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老外：封城后我开始思考，“怎样逃离曾经深爱的上海”

上海封城第7天，菲利克斯（Félix）点开社交软件，在对话框打出一句话，发送给老板：我想润了，mais je sais pas quand（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分钟后，他收到老板的法文回复：Moi aussi（我也一样）。

法国90后菲利克斯，在上海一家法企工作4年了。虽然说不了太多汉语，他总能从朋友们的交谈中，找到反映当下社会情绪的热词。他最新掌握的一个词，就是“润”。

润，汉语拼音“rùn”，因为与英文单词“run”拼写完全一致，被当代青年用作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某种挣脱。文雅地理解一下，就是“从某种乏味的生活中抽离”，通俗点说，就是“为了明天而跑路”。

对菲利克斯这样的外国年轻人来说，把“润”和上海封城的背景联系在一起，“我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菲利克斯想“润”的念头，起源于上海封城前后。3月22日，网传国务院督查组到上海后，上海拟出台大动作，封城7天。@上海发布（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在23日凌晨回应：“此传言为不实消息”。

官方辟谣后，菲利克斯和同事们一片欢呼。23日下午，部门的法国领导还特意叫了High Tea送上门。“晚上大家还在一起聚餐，中国同事都说，上海是中国第一城，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可能封城。”

谁也想不到，正常的生活只维持了一周时间。

3月28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从当日5时起，上海市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检测。第一批在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先行实施封控，开展核酸检测，4月1日5时解封。第二批，4月1日3时起，按照“压茬推进”原则，对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开展核酸检测，4月5日3时解封。

菲利克斯目瞪口呆。“这不只是出尔反尔的问题，这是政府部门毫无公信力的体现。”之后接连出现的就医难、断粮潮和硬隔离政策，让他越来越想逃离上海。

2021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八号）》显示，接受普查登记的在沪港澳台和外籍人员超过16万，多数在金融、科技、互联网、制造业等行业工作。另据科学技术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发布的“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2012-2019年间，上海连续八年蝉联“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中国最开放、最包容的城市”，苏格兰人韦侃仑（Wilson Cameron）在上海生活了17年，他印象里的上海，是“中国离世界最近的城市”。“每个人都格外在意程序的重要性，这里人对法律和制度的重视程度，比中国其他地方高太多。”

但长达一个多月、持续至今的封城，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及其吸引力。目睹封城期间“各种离谱现状”后，韦侃仑和中国妻子开始“商量人生旅途下一站”：“这段时间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该怎样逃离我们曾经深爱的上海。”

菲利克斯学到：灾难来临时，务必调低对政府物资保障的期待

收到浦西封控消息时，菲利克斯正在位于闵行区的公司里打印文件。有中国同事走过他身边，用法语提醒他“confinement dès demain（明天开始封城）”，他一惊，文件散了一地。

菲利克斯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法国甚至欧洲科技领域的头部企业，公司于上世纪末在上海开设海外分公司，是改革开放后，上海政府“请进来”的一批跨国企业中的一员。公司目前员工超过500人，其中法籍员工约占四成。由于工作语言为法语或英语，公司里的中方人员普遍学历高且名校毕业，“从法国刚来上海时，我发现很多同事甚至能流利说法语，确实让人惊讶。”

2018年7月，从巴黎总部调至上海分部时，菲利克斯28岁。公司当时问他，愿不愿意去中国上班。他想了想，问是哪座城市，HR告诉他是上海，“都说上海是东方小巴黎”，一直单身的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刚到上海时，他被田子坊、绍兴路和法租界的法国梧桐吸引，“有意境，有情调，有味道”。他在公司附近租了间单身公寓，月租8000元人民币，“离公司近就不用挤地铁，打滴滴。”菲利克斯说。

公寓所在的小区以年轻人居多，这些人白天出入CBD写字楼，以“单身贵族”自居，夜间扎堆活动，互相串门，沙龙、轰趴、交流会是他们的最爱。搬进公寓后的半年，菲利克斯已经和邻居“打成一片”了，“都是80、90后，有上海本地人，也有来上海工作的外地人。他们教我中文，我教他们一些法语的简单表达。”

