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老外：封城後我開始思考，「怎樣逃離曾經深愛的上海」

上海封城第7天，菲利克斯（Félix）點開社交軟件，在對話框打出一句話，發送給老闆：我想潤了，mais je sais pas quand（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一分鐘後，他收到老闆的法文回覆：Moi aussi（我也一樣）。

法國90後菲利克斯，在上海一家法企工作4年了。雖然說不了太多漢語，他總能從朋友們的交談中，找到反映當下社會情緒的熱詞。他最新掌握的一個詞，就是「潤」。

潤，漢語拼音「rùn」，因為與英文單詞「run」拼寫完全一致，被當代青年用作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某種掙脫。文雅地理解一下，就是「從某種乏味的生活中抽離」，通俗點說，就是「為了明天而跑路」。

對菲利克斯這樣的外國年輕人來說，把「潤」和上海封城的背景聯繫在一起，「我一下什麼都明白了。」

菲利克斯想「潤」的念頭，起源於上海封城前後。3月22日，網傳國務院督查組到上海後，上海擬出台大動作，封城7天。@上海發佈（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在23日凌晨回應：「此傳言為不實消息」。

官方闢謠後，菲利克斯和同事們一片歡呼。23日下午，部門的法國領導還特意叫了High Tea送上門。「晚上大家還在一起聚餐，中國同事都說，上海是中國第一城，無論發生什麼事，也不可能封城。」

誰也想不到，正常的生活只維持了一周時間。

3月28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宣佈，從當日5時起，上海市以黃浦江為界，分區分批實施核酸檢測。第一批在浦東、浦南及毗鄰區域先行實施封控，開展核酸檢測，4月1日5時解封。第二批，4月1日3時起，按照「壓茬推進」原則，對浦西地區實施封控，開展核酸檢測，4月5日3時解封。

菲利克斯目瞪口呆。「這不只是出爾反爾的問題，這是政府部門毫無公信力的體現。」之後接連出現的就醫難、斷糧潮和硬隔離政策，讓他越來越想逃離上海。

2021年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八號）》顯示，接受普查登記的在滬港澳台和外籍人員超過16萬，多數在金融、科技、互聯網、製造業等行業工作。另據科學技術部國外人才研究中心發佈的「魅力中國—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城市」，2012-2019年間，上海連續八年蟬聯「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城市」。

「中國最開放、最包容的城市」，蘇格蘭人韋侃侖（Wilson Cameron）在上海生活了17年，他印象裏的上海，是「中國離世界最近的城市」。「每個人都格外在意程序的重要性，這裏人對法律和制度的重視程度，比中國其他地方高太多。」

但長達一個多月、持續至今的封城，改變了這座城市的面貌及其吸引力。目睹封城期間「各種離譜現狀」後，韋侃侖和中國妻子開始「商量人生旅途下一站」：「這段時間我們在思考一個問題：該怎樣逃離我們曾經深愛的上海。」

菲利克斯學到：災難來臨時，務必調低對政府物資保障的期待

收到浦西封控消息時，菲利克斯正在位於閔行區的公司裏打印文件。有中國同事走過他身邊，用法語提醒他「confinement dès demain（明天開始封城）」，他一驚，文件散了一地。

菲利克斯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法國甚至歐洲科技領域的頭部企業，公司於上世紀末在上海開設海外分公司，是改革開放後，上海政府「請進來」的一批跨國企業中的一員。公司目前員工超過500人，其中法籍員工約佔四成。由於工作語言為法語或英語，公司裏的中方人員普遍學歷高且名校畢業，「從法國剛來上海時，我發現很多同事甚至能流利說法語，確實讓人驚訝。」

2018年7月，從巴黎總部調至上海分部時，菲利克斯28歲。公司當時問他，願不願意去中國上班。他想了想，問是哪座城市，HR告訴他是上海，「都說上海是東方小巴黎」，一直單身的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

