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穆尔现象”：以博学才子形象包装的极右翼人物，如何威胁法国核心价值？

【编者按】在俄乌战争的阴影下，法国大选即将于4月10日举行第一轮投票。战争期间仍持续与普京斡旋的现任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似乎得益于“西方世界领袖”的角色，民调创下新高；但极右派“国民联盟”（RN）的领袖勒庞（Marine Le Pen）来势汹汹，同属极右派的名嘴泽穆尔（Eric Zemmour）也在法国中产阶级中取得不少票数。同时，社民左翼政党“不屈法国”（FI）的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的民调长居马克龙甚至勒庞之后，似乎显示了法国左翼长期积弱，至今还没有找到翻身的契机。

在战争再次于欧洲大陆爆发的今天，欧盟大国法国的政局，似乎更加值得注视。马克龙在任四年，到底都做了些甚么？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还有法国警暴问题，有没有对他的选情造成影响？法国极右翼崛起，传统极右如勒庞也面对“新极右”如泽穋尔的“抢票”；同时左翼似乎持续失语－－近年法国政治光谱两端发生了甚么变化？端传媒今日刊出的文章探讨“现象级”的极右人物泽穆尔如何冒起，在4月24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前会刊出另一篇文章，回顾马克龙在任的四年。

“何谓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前题就要有种族：以‘区分种族’来将人分类，便会有等级优次之分；由于我方必属其中一个种族，他者亦即他种族，必比我方优秀或低劣。这就是种族主义！…然而，今天，我方只是在捍卫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生活方式，叩问并守护‘何谓法国人’这个身份，却被世人责骂成种族主义者（racist）…我，并不能苟同！…对抗他者文化的恶性入侵，这是自卫而非种族歧视…面对他者，融合或共存（integration）并不可行，只有将其同化（assimilation）才是出路。”泽穆尔（Éric Zemmour）于2021年12月16日C8节目上如是说。

自2021秋季起，伴随著泽穆尔在公开场合的多番大胆言论，以及他为种族主义和同化论的辩护，“谁是泽穆尔？（Qui est Zemmour）”这标题开始于法国各大报章上成为热门。及后他于11月尾宣布参选。12月5日，泽穆尔本欲于著名的投卡德候广场 (Place du Trocadero) 举行造势大会。卡德候广场于1948年见证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因此亦被称为“人权广场”。泽穆尔此举除了要向高举“普世价值”的多元文化主化主义宣战外，还有另一目的：法国右翼一向视“人权广场”为“第五共和”的象征性基石，过往右翼重要候选人如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菲永（François Fillon）皆于此地举办造势大会，与会人数之多寡往往决定候选人及后的政治地位，也象征其能否借“第五共和”（Cinquième République）光环之护佑以角逐总统。

但左翼和人权团体不愿让泽穆尔得逞，决定狙击其造势大会。狙击来势汹汹，警方决定不批予泽穆尔使用“人权广场”，最后造势大会转至于巴黎近郊Villepinte的博览公园（Parc d’exposition），但仍引起冲突和哄动。其中备受争议的可算是黄背心（Gilets Jaunes）发起人之一的穆候（Jacline Mouraud）到场加持，引来其他黄背心普遍不满。造势大会期间，泽穆尔的极右支持者祖阿夫（Zouaves Paris；又译“巴黎好汉”）于场外袭击人权团体SOS Racisme的示威者，导致泽穆尔支持者“Z世代（Génération Z”）被媒体多面攻击和谴责。最终“Z世代”只好与祖阿夫割席，宣称此群极端暴力份子不属于“Z世代”。

正于“祖阿夫风波”发酵同时，泽穆尔又传出与其政治顾问克纳福（Sarah Knafo）发生忘年恋婚外情，却不碍其支持度。最终泽穆尔成功于3月27日在“人权广场”举行造势大会。集会当天站无虚席，对于新冒起的候选人（尤其极左或极右）而言已是明显的成就。泽穆尔在乌克兰战争前曾高调支持普京，尽管战事爆发曾为其支持度带来一定影响，但他仍能一度威胁著共和党佩克蕾丝（Valérie Pécresse）和另一知名极右候选人勒庞（Marine Le Pen）的选情。

