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法律系爆男学生Deepfake色情照事件，数位性暴力有法可管吗？

近日，香港大学一名法律系男学生被指控以免费网上 AI 软件，在未获受当事人同意下，将多位女性的照片生成裸露色情照片。按受害人表示，涉事的合成照及素材照片多达700张、受害女性为20至30人，事件引起各界关注。

7月12日，Instagram 帐号“hku.nfolderincident”以三名受害者的名义发表事件的简述，指控该男学生在今年2月被发现手提电脑存有多张女性的裸露色情照片。他承认以受害人的人像照片为素材，以网上免费 AI 软件生成色情照，素材照片主要截图自受害人的社交媒体。

受害人向校方表达不满，但港大教职员引述律师指男生的行为“未触及纪律委员会可处理的任何罪行”。另一教职员则提议在男学生的个人学生档案存档警告信作内部参考，并作口头惩戒。校方最终仅以存档警告信和要求道歉处理事件。

目前，香港现行法例只规管未经同意而发布的 AI 生成私密影像，而生成行为本身则未被刑事化。受害者指，她们未能透过香港刑事法律体系令该男生得以惩处。

事件曝光后，港大当晚发声明回应，指一直根据《香港大学条例》、规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评估和处理事件，又与受影响同学沟通，就课堂作适当安排。就被投诉的男学生，“校方已向其发出警告信，并要求该学生向受影响同学正式道歉。”港大又指将审视事件细节，“必要时采取进一步行动”，不过未有阐述是什么行动。

近年，AI 深伪（Deepfake）技术以惊人速度发展和渐趋普及，埋下数位性罪行的隐忧。在香港，去年多位立法会议员曾收到诈骗电邮，附上其样貌和裸女合照的疑似 AI 合成图，但事件未唤起社会重大回响。是次港大法律系男学生制作合成色情相片，再将 AI 深伪的性暴力问题带到台面，引伸公众对香港法律保障的讨论。

端传媒整理受害者所敍述的事件脉络、港大及政府回应，并透过访问港大法律系的女学生，疏理目前学生的想法和学系的气氛。另一方面，报导聚焦受害人无法诉诸刑事法的关键争议，访问法律评论者黄启旸，并放观国际，以台湾近年经历的“小玉事件”、韩国去年揭发大规模 deepfake 性剥削罪案为例，比较海外的司法制度如何订立法律，打击相关行为。

时间线：事件曝光到港大回应

受害者公开事件前一天，港大法律系学生 Chelchel 在 Threads 上发布帖文，内容影射是次事件；帖文至今获近3000次互动。她写道，其朋友的相片被男性朋友以 AI 生成裸照，素材包括生活照、拍拖相片和“庄相（学会照片）”。她指校方暂未完全处理事件，有同学不知情，“唔 aware （没有留意到）学校入面有这样的人和我们日日擦身而过。”

“时间并未令这件事发酵，反而给学校冷处理和当事人潜水的机会。难道我们不值得拥有知情权，以及保护自己的机会吗？”她反问道，“难道不是助纣为虐，令受害者暴露在明，保护加害者在暗的做法吗？”

Chelchel 以文字讯息接受端传媒访问，表示发帖文是因为“睇唔过眼”（看不过眼）——“愤怒法律系学生走漏洞，却无人知晓。”

她说跟该男同学属不同年级，也不认识该人，但有共同朋友。几个月前，她从受害人口中得知事件，初时只有少部份同学知悉，“因为相信学校会处理好。”不过她知道男学生其后交出“不满100字”的道歉信，觉得“毫无诚意”。

及后，三名受害人在社交媒体曝光更多细节。根据受害人的简述，被发现的照片以受害者名字命名的文件夹分类，受害女性包括男学生的朋友或大学同学、学姐、小学同学和中学师长。部分人与他关系亲近友好，有的是点头之交，有的只见过一面。简述又指，男学生向当中两位受害人当面道歉、讲述事件时，称仅有5名受害女性。

