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童院舍“童乐居”逾半职员涉虐儿被捕——监护权背后，孩子无处控诉

4月25日，幼童院舍“童乐居”职员涉虐儿的案件开庭。案件被揭发至今4个月，共有34人被捕，当中27人被落案起诉“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袭击”罪并上庭；2名正被还押的被告，在庭上获准保释。

保护儿童会辖下幼童院舍“童乐居”，位于太子闹市，在泥灰色高墙内有个户外儿童游乐场。几个月前，有居民目击幼童被职员掌掴、打头、扯头髪，甚至被“抛在地上”，遂向院舍管理层告发事件，并要求他们报警处理。

2021年平安夜，传媒首次揭发童乐居虐儿事件，引起社会哗然。警方翻查逾6万小时的闭路电视，发现合共40名儿童（占童乐居幼儿名额近四成）涉嫌被虐，年纪最小仅1岁；案件被揭发时，院内有61名职员，至今有逾一半人涉虐儿被捕，警方相信虐待情况早于2021年11月出现。

平安夜当日，碰巧是刘靖儿（化名）预约探访她姨甥的日子。她早上看过新闻报导后，忐忑不安。她趁着每月一、两次可接姨甥外出的日间时间，把姨甥带回家，立刻为他检查全身，发现他身上有几处伤痕，包括额头左边的瘀伤、屁股上指甲抓成的伤痕、手掌的水泡、背脊尾龙骨瘀痕。其实此前一星期，她已发现姨甥尾龙骨有瘀伤，当时职员解释是小孩玩耍时弄伤。事发时，她姨甥未满2岁。

在香港，未满18岁的儿童因各种家庭原因，监护权暂归社会福利署，孩子会被送往各种儿童院舍或寄养家庭；而入住童乐居的幼童大多来自破碎家庭。

这些孩子生命中承受着分离甚至是被离弃的伤痛，心灵缺失的一块不但没有被填补，反再遭成年人践踏；院舍内最亲密的照顾者，也可能是加害者，或充斥着权力的失衡，但孩子无处控诉。当香港保护儿童的机制失效，孩子的声音还能被听到吗？他们长大后会被送往何处？

在他们心底里，何处是家？

二重伤害

每次到童乐居探访，刘靖儿很少看到姨甥的笑容，“你有没有见过小朋友不喜爱玩具？他连玩具也不喜欢，逗他玩时会推开玩具。”姨甥对外界没有什么反应，唤他名字都不理人，“当时我跟姑娘说，担心他是哑的。”

事发后，姨甥被送往医院留医。刘靖儿到医院探访时，看到姨甥撞到金属婴儿床的支架跌倒，但他没有叫喊、没有哭，就照常站起来。后来她回想，“会不会他一直被虐待，习惯了，所以没有感觉？”

传媒揭发事件10日后（1月3日），香港保护儿童会就事件聘请独立调查委员会，于1月26日完成首阶段调查。委员会翻看仅918小时的闭路电视后，已经发现82宗疑似虐待事件、10种施虐行为，包括：掌掴、脚踢、扭耳朵、大力摇晃、将幼童抛向有软垫的墙，及用手指戳脸等等；虐待地点包括幼童睡房、活动室、游乐区。案件揭发后，该会总干事蔡苏淑贤及童乐居院长崔惠英请辞。

可是，究竟姨甥在何时、何地、被谁和如何被虐打？刘靖儿至今仍无从得知。她多次向童乐居询问案发过程，要求翻开闭路电视片段，但童乐居以“进入司法程序”为由拒绝透露详情，提议她在案件开审时，自行前往法庭旁听。可是，童乐居也不会通知她开庭的日子。

2020年7月，刘靖儿的姨甥还是一个4个月大的手抱婴儿，就被送往童乐居。对这婴孩来说，唯一接触外界的机会，就是每星期1次、每次限45分钟的家属探访。但扣除消毒、登记程序的时间后，刘靖儿只剩下20分钟，在探访室划定的区域内，与姨甥隔着口罩和保护衣相见。每月的探访次数只有4次，须1星期前通知院舍，若带小孩外出，更要预早约1个月申请，待社署批准。疫情更一度停止家属探访，姨甥1岁时，才恢复探访。

