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裁员、农民工回流，千万中国求职者去哪工作？

“十年献京东，一纸遭毕业。”一位认证为“京东商城员工”的网友，在大陆职场社交平台脉脉上发帖称，入职京东逾10年的他，在3月31日突然被要求签署《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约时间就在当天，随后其门禁卡等均被停用。

3月下旬，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传出大幅裁员消息，3月29日更成为脉脉的热搜词条，大量自称京东员工的匿名爆料称，人力部门以绩效不合格、查员工电脑等方式，试图威胁员工主动离职，或拒绝支付辞退的“N+1”补偿。一些前京东员工在GitHub中开发了“JD331”项目，记录被裁员者的自述，及各部门裁员比例。其中，裁员最严重的是京喜项目（注：京东集团旗下的特价购物平台），其广西、四川、广东等地的部门遭全部撤除，另外广告业务部也遭半数裁员。不过，这些数据无法得到京东官方确认证实。

2021年下半年开始，互联网大厂便频频传出裁员消息。2022年第一季度，阿里、腾讯、京东等电子商务巨头，接连因裁员登上热搜。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腾讯、阿里巴巴、滴滴等，均计划在今年内裁撤上千人，纵然互联网公司每逢年末都会进行“业务优化”——即解雇表现不佳的员工，但本轮裁员动辄20%甚至更高的比例并不常见，可能与2021年相关领域的监管及经济增速整体趋缓有关。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5.8%，创下2020年6月以来最高纪录，亦打破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准线——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除了频传裁员的互联网行业外，2021年同样遭遇政策整顿压力的教育培训行业及房地产行业，也有大量求职者流回人才市场。与此同时，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前所未有的1076万人，还有80万拟回国就业的留学生。数千万的求职者，无疑为中国本就平缓的经济增长曲线，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世界什么时候毁灭，春招结束之前可以吗？”“疫情剥夺了我的青春，也剥夺了我的工作岗位，更剥夺了我的斗志。”“开始摆烂，春招再见！”社交平台上，每一天都能见到毕业生们面对就业的挣扎和焦虑。

4月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许宪春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在疫情影响和大批量大学生毕业的情况下，“灵活就业”可能是对传统正规就业的补充，他举例称：“比如你有私家车，可以拉活，那么这对于你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是很有效的方式，还比如你把自己闲置的房子租出去，这也是获得收入的一种方式。”这一采访视频一经发布，便有大量网友评论“何不食肉糜”，视频后在中国大陆各个社交平台删除。

2022年，对中国大陆的求职者来说，无疑是艰难的一年。

“新时代下岗潮”：半数互联网公司发生裁员

互联网行业增速放缓，首先体现在其招聘需求中。据拉勾招聘数据研究院的统计，2021年11月起，员工超过2000人的互联网公司人才需求指数，整体下降了26%。另据互联网求职平台前程无忧的数据，互联网公司2022年校园招聘岗位需求总数较2021年缩减了15%至20%，相较之下，行业势头近年来持续走低的快速消费品、汽车行业却仍有10%至15%的增幅。

与此同时，此前受压的教育培训及房地产行业从业者们，在行业前景未卜的情况下，过半数有意愿转向互联网行业，这无疑为互联网行业的求职市场，再增加了一份紧张。

在社交平台上，舆论一方面在被不断压制，如“京东办理离职员工已排到1000多号”等相关话题被限制流量，但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发酵，“新时代下岗潮”、“欢迎加入两亿自由职业者大军！”，在媒体报导的评论区，对互联网裁员及经济形势的评论调侃俯拾即是。

民间对互联网裁员的讨论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4月8日，网信办官方公众号发布统计称，互联网企业用工总量“稳中有增”，2021年7月至2022年3月中旬，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12家企业总离职21.68万人，总招聘29.59万，净增加7.91万人。然而，拉勾招聘的数据显示，2021年11月互联网大厂发布的职位数量普遍较2020年少了千余个，本应在11月下旬出现上涨趋势的曲线却呈下降，而网信办约谈用工企业后发布的通告里，离职与新增入职的具体部门统计数据也未公开。