受害人指在2025年3月中旬联络校方求助，希望透过《香港大学条例》规程XXXI 第2(o)段“胡闹”为原则，将事件呈交纪律委员会审理。直到3月下旬，校方约见受害者，其中两名受害者、两名港大教职员和揭发事件的男学生友人出席会议。不过，港大教职员指律师认为男学生的行为不触及委员会的罪行，难以转介事件。

简述又指，2025年4月中旬，教职员联络其中一名受害人，指校方经已存档警告信，并向她发送由男学生撰写的道歉信，但字数只有60余字，“大部分受害者亦认为港大的应对行为不足以惩处 X （事件中的男学生）。”受害者指因种种原因未能作出更多行动，事件由此沉寂至今。

受害者批评，部分受害者与男学生在该学期出席同一导修课，因此曾要求学校通报导师并作调课安排，不过校方迟迟未有行动。直到学期末的最后一节导修课前，校方才让两名受害同学出席其他课节，解释原因是“受害人数遍布各导修组别”。但此前受害同学已与男学生一同于课堂共处最少4次。

事件曝光后翌日，港大法律学院院长傅华伶向学生发内部电邮，形容该行为是“冒犯、侮辱和恶劣”。他指法学院会向受事件影响和感到不安的学生提供全力支援，而且跟法律学会、受影响学生及其他学生组织举行会议，探讨后续行动。7月14日，傅华伶在法律学院的学位颁授典礼上亦谴责事件，指大学会继续调查。

港大于7月17日再度回应事件，指近期再与有关同学联系，知悉有受影响的同学已接触校内平等机会事务处，而该男同学“深感悔意”，已主动退出下学年的海外学术交流。港大又澄清，发出警告信和男同学正式道歉不代表大学已就投诉结案，“由于男同学承认其涉嫌行为，校方因此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投诉，并在进行任何强制性调查之前实施阻吓措施。”

没有“发布”，“生成”不违法？

事件迅速上升至政府层面。7月15日，身为港大校监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提及事件。他指大学有责任严肃处理学生的行为问题，除了以校规处理缺德行为外，如果涉及违法，“该向执法部门举报，以儆效尤”、“大学亦应该报警处理。”

李家超又指，大部分的现行法例适用于网络世界，包括《刑事罪行条例》下，未经同意下而发布或威胁发布私密影像的罪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行，以及《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不过港大事件胶著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香港法律上仅有针对“发布” AI 合成色情影像的条文，但没有针对“制作”的条文。现时所公开的资料显示，该男学生并没有发布相片，没有明确构成刑事罪行。

“刑事的法例，应该都不适用。”法律评论员黄启旸对端传媒表示，“现在几条会有可能适用的刑事罪行，都是以‘发布’作为一个要件。就表面来看，它不会符合到这些刑事罪行的元素。”

首先是在2021年新订立的《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第159AAE条 ——“未经同意下发布私密影像，或威胁如此行事。”当中列明，如果该人在未经他人同意下“发布”或“威胁发布”他人的私密影像，而有意图或罔顾该发布会带来羞辱和痛苦，即属犯罪，可判监禁5年。私密影像包括“经修改的影像”。

另外，黄启旸提及2021年刑事化的“起底罪”，即未经他人同意下在披露其个人资料、有使其及其家人受伤的意图等，定罪最高可处监禁5年。他指容貌属个人资料之一，如该披露造成心理伤害和滋扰，能构成控罪。而在事件曝光后，私隐专员公署在7月15日表示已就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未有进一步评论。

不过黄启旸说，以上两条条例的盲点在于，“要证明到发布这个行为才行。”

至于“不诚实取用电脑罪”，他则认为“几肯定是不会适用在这个情况”，因为2019年终审法院在“协和小学试题外泄案”裁定，任何人使用“自己的电脑”而不是他人的电脑，则不构成罪行。