访谈过程中，他数次提到一个词：“新上海人”。这个词源于2001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第5版的一篇文章，出自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之口：“新上海人，他们是一种能够闯荡世界的人，是世界人，中华人。上海就要有容纳世界最优秀人才的海量，同时又该成为人才自如来去的一湖活水。上海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现在要在人才的柔性流动中成为新的移民城市。”

菲利克斯定下“在上海至少待十年”的目标。“那时的上海，有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巴黎有拉德芳斯（CBD）、花神咖啡馆和塞纳河，这里有陆家嘴（CBD）、田子坊和黄浦江。”

菲利克斯觉得这里是微缩版的巴黎，还能享受到在巴黎享受不到的便利：出个门，打个滴滴就能走；吃个饭，叫个外卖送上门；散个步，走累了就踩个共享单车；踏个青，坐上高铁说走就走。“这么说吧，在上海待久了再回巴黎，你会觉得回到了原始社会，甚至会觉得巴黎太落后：同样是国际大都市，上海能一键到位，巴黎只能身体力行。”

况且，外企的工作环境并不“内卷”，“领导不允许员工额外加班，因为把多余时间花在工作上，你就不能好好生活了，这样也会影响你第二天的工作。”尽管清楚地知道996对中国职场人来说有多普遍，菲利克斯还是无法想象过度工作对自己可能施加的影响。在他的老家斯特拉斯堡和此前工作过的巴黎，别说加班了，“就是正常八小时工作制，大家心情不爽或者受到委屈时，都会走上街头大声抗议。”菲利克斯说，他觉得上海人是中国人里“相对讲规矩和制度的一群人”，但和法国人相比，“他们依然太乖了。”

在封城前，菲利克斯70平米的公寓是公司人尽皆知的“社交大本营”。他一个月在家办两次小型“轰趴”，客人有的是法国同事，有的是一栋楼里认识的中国人。“我们法国人都喜欢在家请朋友来做客，打碟听歌、线上游戏对战，或者晚饭聚餐后一起看一场电影。”每到周末，他都会在“聚会日”开始前采购一大批食物和娱乐工具，除了酒水饮料和膨化食品，还有棋牌桌游和最新影碟。如果那个周末不在家宴客，他一般都会去新天地或者田子坊，扫码激活一辆共享单车后，在浦西骑行一天，或者去浦东那些犄角旮旯的“农村”探险，“上海迪士尼开园之前，我特地去了趟附近的川沙镇，围观了好几场象棋局和广场舞。”

2019年初，菲利克斯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无比正确的决定：买一个冰柜。当初下单买冰柜，为的只是能邀请七、八、九名甚至十几二十位朋友来家做客，“上海夏天很热，当时想多放一些啤酒饮料在冰柜，也可以囤一些雪糕、速冻食品。”

所有中国同事都笑他“买冰柜”的决定，“他们说这种冰柜只有在雪糕店看过，正常人很少会买一个装食物的冰柜。”菲利克斯说。

由于对中餐特别感兴趣，他经常把一些速冻的中式点心放进冰柜，“比如广东早茶必吃的奶黄包，还有冷冻的虾饺。”他还记得有次请公司几个95后的中国同事“来家里吃早茶”，从冰柜里拿出萝卜糕、虾饺和流沙包时，几个来做客的小年轻“笑得前仰后合的”，“她们说我和老干部一样，什么都塞进冰箱。”

在封城前，菲利克斯的囤粮计划其实算得上“未雨绸缪”——多亏了隔壁工位的同事在微信里提醒，“你是老外，要提前多买点菜，否则要下单买菜，估计会有点麻烦。”

起初，菲利克斯还觉得同事“过虑”了，“通报说浦西就封5天。”但同事的一句回复，让他在封城前又去超市“扫了一次货”。“我这同事之前是做媒体的，他说，政府的话术他最懂，‘你看，之前的通报也说不会封城啊，现在还不是封了。’”

菲利克斯从这位同事身上学到了一点：灾难来临时，务必调低对政府物资保障的期待。

热爱的上海，心痛的上海，陌生的上海

封城后的第10天，菲利克斯囤的粮已所剩无几。泡面吃完、可乐喝光，“上海青烂的烂，西红柿坏的坏，只剩一颗大白菜，外面的叶子前几天拿去做汤了，我就看着仅剩的一小颗菜心，看着看着突然有点难受。那是真舍不得吃。”家里的余粮，只剩下之前囤的2斤大米了，“我想实在不行，就熬粥喝吧，还能撑个三五天的。”