泽穆尔一个较为明显的弱点是外交，也因为他对乌俄关系的言论赔上了15%的支持度。从乌克兰被入侵之初，泽穆尔对RTL电台就批评了俄罗斯的做法，可是他同时也认为北约也应该为战争负责。泽穆尔指控东欧国家集团在柏林围墙倒下后，势力日渐庞大，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安全，普京才出此下策对抗北约的“帝国主义”。换句话说，普京虽是做法不妥，但可理解。极右历史学家雷保（Nicolas Lebourg）跟《Express》分析：“泽穆尔认为乌克兰现状在历史中注定会消亡，过去15年的危机从来都是美国的责任，而普京只是伟大的国家保护者。亦即是说，对泽穆尔而言，乌克兰从来都属于俄罗斯。”当然，他的言论受到抨击，例如他反对支援乌克兰军备、又拒绝接收乌克兰难民、更反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即使Fondation Jean-Jaures显示有 84%的受访法国人支持这项政策）。

许多媒体纷纷探讨泽穆尔冒起的原因。究竟泽穆尔有何独特之处？究竟他的极右论述和取态只是与勒庞一样，还是有著根本性差异？而“泽穆尔现象”又对法国和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ism）敲响了一个甚么样的警钟？

积弱的法国左翼

有港台时事评论人认为，法国左翼和左派当道，很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左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又译梅兰雄）大战现任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但这观察其实已经甚为过时。法国左翼没落已非新鲜事，以近两季民调为例，共产党的鲁塞尔（Fabien Roussel）、社会党的伊达戈 （Anne Hidalgo）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普杜（Philippe Poutou）等人平均支持度一般皆不过3%，其中只有绿党的雅多（Yannick Jadot） 有些微领先优势（5%）。

而梅朗雄纵使喊破喉咙，指控票投其他左翼皆为“无用”，也只能凑集得15%支持度左右。至于马克龙，基于他过往的移民、经济和民生政策，一般法国媒体均不会将他定性为左翼，当中甚至有不少报章将他界定为中间倾右或右翼候选人。因此，法国右翼普遍支持度可算是以七比三，甚至更大的比率压倒左翼。然而，烂船有三根钉，法国的左翼还是占有一定比率，只是当中有太多人不满过去社会党的劣政，亦不屑票投梅朗雄，于是加入“白票”（abstention）阵营。今届民调预测白票率有机会高达三成，除非出现梅朗雄对上勒庞，否则这群白票党左翼应该会继续安坐家中。

白票率之高反映著法国人对政坛人物的心灰意冷。上届不少左翼，或欲投白票的人，只因害怕勒庞上场成为“法国特朗普”，才含泪票投马克龙。及后出现黄背心运动、退休保障改革、法国安全法立法等政治风波，皆令倾左人士对马克龙反感；而COVID-19肺炎疫情期间所出现的封城、宵禁、健康通行证等问题，则引来不少大众的不满。过往几年在区选或欧盟议会选举中，不少票投梅朗雄或勒庞阵营的人，不一定是其阵营的忠实粉丝，而是希望以此两大阵营牵制马克龙。笔者在去年数次大型游行做田野调查时，甚至有黄背心和自称左翼的示威者表示想投票给勒庞，以向马克龙宣示不满。

绿党雅多对左翼的某群人来说是一股清泉，反之泽穆尔对极右或部份右翼来说也是有著同样效果。最新民调显示以上两人忠实票率最高：票投雅多的人基本上是不会理会梅朗雄的“有用左翼票”（la vote utile pour la gauche）论述，但若果梅朗雄或马克龙挤身第二轮选战，则或许有机会含泪投票。相比下，泽穆尔的支持者更为忠坚，绝大多数在第一轮投票中都不会受勒庞言论触动，当中甚至有人宣称纵使勒庞赢了泽穆尔挤身进第二轮选战，也不会赠票予勒庞。勒庞当然有指控泽穆尔“𠝹票”，并呼吁倾右阵营别让梅朗雄有机可乘；而一向称霸右翼的共和党，其候选人佩克蕾丝更黯淡无光，只有9%支持度，比新冒起的泽穆尔（10%）还要低。