而《性别歧视条例》不涉及刑事罪行，对于其中“性骚扰”的罪行，黄启旸指定义主要为“在受害者面前发生，令到受害者主观上感受到不受欢迎，或者有一个敌意的环境。”在这语境下，他指伪造色情照的行为未有“物理上”影响受害者，同样未必适用。

不过受害人仍可以寻求民事诉讼。以诽谤罪而言，虽然“发布”同为控罪的前设之一，但黄启旸指民事诉讼的门槛较低，如上课时不小心在电脑显示照片，或能合乎“发布”的民事标准。另外，男学生被指以受害人在社交媒体的照片作为深伪色情照的素材，黄启旸认为或构成《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中“滥用私人资料”的侵权行为。

“但是，当然，民事最大的问题是，你要受害人去进行一些法律程序，当中牵涉的资源时间都不是可以轻视的问题。”他说。

即使法律手段有难度，亦不代表港大没法处理。黄启旸指校内应有性别歧视或性骚扰相关的政策，校方也应该有措施保护受害者，例如将她们和男学生分隔上课。他说校方和学生存在“合约”关系，校方有责任提供安全和适当的环境，“它似乎没有履行到这个责任。”

而根据《香港大学条例》对“胡闹”的定义，即“羞辱另一名学生或使其受嘲弄；或干扰另一名学生在不受骚扰下享用其特权、利益、权利或设施”—— 黄启旸认为男生的行为在民事上可构成侵权，似乎符合“胡闹”的定义。“因为他侵犯了、违反了，或者干扰了那几位女学生的法律权利，甚至是非法律的权利——作为学生应该可以安全学习的权利，都可以讲得通。”

“没理由要没做错的女生让步”

事件曝光后，港大法律系二年级生的 A 接受端传媒文字访问时表示，自己把许多社交媒体上的相片封存（archive），不对外公开。她先是对事件感到呕心，随之是意识到自己有机会成为受害人。虽然没有对男同学没有多了戒心，但她说交往时会小心。

A 说，“作为 law students 的他和我都知道，其实他是在 exploit 现在香港法例的 loophole（漏洞）。”

她认识一两位受害者，但未曾接触该名男学生。她身边有非修读法律的朋友问 A 为何不构成犯罪，也开始忧虑自己有机会被盗图和用以制作深伪影像。A 对港大的“inaction（不作为）”感到无奈，以为事件会被“更紧急处理”，又对缺乏补救和纪律措施感失望。

“如果今天这件事没有闹得那么大，其实（学校）是想受害者讲了、学校 kind of 回答了他们，就算了。”另一位港大法律系女学生 B 则对记者表示，“法律还法律，但是学生在中学做错事，也会记小过大过。你做错事，不一定是犯罪，才可以令学校采取行动。”

B 表示早在3月听闻事件，不了解规模，她也跟其他同学分享消息，“大家都需要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亦一起讨论当中的法律问题。B 跟该男学生非同一级别，没有见过面，而她不知道受害者的身份，“我们又比较理性，重点不应该是受害者那边。”

B 没有因事件而对身边人存有恐惧或戒心，她相信事件是个别例子，而不是男女的对立，“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应该这样做”。至于社交媒体上的图片，她说会留意有没有走光，但若然被他人取用，“我又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太多。”

Chelchel 认为，男学生的行为无耻和卑劣，滥用女同学的信任，但最叫她失望的，是校方的处理手法。“这最少要有一段时间的 suspension（停课），他却可以大摇大摆，仿佛他的前途和成绩可以凌驾于道德及他人的感受上。”她说，“学校没有保护好这些受害者，放任他们一起上堂简直是二次伤害。”

而帖文公开后，Chelchel 说有女同学表示震惊，并对学校没有发公告提醒她们感到意外。

端传媒去信港大，查询校方自4月中旬以及事件近日曝光后采取了什么行动；为何未有将受害者和该男学生分隔上课，或让男学生停课等，港大回复仅表示可参阅近日两则校方声明。

Chelchel 明言，她不会因事件而停用社交媒体。她认为被取用照片是“防不胜防”，“他连拍拖相、庄相这些正经相都会用，那我出街都可能被他影到、中招的。”不过，她说会对男生保持戒心。