剛到上海時，他被田子坊、紹興路和法租界的法國梧桐吸引，「有意境，有情調，有味道」。他在公司附近租了間單身公寓，月租8000元人民幣，「離公司近就不用擠地鐵，打滴滴。」菲利克斯說。

公寓所在的小區以年輕人居多，這些人白天出入CBD寫字樓，以「單身貴族」自居，夜間扎堆活動，互相串門，沙龍、轟趴、交流會是他們的最愛。搬進公寓後的半年，菲利克斯已經和鄰居「打成一片」了，「都是80、90後，有上海本地人，也有來上海工作的外地人。他們教我中文，我教他們一些法語的簡單表達。」

訪談過程中，他數次提到一個詞：「新上海人」。這個詞源於2001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第5版的一篇文章，出自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黃菊之口：「新上海人，他們是一種能夠闖蕩世界的人，是世界人，中華人。上海就要有容納世界最優秀人才的海量，同時又該成為人才自如來去的一湖活水。上海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現在要在人才的柔性流動中成為新的移民城市。」

菲利克斯定下「在上海至少待十年」的目標。「那時的上海，有種讓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巴黎有拉德芳斯（CBD）、花神咖啡館和塞納河，這裏有陸家嘴（CBD）、田子坊和黃浦江。」

菲利克斯覺得這裏是微縮版的巴黎，還能享受到在巴黎享受不到的便利：出個門，打個滴滴就能走；吃個飯，叫個外賣送上門；散個步，走累了就踩個共享單車；踏個青，坐上高鐵說走就走。「這麼說吧，在上海待久了再回巴黎，你會覺得回到了原始社會，甚至會覺得巴黎太落後：同樣是國際大都市，上海能一鍵到位，巴黎只能身體力行。」

況且，外企的工作環境並不「內卷」，「領導不允許員工額外加班，因為把多餘時間花在工作上，你就不能好好生活了，這樣也會影響你第二天的工作。」儘管清楚地知道996對中國職場人來說有多普遍，菲利克斯還是無法想象過度工作對自己可能施加的影響。在他的老家斯特拉斯堡和此前工作過的巴黎，別說加班了，「就是正常八小時工作制，大家心情不爽或者受到委屈時，都會走上街頭大聲抗議。」菲利克斯說，他覺得上海人是中國人裏「相對講規矩和制度的一群人」，但和法國人相比，「他們依然太乖了。」

在封城前，菲利克斯70平米的公寓是公司人盡皆知的「社交大本營」。他一個月在家辦兩次小型「轟趴」，客人有的是法國同事，有的是一棟樓裏認識的中國人。「我們法國人都喜歡在家請朋友來做客，打碟聽歌、線上遊戲對戰，或者晚飯聚餐後一起看一場電影。」每到週末，他都會在「聚會日」開始前採購一大批食物和娛樂工具，除了酒水飲料和膨化食品，還有棋牌桌游和最新影碟。如果那個週末不在家宴客，他一般都會去新天地或者田子坊，掃碼激活一輛共享單車後，在浦西騎行一天，或者去浦東那些犄角旮旯的「農村」探險，「上海迪士尼開園之前，我特地去了趟附近的川沙鎮，圍觀了好幾場象棋局和廣場舞。」

2019年初，菲利克斯做了一個現在看來無比正確的決定：買一個冰櫃。當初下單買冰櫃，為的只是能邀請七、八、九名甚至十幾二十位朋友來家做客，「上海夏天很熱，當時想多放一些啤酒飲料在冰櫃，也可以囤一些雪糕、速凍食品。」

所有中國同事都笑他「買冰櫃」的決定，「他們說這種冰櫃只有在雪糕店看過，正常人很少會買一個裝食物的冰櫃。」菲利克斯說。

由於對中餐特別感興趣，他經常把一些速凍的中式點心放進冰櫃，「比如廣東早茶必吃的奶黃包，還有冷凍的蝦餃。」他還記得有次請公司幾個95後的中國同事「來家裏吃早茶」，從冰櫃裏拿出蘿蔔糕、蝦餃和流沙包時，幾個來做客的小年輕「笑得前仰後合的」，「她們說我和老幹部一樣，什麼都塞進冰箱。」