也是在菲利克斯开始焦虑断粮的那天，4月10日晚，此前核酸全阴的小区出现了2例无症状感染者。街道办如临大敌，短信通知住户次日核酸+抗原一起检测，同时表示“会按需求配送日常物资，请居民们不要惊慌”。

听到街道宽慰住户的那句“不要惊慌”时，已经深谙“通告反着听”之道的菲利克斯真慌了。由于不太会用抢菜软件（抢过十多次都没成功），他给隔壁的上海邻居打了个语音电话，“我让他帮我在社区团购买点菜，最好是肉和蔬菜。”

热心的邻居立刻答应。4月11日开始，菲利克斯从邻居那里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食物——一包大白菜、一袋洋葱、一盒上海青、两盒罐头午餐肉、一袋肥牛片和四根香蕉，一共150元。“肯定比正常食物贵，但能有就不错了。”

也是在11日，住在浦东三林镇的韦侃仑发了一条推特：“来自妻子热心同事的紧急救助物资抵达！我们还是欢呼了一阵。几只鸡里的其中一只，用的是我的名额。”

欢庆物资后，他和妻子陷入了一阵惆怅。头天晚上，他推开窗，独自向窗外吼了几嗓子。浦东封控了两周，“需要一些吼声来释放情绪。”出乎意料地，他听到了对面小区也有人开始吼叫。他苦笑，看了眼窗外——这是让他热爱的上海，心痛的上海。

当然，这也是让他陌生的上海。

同一天，中国妻子的一位住养老院的亲戚因为感染Covid-19去世，这让夫妻两人愈发压抑。4月18日，妻子在吃了社区送来的鸡肉后腹泻不止，韦侃仑之后发现，许多被接收的食品，外包装上的公司都贴有一些“山寨标签”——“要么是假冒名牌，要么制作的公司没有登记注册。”

后来他一问，小区里的几十家住户，也都先后出现了腹泻的情况。实在受不了的韦侃仑，在推特上转发了“大翻译运动”官推的一条关于上海三林保供物资的推特，这条推特配的照片显示，韦侃仑所在的三林镇发放的大量保供物资，不是被贴上了“山寨标签”，就是“有蛆”或者“吃出蟑螂”。

“关于政府保供物资，我身边有无数的抱怨。”韦侃仑写道。在推特上发声或许是封禁在家期间，他为数不多的一个宣泄情绪的方式。

菲利克斯觉得，“清零政策”严重冒犯了每个人的正常生活，“我从没想过上海会这么干。之前看新闻，西安在去年就这么做过（封城），当时办公室的同事，尤其是外籍同事还都暗自庆幸，说‘还好我们在上海，否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菲利克斯决定在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社交软件——微信上抱怨，发一些小区被社区、街道以及穿白色防护服的“大白”严防死守的照片，配的文字多数用法文写，也有些用软件翻成中文后发布。4月8日时，他听说有个在上海的美国人因朋友圈里发的“负面信息”过多而被有关部门“请喝茶”后，“真想把所有觉得不合理的人集结在一起，去找有关部门讨说法”。

但现实是：他只找到了两名志同道合的“声讨者”，是来上海不满2年的外国朋友。“在上海的中国朋友劝我‘省省吧’，说‘你不懂，这样做根本没用’。”而多数在上海待了3年以上的外国朋友，则为他提供了更“实际”的建议：“这里（中国）不许你走上街头，就算上了街也可能有人叛变。”有个比利时的朋友劝他“忍忍吧”，“等解封了，我们一起回国不迟。”

当时，远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家人，还不知道上海被摁下了暂停键。“爸妈不问，我也不多说。”菲利克斯的父母都是农场主，平时很少上网，“封城第16天时，我妈跟我视频聊天，我当时正在泡一包邻居送来的方便面。我妈问我干嘛吃泡面，我笑着说，‘大餐吃腻了，还不许吃点简单的？’”