“（停用社交媒体）只会进一步剥削我们身为女仔应有的自由和权益，造成更多不平等。没理由因为这个男仔的这种心态，就要没做错的女生让步。”她说。

数位性暴力扩散，韩、英、美的深伪相关法例

随著人工智能浪潮来袭，数位性暴力罪行在世界各地扩散，当中包括“数码脱衣”应用程式（nudification apps，又称 nudify apps）和网页的冒起。它们利用深伪技术移除图片中的衣服、让图中人物移动，或将头部合成在裸体上。

一份2023年的报告指出，深伪色情中，99%的目标对象为女性；同时，现时以一张清晰头像制造一段60秒的深伪色情片段，需时少于25分钟，不用花费。

韩国2020年传出轰动社会的“N 号房事件”，当时已发现一些深伪的不雅照，而去年再爆出大型的 Deepfake 色情罪案。当中受害人包括老师和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女军人，多达500间学校受影响。其中一个深伪色情影像的 Telegram 频道人数多达22万人。

事件曝光以来，韩国的女性社群被不安和恐惧笼罩，许多人删除社交媒体上的照片，甚至关闭帐号，又有老师拒绝将自己的照片放进学校年刊。

“N 号房事件”后，韩国先在2020年通过针对深伪色情的《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修正案，以发布和贩卖等为目的制作深伪影像，最高可被判处5年刑期；而以营利为目的者，可处最高7年刑期。去年深伪事件被揭发后，韩国再推法案，罪行不再仅限于制作及有意图散布者——任何人购买、持有和观看深伪色情影像，可被判监3年或3000万韩元，制作和散布的最高刑期亦提高至7年。

不过，订立法例后，执法仍然遇阻，有指 Telegram 不愿意提供资讯，亦有意见批评执法部门被动。根据 CNN 在今年4月报导，2024年1月至10月期间，韩国警方共接获964宗深伪相关的性罪行案件，但只有23人被拘捕。

另一方面，英国在上月将制作深伪色情刑事化，而散布和威胁散布的行为已于2023年刑事化。

在美国，2025年5月19日，总统特朗普签署跨党派的《TAKE IT DOWN Act》法案，将未经同意发布（publish）亲密影像（包含所谓的“报复式色情”和深度伪造的性影像）定为犯罪。违法者将面临刑事罚款、最高两年有期徒刑；若涉及未成年人影像，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该法案同时规定，社群媒体与网路平台须在一年内建立通报机制，在接获受害者通报后48小时内删除未经同意发布的亲密影像。此外，平台也有责任“做出合理的努力，识别并移除任何已知的相同影像副本”。

尽管美国许多州都已对报复性色情和深度伪造性影像设有相关法律，《TAKE IT DOWN Act》是首部联邦层级的专法，并授权联邦监管机构介入，对让性影像得以大规模传播的科技公司施加限制。

然而，民主党人批评，该法案的执行仰赖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这个机构却正在被特朗普政府削弱。今年3月，特朗普开除了FTC两位民主党籍委员，动摇了该机构的政治独立性。民主党人警告，如果缺乏一个有力的FTC监督科技公司是否建立通报机制、回应删除请求，该法案将形同虚设。

“小玉事件”后，台湾推动针对 Deepfake 的修法

2020年至2021年期间，台湾 YouTube 网红“小玉”（本名朱玉宸）与助理庄炘睿，利用 AI 深伪技术，将多位艺人、网红、政治人物及素人的脸部合成进色情影片，并贩售牟利。全案119名受害者绝大多数为女性，非法获利超过千万新台币。