在封城前，菲利克斯的囤糧計劃其實算得上「未雨綢繆」——多虧了隔壁工位的同事在微信裏提醒，「你是老外，要提前多買點菜，否則要下單買菜，估計會有點麻煩。」

起初，菲利克斯還覺得同事「過慮」了，「通報說浦西就封5天。」但同事的一句回覆，讓他在封城前又去超市「掃了一次貨」。「我這同事之前是做媒體的，他說，政府的話術他最懂，『你看，之前的通報也說不會封城啊，現在還不是封了。』」

菲利克斯從這位同事身上學到了一點：災難來臨時，務必調低對政府物資保障的期待。

熱愛的上海，心痛的上海，陌生的上海

封城後的第10天，菲利克斯囤的糧已所剩無幾。泡面吃完、可樂喝光，「上海青爛的爛，西紅柿壞的壞，只剩一顆大白菜，外面的葉子前幾天拿去做湯了，我就看著僅剩的一小顆菜心，看著看著突然有點難受。那是真捨不得吃。」家裏的餘糧，只剩下之前囤的2斤大米了，「我想實在不行，就熬粥喝吧，還能撐個三五天的。」

也是在菲利克斯開始焦慮斷糧的那天，4月10日晚，此前核酸全陰的小區出現了2例無症狀感染者。街道辦如臨大敵，短信通知住戶次日核酸+抗原一起檢測，同時表示「會按需求配送日常物資，請居民們不要驚慌」。

聽到街道寬慰住戶的那句「不要驚慌」時，已經深諳「通告反著聽」之道的菲利克斯真慌了。由於不太會用搶菜軟件（搶過十多次都沒成功），他給隔壁的上海鄰居打了個語音電話，「我讓他幫我在社區團購買點菜，最好是肉和蔬菜。」

熱心的鄰居立刻答應。4月11日開始，菲利克斯從鄰居那裏獲得了夢寐以求的食物——一包大白菜、一袋洋蔥、一盒上海青、兩盒罐頭午餐肉、一袋肥牛片和四根香蕉，一共150元。「肯定比正常食物貴，但能有就不錯了。」

也是在11日，住在浦東三林鎮的韋侃侖發了一條推特：「來自妻子熱心同事的緊急救助物資抵達！我們還是歡呼了一陣。幾只雞裏的其中一隻，用的是我的名額。」

歡慶物資後，他和妻子陷入了一陣惆悵。頭天晚上，他推開窗，獨自向窗外吼了幾嗓子。浦東封控了兩周，「需要一些吼聲來釋放情緒。」出乎意料地，他聽到了對面小區也有人開始吼叫。他苦笑，看了眼窗外——這是讓他熱愛的上海，心痛的上海。

當然，這也是讓他陌生的上海。

同一天，中國妻子的一位住養老院的親戚因為感染Covid-19去世，這讓夫妻兩人愈發壓抑。4月18日，妻子在吃了社區送來的雞肉後腹瀉不止，韋侃侖之後發現，許多被接收的食品，外包裝上的公司都貼有一些「山寨標籤」——「要麼是假冒名牌，要麼製作的公司沒有登記註冊。」

後來他一問，小區裏的幾十家住戶，也都先後出現了腹瀉的情況。實在受不了的韋侃侖，在推特上轉發了「大翻譯運動」官推的一條關於上海三林保供物資的推特，這條推特配的照片顯示，韋侃侖所在的三林鎮發放的大量保供物資，不是被貼上了「山寨標籤」，就是「有蛆」或者「吃出蟑螂」。