当晚，菲利克斯重看经典喜剧片《虎口脱险》，但“怎么都笑不出来”。还没看半小时就关机，然后拿笔在本子上写下一行字：J’en ai marre（我受够了）。

韦侃仑数不清自己和妻子下楼做了多少次核酸和抗原检测。“这是毫无意义的操作，反而更多人因为聚集检测而感染”，他说，“中国的政策是动态清零，而不是挽救生命。数以百万次的核酸/抗原检测、限制居民自由、屠杀宠物、把孩子和家长分离、强制把居民关进方舱、用中医抗疫、挑动群众斗群众……”

韦侃仑所在的浦东，从4月24日晚起开始实施硬隔离政策，街道和居委在有阳性案例的小区外，焊起绿色铁栏杆，防止阳性感染者四处活动。“起初，我还不相信真有这个政策。我一般会看看中国政府的一些通告和文件，虽然很多朋友尤其是外国朋友认为那些都是废话，骗人的话，但知道一下即将决定自己的政策到底是怎样的，总没有坏处。”

他说，自己平常看BBC、《纽约时报》等外媒较多，“这些媒体对硬隔离的报道很多，中国官方总是在辟谣，说这些外媒的报道都是戴有色眼镜、断章取义、刻意丑化中国。但当你在一个小区，一家住户的家门口，用栏杆焊死时，你在意过发生火灾的情况吗？外媒报道的，难道不是血淋淋的事实吗？”


4月22日，他的绝望情绪达到顶峰。当天，一个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在朋友圈刷屏。韦侃仑也加入转发大军。“黑白色的基调，俯拍镜头下的上海城市，沈郁又得体的音乐，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些声音就是我们身边每个普通人发出过的声音。”

他把微信网友接力转发“四月之声”的行为称为“一场战斗”，“我甚至从中国网友和审查机制的斗争中，找到了一些乐趣：视频里的声音是绝望的，但中国网友让人看到希望，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每一次转发，证明真相和事实，总是比审查和删帖快那么一步。”韦侃仑说。

当晚，菲利克斯也在朋友圈疯狂转发“四月之声”的视频。除了发圈，他还把视频转到不同的社交小组里，有的是公司和部门的微信工作群，有的则是自己和法国朋友在telegram上的聊天群。有法国朋友问，“这视频说的是什么内容？”

菲利克斯回复：“当你看见身边无数受难的人无处发声时，这个视频把所有人的声音集中在了一起，这就是我转发的理由。”

也是在当晚，一个同事给他科普了“润”这个字及其代表的“润学”理论——

“今天，你润了吗？”据说，这是当代青年“三省吾身”时，对自己进行过的、最深刻的灵魂拷问。有人这样总结当代中国青年未来要走的三条路：（内）卷、躺（平）、润（学）。

看着满屏的“四月之声”视频，它们在微博、微信里被删、转世、被删、复生、被删……菲利克斯告诉自己：也许我真该“润”了。

“上海回不去了”

韦侃仑在五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自己对中国和上海的印象。“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度，我非常喜欢中国人，他们讲道理、让人尊重。最重要的是，我对上海人民以及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而奋斗的态度充满敬意。”

那是2017年的事了。当时，上海这座代表“中国城市发展天花板”的城市，被外界寄予了厚望：当年9月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行了首个万圣狂欢季派对；这一年，上海新增100所公园，迎来了“维多利亚的秘密”中国大陆首秀，新建了全球海拔最高的酒店，41座商业综合体在沪上开业。12月15日，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下称“上海2035”）。这是十九大以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超大城市总体规划。“上海2035”称，到2035年，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那时，在上海生活了12年的韦侃仑，心想自己的未来“就是这座城市了”，“我在上海生活了整整12年，12年来，我结识了一群特别有趣的朋友、支持着同一支上海足球队（申花）、娶到了一位上海妻子、收获了岳父岳母、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如果哪一天，我没能感受到对上海如此深厚的感情，那我就失去了留在中国的意义。”

2000年，韦侃仑第一次来中国，在江苏江阴当英语老师。第二年，他回到老家苏格兰，在那里做了几年记者。2005年，他再次来到上海，发现“这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我从来没见过一座能包容那么多公共活动的中国城市：公共论坛、讲座、音乐现场尤其是电子音乐会，每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对多元文化的渴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上海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和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一样伟大。”韦侃仑说。