2021年10月，台湾刑事局逮捕小玉及其助理，依涉嫌散布猥亵物、妨害名誉等罪名移送地检署侦办。2023年12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判处朱玉宸有期徒刑5年，不得易科罚金，以及有期徒刑1年8月，得易科罚金。隔年5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玉宸于当月入监服刑。

当年朱玉宸案亦在台湾社会掀起 Deepfake 性犯罪“无法可管”的讨论。警方最初将朱玉宸移送地检署时，其法律依据为《刑法》第235条“散布猥亵物品罪”和《刑法》第310条“诽谤罪”，但这两项罪名的最重刑度都仅有2年，且多可以易科罚金，无法有效防范犯罪。

旨在防范数位性暴力的“数位女力联盟”秘书长张凯强接受采访时指出，由于两项罪名没有达到最轻刑度3年以上的条件，不适用《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11-1条，警方因此无法声请调阅犯罪者通信纪录，严重影响办案效果。

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蔡碧玉则指出，从法律所欲保护之利益的角度观之，诽谤罪旨在保护名誉权，但数位性犯罪受害者所受到的身心伤害，并非名誉权可以概括；散布猥亵物品罪保护的是所谓的“社会善良风俗”，与受害者无关，且由于“猥亵”一词带有的负面意涵，“对被换脸的被害人而言，适用此一法条无异二度伤害，更谈不上有对数位性暴力行为处罚的意旨”。

最终，朱玉宸及其助理依《个人资料保护法》判刑。高等法院判决书称，被告两人搜集受害者之人脸特征及姓名暱称，“使浏览影片之人得与其他资料对照、连结而识别特定个人”，且“该等影像目的系在于凸显淫秽、不雅之猥亵行为，用以刺激、满足或挑起他人之性欲”，进而“毁损或贬抑被害人等之人格名誉及社会评价”。朱玉宸行为构成“非公务机关未于搜集之特定目的必要范围内利用个人资料罪”，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1条，判处有期徒刑5年，为该罪名所能科处的最重刑度。

然而，在国际法律实务中，以《个人资料保护法》处理 Deepfake 性犯罪的案例极为罕见。蔡碧玉便指出，朱玉宸案依个资法判刑，其实是在现有法律有缺陷的状况下“勉为适用”的结果，目的是弥补法律漏洞或避免刑罚过轻；要妥善防治数位性犯罪，仍需在刑法中增订专门罪名。

朱玉宸案爆发后不久，同为案件受害者的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指出，政府正在针对 Deepfake 性犯罪等多种类型的网路性暴力，研拟并推动修法工作。

相关修法于2023年1月经立法院三读通过。2023年2月10日，台湾正式实行新修订的《刑法》第28-1章“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其中第319-4条为：

意图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陈列，或以他法供人观览，以电脑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制作关于他人不实之性影像，足以生损害于他人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陈列，或以他法供人观览前项性影像，足以生损害于他人者，亦同。

意图营利而犯前二项之罪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七十万元以下罚金。贩卖前二项性影像者，亦同。

根据立法理由，第一项所称的“其他科技方法”，便涵盖“以深度伪造技术，将被害人脸部移接于他人性影像”的情形。新增的“不实性影像罪”属于非告诉乃论，无论被害人是否主动追究，检察官或警察机关都必须介入调查，若掌握到犯罪的相关证据和资讯，有义务提起告诉。

截至目前，台湾尚未出现依第319-4条判刑的案例。若台湾发生类似近期港大的案件，即一名成年男性从社群媒体上截取照片，运用 AI 技术制作同学的裸照，但并未传播，该男性是否会遭到判刑，仍存在不确定因素。比较法学研究者赖宜欣告诉端传媒：“如能证明该男大生制作时有散布意图，也足以对女生造成损害，那么即使他还没传出去，仍是可能成立319-4的。”换句话说，行为需同时满足“意图散布、传播、交付、公然陈列或以他法供人观览”的构成要件和客观上“足生损害于他人”，才会受到《刑法》第319-4条的惩处。

