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誕生於墨索里尼時期為了推進符合法西斯目的的威尼斯電影節和現如今一直以政治屬性作為選片標準之一的柏林電影節，康城影展與政治的關聯似乎是歐洲三大電影節中最不明顯的。然而，從創立之初與威尼斯在地緣政治上的對抗，到其歷史上因為68年法國五月風暴而被迫取消的唯一一屆（後來這個唯一性被2020年COVID-19大流行病而打破），再到今年俄烏戰爭打響造成對歐洲的影響甚至整個世界的震動。康城，作為一個電影藝術盛會和文化交流的場所，從來無法與政治割席。
今年的康城在政治上的表現尤為明顯。5月16日，法國宣佈公共場所無需再佩戴口罩，意味著法國徹底恢復疫情前的狀態；5月17日第75屆康城國際電影節便在法國南部的蔚藍海岸開啓帷幕。經歷過延期、取消、疫苗護照和72小時核酸證明的康城似乎終於從疫情中擺脫出來，卻又迅速捲入了今年開端另一個最大的國際事件俄烏戰爭——無論是三月對於俄羅斯官方電影人的拒絕，還是四月份宣佈俄羅斯導演基維爾·謝列布尼科夫的第三次入圍主競賽，再到開幕式上烏克蘭總統突然連線發表和平倡議，都使得本屆康城成為近年來與政治討論的聯繫最緊密的一年。
開幕式上的澤連斯基
如果說本屆康城電影節開幕首日還能有什麼比翻拍自日本喜劇的《喪屍不要停！》（Coupez！）和今年評審會主席雲遜·連頓（Vincent Lindon）先生令人動容的人道主義演講更能刺激觀眾和引發話題的事件，那一定是開幕晚會的第36分鐘突然出現在大銀幕上的烏克蘭總理澤連斯基。當前面充滿活力地主持人維珍妮愛菲亞（Virginie Efira）突然平靜地報出「女士們，先生們，這是來自基輔的連線，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的引語，全場在座所有電影人、觀眾紛紛從錯愕中恢復理智，起身報以熱烈的掌聲。在十幾分鐘的獨白裏，澤連斯基從電影史講起，談電影與政治的貼近，他提及了20世紀初獨裁者們如何利用電影達到自己統治宣傳的目的，又用卓別靈的《大獨裁者》暗示了當前烏克蘭正在遭受的另一個國家的納粹行為。電影就這樣照進了現實，也與現實產生了千絲萬縷的勾連。作為一名前喜劇演員，澤連斯基的上台無論在烏克蘭境內還是國際上都引起過不小的爭議。但這場演講，他以自己對電影世界的認識呼籲戰爭的終結和真實世界的和平。一句「我們的未來取決於電影」似乎賦予了這場電影節更加沉重又深刻的責任。
因此，本屆電影節不可避免地成為一次政治與藝術交鋒的契機。康城在一種關注單元中選入了一位年輕的烏克蘭導演 Maksym Nakonechnyi 的處女作《蝴蝶視覺》，影片取自於真實事件，內容是關於2014年俄軍入侵頓巴斯地區後實施的一系列暴力行為，甚至包括俄軍作為戰爭武器的「強姦」行為。Screen 雜誌上的國際場刊以往以英美德法為主導，這次加入了一位來自烏克蘭 Korydor 報的記者。此外，曾經憑借《頓巴斯》入圍第71屆康城一種關注單元的烏克蘭導演沙基·羅斯尼薩（Sergei Loznitsa），今年在特別展映單元選入他的一部他以塞巴爾德的作品為靈感和二戰時期的影像資料組成的探討平民是否可以被用來作為戰爭工具的紀錄片。出生於白俄羅斯畢業於莫斯科國立電影學院的洛茲尼察，擅長用影像探討俄羅斯社會中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和角力。這次這部論文式的紀錄片也是帶有相當強烈的社會現狀的表達。
一直以來，法國在烏克蘭問題上表現地十分積極。總統馬克龍在今年連任前後忙於在俄烏之間交涉，試圖緩解緊張局勢。而在澤連斯基現身康城之後不久，身在愛麗捨空的馬克龍便與其進行了電話會談，確認了四月底傳言中法國將向烏克蘭交付武器的事宜。目前，康城官方對這場開幕晚會的安排還未有任何相關的解釋，我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契機促成了澤連斯基在康城的現身。但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西方主流的態度，無論是出於對烏克蘭的同情還是整個歐洲近幾十年強烈的反戰情緒，都傾向於將澤連斯基塑造為一個勇敢地，對抗威權大國的，代表正義的形象；但在其出現在康城首映禮的相關文字及視頻報道下方的普通民眾的留言卻令人意外地呈現出另一種態度：他們認為「這位總統始終不過是演員」，「現在又來康城表演了」，「應該頒發一個金棕櫚給他」，諸如此類的負面評價。政治是否應該如此介入藝術又再一次被放在了爭議的焦點。
「流亡」中的俄羅斯電影人