韦侃仑称得上是“上海滩最知名的老外球迷”。他是《纽约时报》、BBC、《金融时报》、法新社等媒体的特约撰稿人，在他的推特主页上，他介绍自己是“生于苏格兰邓弗姆林镇的上海女婿，Xennial一代（生于1977-1983年间，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结合体）”。2007年，他创办了第一个全英文的中国足球网站——Wild East Football。“这个国家（中国）人真的非常棒，通过足球深入了解中国，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作为上海申花的铁杆球迷，他记不清自己跟随主队申花出征过多少次客场比赛，“有次在火车上，大家（申花球迷）去餐车喝了很多酒，然后开始唱歌。我发现蓝魔（申花外号）的球迷文化跟英国非常像，让我几乎忘记了是在中国，而是和家人在一起，大家像兄弟一样。”

这也是他当年创办网站的目的：向世界展示中国足球那些有趣、有价值的地方，“外国媒体总是对中国足球充满不屑，主要因为他们的记者多数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那时，韦侃仑眼中的上海和上海申花，是“连接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桥梁”。

但17年间对上海这座城市建立起的美好印象，毁于那些细微的瞬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一个通告就可以毁掉一场精心准备了小半年的电子音乐会，一个转发就可以被公安请去“调查情况”，一个政策就能让无家可归者受冻、普通老百姓挨饿，“这不可思议，而且你在承受这一切时，没法发出真实的声音。”

“对我们外国人来说，舆论在中国不断被收紧，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我没法具体举例，但所有人都知道，现如今的沟通成本、风险，比我17年前刚来上海时要大的多。”韦侃仑说。

他的这个观点，也得到菲利克斯的认同。“我在上海的中国朋友，绝大多数都清楚清零政策的盲目、无效和不科学，他们中有些人会表达，但更多人选择沉默。这和整个舆论环境息息相关。”

他还记得，一个在上海某市场化刊物工作的朋友，“每次来我家就愁眉苦脸，一问就是‘你们不懂’，‘就不细聊了’。我怕他有一天真的抑郁了。”

菲利克斯认为，中国这些年的言论环境，让他见识到了更多的“两面人”，“私下聊天时，只有彼此足够熟悉，中国朋友才会说出对时局的真正看法，而很可能他在之后的某个公共场合上，就说出完全相反的话。”

有中国朋友告诉他，“用中文说，这叫‘求生欲极强’。”

韦侃仑认为，“求生欲极强”发生在中国媒体身上，还体现为对西方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的抨击，“这从每天我们在中国媒体上看到的报道就可以看出：所有关于西方国家的言论，都是‘西方必败’或‘西方政体不堪一击’这类言辞。最搞笑的是，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这些说法也出现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媒体上。”

在最感兴趣的足球领域，韦侃仑曾经的某些憧憬，也被证实为“不切实际”。2021年，他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再关注中国足球了。“我已经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可以写了。简而言之，中国足球根本就不是足球。”

他表示“越来越看不懂中国足球了”。“我见过一些缺乏基本技能的球员，他们凭借自己的人脉走上球场。我见过人脉很好的球员故意玩得像屎一样，以便做掉他们不喜欢的教练。”

如今看来，发文表示“对中国足球绝望”的那篇文字，隐喻般地反映在了眼下的隔离生活上。2022年4月底，被封控在家一个月的韦侃仑，向端传媒描述起如今对这座城市的感受时称：“到今天我才明白，上海回不去了，永远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的背后，是上海在面对疫情时的严苛政策。“上海的施政者总是把上海看成国际视野第一梯队的城市，但事实证明，如果你不得不遵守类似动态清零的政策，那没问题，但这付出的代价，是像我这样旅居17年、甚至一度想定居上海的老外的心寒。清零政策，清走的是人才对上海的信任、世界对中国的好感。”

“我现在才明白，这其实就是一出看上去很美的悬浮剧”

四月的最后一天，菲利克斯告诉端传媒记者，过去的一个月，自己“每天都像过Poisson d’Avril（愚人节）”，“那是一种悬在空中的感觉，你永远不知道何时才能安全着陆。”

对上海的幻灭感，源起政府不断推翻的辟谣，加深于各类无法求医、忍受饥饿、求助无门、发帖被删……等事件。让菲利克斯彻底“幻灭”的是两件事，一是4月7日，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在社区群求助加入面包团购群，二是4月11日，郎咸平母亲求医时被要求核酸报告，最终因耽误救治而遗憾去世。

