舍空的马克龙便与其进行了电话会谈，确认了四月底传言中法国将向乌克兰交付武器的事宜。目前，戛纳官方对这场开幕晚会的安排还未有任何相关的解释，我们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泽连斯基在戛纳的现身。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西方主流的态度，无论是出于对乌克兰的同情还是整个欧洲近几十年强烈的反战情绪，都倾向于将泽连斯基塑造为一个勇敢地，对抗威权大国的，代表正义的形象；但在其出现在戛纳首映礼的相关文字及视频报道下方的普通民众的留言却令人意外地呈现出另一种态度：他们认为“这位总统始终不过是演员”，“现在又来戛纳表演了”，“应该颁发一个金棕榈给他”，诸如此类的负面评价。政治是否应该如此介入艺术又再一次被放在了争议的焦点。
“流亡”中的俄罗斯电影人
而实际上，本届戛纳最早表示出自己作为艺术场所对于当前政治状况的关注是在今年3月1日俄乌战争刚开开始一周时间。彼时欧洲政府、媒体、各大公司、平台都已经宣布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罗斯行为的强烈谴责。戛纳官方也发布了一份声明称如果俄罗斯挑起的战争继续下去今年的影展将不欢迎任何俄罗斯官方代表团的出席，从而引发了一波对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争议。随后，影展的平行单元“导演双周”也宣布了自己的立场，他们的“独立电影无罪”的宣言成为对官方单元发布的一种补充，强调要区别开那些勇于抗议独裁政府的独立电影人和那些为政府宣传的官方代表。他们进一步表示，会考虑接收所有电影制作人的电影，无论他们的国籍为何。而对那些受到政府资助的俄罗斯电影，戛纳也没有完全地拒绝他们：官方认为应该遵从和审慎电影人的自由表达。而后乌克兰导演沙基·罗斯尼萨也在对《综艺》杂志表示了他的立场，他不赞成那些抵制俄罗斯电影的呼吁，因为“这些（电影人）是好人”。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戛纳的总掌门人福茂在今年四月颇具意外地宣布了俄罗斯导演基维尔·谢列布尼科夫的最新影片《柴可夫斯基的妻子》入围到主竞赛单元。不仅是因为近几年他与戛纳的联系颇为紧密，这是他自18年以来第三次入围主竞赛单元；也同样因为谢列导演正是由于受到俄罗斯官方基金会的资助而遭受争议，但他很快向媒体澄清自己的影片并没有任何政府宣传的性质，且自己的投资人是支持艺术电影创作表达的。实际上早在2017年，谢列导演因为被国家司法系统指控在经营自己的当代影像实验中心“果戈里”时挪用了俄罗斯政府超过1.3亿卢布的政府资金而遭到了禁足和禁止拍摄影片的禁令，并被当局逮捕并软禁。导演的支持者一直认为这实际上这是俄罗斯政府为了打压其政治立场和 LGBT 群体发声所找的借口。2019年，他讲述苏联体制下的独立摇滚音乐人的传记片《盛夏》在入围戛纳主竞赛时，他就因为该限制令而无法出席戛纳红毯和记者发布会。当时在卢米埃大厅主创入场时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着印有导演头像和名字的徽章已表示对导演的致敬，现场更是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而到了2021年他的《彼得罗夫的流感》再次入围主竞赛时，主创人员直接在更加激烈的掌声中手举一张印有导演名字的白色纸卡走上红毯，代表对俄罗斯政府的抗议。
在此期间他一直都是通过 ZOOM 来指导现场拍摄。到今年三月底，对于导演长达六年的禁足与禁拍令终于解除，他也得以亲临现场拍摄。但战争的拉响使得俄罗斯本土的电影人也不得不选择逃离，原本还在坚持现场执导新片《利莫诺夫》拍摄的谢列导演，也因为战局的加剧不得不被迫离开俄罗斯。因为先前在德国长居过一段时间，所以他选择了回到柏林，在这里他一方面在等待五月新片《柴可夫斯基的妻子》的戛纳展映，另一方面也在筹备七月要在阿维尼翁戏剧节上演的一部契科夫的戏剧《黑僧》（同样的梦境叙事也是很符合导演一贯的影像风格）。在今年四月接受法国媒体《世界报》的采访时，他表示自己比许多同僚幸运的多，至少他很久之前在柏林买下了一间公寓，而很多因为政治和人道原因逃离俄罗斯的人是一无所有的。但战争又使得人们不得不离开，因为“在俄罗斯是无法表示自己对于战争的反对的”。
从这位俄罗斯流亡导演的视角中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中一种“当事者”的状态。一种又被体制裹挟却又向往自由表达的状态。谢列的导演的母亲就是乌克兰人，他本人也直言自己有很多乌克兰的好友，这让他深切地感受了血缘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即便中止俄罗斯独立电影人的创作也对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影响，反而阻断了普通人之间的交流对话。在今年这部《柴妻》放映后的记者发布会上，他再度强调应该分开来看俄罗斯政府的行为和他们这些“流亡”的俄罗斯电影人，因为这场战争同时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有罪的”。