「關於政府保供物資，我身邊有無數的抱怨。」韋侃侖寫道。在推特上發聲或許是封禁在家期間，他為數不多的一個宣洩情緒的方式。

菲利克斯覺得，「清零政策」嚴重冒犯了每個人的正常生活，「我從沒想過上海會這麼幹。之前看新聞，西安在去年就這麼做過（封城），當時辦公室的同事，尤其是外籍同事還都暗自慶幸，說『還好我們在上海，否則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菲利克斯決定在中國人使用頻率最高的社交軟件——微信上抱怨，發一些小區被社區、街道以及穿白色防護服的「大白」嚴防死守的照片，配的文字多數用法文寫，也有些用軟件翻成中文後發佈。4月8日時，他聽說有個在上海的美國人因朋友圈裏發的「負面信息」過多而被有關部門「請喝茶」後，「真想把所有覺得不合理的人集結在一起，去找有關部門討說法」。

但現實是：他只找到了兩名志同道合的「聲討者」，是來上海不滿2年的外國朋友。「在上海的中國朋友勸我『省省吧』，說『你不懂，這樣做根本沒用』。」而多數在上海待了3年以上的外國朋友，則為他提供了更「實際」的建議：「這裏（中國）不許你走上街頭，就算上了街也可能有人叛變。」有個比利時的朋友勸他「忍忍吧」，「等解封了，我們一起回國不遲。」

當時，遠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家人，還不知道上海被摁下了暫停鍵。「爸媽不問，我也不多說。」菲利克斯的父母都是農場主，平時很少上網，「封城第16天時，我媽跟我視頻聊天，我當時正在泡一包鄰居送來的方便面。我媽問我乾嘛吃泡面，我笑著說，『大餐吃膩了，還不許吃點簡單的？』」

當晚，菲利克斯重看經典喜劇片《虎口脫險》，但「怎麼都笑不出來」。還沒看半小時就關機，然後拿筆在本子上寫下一行字：J’en ai marre（我受夠了）。

韋侃侖數不清自己和妻子下樓做了多少次核酸和抗原檢測。「這是毫無意義的操作，反而更多人因為聚集檢測而感染」，他說，「中國的政策是動態清零，而不是挽救生命。數以百萬次的核酸/抗原檢測、限制居民自由、屠殺寵物、把孩子和家長分離、強制把居民關進方艙、用中醫抗疫、挑動群眾鬥群眾……」

韋侃侖所在的浦東，從4月24日晚起開始實施硬隔離政策，街道和居委在有陽性案例的小區外，焊起綠色鐵欄桿，防止陽性感染者四處活動。「起初，我還不相信真有這個政策。我一般會看看中國政府的一些通告和文件，雖然很多朋友尤其是外國朋友認為那些都是廢話，騙人的話，但知道一下即將決定自己的政策到底是怎樣的，總沒有壞處。」

他說，自己平常看BBC、《紐約時報》等外媒較多，「這些媒體對硬隔離的報道很多，中國官方總是在闢謠，說這些外媒的報道都是戴有色眼鏡、斷章取義、刻意醜化中國。但當你在一個小區，一家住戶的家門口，用欄桿焊死時，你在意過發生火災的情況嗎？外媒報道的，難道不是血淋淋的事實嗎？」


4月22日，他的絕望情緒達到頂峰。當天，一個名為「四月之聲」的視頻在朋友圈刷屏。韋侃侖也加入轉發大軍。「黑白色的基調，俯拍鏡頭下的上海城市，沈鬱又得體的音樂，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城市，這些聲音就是我們身邊每個普通人發出過的聲音。」

他把微信網友接力轉發「四月之聲」的行為稱為「一場戰鬥」，「我甚至從中國網友和審查機制的鬥爭中，找到了一些樂趣：視頻裏的聲音是絕望的，但中國網友讓人看到希望，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每一次轉發，證明真相和事實，總是比審查和刪帖快那麼一步。」韋侃侖說。

當晚，菲利克斯也在朋友圈瘋狂轉發「四月之聲」的視頻。除了發圈，他還把視頻轉到不同的社交小組裏，有的是公司和部門的微信工作群，有的則是自己和法國朋友在telegram上的聊天群。有法國朋友問，「這視頻說的是什麼內容？」