在这之前，菲利克斯不知道徐新和郎咸平是谁，“看了新闻后朋友告诉我，他们是中国的富人、名人，是金字塔尖上的人。”

“不管你是资本大咖，还是著名学者，或者外国人，你的下场和普通老百姓一模一样，这在我看来难以想象。这不是我心里上海应该有的样子，也不是上海应该长成的模样。”菲利克斯说。

这种“悬在空中”的感觉，也同样存在于菲利克斯那些法国同事的心中。“有同事告诉我，一解封，他就会申请调岗，总之就是要离开上海，越快越好。”

在4月底和部门领导语音聊天时，领导告诉他，已经有不下50名法国员工，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调岗甚至辞职的申请，“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东方小巴黎怎么搞成这样了。”

4月中旬，香港福克斯传媒（HK Focus Media）旗下的平台“这是上海（This is Shanghai）”对950名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未来一年，上海的外国人或将减少一半。48%的受访者表示，就算不会马上离开，也会在接下来的一年内离开上海；3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会坚持到疫情结束，看看上海的情况是否会有所好转，然后再决定去留。据“这是上海”统计，在中国的外国人总体教育水准较高，该调查发现，受访者中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外国人，占比达55%。

菲利克斯就是希望“润”离上海大军中的一员。他告诉端传媒，由于庞大的规模和多年的积累，“公司不太可能在这几年就退出中国市场”，但他本人“肯定要走”，“我听说越南正在全方位改革，或许我会看一下越南的机会，正好那边也说法语。”

决定继续在海外“漂”，和他在上海这四年左右的时间有关。“客观来说，虽然封城和清零政策让人崩溃，但我在上海遇到了一大批真诚的人、直率的人、思想独立又有趣的人，这种经历在法国是不可能遇见的，因为法兰西民族的思维模式已经确定，你和一个人打交道，基本能猜透他下一秒的动作和想法，这太无趣了。在上海，这种情况就从没发生过。我想继续和思维不完全一样的人打交道，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奇妙。”

而关注到越南市场，则和不少欧美媒体对越南近期改革的报道有关。“或许我会在越南待个两三年，然后再回到欧洲生活。”菲利克斯说。

随着封城时间的推进，他开始反思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十里洋场上，法国梧桐下，来一杯咖啡，聊一下文学、艺术，这在过去的上海简直司空见惯。但我现在才明白，这其实就是一出悬浮剧——看上去很美，但随时可能落下来，让你摔倒在现实里，被铁拳迎面来一下。”

虽然来中国还不到4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一些中国年轻人玩梗的话术了。在巴黎读大学时，他对中国文化极其感兴趣，读了好几本张爱玲的小说，“现在我才知道，张爱玲其实是一代润学宗师，她从上海去香港这件事，已经说明了一切。虽然远离上海，但张爱玲却不断用笔缅怀曾经的上海。”

封城期间，有中国朋友推荐他读张爱玲的一本小说——《秧歌》。这本描述土改期间普通农民闹饥荒的小说，在内地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出版。

花了两个晚上时间，菲利克斯看完了《秧歌》。“我的汉语还没到能看中文小说的地步，所以我下载了小说的法文版。”他还记得小说里“总有人信白纸黑字的新闻和宣传数据”的文字，还有那些关于“一出问题就扔给境外势力”的故事，小说中的这些细节，让他想到4月29日看过的一个微信截屏，截屏里的某名社区民警，发布了一段关于“境外势力鼓动中国居民敲锅抗议”的文字。

“望大家明辨是非，通过正确的途径反映合理诉求，不要给境外势力机会！”截屏里这样写道。

这个截屏被韦侃仑在推特上转发，他调侃似的说“我承认了，就是我”，随后配了一个笑哭的表情包。某种程度上看，来中国17年的韦侃仑，也学会了不少中国年轻人在面对困难局面时的反语式调侃。

5月1日，在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顾洪辉表示，近一个月以来，在全国各地的齐心援助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上海本轮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上海市疫情形势稳中向好，清零攻坚效果日益显现，已有6个区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

就在上海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的前一天（4月30日），下午两点半，韦侃仑发了一条推特：

“很开心看到病毒做出的决定：遵守政府制定的清零大限日期。这很及时，正好在5月1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