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阅读（3）：我想了解，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和驱动力

疫情带来的失序仍在剧烈且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封闭成为常态，权力的边界愈加模糊。以防疫为名、以爱国为名，反思、质疑甚至讨论的空间被进一步摧毁。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自我的主体性、守护思考的自由？

阅读，修筑了最后一道闸门。端传媒和六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阅读者聊了聊阅读这件事。他们是翻译者、检修工人、大学教授、诗人、童书编辑和独立书店的店长。通过阅读，他们感受真实、认识社会、寻找自我，抵达一个远比脚下丰富、开放和广阔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中，阅读就是生活本身。它关乎人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安顿自身，关乎个体在潮流面前的自醒和坚守，关乎自由的思想如何作为一种应对时代的方式，赋予他们超越现实的力量。

每个周六，我们将与你分享一个阅读者的故事。今天是系列的第三篇，一个译者想要了解，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和驱动力，并透过翻译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下周六的第四篇里，一间书店的店长说，她想要建立书与人之间的链接。

茫茫书海中，身体或被困居一隅，精神的远足却可翻山越海。愿他们的故事，也带给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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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阅读（1）：我们为什么阅读（1）：如果这代人是自我的，那自我之上，还有什么价值？

我们为什么阅读（2）：打工者身份是我的锚点，阅读让我更新对自身群体的理解

孟凡礼，图书编辑、译者（42岁）

两年前，我来到后浪出版公司的学术与文化编辑部。作为主编，我想通过长期的选题规划，将我的一个想法贯彻下去：重新挖掘、梳理古典资源，尤其是构建了现代社会基本理论原则的早期现代经典著作。

我一直想策划的一套书，是严复先生的八本翻译名著的重刊。

近代中国启蒙时期，严复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翻译了《天演论》、《原富》（《国富论》）、《法意》（《论法的精神》）、《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等最重要的西学作品。但他使用的典雅文言，即便对当时的读者来说，也都造成了一定障碍。因为白话文兴起，这些翻译更是迅速被遗忘、被抛弃。

严复能够用中国最传统、最古典的语言，将西方最现代的理论思想表述出来，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古典与西方的现代，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断裂”。

上个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过一套《严译名著重刊》，对严复的文言译本做了点校。然而在今天，我想尝试用古籍注解的方式，来重新做这套书，让现代读者有机会读懂严复时代使用的语言。

虽然随着越来越多译本的出现，我们早就可以不通过严复去接触这些经典译著了。但宝贵的是，我在他的翻译方法中，看到了一种沟通中西的理想。

严复能够用中国最传统、最古典的语言，将西方最现代的理论思想表述出来，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古典与西方的现代，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断裂”。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更内在的理论上，它们都有更多沟通的可能。

现在回过头看我的阅读史，其实经过了相当曲折的路程。

我出生在一个落后的北方农村，没上过幼儿园。小学一年级，拿到印刷的课本，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真正的书。淡淡的油墨香，一下就把我给深深吸引住了。可能就是从那一刻起，注定了我今后与书不可分离的命运。

大学前，我接触到的阅读资源还是相当有限。小镇的高中连个图书馆都没有，距离县城很远，更不用说书店了。你只能想办法通过各种熟人渠道，满足自己对阅读强烈的渴望。就连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我都是从同学家借阅的。

我还记得，来到北京上大学后，第一次踏入学校的图书馆，真的把我给“吓傻了”。当时脑子里唯一的想法，是这么多的书，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读完？

那时候，我念中文系。学到后来，对专业本身就没剩多少兴趣了。好在时间相对自由，乱读了不少其他领域的书。

广泛阅读的过程中，真正的兴趣变得逐渐明朗起来：我想要了解的，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和驱动力。于是，考研时，我选择了中国社科院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

那三年里，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潮有了更深的理解，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对近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新月》杂志及其知识分子群体。除了徐志摩这个核心人物外，围绕在这个刊物周围的，还有罗隆基、胡适、梁实秋等当时一群著名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30年代，他们曾发起过名噪一时的“人权运动”。