实际上，讲述柴可夫斯基的故事的选择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这位导演的“非官方性”。诚然柴可夫斯基在西方文化享有绝对的知名度，但导演却强调，实际上在普丁的“大俄罗斯文化”的政策中赫然在目包括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拉赫曼尼诺夫的名单，却始终未见到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尽管官方多次否认柴可夫斯基的性向，并且在导演拍摄期间被政府谈话说不许提到柴可夫斯基的性向问题，但坊间一直都对其同性恋身份有传言，这也使得柴可夫斯基在某种程度上被政府“除名”。最后导演另辟蹊径，选择从他妻子的视角进入，以近乎疯癫地梦境地叙事去呈现一个悲剧的故事。或许关注和拍摄这样一位对俄罗斯政府来说颇具争议的人物，也是谢列导演的一种政治表态了。
抄袭事件、性别不均，风波与争议不断的戛纳
然而笼罩今年戛纳的事件远不止战争阴影一件。早在开始前几个月，原定的评审团主席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 Asghar Farhadi 突然被自己的学生指控，称去年他在戛纳主竞赛获得评审团奖的影片《伊朗式英雄》涉嫌抄袭自己在德黑兰参与其组织的研讨班期间制作的纪录片《All winners, All losers》。该片甚至被去年的评审团主席 Spike Lee 认为是他心目中的金棕榈。4月5日，伊朗法院认定法哈蒂抄袭罪名成立，戛纳迫于舆论压力临时将法哈蒂评审团主席一职撤掉，找来了临时救场的着法国演员云逊·连顿。顶着对方近乎确凿的指控，法哈蒂反驳并提出上诉指认自己的学生是在诽谤。现在终审结果还未公布，且他在面对记者的盘问时也表现得相当从容淡定，他表示目前的指控都是媒体的说辞，自己并没有抄袭自己学生的作品。现年五十岁的法哈蒂导演已经四度入围戛纳主竞赛，因为一部《一次别离》声名鹊起的他在2016年的《推销员》拿下过戛纳的最佳剧本，他极其擅长刻画小人物遇到的道德困境。尽管法哈蒂卷入了如此巨大甚至可能因为影响名誉而断送前程的丑闻之中，福茂却没有对其进行“有罪推论”。在5月17日开幕首日法哈蒂仍然是评审团一员，只不过位置被安排到了最边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开幕前的一日，美国线上杂志 Deadline 突然发表了长文，炮轰他们对福茂进行的专访被戛纳官方审查而遭到删减，迫使他们不得不为了言论自由而拒绝刊登这篇专访内容。一向以强调性别平等的美国媒体在本届戛纳刚宣布片单时就不满女性导演数量严重不足。他们还指出福茂在波兰斯基问题上态度模糊也让戛纳这个平台不够“政治正确”。
福茂四月份在巴黎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一共宣布了包括克莱雅丹妮 Claire Denis （《正午之星》）、凯莉莱卡特 Kelly Reichardt（《好戏登场》）和维莱莉亚布鲁尼妲典斯姬 Valeria Bruni Tedeschi （《杏仁》）在内的三位女性导演入围主竞赛单元，而或许是迫于美国媒体方面的舆论压力又在随后几日加入了 Charlotte Vandermeersch 的《八座山》和 Léonor Séraille 的《一个弟弟》。福茂坚持认为，电影作品的入围并不应该是配额制的，更重要的在于艺术价值。法国和美国不同，这就是“法国传统”。
就在谢列布尼科夫的《柴可夫斯基的妻子》放映当天，又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声音被翻了出来。戛纳这次颇具政治性质的选片考虑引起了另一位俄罗斯大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Alexandre Sokourov 的不满。曾经因《俄罗斯方舟》（《创世纪》）、《父与子》而入围到戛纳的他，这次指导了自己的学生 Malika Muayeva 的原创剧本《寻找笼子的鸟》。这个发生在车臣地区的故事主演也全部都是当地居民非职业演员。索科洛夫称戛纳拒绝了俄罗斯的导演们，却唯独谢列布尼科夫；而他们拒绝其学生的一部精彩而优秀的电影的原因正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结语：
细数历届戛纳，对于政治与社会的关注从来不在少数。对于东欧和中东地区的关注让它成为不少流亡电影人的避难所。但戛纳也始终是有自己的立场，它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法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这并非一种贬义的论断，只是相比于相差三个月举办的柏林电影节，无论是整个电影节媒体证件的等级制度，还是影展策划架构，亦或者入选片单关注的社会视野，它始终缺乏一种对平民阶级的开放性。它不会是所谓“绝对客观”，却也不屈服于“政治正确”。电影这个媒介以自己的方式叙述这个正发生的世界，电影影展提供了一个场所使得对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看法可以被交流与被看见。
无论是COVID-19疫情的反复还是俄乌战争的乱局，2022年对于人们来说都是无法平静对待的一年。在这样一个世界变幻的时刻，第75届戛纳电影节选择最终选择了《楚门的世界》（《真人Show》）这部影片作为今年的海报与主题。在一片蓝色构筑起的幻梦中，戛纳希望所有人拾级而上，看清我们面前的一切假象，并勇敢地冲破那扇通往也许并不美好但是拥有真相的现实世界的大门。戛纳，无论其是政治的或艺术的，都会是一场关乎“莫测与自由的诗意庆祝”。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