刘靖儿说，最初几次探访，姨甥都嚎啕大哭，不愿离开职员身边；大概半年后，姨甥才渐渐认得她，开始不怕她。姨甥很黏院舍职员，刘靖儿觉得是因为“就算被人打，但他身边只有这些人。”

“当如此高度信任的人成为施虐者，对幼童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最即时的伤害，就是出现情绪问题，包括创伤后压力症、焦虑症等。”注册心理学家程卫强对端传媒说，孩子可能会陷入情绪低落，更频常地哭闹。

程卫强解释，0至2岁是幼童建立安全感的关键阶段，主要照顾者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发展。这些需求分为生理和心理：生理需求包括喂食、如厕、生病时照顾他；心理需要则包括，哭泣时安抚他、抱他、与他玩耍等等。反之，如果照顾者动粗，便会破坏幼童安全感的建立，失去对人的信任。

刘靖儿的姨甥留院治疗期间，同房的5名小孩，据护士称都是来自童乐居。每次刘靖儿探访完毕、离开病房时，孩子们都会很激动地哭起来，“在走廊的尽头，也听到他们的哭声。”刘靖儿到过医院探访3次，每次也会通宵陪伴姨甥，但从没有见过其他家长探访同房的小孩；据她的观察，其他受虐儿童与她姨甥一样，较缺乏安全感。

童乐居是全港最大型的婴幼儿院舍，为有需要的0至3岁婴幼儿，提供24小时的住宿服务，合共有104个名额。据童乐居2019至2020年的年报显示，该年婴幼儿入托的主要原因为父／母为滥药者（60%）、怀疑为施虐者（19%）或有精神健康问题（5%）。同时，逾两成幼儿被评估为发展迟缓或有发展障碍。

身上的伤痕会脱痂，但在心理留下的创伤，却可能是一辈子。

刘靖儿想起，她自己也曾在幼稚园时被老师体罚，留下心理阴影，从小到大都很防备老师。那时老师觉得她顽皮，就扭住她的耳朵，把她整个人扯高，拉到课室前面罚站。她现在仍记得老师的样子，“你想想这是我4岁经历的事，我现在30多岁，事隔那么多年，我的记忆仍很深刻，”所以她很担心姨甥会留下童年阴影。

程卫强估计，即使长大后，受虐儿童未必清晰记得虐待的细节，但仍会无形地影响他们的性格和心理发展。长远而言，儿童在建立人际关系方面或会出现困难，例如无法信任别人、不愿向他人透露自己的事；过份保护自己；难以建立朋友关系甚至逃避社交，变得孤僻；此外，自我形象亦可能变得低落。“在3至6岁时，他们可能会发展一种内疚感，觉得自己做错事（所以被虐打）。”而且，他们或会因无法与照顾者建立安全的依附关系（Attachment），阻碍日后发展亲密关系，“可能会疑心很重，觉得对方欺骗他。”

没有光环的护理员

负责童乐居运作的保护儿童会于1月26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首阶段调查结果，执行委员会主席夏穆当时“解释”，虐儿事件与长期人手短缺有关。童乐居属于24小时运作的院舍，幼儿工作员需轮值早、午、晚3班，他认为员工值班工时长，更数又不固定，导致人手流失问题严重，前线员工的工作量大增。保护儿童会于4月更新招聘启事显示，夜班幼儿工作员的值班时间为晚上10时半至早上7时，每更工时为8.5小时。

童乐居每年受政府资助约8000万港元，人手编制亦须符合社署标准。据童乐居的年报显示，初生至2岁儿童的比例为1︰6，童乐居日间服务（非住宿）则为1︰8。翻查资料，社署规定0至2岁幼儿照顾的人手比例标准为1︰6，低于南韩的1︰3、芬兰和澳洲的1︰4。