跟着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很自然地，我进入了自由主义的脉络，发现其中的主题比我想像中还要广阔。我需要了解的，不光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走过的路程，还要继续扩展至整个思想史的谱系，去认识世界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是怎样生发的，整个世界又是怎样从一个古典状态，进入现代社会的。

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背景，来理解近代中国的顿挫。

直到问题意识越来越清晰，我才开始将阅读作为一份“终身的事业”。

韦伯提醒：我们无论持有什么样的价值立场，首先要对整个社会情境做如实的关照。

我读研时，正值世纪之初，赶上了自由主义在国内重新大放异彩的“高光”时刻。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典，无论新的还是古典的，都在成批成批地被阅读、被讨论。

2011年，我离开当时所在的一家体制内杂志社，进入“理想国”（北京一家民营出版公司品牌），接手了他们刚刚签下的弗朗西斯·福山作品的编校工作。

在我的整个阅读和编辑生涯中，遇到福山是一个难得的幸运。因为他，我才找到了进行深度哲学阅读的感觉和线索，开始了离开校园的“第二次学习”。

现在有很多人瞧不上、批判福山，觉得他是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但通过仔细地编校他的作品，我发现问题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调用了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卢梭、康德、洛克，再到黑格尔、科耶夫、尼采的思想资源，梳理出了他的整个思想史的径路，才得出了历史终结的结论。它代表着一项相当了不起的综合成就。

福山本人就是一位“非常贪婪的读者”。顺着他的参考书目，我的阅读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马克斯·韦伯是在我的阅读脉络中占有相当重要一席的思想家。我对他的重视，就源于阅读、编辑福山另一部重要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

韦伯有一个说法，叫“智识诚实”（intellectual integrity），他提醒我们，要将价值关照和实际知识进行严格的一个区分，无论我们持有什么样的价值立场，首先要对整个社会情境做如实的关照。这种“清明的理性”，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难得且珍贵的品质，也是他最让我感到触动的地方。

也是受福山影响，2019年10月，我开始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一读，读了整整两年。

在读黑格尔之前，我每年大概保持着一星期读一本的速度。但这两年，因为读黑格尔，一年连二十本书都读不上。我就是有一个非常深的执念，要把这本书读透。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人类整个精神史做了一个贯穿。贯穿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一种分裂的状态，无论是意识和对象间的，还是个体与个体间，乃至个体与社会间的。

读黑格尔对我最大的触动，是让我的自由主义思想慢慢从一种激进的原子论状态，向一种共同体主义的倾向发展。

从根本上来说，黑格尔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对自由主义脉络下、个体与个体只是市场上的利益主体这一孤立的原子论相当不满。按照今天的说法，他算是一位社群主义的、或者说共同体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这里所说的社群或共同体，可以是小的社会团体，也可以大到一邦一国，甚至也可以是整个世界。

他认为，在一种绝对精神的运动下，人类可以在共同体中实现个体自由和整体自由的和谐——尽管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种有选择性的翻译，通过我对翻译的投入，把我最核心的一些想法间接地表达出来。

更早时，说到为什么读书，我还会赋予它一些比较宏大的意义。但后来，我慢慢觉得，即便没有这些宏大的意义，阅读就是我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只有在阅读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的。

可能有些难以想像，《精神现象学》的很大部分是我在地铁上读完的。对我来说，每天的往返公共交通就是最好的阅读场所，无论是多么艰涩难啃的书。一上地铁，我会马上找一个靠边的、相对不受干扰的角落。一旦进入阅读状态，外界都跟我没有关系了。经常，我还会拿支笔，边读，边在书上写写划划。

去年，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洪堡的《论国家作用的界限》给翻译出来了。顺着他的路径，又读了不少书。

洪堡的思想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他高扬人的个性，认为只有将国家的作用降至最低，推到只求保证安全的一隅，才能成就个人的伟大和人类的光荣。他对自由的辩护，既没有功利主义理性计算的干瘪，也避免了浪漫主义情感追求的荡然无归，将浪漫主义和个人自由的理想完美熔于一炉。