据智联招聘2021年底发布的《互联网行业人员流动情况调研报告》，受访者本人在2021年遭遇裁员的有25.1%，其中教育（69.1%）、房地产（50%）、电商（47.8%）、生活服务（42.9%）及云计算（39.1%）等五个行业被裁员比例最高。

成立于2006年的启明创投合伙人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五年前消费互联网占该公司投资近五成，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缩减到15%，取而代之的是，芯片、医疗保健、企业软件这类“核心”领域成为投资重点。被官方视为亟待解决“卡脖子”难题的芯片产业，也是多个人才市场报告中主要增加职位的领域。

互联网公司的裁员，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企业营收缩水、股价大跌不无关联。2021年第三季度，腾讯录得自其2004年上市以来最慢收入增长。网约车平台滴滴，更在2021年前9个月亏损高达400亿人民币，该平台去年7月便被当局禁止注册新用户，同时下架整改，2022年3月，滴滴因其数据安全和预防信息泄漏的整改仍达不到要求，暂停赴港上市。

数据安全和反垄断，是2021年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企业主要整顿施压的方向。除此之外，官方亦以保护未成年为名，限制游戏产业。

2021年，互联网企业至少涉及89宗“反垄断行政处罚”案件，占总体案件近75%，该类案件在2020年仅有9宗。不少知名互联网企业受到处罚，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京东和字节跳动等，涉案量最多的是腾讯，其次为阿里。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的则有阿里和美团，前者遭到巨额罚款高达182亿，这也是所有处罚案件中罚款数量最高的。

IPG（环业投资）中国经济学家柏文喜对路透表示，在严厉的监管、股价大跌、疫情等种种原因综合影响下，互联网企业预期收益乏力，因而只能将部分业务及部门进行裁撤精简。瑞信银行对中国互联网行业2022年的展望分析中也提到，在反垄断和文娱等政策监管、网络渗透率已很高难以突破、中国整体消费市场疲软，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游戏、电商、在线娱乐等此前互联网行业的主要业务在中国境内的增长曲线将趋于平缓，海外业务或成为主要拉动力。

不过，从业者们对行业缩水、裁员的感知与态度也有很大差异。踏入互联网行业6年，目前在某互联网企业工作的曾宇悠就并不那么悲观。“（这些变化）看起来是社会主义铁拳（导致），但中国市场普遍比较浮躁、急功近利，”曾宇悠认为，过去互联网企业热衷于赚“快钱”，即不需过多研发的市场风口，“去年给你掐住了，不能随便买了，要经过我的允许，要监管。先不评价政策采用的方式对不对，监管对不对，结果是使得这个热钱或快钱消失了，是能呼唤理性的人注意创造用户价值、产品价值的人的回归。”

求职艰难，7成大学毕业生希望在“体制内”找工作

尽管一直以来，中国官方统计的失业数据的可信度备受争议，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亦指出，16-24岁就业人口的失业率已超过15%。2022年，中国将有超过1000万大学生毕业，较2021年增加了167万人，其中450万人已申读研究生，然而录取率只有24.22%，较前两年29%左右的录取比例明显下降。

根据就业服务平台智联招聘 5 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1 届毕业生中只有 56.9% 的学生选择在毕业后从事全职工作，而 2020 年这一比例为 75.8%。

在过去，教育培训、房地产及互联网，是年轻的毕业生们主要选择的从业类型之一。然而在政策管制及总体经济形势持续疲软的情况下，“稳定”、“体制内”成为求职的主音。

据前程无忧《2021中国重点大学应届毕业生求职状况报告》，国有企业是应届毕业生们的首选，而跨国公司则从2018年的调查以来，首次欢迎度低于民营企业，不过，民营企业多数指互联网公司及华为等头部企业。另据求职平台猎聘对2022届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调研，近7成应届生最看重“稳定，员工不会随时被炒或公司不会突然倒闭”这一因素。