民间压力团体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黄惠玉则认为，事件最主要的问题并非出于人手不足，而是机构文化败坏。

34名被捕职员中，年龄最轻的只有23岁。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超过七成员工工作经验不足3年，大部分人欠缺照顾儿童的经验；新入职员工被旧员工告知，“不要善待幼童”，因为幼童会因此索求更多，增加工作负担；员工亦互相包庇。报告推断，当员工发现主管在附近时，他们会互相提示，以避开主管的监察。报告同时揭露，童乐居的管理层一早察觉事件，但未有即时介入，认为“粗鲁的对待方式不等于虐待”，并未构成虐儿。

刘靖儿觉得，职员“本质可能不差”，但认为如果受不住上级压力，大可以选择离职，他们却选择留下，更纵容事件发生。而且作为幼儿照顾员，理应爱惜小孩，不能因为小孩没有家长探访，或者不懂开口说话，就虐待他们。

除了机构内部的营运问题，黄惠玉认为，社会普遍视照顾员为较次等的工作，不论是照顾老人、弱能人士或小孩，觉得他们是“读书不成”，不受社会尊重和认同，无法从工作得到满足感。

“医生、护士的头上有光环，但他们（照顾员）没有。他们不以自己的工作为荣，好难有爱心地照顾。”黄惠玉续指，这类护理不被社会视为“专业”之余，工作较吃力，待遇亦较差，也较容易出现虐待事件。“他们的工作对社会很重要......我觉得社会是欠他们，没有给他们很好的待遇。”黄惠玉概叹。

在香港，幼儿工作员的资历是要求修毕认可训练课程后，即可注册，课程最短只需1年。而且，幼稚园教师与幼儿工作员的资历要求统一，只要完成幼儿教育课程，可同时符合教师及工作员这两种资格，因此两种服务同时在竞争人手。由于幼稚园相对有更好的薪酬待遇和晋升阶梯，人手因此流向幼稚园，幼儿日间中心或院舍更难以聘请和挽留人手。

与其他国家相比，香港对于幼儿工作者的学历要求较低。例如在芬兰，幼儿工作者需修毕为期3年的学士学位，幼稚园教师需修毕为期5年的硕士学位。

“劳福局需要思考，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照顾员制度，重新制订服务标准。”她说，单靠加薪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要提供更多职前、在职训练和考试；而考试不止是笔试，亲身的工作体验更为重要；亦应纳入服务使用者的意见。

增加人手比例、提高资历要求、改善薪酬待遇，在这些量化的指标背后，对儿童来说，人性化的照顾才是最重要。

被困住的“家”

在童乐居里，刘靖儿说幼孩的生活颇机械化，只有吃饭、洗澡和睡觉。因为探访范围的限制，她从未看过姨甥睡觉和玩耍的地方，只有从机构募捐宣传的相片才略知一二。她不肯定姨甥隔多久才有机会到院舍的户外游乐场“放风”，晒晒阳光、看看风景，更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在高墙以外的地方活动。这种生活就像是一个困住的“家”。

童乐居网站称，机构会“按婴幼儿之年龄，安排多元化体能及智能活动，促进各方面全面发展。”

“童乐居的运作很流水作业式，感觉只是纯粹解决生理需要，确保基本的‘食、瞓、屙’（吃喝拉撒睡）。如果你吵闹，便对你不好。”黄惠玉认为，童乐居事件某程度上反映院舍式（Institutional）的照顾，对儿童的成长不理想——它只保证小孩的温饱和安全，但架设很多限制；而小朋友总有很多突如其来的想法，对世界充满好奇，这些框架就会压抑他们的想法。

联合国的儿童照顾[指引][1]指出，这类院舍式的照顾不利儿童成长，建议3岁以下的幼童应以家庭为本的方式（Family-based setting）照顾，而各国政府应以去院舍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为目标。201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儿童权益[议案][2]，全球应尽早结束孤儿院服务。

