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穆爾現象」：以博學才子形象包裝的極右翼人物，如何威脅法國核心價值？

【編者按】在俄烏戰爭的陰影下，法國大選即將於4月10日舉行第一輪投票。戰爭期間仍持續與普京斡旋的現任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似乎得益於「西方世界領袖」的角色，民調創下新高；但極右派「國民聯盟」（RN）的領袖勒龐（Marine Le Pen）來勢洶洶，同屬極右派的名嘴澤穆爾（Eric Zemmour）也在法國中產階級中取得不少票數。同時，社民左翼政黨「不屈法國」（FI）的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的民調長居馬克龍甚至勒龐之後，似乎顯示了法國左翼長期積弱，至今還沒有找到翻身的契機。

在戰爭再次於歐洲大陸爆發的今天，歐盟大國法國的政局，似乎更加值得注視。馬克龍在任四年，到底都做了些甚麼？2018年的「黃背心運動」，還有法國警暴問題，有沒有對他的選情造成影響？法國極右翼崛起，傳統極右如勒龐也面對「新極右」如澤穋爾的「搶票」；同時左翼似乎持續失語－－近年法國政治光譜兩端發生了甚麼變化？端傳媒今日刊出的文章探討「現象級」的極右人物澤穆爾如何冒起，在4月24日舉行的第二輪投票前會刊出另一篇文章，回顧馬克龍在任的四年。

「何謂種族主義？種族主義的前題就要有種族：以『區分種族』來將人分類，便會有等級優次之分；由於我方必屬其中一個種族，他者亦即他種族，必比我方優秀或低劣。這就是種族主義！…然而，今天，我方只是在捍衛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生活方式，叩問並守護『何謂法國人』這個身份，卻被世人責罵成種族主義者（racist）…我，並不能苟同！…對抗他者文化的惡性入侵，這是自衛而非種族歧視…面對他者，融合或共存（integration）並不可行，只有將其同化（assimilation）才是出路。」澤穆爾（Éric Zemmour）於2021年12月16日C8節目上如是說。

自2021秋季起，伴隨著澤穆爾在公開場合的多番大膽言論，以及他為種族主義和同化論的辯護，「誰是澤穆爾？（Qui est Zemmour）」這標題開始於法國各大報章上成為熱門。及後他於11月尾宣佈參選。12月5日，澤穆爾本欲於著名的投卡德候廣場 (Place du Trocadero) 舉行造勢大會。卡德候廣場於1948年見證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誕生，因此亦被稱為「人權廣場」。澤穆爾此舉除了要向高舉「普世價值」的多元文化主化主義宣戰外，還有另一目的：法國右翼一向視「人權廣場」為「第五共和」的象徵性基石，過往右翼重要候選人如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菲永（François Fillon）皆於此地舉辦造勢大會，與會人數之多寡往往決定候選人及後的政治地位，也象徵其能否借「第五共和」（Cinquième République）光環之護佑以角逐總統。

但左翼和人權團體不願讓澤穆爾得逞，決定狙擊其造勢大會。狙擊來勢洶洶，警方決定不批予澤穆爾使用「人權廣場」，最後造勢大會轉至於巴黎近郊Villepinte的博覽公園（Parc d’exposition），但仍引起衝突和哄動。其中備受爭議的可算是黃背心（Gilets Jaunes）發起人之一的穆候（Jacline Mouraud）到場加持，引來其他黃背心普遍不滿。造勢大會期間，澤穆爾的極右支持者祖阿夫（Zouaves Paris；又譯「巴黎好漢」）於場外襲擊人權團體SOS Racisme的示威者，導致澤穆爾支持者「Z世代」（Génération Z）被媒體多面攻擊和譴責。最終「Z世代」只好與祖阿夫割蓆，宣稱此群極端暴力份子不屬於「Z世代」。

正於「祖阿夫風波」發酵同時，澤穆爾又傳出與其政治顧問克納福（Sarah Knafo）發生忘年戀婚外情，卻不礙其支持度。最終澤穆爾成功於3月27日在「人權廣場」舉行造勢大會。集會當天站無虛席，對於新冒起的候選人（尤其極左或極右）而言已是明顯的成就。澤穆爾在烏克蘭戰爭前曾高調支持普京，儘管戰事爆發曾為其支持度帶來一定影響，但他仍能一度威脅著共和黨佩克蕾絲（Valérie Pécresse）和另一知名極右候選人勒龐（Marine Le Pen）的選情。

澤穆爾一個較為明顯的弱點是外交，也因為他對烏俄關係的言論賠上了15%的支持度。從烏克蘭被入侵之初，澤穆爾對RTL電台就批評了俄羅斯的做法，可是他同時也認為北約也應該為戰爭負責。澤穆爾指控東歐國家集團在柏林圍牆倒下後，勢力日漸龐大，威脅到了俄羅斯的安全，普京才出此下策對抗北約的「帝國主義」。換句話說，普京雖是做法不妥，但可理解。極右歷史學家雷保（Nicolas Lebourg）跟《Express》分析：「澤穆爾認為烏克蘭現狀在歷史中註定會消亡，過去15年的危機從來都是美國的責任，而普京只是偉大的國家保護者。亦即是說，對澤穆爾而言，烏克蘭從來都屬於俄羅斯。」當然，他的言論受到抨擊，例如他反對支援烏克蘭軍備、又拒絕接收烏克蘭難民、更反對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即使Fondation Jean-Jaures顯示有 84%的受訪法國人支持這項政策）。

許多媒體紛紛探討澤穆爾冒起的原因。究竟澤穆爾有何獨特之處？究竟他的極右論述和取態只是與勒龐一樣，還是有著根本性差異？而「澤穆爾現象」又對法國和歐洲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ism）敲響了一個甚麼樣的警鐘？