“政治素人”泽穆尔的崛起

2018年，马克龙为了实行其“环保转型”（transition écologique ）政策，向广大车主增收燃油税，并大力推动“电动车普及化”。可是，大量住在乡郊和大城市边陲地带的基层和小资家庭需要以车代步，原本生活已相当拮据，税项则令他们情况百上加斤，更遑论购买电动车。该年11月，出乎马克龙意料外，大量市民穿上黄背心到各大公路回旋处示威和堵路，并迅速在两星期间发酵成后来广为人知的“黄背心运动”。

该运动最大特色除了推崇“去中心化组织”外，更著重示威者高度的直接参与（direct democracy），即不靠代表，不靠政客，不靠工会协调。当中不少人在运动前不大关心政治。他们将运动看作成一场自发的政治启蒙，并认为政客和政党已不能再代表他们的心声。他们甚至认为政坛人物乃只为选票服务的伪君子，更倾向支持似乎没有利益团体关系，没有党派背景的“政治素人”。持续多月的黄背心运动培养出大量“政治素人”，其后不少人成了政治人物或KOL youtuber等，而当中亦不乏极右支持者，例如著名的“飞行骑士”（Flyrider）以及支持泽穆尔的发起人穆候（Mouraud）。

对比特朗普，泽穆尔的乘势冒起更接近近年意大利五星党的发迹，受益自直接民主式社会运动的挫败，以及其中所褒扬的“政治素人”文化。泽穆尔本来就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参选前他当过记者、出版过著作，喜欢自称为“历史爱好者”，并以重新发掘法国历史不为人知一面的“才子”自居。近年，泽穆尔受到法国财富榜排名第14位、拥有著Canal+等频道的传媒大亨波洛莱（Vincent Bolloré）邀请，于CNews上担任时事和历史节目主持，瞬间跃身成为极右阵营的“名嘴”。他在节目上一向表示拒绝从政，直至去年，才于专栏上指出他所尊敬的历史学家班维尔（Jacques Bainville）也饮恨没有踏足政场，所以自己应替其圆梦，履行真正史家的责任。他扬言自己虽然对国家施政毫无经验，但仍要挺身而出撕开勒庞的虚伪面具和对抗马克龙的“暴政”。他的感言一度引来年轻极右人士的信任，认为泽穆尔能为法国“污秽”的政坛一洗歪风。

当然，年轻一代对泽穆尔的这份信心也源于他长久以来所经营的“才子”和“名嘴”的形象。根据渗透进“Z世代”的记者—《Z核心（Au Cœur du Z）》作者布列松（Vincent Bresson） 所观察，年轻支持者极为欣赏泽穆尔辩论时具结构性的立论方式，当中不时引用经典让人感到信服，而泽穆尔喜爱以类哲学用语和概念来立论，更被视为重视逻辑，思考慎密。这种以“才子”形象自居的手法，更易竖立其权威性、独立性，以及予人一种高格调的菁英味道。

过去十年，勒庞努力将自己经营成一位贴近民情、在地化或市井化，并勇于了解各地地区困境的政治人物，泽穆尔则完全相反。他认为一切的问题源于移民政策的失当，也只因如此。当他被外界批评看法离地时，他甚至以此自豪。研究民粹的历史学研究所CRH研究员佩利亚（Olivier Peria）在接受笔者访问时，指出泽穆尔这种傲慢的态度和那种流于纸上谈兵的见解反而更深得年轻人欢心：“Z世代”认为泽穆尔这样才能“纯粹地”保持某种“客观”和“独立”性，他们在Discord讨论区中不但享受泽穆尔的傲慢，也享受自己在不同意泽穆尔某些观点时所产生出的“独立自主”感，这一切让网民们更认为自己是有学养和具批判思考的独立个体。