而實際上，本屆康城最早表示出自己作為藝術場所對於當前政治狀況的關注是在今年3月1日俄烏戰爭剛開開始一周時間。彼時歐洲政府、媒體、各大公司、平台都已經宣佈了對烏克蘭的支持和對俄羅斯行為的強烈譴責。康城官方也發佈了一份聲明稱如果俄羅斯挑起的戰爭繼續下去今年的影展將不歡迎任何俄羅斯官方代表團的出席，從而引發了一波對於藝術與政治的關係的爭議。隨後，影展的平行單元「導演雙周」也宣佈了自己的立場，他們的「獨立電影無罪」的宣言成為對官方單元發佈的一種補充，強調要區別開那些勇於抗議獨裁政府的獨立電影人和那些為政府宣傳的官方代表。他們進一步表示，會考慮接收所有電影製作人的電影，無論他們的國籍為何。而對那些受到政府資助的俄羅斯電影，康城也沒有完全地拒絕他們：官方認為應該遵從和審慎電影人的自由表達。而後烏克蘭導演沙基·羅斯尼薩也在對《綜藝》雜誌表示了他的立場，他不贊成那些抵制俄羅斯電影的呼籲，因為「這些（電影人）是好人」。
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康城的總掌門人福茂在今年四月頗具意外地宣佈了俄羅斯導演基維爾·謝列布尼科夫的最新影片《柴可夫斯基的妻子》入圍到主競賽單元。不僅是因為近幾年他與康城的聯繫頗為緊密，這是他自18年以來第三次入圍主競賽單元；也同樣因為謝列導演正是由於受到俄羅斯官方基金會的資助而遭受爭議，但他很快向媒體澄清自己的影片並沒有任何政府宣傳的性質，且自己的投資人是支持藝術電影創作表達的。實際上早在2017年，謝列導演因為被國家司法系統指控在經營自己的當代影像實驗中心「果戈里」時挪用了俄羅斯政府超過1.3億盧布的政府資金而遭到了禁足和禁止拍攝影片的禁令，並被當局逮捕並軟禁。導演的支持者一直認為這實際上這是俄羅斯政府為了打壓其政治立場和 LGBT 群體發聲所找的藉口。2019年，他講述蘇聯體制下的獨立搖滾音樂人的傳記片《盛夏》在入圍康城主競賽時，他就因為該限制令而無法出席康城紅毯和記者發佈會。當時在盧米埃大廳主創入場時每個人的胸前都佩戴著印有導演頭像和名字的徽章已表示對導演的致敬，現場更是掀起經久不息的掌聲。而到了2021年他的《彼得羅夫的流感》再次入圍主競賽時，主創人員直接在更加激烈的掌聲中手舉一張印有導演名字的白色紙卡走上紅毯，代表對俄羅斯政府的抗議。
在此期間他一直都是通過 ZOOM 來指導現場拍攝。到今年三月底，對於導演長達六年的禁足與禁拍令終於解除，他也得以親臨現場拍攝。但戰爭的拉響使得俄羅斯本土的電影人也不得不選擇逃離，原本還在堅持現場執導新片《利莫諾夫》拍攝的謝列導演，也因為戰局的加劇不得不被迫離開俄羅斯。因為先前在德國長居過一段時間，所以他選擇了回到柏林，在這裏他一方面在等待五月新片《柴可夫斯基的妻子》的康城展映，另一方面也在籌備七月要在阿維尼翁戲劇節上演的一部契科夫的戲劇《黑僧》（同樣的夢境敘事也是很符合導演一貫的影像風格）。在今年四月接受法國媒體《世界報》的採訪時，他表示自己比許多同僚幸運的多，至少他很久之前在柏林買下了一間公寓，而很多因為政治和人道原因逃離俄羅斯的人是一無所有的。但戰爭又使得人們不得不離開，因為「在俄羅斯是無法表示自己對於戰爭的反對的」。
從這位俄羅斯流亡導演的視角中我們看到俄烏戰爭中一種「當事者」的狀態。一種又被體制裹挾卻又嚮往自由表達的狀態。謝列的導演的母親就是烏克蘭人，他本人也直言自己有很多烏克蘭的好友，這讓他深切地感受了血緣之間的聯繫。他認為即便中止俄羅斯獨立電影人的創作也對這場戰爭沒有任何影響，反而阻斷了普通人之間的交流對話。在今年這部《柴妻》放映後的記者發佈會上，他再度強調應該分開來看俄羅斯政府的行為和他們這些「流亡」的俄羅斯電影人，因為這場戰爭同時也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是「有罪的」。
實際上，講述柴可夫斯基的故事的選擇也從另一方面體現了這位導演的「非官方性」。誠然柴可夫斯基在西方文化享有絕對的知名度，但導演卻強調，實際上在普丁的「大俄羅斯文化」的政策中赫然在目包括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拉赫曼尼諾夫的名單，卻始終未見到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儘管官方多次否認柴可夫斯基的性向，並且在導演拍攝期間被政府談話說不許提到柴可夫斯基的性向問題，但坊間一直都對其同性戀身份有傳言，這也使得柴可夫斯基在某種程度上被政府「除名」。最後導演另辟蹊徑，選擇從他妻子的視角進入，以近乎瘋癲地夢境地敘事去呈現一個悲劇的故事。或許關注和拍攝這樣一位對俄羅斯政府來說頗具爭議的人物，也是謝列導演的一種政治表態了。