香港的儿童住宿照顾系统分为院舍和非院舍服务：院舍服务有留宿幼儿中心、儿童收容中心、儿童院、男女童院和男女童宿舍；而非院舍服务则有寄养服务，或是家舍形式、有一对夫妇担任“正家长”并与孩子一起入住宿舍的“儿童之家”。2015至2019年间，每年平均约3100名儿童接受住宿服务，其中接受院舍照顾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45%。

像刘靖儿姨甥这类幼童，若他们无法返回原生家庭或被领养，在婴幼儿院住满3岁后就会被安排转往其他服务，可能是规矩较多的院舍、家舍，或是自由度较大的寄养家庭。

曾入住儿童之家的林海欣（化名）很讨厌家舍的规矩，尤其是出门的限制，总觉得被困住。她的父母离异，母亲因情绪问题无力照顾她，于2000年她就被送往家舍。她入住的家舍不容许小学生自行外出，中学生每个月外出的次数，由家人跟孩子“协议”，社工则作为中间人角色协调，但孩子即使可外出，也不能迟于晚上11时回去。她形容自己“本来也不是守规矩的人”，曾经因没有返回宿舍，两度被逐出家舍。

那年15岁，踏入青春期的她认识了一班新朋友，难得获批准放假可外出，她相约到金钟添马舰举行的嘉年华，誓要畅玩一番。那晚，她和朋友玩到凌晨12时，“那时知道自己做错事，有逃避心态”，而且家舍夜晚会关门，最后索性在朋友家过夜，睡醒后，吃过早餐才回家舍。

回到家舍，她发现家舍姨姨已报警，“因为他们不容许你擅自离家（在外面过夜），按程序是需要报警的”。之后，社工跟她说，院舍不再收留你，因为“院舍有决定权，如果违反它的规则，有权不再收留你。”

对她来说，唯一放假机会就在周末，但平常没有人来接她放假。她妈妈的控制欲强，时常反对她外出。假期时，她只好留在家舍。小时候，她与其他同学关系疏离，因为同学获准放假外出时，会相约游玩，自己却无法赴约。

“见朋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家庭不好，不想面对家人，自然觉得朋友比起家人更重要，想争取时间与朋友见面。”失去家庭关爱，社交生活是林海欣生活中的重要支柱。

于是，她经常在家舍安排下定期召开的家庭会议中，极力争取外出的自由。会议中，有社工、家长和小孩，讨论小孩的近况，包括外出的次数和时限。她形容每次都“嘈到拆天（闹得很大）”，但都失败而回，家长的决定凌驾小孩的意愿，“因为还未成年，家长不准许的话，你也没有权改变。”

被逐出儿童之家后，林海欣转往一所容纳30名女童的大型宿舍，重新适应陌生的环境，宿舍的规矩还更严苛。

宿舍的生活很规律化，强调纪律性，违规就会被罚。洗澡、吃饭、温习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晚上11点就会关掉电视机，夏天只能用冷水淋浴；家务由宿生轮流负责：煮食、清洁厕所、擦地，连衣服也要手洗。

放学回到宿舍后，林海欣就好像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因为宿舍会没收手机，直至外出才获归还。唯一与朋友联系的方法，就是宿舍的公家电话。每天晚上，30位宿生轮流使用一部电话，使用前需要预约时间，每次最多只有15分钟。每次致电给朋友，她只好“一轮嘴（一口气）”地倾诉。后来，她偷偷带电话潜入房。有次被舍监发现，就被罚做额外家务。

17岁那年，她再次因没有回宿舍，被院舍终止服务。那天，她出席朋友的丧礼，晚上赶不及回去，而且情绪也很崩溃，单纯的不想回宿舍。她说，“我们只是没有回宿舍，不是什么杀人放火，但因违反舍规，就要受惩罚”。最后，因为她将近成年，也没有继续住在宿舍。