佩利亚也指出，“Z世代”鄙视勒庞过往拉拢基层票的做法，认为她纾尊降贵去接触新移民，丧失初心，将法国人的“高尚情操”视为政治工具。Discord中不少“Z世代”上载、贴出勒庞做地区访问时与穆斯林教徒的合照，并控诉她出卖极右“良心”。在不少极右和右翼的年轻人眼中，勒庞和梅朗雄无异，都是投机型政客，为了选情可以与“懒惰”的综援人士或新移民打好关系，甚至和马克龙一样，将法国主权“出卖”予欧盟。勒庞甚至跟梅朗雄一样被称为“gauchiste”，类似于港台语境中的“左胶”。

勒庞的票仓过往不止吸纳极右票，也会吸纳不满极左而转阵的选票，重点吸引任何同意一定程度上排外论述的基层或移民群体上。反之，泽穆尔回归极右意识形态根本，强调以高度、纯粹的“同化论”为基础的排外论述，以标榜“学懂法国高尚文化的”和“愿意被同化的”就是“聪明人”。而这种“聪明人”论调反复地出现在他的政治辩论中，亦让其支持者产生一份优越感：即只要认同这“聪明人”定义，无论甚么阶层的人皆可成为“聪明人”。这也解释了为何泽穆尔的支持者中，在阶级分布比例上极为平均，亦即富人、中产和基层各约占三分之一。

与大多极右政治人物不同，“Z世代”因为注重泽穆尔的“才子”定位，倾向少引用假新闻（fake news）或阴谋论。据布列松在其著作《Z核心》中所述，即使用也要“用得高明”：其中常用的方法是以断章取义的形式，重构某些历史观或政治事件，亦即使用部份正确的史料或信息，堆砌出符合泽穆尔思想的论调。而另一种方法则是攻略《维基百科》，“泽穆尔粉”会动员编辑《维基》，打造有利泽穆尔的权威性文献，好让在引用时能通过审查；亦不时会将某些正确信息转为一些非常间接地有利泽穆尔的模棱两可信息（例如更改一些泽穆尔引用过的人的历史观点）。这些做法在早期未被其他公共编撰者发现时，能偶然地、短时间地奏效。这种种网络策略不只为了维持泽穆尔“才子”形象，也是尽量避免其支持者沦为坊间所嘲笑的假新闻信徒。

泽穆尔拥有犹太和阿尔及利亚两个曾经最受法国人歧视的血统，理应难登极右大雅之堂；但讽刺的是，他也正因如此而更备受拥戴：一来他正是完美“同化论”的典范，二来，基于法国人在政治历史和文化上的某种洁癖，这混血身份让他较有利地对付一切被外界视为种族主义者的指控。

泽穆尔 VS. 勒庞：二人如何回应法国的身分认同危机？

联合极右与身份政治乃泽穆尔首要的政治工程。政治光谱上，泽穆尔和勒庞的国民阵线党（Rassemblement national）虽然皆属极右，可是泽穆尔的想法更偏峰。泽穆尔自命在体制外的清泉，绝不依从其他政治传统做法。多年名嘴及作为时事评论人的职业生涯，为他缔造了一个稳固的“反政治正确”民意基础。在上个月底“人权广场”的造势大会中，有位受访者向笔者说：“我支持泽穆尔，因为他不怕说真话，他实话实说。”泽穆尔在传媒工作三十余年，其反移民立场已为人熟识。有别于特朗普或是勒庞，他要令其支持者觉得自己更有智慧，同时不限于形式主义：造势大会中，他鸿辩滔滔，自然不造作地引用大文豪如加里（Romain Gary）、贝玑（Charles Péguy），甚至雨果（Victor Hugo）的文章和诗句。泽穆尔的爱国民族主义不止于极端，更运用了法国文学书中的浪漫情怀去包装；在他描述下的法国，比勒庞展示的法国更辉煌。