菲利克斯回覆：「當你看見身邊無數受難的人無處發聲時，這個視頻把所有人的聲音集中在了一起，這就是我轉發的理由。」

也是在當晚，一個同事給他科普了「潤」這個字及其代表的「潤學」理論——

「今天，你潤了嗎？」據說，這是當代青年「三省吾身」時，對自己進行過的、最深刻的靈魂拷問。有人這樣總結當代中國青年未來要走的三條路：（內）卷、躺（平）、潤（學）。

看著滿屏的「四月之聲」視頻，它們在微博、微信裏被刪、轉世、被刪、復生、被刪……菲利克斯告訴自己：也許我真該「潤」了。

「上海回不去了」

韋侃侖在五年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自己對中國和上海的印象。「我覺得中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國度，我非常喜歡中國人，他們講道理、讓人尊重。最重要的是，我對上海人民以及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身份而奮鬥的態度充滿敬意。」

那是2017年的事了。當時，上海這座代表「中國城市發展天花板」的城市，被外界寄予了厚望：當年9月起，上海迪士尼度假區舉行了首個萬聖狂歡季派對；這一年，上海新增100所公園，迎來了「維多利亞的秘密」中國大陸首秀，新建了全球海拔最高的酒店，41座商業綜合體在滬上開業。12月15日，國務院批復原則同意《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下稱「上海2035」）。這是十九大以後，國務院批准的第一個超大城市總體規劃。「上海2035」稱，到2035年，努力把上海建設成為創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態之城，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那時，在上海生活了12年的韋侃侖，心想自己的未來「就是這座城市了」，「我在上海生活了整整12年，12年來，我結識了一群特別有趣的朋友、支持著同一支上海足球隊（申花）、娶到了一位上海妻子、收穫了岳父岳母、還擁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如果哪一天，我沒能感受到對上海如此深厚的感情，那我就失去了留在中國的意義。」

2000年，韋侃侖第一次來中國，在江蘇江陰當英語老師。第二年，他回到老家蘇格蘭，在那裏做了幾年記者。2005年，他再次來到上海，發現「這裏充滿了各種可能性」，「我從來沒見過一座能包容那麼多公共活動的中國城市：公共論壇、講座、音樂現場尤其是電子音樂會，每個人的眼裏都充滿了對多元文化的渴望。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都覺得上海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和紐約、倫敦、東京、巴黎一樣偉大。」韋侃侖說。

韋侃侖稱得上是「上海灘最知名的老外球迷」。他是《紐約時報》、BBC、《金融時報》、法新社等媒體的特約撰稿人，在他的推特主頁上，他介紹自己是「生於蘇格蘭鄧弗姆林鎮的上海女婿，Xennial一代（生於1977-1983年間，悲觀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的結合體）」。2007年，他創辦了第一個全英文的中國足球網站——Wild East Football。「這個國家（中國）人真的非常棒，通過足球深入瞭解中國，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作為上海申花的鐵桿球迷，他記不清自己跟隨主隊申花出征過多少次客場比賽，「有次在火車上，大家（申花球迷）去餐車喝了很多酒，然後開始唱歌。我發現藍魔（申花外號）的球迷文化跟英國非常像，讓我幾乎忘記了是在中國，而是和家人在一起，大家像兄弟一樣。」

這也是他當年創辦網站的目的：向世界展示中國足球那些有趣、有價值的地方，「外國媒體總是對中國足球充滿不屑，主要因為他們的記者多數不懂中文、不瞭解中國文化。」那時，韋侃侖眼中的上海和上海申花，是「連接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橋梁」。

但17年間對上海這座城市建立起的美好印象，毀於那些細微的瞬間，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比如一個通告就可以毀掉一場精心準備了小半年的電子音樂會，一個轉發就可以被公安請去「調查情況」，一個政策就能讓無家可歸者受凍、普通老百姓挨餓，「這不可思議，而且你在承受這一切時，沒法發出真實的聲音。」