“订立规则的原因，是要培养纪律。”林海欣认为，宿舍职员都是“按本子办事”，没有太大的爱心，也没有家庭温暖。“我的童年是不开心的，”她总结道。

黄惠玉道，外国的先进国家逐渐放弃院舍式照顾，取而代之的是寄养家庭服务。寄养家庭提供更开放的成长环境，“如果在家庭成长，小孩较容易沟通，弹性会较多，环境也较温馨。”她指，“小朋友不应活在规矩入面。”

住过四个“家”的他

入住寄养家庭的胡在石（化名）看似比较幸运，不过成长意味着离别。在他的学生手册上，监护人一栏写上寄养姨姨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几年就转一次。

对他而言，家是流动的概念。他出生后，就被送往保良局的婴幼儿院舍。直至3岁，他转往寄养家庭居住。5年间，他转过3次寄养家庭。那时，他还在念小学，因年纪太小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但知道是离别，“离别当然是不开心。”每次“搬家”，他都要重新适应。他还记得，搬进第二个寄养家庭的首天，甫进入家门，便哗啦哗啦哭起上来，因为新的寄养姨姨看起来“很恐怖”、样子不太温柔。

在小学三年级那年，他第4次“搬家”，也终于安顿下来，一住就是10年。

在第4个寄养家庭里，他与姨姨、叔叔，和另外2名寄养儿童同住，共“一家五口”。与院舍不同，寄养家庭相对能提供家的感觉。他很享受热闹的家庭，因为可与同龄小孩一起玩耍。那时，他们3个男孩躺在床上玩UNO、打电子游戏机。

姨姨的管教模式严格，对作息时间、外出、用手机有所限制。例如，家里11点就会关灯，“姨姨想我们早睡，夜晚会收手机，也不准我出夜街。”如果迟了回家或者考试不合格，便会被罚不准玩手机。

同样地，争取更多外出时间是胡在石与姨姨之间的一场拉锯战，他偶有胜出。

中三那年，胡在石开始接触街头健身，每晚相约朋友在楼下公园做运动，“那是一种反叛的尝试，我接触外界的一种渠道”。于是，他向姨姨提出夜归的要求。最初，姨姨要求他放学立即回家，不准他出夜街，他遂跟姨姨说要下楼做运动，渐渐去到晚上10时、11时才回家，姨姨后来也只眼开、只眼闭。

虽然姨姨管教严格，胡在石觉得不同家庭对于养育小孩有不同的理解和方式。他说，姨姨是属于保护型的家长。在成年前，他基本上没有进过厨房，因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姨姨会负责家中所有家务，让小孩专注学业；饮食方面则每天也会煲汤，宠坏了他的胃口。

“我觉得寄养家庭像一个温室，保护我，过渡至成人。”

胡在石时常想，如果他没有住进寄养家庭，生命轨道很可能会截然不同，有机会“走歪路”。他想像，如果留在原生家庭长大，自己很可能自暴自弃，中途辍学。在寄养家庭，着重学业的姨姨起码确保他成绩平稳，也提供物质需要，令他安稳成长。虽然他感觉这10年经历不算特别好，因为严格的管教，“导致我性格比较懦弱、被动、服从性比较高”，与姨姨的关系也不算特别亲密，但他依然感激寄养家庭。

直至18岁，胡在石再度经历离别。因为按社署规定，寄养儿童成年后，将会终止寄养服务。搬离的一刻，他惊觉，“原来住了10年的地方，可以突然之间说走就走。”这些不稳定状态，一直伴随他成长。他渐渐意识到，每个地方只是过渡期，作短暂的生活，“我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走，或者将来某一天必须要走。”

无论留与走，小孩是最受影响，但决策的过程中，大人总是凌驾小孩。胡在石形容，“我的角色是等待和接受。”