自“祖阿夫风波”后，“Z世代”比之前更努力地挨家抵户地落区叩门；他们崇尚身穿西装，并更注重文质彬彬、以礼待人的造型，任何时候都会向外人报以微笑，以展示其法国高学历精英、文明有礼的精神。时隔三个月，“Z世代”的传销策略为泽穆尔赢得更多年轻右翼菁英的青睐。在“人权广场”的造势大会中，笔者观察到与会人士比起其他任何阵营的支持者，都更专注地聆听自己候选人的讲话，以巴黎的集会而言，如此有秩序的严肃感乃极为罕见。而身为亚洲面孔的笔者，到场时也被有礼貌地招待，与会人士亦愿意接受访问，很明显地见到“Z世代”所想建立的健康新形象。更值得一提的是，与会者一般都是核心家庭，一家大小一同参与，并与其他参与者甚少交谈或接触，这类割裂式、原子式（atomic）参与方式在巴黎集会中也是极其罕见。

一位华裔记者曾跟笔者提到：“在法华人本身就是右翼票仓，他们关心的只有秩序和安全问题；如今共和党积弱，票是有可能流向极右阵营。”造势大会中一位亚裔支持者跟笔者说：“泽穆尔令我以作为法国人、拥有这些价值、承传她的传统而感到自豪。”笔者在其他场合访问了几位年轻华人的看法，他们均觉得泽穆尔派别比国民联盟党形象更正面、更有学养、更能令法国人变得勤奋工作。而早年泽穆尔在电台上就“中国议题”的讨论，多是在嘲讽欧盟和马克龙的天真，认为中国在越趋强大的情况下，法国只能以“保护主义”才能抗衡其经济入侵（也可参考他在《Figaro》的访谈）。同时，泽穆尔并无展示敌示中国之意，甚至有意以其作学习对象。

政治学家黎诺（Phillipe Raynaud） 写道：“要赢得选举，首先就要指出法国需要迫切而快速的深层改变。”泽穆尔指出燃眉之急就是要处理国家安全、移民以及伊斯兰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已关系到法国及其文化之存亡。作为“历史爱好者”，他指出每当有重大危机，历史上必定出现一位“强人”（过去如圣女贞德、拿破仑、戴高乐等）去拯救陷在水深火热中的法国。而当被问及他是否就是这位“强人”时，他便会隐晦地暗示自己就是人民在等待的人（可参考黎诺的文章《泽穆尔案例（Le Cas de Zemmour）》）。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华人受访者说：“泽穆尔给人感觉虽然较像‘强人’，但对中国而言，似乎比其他候选人存在更低威胁。”

泽穆尔长年把“强人”普京视为彷效对象。他在2018年对报章《L’Opinion》说：“普京展示了‘大法国’（极右）精神。普京把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在衰落的帝国，重新带到正轨。”泽穆尔希望法国能够基于其传统历史价值及文化，发展一个从上而下的权力。这种对于普京的完美想像，充份反映了泽穆尔支持者的大法国心态，也反映了为何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位“强人”有能力抵抗美国的帝国扩张、其他大国的崛起，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

笔者在巴黎各大游行采访时，发现不少受访的年老左翼抗争者都有著这类似却又不同的唏嘘和慨叹：“我的儿子支持极右”、“我当年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想不到今天我孙儿却在支持泽穆尔”、“我明白每个新世代都需要叛逆，只是这世代选择了极右”。然而，政治学家卡嫪（Jean-Yves Camus）指出这股“革命势力”并非单单是一场世代的叛逆，而是带著具建构性色彩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随著全球化带来的各样危机、法国社福制度的逐渐崩坏、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欧盟架构的僵化，种种问题与过往左翼提出的革命方案纠结在一起，却又难以窥见出路；同时，“何谓法国人”这一问题却缠绕著法国年轻人。在电台“France Culture”的一篇访谈中，一名“泽穆尔粉”Victor指出：“泽穆尔在十年前是错，但不代表今天仍是错。我投过票给马克龙，希望他能将年青力量带入建制，可是他却变得比任何人更迂腐……破旧立新也许是这代的出路，我们不应再背负这‘仁义好客’（hospitality）的包袱。”