哈佛法学院博士候选人蔡惟安则告诉端传媒：“《刑法》里面要证明主观意图永远是最难的，可能还是只能看客观证据。如果制作的同时他在跟别人对话，谈到制作完成后要拿去恐吓被害人，那可能他的意图就只是要‘恐吓’；但如果是有一个犯罪集团交代他这个任务，那就比较能证明他的意图是要放到色情网站上营利。”前者以 AI 性影像“恐吓”他人的行为，不适用第319-4条，但可能构成恐吓罪或其他刑责；后者贩售 AI 性影像的行为，则是第319-4条主要针对的目标（即小玉案件），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

法例内外，如何对应科技性暴力？

在香港，官方暂时未有对事件引发的法律争议作出回应。7月14日，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在 Facebook 发表帖文，指出香港法律未有涵盖“未经同意下制作看似他人的私密影像”，而现今制作深伪的性暴力内容十分容易。协会又指，影像对当事人的影响深远，而宣传和标榜“nudify”的工具会侵蚀大众的安全感、威胁个人身体自主权。

帖文呼吁，“政府当局、校园等社会各界应更积极考虑法例内外层面的应对，与时并进地制定对策回应科技促致的性暴力。”

停滞不前的香港性罪行改革，一直备受关注。香港的性罪行被纳入《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第118至128条，包括强奸、肛交、严重猥亵行为等其他非法性行为。这些罪行多数以1956年英格兰法例所订立的相类条文为根据，被批不合时宜。

直到2006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设立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就法律提出改革建议，并先后在2019年和2022年发表《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和最终建议报告书。经过20年的进程，政府终在2025年内就法例修订建议进⾏公众咨询。

两份报告共列出70多项建议，例如就涉及性的行为订立“同意”一词的法定定义、摒弃“强奸”一词等等。而法改会在2019年发表有关“窥淫罪”的报告书，建议新增窥淫罪等。

“未经同意下发布或威胁发布私密影像”罪行与“窥淫罪”等一同在2021年订立，保安局建议参考新加坡《刑法典》中有关私密影像的定义，涵盖“移花接木”影像，以应对科技发展。而其他立法建议中，则未见 AI 相关的内容。

“其实世界上，不是很多国家将单纯制作 deepfake 刑事化。”黄启旸说，“因为很明显的一个说法——‘它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如果自用的话，法律是不是要真的要规管呢？”

他解释，天平一面是制作者的权利、“私人行为”，另一面是受害女性的权利，英国的民主议会平衡两者，决定将行为刑事化。但香港缺乏反映民意的机制去作相关讨论，“我们的情况有点尴尬，很容易会有被公权力滥用的风险。”

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则认为，或有声音认为深伪影像性暴力内容只制作而不发布属无伤大雅，但其实影响网络空间的平等使用权利，例如韩国女性因恐惧而关闭社交平台，类似氛围让公众、尤其女性未能安心使用网络空间，造成不公义的现象。

值得留意的是，刑事法缺位下，有平台已主动就深伪色情内容在香港提出民事诉讼。2025年6月，Meta 入禀香港区域法院，起诉香港公司“Joy Timeline HK Limited”，指其自前年起在 FB 及 IG 投放广告，宣传 AI 生成裸照程式 CrushAI﹐宣传内容有以 AI 生成、未经他人同意的裸露影像。

入禀状指，Meta 的使用条款和政策订明，商户或个人宣传中，不得含有裸露内容或情色活动。但Meta 近年发现 FB 和 IG 出现大量裸露或未经同意的亲密影像广告，与“Joy Timeline HK Limited”相关。Meta 要求赔偿损失约30万元美金。

深伪在香港仍是新议题。黄启旸说，他周遭的法律界人士对事件还没有太多讨论和定论。“到底法律是不是应该要追上这个科技的发展呢？这是一个值得讨论，或者需要讨论的事。”

（尊重受访者意愿，Chelchel、A 和 B 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