僵化的制度，被忽略的儿童声音

小孩在一个地方结交了朋友，与照顾者建立了关系，但因制度所订立的岁数限制，强行把他们分离。黄惠玉认为，“香港把18年的儿童照顾服务（Alternative care）斩得好碎”，令小孩的童年辗转在不同的服务之间流动，要重新适应环境。以保良局为例，它按年龄提供4类儿童住宿服务，包括0至3岁的婴儿组、3至6岁的幼童组、6至18岁的儿童组、4至12／18岁的儿童家舍。

转换过4个寄养家庭，胡在石掌握了离别的规矩，发现离别才是人生常态。他印象中最亲密的是第1个寄养家庭。大概4岁时他发高烧，姨姨无微地照顾他，连叔叔也让出主人床，好让姨姨晚上拥他入睡。但2年后，他便被安排转往另一个家庭。他推测，部分家长专门照顾幼童，当他们成长至某个年纪，便会终止服务。在决策过程中，他都没有话语权。

根据社署的《津贴及服务协议》，寄养服务每年有2次个案检讨，参与者包括寄养家长、寄养儿童、社工、原生家庭，讨论儿童的住宿情况和计划等。《协议》中，唯一有考虑儿童意见的服务指标，只有“接受照顾儿童的满意程度”一项，但这一项只有当儿童离开寄养家庭时，才有机会评分。而且，年幼或被认定为心智能力不足的儿童更不须填写。

儿童的意见有否纳入服务的考虑，是一大疑问。

黄惠玉批评，“在聆听儿童意见方面，社署辖下的保护儿童制度是做得相当差。”即使社署称“儿童的声音需要被聆听”，但它只是一个描述。她接触过很多儿童，均反映没有人倾听他们的意见，小孩的意愿往往不被考虑。

对此，林海欣的感受很深刻。每次召开家庭会议，她极力争取更多外出的时间但不果，甚至曾有社工“偏帮”她妈妈，劝她“乖一些”。她形容，“基本上是这些人指点你要做什么，然后把他们的价值观硬塞在你身上。”几乎每次会议，她都哭红了眼眶。因为除了哭，她甚么都做不到，无力改变大人的决定。

相对幸运的胡在石，也觉得主导权在大人手中，“你只能从他们提供的选项中选择，就好像现在的投票一样。你挑的A和B，是他们已经决定好的A和B。”现在19岁的他，希望拿回主导权，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列明，儿童有权就他们所关心的事，自由发表意见。黄惠玉认为，现时香港的法律和行政制度，无法提供一个让小孩发声的渠道。加上僵化的制度下，像儿童住宿制度规定了3岁要离开院舍、18岁要离开寄养家庭，就算孩子表达意见，也作用不大。

2018年，政府成立儿童事务委员会，但成效成疑。去年，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受访者不知道有该委员会。黄惠玉指出，委员会是政府辖下的咨询组织，欠缺实权。而且，它的工作与非政府机构所做的高度重叠，例如是拍摄亲子宣传片、举办讲座、参观活动。

黄惠玉续指，瑞典、澳洲、加拿大等先进国家设有“强而有力”的儿童事务委员会，因为它独立于政府架构，由法例订明其法定地位，并获政府拨款，拥有实权，有效地推动儿童政策。例如为了预防虐待儿童，外国政府会建立很清晰的求助渠道，特地设立一条容易牢记的热线电话，让小孩知道如何求助。委员会是由儿童的权益出发，因为儿童专员通常是公开招聘，甚至有国家找来小朋友作面试官，测试专员对儿童的了解程度。

“但这个想像很难放在现时香港的处境，政府为何要成立额外的机构监察自己？”黄惠玉概叹，在现时的政治环境下，从事倡议工作“难过登天”。以往发生同类虐待案件，“（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必定会召开立法会公听会”，儿童有机会在公听会上畅所欲言，那些官员纵使不愿意也得乖乖坐足全程；但童乐居事件发生至今，立法会仍没有召开任何公听会。

即使如此，黄惠玉仍坚定地说，“我们也担心不了太多，只要倡议是建基于证据，就会继续去做。”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刘靖儿、胡在石、林海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