抄襲事件、性別不均，風波與爭議不斷的康城
然而籠罩今年康城的事件遠不止戰爭陰影一件。早在開始前幾個月，原定的評審團主席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 Asghar Farhadi 突然被自己的學生指控，稱去年他在康城主競賽獲得評審團獎的影片《伊朗式英雄》涉嫌抄襲自己在德黑蘭參與其組織的研討班期間製作的紀錄片《All winners, All losers》。該片甚至被去年的評審團主席 Spike Lee 認為是他心目中的金棕櫚。4月5日，伊朗法院認定法哈蒂抄襲罪名成立，康城迫於輿論壓力臨時將法哈蒂評審團主席一職撤掉，找來了臨時救場的著法國演員雲遜·連頓。頂著對方近乎確鑿的指控，法哈蒂反駁並提出上訴指認自己的學生是在誹謗。現在終審結果還未公佈，且他在面對記者的盤問時也表現得相當從容淡定，他表示目前的指控都是媒體的說辭，自己並沒有抄襲自己學生的作品。現年五十歲的法哈蒂導演已經四度入圍康城主競賽，因為一部《一次別離》聲名鵲起的他在2016年的《推銷員》拿下過康城的最佳劇本，他極其擅長刻畫小人物遇到的道德困境。儘管法哈蒂捲入了如此巨大甚至可能因為影響名譽而斷送前程的醜聞之中，福茂卻沒有對其進行「有罪推論」。在5月17日開幕首日法哈蒂仍然是評審團一員，只不過位置被安排到了最邊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開幕前的一日，美國線上雜誌 Deadline 突然發表了長文，炮轟他們對福茂進行的專訪被康城官方審查而遭到刪減，迫使他們不得不為了言論自由而拒絕刊登這篇專訪內容。一向以強調性別平等的美國媒體在本屆康城剛宣佈片單時就不滿女性導演數量嚴重不足。他們還指出福茂在波蘭斯基問題上態度模糊也讓康城這個平台不夠「政治正確」。
福茂四月份在巴黎召開的記者發佈會一共宣佈了包括克萊雅丹妮 Claire Denis （《正午之星》）、凱莉萊卡特 Kelly Reichardt（《好戲登場》）和維萊莉亞布魯尼妲典斯姬 Valeria Bruni Tedeschi （《杏仁》）在內的三位女性導演入圍主競賽單元，而或許是迫於美國媒體方面的輿論壓力又在隨後幾日加入了 Charlotte Vandermeersch 的《八座山》和 Léonor Séraille 的《一個弟弟》。福茂堅持認為，電影作品的入圍並不應該是配額制的，更重要的在於藝術價值。法國和美國不同，這就是「法國傳統」。
就在謝列布尼科夫的《柴可夫斯基的妻子》放映當天，又一個來自俄羅斯的聲音被翻了出來。康城這次頗具政治性質的選片考慮引起了另一位俄羅斯大導演亞歷山大·索科洛夫 Alexandre Sokourov 的不滿。曾經因《俄羅斯方舟》（《創世紀》）、《父與子》而入圍到康城的他，這次指導了自己的學生 Malika Muayeva 的原創劇本《尋找籠子的鳥》。這個發生在車臣地區的故事主演也全部都是當地居民非職業演員。索科洛夫稱康城拒絕了俄羅斯的導演們，卻唯獨謝列布尼科夫；而他們拒絕其學生的一部精彩而優秀的電影的原因正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結語：
細數歷屆康城，對於政治與社會的關注從來不在少數。對於東歐和中東地區的關注讓它成為不少流亡電影人的避難所。但康城也始終是有自己的立場，它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一種法國精英階層的視角——這並非一種貶義的論斷，只是相比於相差三個月舉辦的柏林電影節，無論是整個電影節媒體證件的等級制度，還是影展策劃架構，亦或者入選片單關注的社會視野，它始終缺乏一種對平民階級的開放性。它不會是所謂「絕對客觀」，卻也不屈服於「政治正確」。電影這個媒介以自己的方式敘述這個正發生的世界，電影影展提供了一個場所使得對於這個世界的一部分看法可以被交流與被看見。
無論是COVID-19疫情的反復還是俄烏戰爭的亂局，2022年對於人們來說都是無法平靜對待的一年。在這樣一個世界變幻的時刻，第75屆康城電影節選擇最終選擇了《楚門的世界》（《真人Show》）這部影片作為今年的海報與主題。在一片藍色構築起的幻夢中，康城希望所有人拾級而上，看清我們面前的一切假象，並勇敢地衝破那扇通往也許並不美好但是擁有真相的現實世界的大門。康城，無論其是政治的或藝術的，都會是一場關乎「莫測與自由的詩意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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