「對我們外國人來說，輿論在中國不斷被收緊，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我沒法具體舉例，但所有人都知道，現如今的溝通成本、風險，比我17年前剛來上海時要大的多。」韋侃侖說。

他的這個觀點，也得到菲利克斯的認同。「我在上海的中國朋友，絕大多數都清楚清零政策的盲目、無效和不科學，他們中有些人會表達，但更多人選擇沈默。這和整個輿論環境息息相關。」

他還記得，一個在上海某市場化刊物工作的朋友，「每次來我家就愁眉苦臉，一問就是『你們不懂』，『就不細聊了』。我怕他有一天真的抑鬱了。」

菲利克斯認為，中國這些年的言論環境，讓他見識到了更多的「兩面人」，「私下聊天時，只有彼此足夠熟悉，中國朋友才會說出對時局的真正看法，而很可能他在之後的某個公共場合上，就說出完全相反的話。」

有中國朋友告訴他，「用中文說，這叫『求生欲極強』。」

韋侃侖認為，「求生欲極強」發生在中國媒體身上，還體現為對西方文化、制度、意識形態的抨擊，「這從每天我們在中國媒體上看到的報道就可以看出：所有關於西方國家的言論，都是『西方必敗』或『西方政體不堪一擊』這類言辭。最搞笑的是，對我們這些外國人來說，這些說法也出現在我們自己國家的媒體上。」

在最感興趣的足球領域，韋侃侖曾經的某些憧憬，也被證實為「不切實際」。2021年，他公開表示，自己不會再關注中國足球了。「我已經沒有什麼積極的東西可以寫了。簡而言之，中國足球根本就不是足球。」

他表示「越來越看不懂中國足球了」。「我見過一些缺乏基本技能的球員，他們憑借自己的人脈走上球場。我見過人脈很好的球員故意玩得像屎一樣，以便做掉他們不喜歡的教練。」

如今看來，發文表示「對中國足球絕望」的那篇文字，隱喻般地反映在了眼下的隔離生活上。2022年4月底，被封控在家一個月的韋侃侖，向端傳媒描述起如今對這座城市的感受時稱：「到今天我才明白，上海回不去了，永遠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的背後，是上海在面對疫情時的嚴苛政策。「上海的施政者總是把上海看成國際視野第一梯隊的城市，但事實證明，如果你不得不遵守類似動態清零的政策，那沒問題，但這付出的代價，是像我這樣旅居17年、甚至一度想定居上海的老外的心寒。清零政策，清走的是人才對上海的信任、世界對中國的好感。」

「我現在才明白，這其實就是一齣看上去很美的懸浮劇」

四月的最後一天，菲利克斯告訴端傳媒記者，過去的一個月，自己「每天都像過Poisson d’Avril（愚人節）」，「那是一種懸在空中的感覺，你永遠不知道何時才能安全著陸。」

對上海的幻滅感，源起政府不斷推翻的闢謠，加深於各類無法求醫、忍受飢餓、求助無門、發帖被刪……等事件。讓菲利克斯徹底「幻滅」的是兩件事，一是4月7日，今日資本創始人徐新在社區群求助加入麵包團購群，二是4月11日，郎咸平母親求醫時被要求核酸報告，最終因耽誤救治而遺憾去世。

在這之前，菲利克斯不知道徐新和郎咸平是誰，「看了新聞後朋友告訴我，他們是中國的富人、名人，是金字塔尖上的人。」

「不管你是資本大咖，還是著名學者，或者外國人，你的下場和普通老百姓一模一樣，這在我看來難以想象。這不是我心裏上海應該有的樣子，也不是上海應該長成的模樣。」菲利克斯說。

這種「懸在空中」的感覺，也同樣存在於菲利克斯那些法國同事的心中。「有同事告訴我，一解封，他就會申請調崗，總之就是要離開上海，越快越好。」

在4月底和部門領導語音聊天時，領導告訴他，已經有不下50名法國員工，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調崗甚至辭職的申請，「我們所有人都不知道，東方小巴黎怎麼搞成這樣了。」