然而，进入“体制内”是一场与数十人、甚至数万人竞争同一职位的残酷赛跑。

历年来，中国国家公务员的报考招录比均在40:1以上，2022年这一比例甚至接近60:1。根据公务员考试信息及教育平台华图教育的统计，2022年竞争最激烈的国家公务员职位——西藏邮政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的竞争比，接近2万比1，而其他如全国总工会等20个高竞争职位，也是数千人抢1个名额的竞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残酷的求职大赛中，女性大学生毕业压力更大。据智联招聘对2022年在线招聘数据库的检测，本科毕业生月薪预期多数位于8000至10000元区间，其中，女性毕业生的预期薪酬相对较低，实际获得的薪酬也相对较低。30%的女大学生期待薪酬过万，但实际获得者仅约13%，而男性本科毕业生有同样期待的人占44%，24%如愿以偿。

事实上，“同工不同酬”的职场性别歧视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解决，在智联招聘、BOSS直聘等不同互联网招聘平台的统计数据中，女性职场人的平均薪酬均比男性低20%左右，而职场人受教育程度却是女性普遍高于男性，智联招聘《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中显示，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职场女性占比 55.9%，远高于男性的33.6%。

被掩盖的失业：旅游、餐饮与农民工

多份求职市场的报告中均提到，芯片、新能源、电动汽车、金融、以及被坊间称为新一代流水线工作的数据标记等行业增加了岗位。中国官方口径的失业率，也长期稳定在5%左右，然而，数据中看不到的失业，都落在了零售、餐饮等小型服务业和农民工群体的肩上。

据企查查数据，2021年1月-11月，餐饮行业吊销或注销了80.9万家门店，甚至曾经风靡一时的连锁火锅品牌海底捞也关闭了300家分店，饮品品牌茶颜悦色关闭了70家门店。

服务业是中国城镇最大的就业来源，占用工比的47%。中国政府至今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令各地旅游、餐饮等服务业遭受了巨大打击。日本野村银行估计，目前有45座城市的3.73亿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下，每年贡献约7.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4月6日公布的3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PMI）录得42（该指数低于50表明行业活动萎缩），创下2020年3月以来最低数值。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清明节假期三天，国内旅游出游人数同比减少26.2%。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8日公布的数据亦显示，3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跌了3.5%，创近两年来的最大跌幅。

2月18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表示将向不解雇员工或减少裁员的小型服务业商户，退还上一年缴纳失业保险费的90%（2021年这一退还比例为60%），并继续减少各项税款比例。据发改委数据，2021年对服务业的减税降费超过6100亿人民币。

4月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实行阶段性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会上指出，一些企业受到严重冲击，“有的甚至停产歇业”。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课题组对蓝领就业市场的调研显示，自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相关需求指数便开始大幅下降，这与中国总体GDP在第四季度走低的趋势相合。有分析认为，蓝领就业需求的降低，与PPI（生产物价指数）升高、而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走低出现的剪刀差有关，即是指生产端原料及用人价格升高，但消费市场低迷，供给大于需求，因而削弱了上游生产商的雇用需求。

中国总体约有2.9亿农民工，他们是农村与城镇之间人口流动的主力。北京大学经济学者陆峰对Bloomberg表示，目前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与疫情前可能存在600万的差距，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只针对城镇失业率，农村居民不在这一统计口径里。所以，当农民工在城市失业、返乡后，他们就不再是城镇失业统计的一部分了。

除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失业返乡，数据更显示，2021年全年，外出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均低于2020年第四季度。

此外，农民工结构也因受生育率、教育程度及经济形势而发生变化。以2020年为例，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26.4%，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10年中，陆续有7540万农民工达到60岁退休线，然而，需要看到的是，16-30岁的农民工比例也自2016年的31.9%逐年下滑至2020年的22.7%。

据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除制造业外，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去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学者钟万玲对2016年至2020年期间农民工从业结构统计也显示，制造业农民工占比降低，而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其他服务业从业者占比上升。

严格的防疫政策、俄乌战争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之去年以来官方一系列管控互联网、房地产行业的举措，令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愈加不乐观。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其对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至4.4%，远低于中国官方5.5%的目标。而牵动人神经的数字之下，是难以计数的失业、裁员与求职的艰辛。

实习记者陆眉间、赵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