这个“包袱”正反映著泽穆尔的论述，就是别再纠缠于“法国乃人权大国”这历史幽灵。过去十年，勒庞仍不敢挑战这历史幽灵；她的政治任务主要有二：一，替极右阵营“去妖魔化”（dédiablolisation），亦即借与其父亲（Jean-Marie Le Pen，下称“老勒庞”；国民联盟创建者）和前党友割席，为国民阵线党洗刷“纳粹暴徒”和“种族主义者”等罪名，从而争取更多大众支持。二，通过追溯法国一些传奇性历史故事，以巩固法国人身份政治路线，同时以拒收更多移民为基础，捍卫既有的法国精神。据卡嫪所言，泽穆尔是通过“法国灭亡”的论述散播绝望，并呼吁法国人应置诸死地而后生，将现今的法国推倒重建；而勒庞宣传的是，只要极右上台，有效地阻止新移民涌入，法国人不一定要完全推倒现存的法国价值，这个国家还是能令那些现存的移民融入和爱上法国的高尚传统。然而，这种“希望”却不能根治新世代所遇到身份认同危机带来的恐惧，勒庞的捍卫战只能说是极右阵营的“被动且防守型”战略。

泽穆尔扬言要每年驱逐多达十万名外来移民，针对对象主要为穆斯林教徒、阿拉伯裔移民和非裔黑人；同时，以家庭团聚为由的移民将被完全禁止。泽穆尔辩称这一大批移民将被驱逐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未能被法国文明同化的同时，甚至会构成国安问题。他引用备受争议的极右作家雷诺卡嫪（Renaud Camus）的“大换血”（Grand Remplacement）理论，指非洲和穆斯林国家有意以大量移民来冲淡“法国人”人口，以报复法国昔日殖民主义。“大换血”论调为勒庞所谴责，她认为这理论“反共和”﹑“极为不公允”。去年，支持此理论的团体亦被内政局以“引致仇恨”为由所禁。

电台“France Culture”的罗伯特（Stéphane Robert）于节目“泽穆尔，勒庞的恐怖儿子”（Éric Zemmour, l’enfant terrible de Marine Le Pen）中解释了泽穆尔的身份政治如何源起自勒庞，两者今天却分道扬镳。勒庞因参考了父亲在2002年参选失败的经验，在2011年领导国民联盟（Front National，即国民阵线党前身）时一直使用“去妖魔法”的策略。今天勒庞的策略其实颇有成效，她的票虽然被分薄，但调查结果的分数仍远高于泽穆尔。今天她不再热衷于脱离欧罗区，不再支持取消双国籍，又认为其实伊斯兰可以与“第五共和”共融。这也解释了为甚么泽穆尔与勒庞的话语有相似之处，支持者却大不同。从勒庞早年的身份政治，在泽穆尔的世界得到了可怕的传承。

泽穆尔与勒庞的最大差异，就是勒庞过去所用的策略乃“被动地”宣传捍卫“法国价值”，但泽穆尔现时所标榜的则是“主动地”寻找并重建那“迷失了的法国价值”。俗套地比喻说，勒庞的论述犹如“我们法国人在好端端地生活，你们干吗移民进来改变我？”，这种想法有两个特点：一，这种“好端端”的生活方式、文化可以是大众化、跨阶层甚至俗套化的法式文化，不一定要回到保皇时期的法式高雅，也不一定要推崇法国人有某种“知识型”的高尚与浪漫；二，也正因如此，勒庞强调“融合”（integration）多于“同化”，她想证明极右不是极端主义，也不应被边缘化，极右正正是大众社会的一部份。

反观，泽穆尔就是要合理化极右的极端主义部份：因为法式优雅就是高尚，就是优越，所以法国绝不应与外来族群“融合”，而是要反过来“同化”他们。而“Z世代”所表现出来的斯文优雅，正是为了证明极右并非野蛮的种族主义者。泽穆尔散播著法国人身份政治的“末世论”，指出先要对新移民清洗太平地，继而夺回属于法国人身份政治的话语权。他以极右型态的系谱学与考古学，一方面追溯并重新演译每段法国备受争议的历史（例如德雷福斯案和维希政府等），另一方面则追寻并歌颂每段法国史上的光辉事迹，从而建构回法国人引以为傲的霸权身份和地位。跟特朗普不同的是，泽穆尔所走的路线需要繁复的“类学术型”包装，以“专家”姿态打造相对隐性和内敛的民族主义。泽穆尔并指责“法国大革命”为“暴乱”来复活并包装昔日那种重男权、重权贵、重荣誉的法式保皇主义。泽穆尔的野心不止于勒庞式的极右防守战，而是采用“积极且进取型”战略，反攻左翼和自由主义过去三百年来所奠下的法国核心价值。