翻译洪堡这本书，是我继《论自由》后又一次“啃硬骨头”的尝试。

这两部作品，犹如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两颗明星。洪堡对人类个性和多样性的热情讴歌，是穆勒自由思想的先驱；他对个人自由的论证，也在某种意义上比穆勒更加连贯。然而，《论自由》在今天的光彩完全遮蔽住了洪堡的这本著作，加上中文世界中没有特别好的翻译，让它收获的关注变得更少。

这让我觉得非常可惜。重译完《论自由》时，我就发愿说，一定要把洪堡这本书给翻译出来。

真正动手开始翻译，已经是2017年了。这场翻译最终持续了四年之久，中间历经了无数停顿、曲折、琐碎和艰辛。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了孩子，很难抽出集中的时间做翻译。另一方面，相比贸然动笔，我想给自己留出更多时间充实储备，更好地理解洪堡处身的思想脉络。

从卢梭、康德，到歌德、席勒、弗格森……我重新熟悉了一遍这些或深或浅地影响了洪堡的思想家，弥补了不少年轻时没有好好读过的遗憾。加上洪堡和歌德、席勒是出了名的铁三角，我把他们之间的交往通过阅读梳理了一遍，看他们的思想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在一个绝对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个人自由的理想是否还值得坚守，对自由的辩护是否还需要从古典思想中去挖掘借鉴？

为了对他有更深的了解，我还集中读了几部他的传记。

洪堡本人既是普鲁士教育改革的推动者，也是一名外交官。当时他想争取首相的职位，但他的性格，令他很难在政治生涯中爬到这一位高权重的地位。将他的成就和局限全部嵌入他的时代背景，也能帮我更好地理解，他整套的自由主义改革最终为什么没有在德国深深扎根，而留下了日后德国走向悲剧的隐患。

到了去年六月，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拖了，就下定决心，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把这本书剩余的部分全部翻译出来了。可以说，这本译作是我从漫漫长夜中夺出来的，我为它付出了太多的夜晚和睡眠的代价。

翻译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心力的事。在今天这个时代，它似乎显得越来越“吃力不讨好”。为什么我还愿意坚持做这件事？我想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更大的阅读市场来说，它都是一项拥有恒久价值的工作吧。

每次翻译，都是我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刚开始翻译《论国家作用的界限》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我用的是手写的方式。这种方式会逼着你深思熟虑之后，才去落笔。这样一来，你对句子的处理可能会更谨慎。而且，当你翻阅底稿时，会看到自己的整个思考过程，不停地对某一个词比较、斟酌，到确定，这些痕迹都被留在了纸面上。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很好的提醒和训练。

翻译和编辑，也在潜移默化中，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读者。很多时候，你不需要通过看原文，而是通过文本的内在理路，比如突然觉得思路怎么怪了，怎么走不通了，一对照原文，一般都能够发现翻译错误。

一个人始终是带着他的文化的前见在阅读的。即便有一天，我们都可以通过原始语言去读懂文本，每一次翻译，仍会有新的东西产生。而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翻译中，一本本经典作品才能不断被重新解读、重新发现，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的翻译都是有选择性的。为什么翻译《论自由》，翻译《论国家作用的界限》，都是有我的思想脉络在里面的。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种有选择性的翻译，通过我对翻译的投入，把我最核心的一些想法间接地表达出来。

回过头看，从发愿翻译《论国家作用的界限》到完成，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十年间，自由主义从巅峰跌至低谷，我的心境也从充满乐观，变成了悲观忍耐。在一个绝对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个人自由的理想是否还值得坚守，对自由的辩护是否还需要从古典思想中去挖掘借鉴？在这种心境下，重新走入洪堡，也成为了我个人应对时代问题的一个出口。

在这个时代，既然还有可能，就让我们继续去翻译、去阅读这样一些古典作品，沉下心来，静观世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