4月中旬，香港福克斯傳媒（HK Focus Media）旗下的平台「這是上海（This is Shanghai）」對950名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在未來一年，上海的外國人或將減少一半。48%的受訪者表示，就算不會馬上離開，也會在接下來的一年內離開上海；3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將會堅持到疫情結束，看看上海的情況是否會有所好轉，然後再決定去留。據「這是上海」統計，在中國的外國人總體教育水準較高，該調查發現，受訪者中擁有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外國人，佔比達55%。

菲利克斯就是希望「潤」離上海大軍中的一員。他告訴端傳媒，由於龐大的規模和多年的積累，「公司不太可能在這幾年就退出中國市場」，但他本人「肯定要走」，「我聽說越南正在全方位改革，或許我會看一下越南的機會，正好那邊也說法語。」

決定繼續在海外「漂」，和他在上海這四年左右的時間有關。「客觀來說，雖然封城和清零政策讓人崩潰，但我在上海遇到了一大批真誠的人、直率的人、思想獨立又有趣的人，這種經歷在法國是不可能遇見的，因為法蘭西民族的思維模式已經確定，你和一個人打交道，基本能猜透他下一秒的動作和想法，這太無趣了。在上海，這種情況就從沒發生過。我想繼續和思維不完全一樣的人打交道，看看這個世界到底有多奇妙。」

而關注到越南市場，則和不少歐美媒體對越南近期改革的報道有關。「或許我會在越南待個兩三年，然後再回到歐洲生活。」菲利克斯說。

隨著封城時間的推進，他開始反思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十里洋場上，法國梧桐下，來一杯咖啡，聊一下文學、藝術，這在過去的上海簡直司空見慣。但我現在才明白，這其實就是一齣懸浮劇——看上去很美，但隨時可能落下來，讓你摔倒在現實裏，被鐵拳迎面來一下。」

雖然來中國還不到4年，他已經熟練掌握了一些中國年輕人玩梗的話術了。在巴黎讀大學時，他對中國文化極其感興趣，讀了好幾本張愛玲的小說，「現在我才知道，張愛玲其實是一代潤學宗師，她從上海去香港這件事，已經說明了一切。雖然遠離上海，但張愛玲卻不斷用筆緬懷曾經的上海。」

封城期間，有中國朋友推薦他讀張愛玲的一本小說——《秧歌》。這本描述土改期間普通農民鬧飢荒的小說，在內地因「眾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出版。

花了兩個晚上時間，菲利克斯看完了《秧歌》。「我的漢語還沒到能看中文小說的地步，所以我下載了小說的法文版。」他還記得小說裏「總有人信白紙黑字的新聞和宣傳數據」的文字，還有那些關於「一出問題就扔給境外勢力」的故事，小說中的這些細節，讓他想到4月29日看過的一個微信截屏，截屏裏的某名社區民警，發佈了一段關於「境外勢力鼓動中國居民敲鍋抗議」的文字。

「望大家明辨是非，通過正確的途徑反映合理訴求，不要給境外勢力機會！」截屏裏這樣寫道。

這個截屏被韋侃侖在推特上轉發，他調侃似的說「我承認了，就是我」，隨後配了一個笑哭的表情包。某種程度上看，來中國17年的韋侃侖，也學會了不少中國年輕人在面對困難局面時的反語式調侃。

5月1日，在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顧洪輝表示，近一個月以來，在全國各地的齊心援助和全體市民的共同努力下，上海本輪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成效。當前，上海市疫情形勢穩中向好，清零攻堅效果日益顯現，已有6個區實現社會面基本清零。

就在上海實現「社會面基本清零」的前一天（4月30日），下午兩點半，韋侃侖發了一條推特：

「很開心看到病毒做出的決定：遵守政府制定的清零大限日期。這很及時，正好在5月1日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