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直接挑战

泽穆尔的野心远不止打击移民和伊斯兰，而是要对付法国文化核心中，象征“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普世价值”，亦即“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权”。极右论述通常会与“自由、平等”两大价值相左，但与勒庞不同的是，泽穆尔意图将“博爱”亦连根拔起，因为“博爱”（fraternity）在法国史上有部份最终成演变成左翼高举的“团结”价值（solidarity），而这也是一切“仁义好客”（hospitality）精神的根源。师承19世纪两大保皇史家班维尔（Bainville）和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看法，泽穆尔认为“普世价值”正是让法国步入现今“政治正确”文化深渊的始作俑者。

泽穆尔回应“政治正确”这议题上，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说是他重新诠释19世纪末著名的“德雷福斯案”（Dreyfus affair）。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是法普战争（1870-1871）的一名犹太军官，后来被控叛国；由于当时证供均指向德雷福斯为无辜，于是引来一大群名人和学者联署救人，当中最知名的“撑德派”人士（dreyfusards）有著名作家左拉（Émile Zola），他众筹登报的鸿文《我控诉》（J’accuse…！）传颂千古。案件持续超过十年，最终德雷福斯被判无罪释放，但审讯期间“反德派”（antidreyfusards）的讨论焦点不只限于罪证搜集上，更多时间针对其犹太人身份。两派争论其后演变成就种族歧视的激辩，而非叛国罪搜证本身。

身为犹太人的泽穆尔却对此案作出另类解读：“史上很多人说德雷福斯无辜，我不能在此证实，也不愿在此纠缠。我反而想指出出真正的暴力源于左拉的文章…（这篇文章）最终酿成军队内的肃清和斗争，‘反德派’被秋后算账，以至多位军官离职，而这酿成一战（World War I）时法军散涣，并陷入苦战。”《泽穆尔如何反历史》（Zemmour Contre l’histoire）一书狠狠批判泽穆尔这种断章取义的高明手法，指他在云云史料中巧妙地避开德雷福斯无辜的证据，称德雷福斯有否叛国“难以判断”，再以滑坡论证将“反德派”部份军官被处分一事跟接近十年后的一战扯上关系。作者另外更指出泽穆尔转移视线的手法和立论与莫拉斯（Maurras）甚为相似。无疑，泽穆尔背后的真正敌人仍是以左拉为象征的“人权”和“政治正确”。

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所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确立人与生俱来平等自由的权利，这影响到法国人为何视自己国家为“人权大国”或“人权先河”。时至今天，不少法国人还是骄傲地在不同的公开场合，表示当年人权法在巴黎确立。而这宣言对后来历代共和国的政治及司法制度发展亦有著重大影响。而基于对“人权法为己所出”此说所培植出来的奇怪偏执（同样又是信念），法国人慢慢地变得难以面对国土上存在著种族歧视的事实，而令其社会文化变得更为扭曲。

在如此偏执“人权”的情况下，为何极右一直在法国政治中占一席位，近数十年透过不同的形态又卷土从来呢？政治学家奥亚奇尼（Léon Ouaknine）在研究中探讨了法国人身份的双面性：一面是“普世价值”，而另一面则是具本质论色彩的“分别主义”（Différentialisme），亦即倚从本质，如性别、种族上来“分别”人和群体。他指出在奉行“普世价值”的法国，文化和身份在日常政治中尽可能被抹除，这种身份迷失的焦虑感一直挥之不去；这可能就解释了极右像一缕黑影一直徘徊在法国的政治光谱，忽远忽近。

而法国人一直没离开过这两难局面：一边是引以为傲的普世论（universalisme），而另一边是独有的法国文化和传统。强势的身份会令社会有排他倾向，但强调人人平等，无关种族、文化、语言或宗教，甚至强行去除所有能够识别出个体的符号，社会会失去独特性，而这意味著这个社会可以被吞并或取代。在这个失去独有符号的社会，个体被同化而找不到自己的身位，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继而渴望寻找“自我”。

这个寻找身份身位的问题不单是一个哲学问题，还反映在政治环境上；法国人分成了许多以身份政治切割成的不同组别，也滋养了极右以及极左的运动。2000年代初，以伊斯兰为名的恐怖袭击数字开始有上升趋势。法国社会开始质疑种族融和政策，辩论在世俗主义（laïcité）下应否禁止一切宗教符号，包恬能否在公众场所包头巾、饭堂应否提供或让学生选择不吃猪肉。有许多不同的组织和政治人物表达意见，亦有极右身份政治的兴起，造成政治环境二元分化。这些分化在各类大型游行体现，包括反穆斯林、反犹太游行，又或是反歧视游行；这时期被社会学学者布查（Manuel Boucher )称作“受尽冲击的身份危机”（identités-en-choc )。

极右最初的身份政治难以在公众领域扎根。在2010年代中旬，网络媒体的大量影片及报导展示了一个现象：法国白人歧视但又难以直认不讳，于是他们会说：“我不是歧视，但是…”（je ne suis pas raciste mais…）。这个现象，其实正正由于他们的“普世价值”传统，驱使他们不能随意承认自己有歧视倾向，反而找借口隐藏自己的真正意图。任何就歧视的公开讨论或与歧视有关的态度，均会受到其他法国人的白眼。当勒庞在2017年参选时，她的挑战就是令极右的立场变得比较容易接受。法国政治研究所CEPEL的专家戴西（Alexandre Dézé）分析勒庞在2017年如何用“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策略获得更多选票。其实，这个策略并非由勒庞或她父亲献计，而是由一群新法西斯主义者Ordre nouveau提出，希望把被边缘化的极右政治从新带到选举台上。他们决定舍弃意识形态中使用暴力的一环，去构造一个表面上更和谐的党派。2002年，勒庞的父亲（Jean-Marie Le Pen）就是因为比Ordre nouveau的高层更亲和及有号召力，所以才被选出代表极右参加大选。

时至2017年，女儿勒庞继承并发扬光大“去妖魔化”策略，却并未为她赢得总统选举。每当极右接近开启权力的大门之时，奠定法国共和身份地位的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总能成功逼退极右势力。在2002总统大选，勒庞的父亲、以及2017年勒庞参选，两者皆能晋身第二轮大选，只是每次到第二轮总选时，即使左派或右翼的立场迥异，他们都有同一个理念——就是把票投到极右的对手去，才造就了2002年希拉克和2017年马克龙的胜出。五年前，马克龙扬言：要拯救民主，就要投我一票。但这种政治动员有下滑趋势—在2002年希拉克（ Chirac）对老勒庞时以82%大比率胜出，但2017年马克龙对勒庞时却只取得66%选票。2022年2月民调显示，在本届大选中，如果泽穆尔进入第二轮总选，马克龙只能以57%稍胜，这些数据正正显示了两个现象：一，法国向极右倾斜；二，以对抗极右作为选票口号已经失效。

相较勒庞“被动且防守型”战略，泽穆尔作风大胆，坚称要更加确立极右的身份地位，以便和所有极右阵营连线，包括勒庞的国民阵线党和共和党入面偏极右的支持者。泽穆尔在接受杂志《Express》访问时说到：“右翼联盟的重心，真正的共通点，在于身份认同”。不过共和党并没有重要成员投到泽穆尔一派，只有勒庞的姪女马赫夏（Marion Maréchal）高调支持泽穆尔，她受访时指出：“泽穆尔有效地打出极右连线策略，让阵营中的支持者更多元化。至今，国民阵线党和极右阵营一直被困在‘后阶级斗争’的战线上，但今天，泽穆尔让我们看到，不再是唯物论或生理物理层需求决定选票，而是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