積弱的法國左翼

有港台時事評論人認為，法國左翼和左派當道，很可能會出現所謂的「左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又譯梅蘭雄）大戰現任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但這觀察其實已經甚為過時。法國左翼沒落已非新鮮事，以近兩季民調為例，共產黨的魯塞爾（Fabien Roussel）、社會黨的伊達戈 （Anne Hidalgo）以及無政府主義的普杜（Philippe Poutou）等人平均支持度一般皆不過3%，其中只有綠黨的雅多（Yannick Jadot） 有些微領先優勢（5%）。

而梅朗雄縱使喊破喉嚨，指控票投其他左翼皆為「無用」，也只能湊集得15%支持度左右。至於馬克龍，基於他過往的移民、經濟和民生政策，一般法國媒體均不會將他定性為左翼，當中甚至有不少報章將他界定為中間傾右或右翼候選人。因此，法國右翼普遍支持度可算是以七比三，甚至更大的比率壓倒左翼。然而，爛船有三斤釘，法國的左翼還是佔有一定比率，只是當中有太多人不滿過去社會黨的劣政，亦不屑票投梅朗雄，於是加入「白票」（abstention）陣營。今屆民調預測白票率有機會高達三成，除非出現梅朗雄對上勒龐，否則這群白票黨左翼應該會繼續安坐家中。

白票率之高反映著法國人對政壇人物的心灰意冷。上屆不少左翼，或欲投白票的人，只因害怕勒龐上場成為「法國特朗普」，才含淚票投馬克龍。及後出現黃背心運動、退休保障改革、法國安全法立法等政治風波，皆令傾左人士對馬克龍反感；而COVID-19肺炎疫情期間所出現的封城、宵禁、健康通行證等問題，則引來不少大眾的不滿。過往幾年在區選或歐盟議會選舉中，不少票投梅朗雄或勒龐陣營的人，不一定是其陣營的忠實粉絲，而是希望以此兩大陣營牽制馬克龍。筆者在去年數次大型遊行做田野調查時，甚至有黃背心和自稱左翼的示威者表示想投票給勒龐，以向馬克龍宣示不滿。

綠黨雅多對左翼的某群人來說是一股清泉，反之澤穆爾對極右或部份右翼來說也是有著同樣效果。最新民調顯示以上兩人忠實票率最高：票投雅多的人基本上是不會理會梅朗雄的「有用左翼票」（la vote utile pour la gauche）論述，但若果梅朗雄或馬克龍擠身第二輪選戰，則或許有機會含淚投票。相比下，澤穆爾的支持者更為忠堅，絕大多數在第一輪投票中都不會受勒龐言論觸動，當中甚至有人宣稱縱使勒龐贏了澤穆爾擠身進第二輪選戰，也不會贈票予勒龐。勒龐當然有指控澤穆爾「𠝹票」，並呼籲傾右陣營別讓梅朗雄有機可乘；而一向稱霸右翼的共和黨，其候選人佩克蕾絲更黯淡無光，只有9%支持度，比新冒起的澤穆爾（10%）還要低。

「政治素人」澤穆爾的崛起

2018年，馬克龍為了實行其「環保轉型」（transition écologique ）政策，向廣大車主增收燃油稅，並大力推動「電動車普及化」。可是，大量住在鄉郊和大城市邊陲地帶的基層和小資家庭需要以車代步，原本生活已相當拮据，稅項則令他們情況百上加斤，更遑論購買電動車。該年11月，出乎馬克龍意料外，大量市民穿上黃背心到各大公路迴旋處示威和堵路，並迅速在兩星期間發酵成後來廣為人知的「黃背心運動」。

該運動最大特色除了推崇「去中心化組織」外，更著重示威者高度的直接參與（direct democracy），即不靠代表，不靠政客，不靠工會協調。當中不少人在運動前不大關心政治。他們將運動看作成一場自發的政治啟蒙，並認為政客和政黨已不能再代表他們的心聲。他們甚至認為政壇人物乃只為選票服務的偽君子，更傾向支持似乎沒有利益團體關係，沒有黨派背景的「政治素人」。持續多月的黃背心運動培養出大量「政治素人」，其後不少人成了政治人物或KOL youtuber等，而當中亦不乏極右支持者，例如著名的「飛行騎士」（Flyrider）以及支持澤穆爾的發起人穆候（Mouraud）。

對比特朗普，澤穆爾的乘勢冒起更接近近年意大利五星黨的發跡，受益自直接民主式社會運動的挫敗，以及其中所褒揚的「政治素人」文化。澤穆爾本來就不屬於任何政治團體，參選前他當過記者、出版過著作，喜歡自稱為「歷史愛好者」，並以重新發掘法國歷史不為人知一面的「才子」自居。近年，澤穆爾受到法國財富榜排名第14位、擁有著Canal+等頻道的傳媒大亨波洛萊（Vincent Bolloré）邀請，於CNews上擔任時事和歷史節目主持，瞬間躍身成為極右陣營的「名嘴」。他在節目上一向表示拒絕從政，直至去年，才於專欄上指出他所尊敬的歷史學家班維爾（Jacques Bainville）也飲恨沒有踏足政場，所以自己應替其圓夢，履行真正史家的責任。他揚言自己雖然對國家施政毫無經驗，但仍要挺身而出撕開勒龐的虛偽面具和對抗馬克龍的「暴政」。他的感言一度引來年輕極右人士的信任，認為澤穆爾能為法國「污穢」的政壇一洗歪風。

當然，年輕一代對澤穆爾的這份信心也源於他長久以來所經營的「才子」和「名嘴」的形象。根據滲透進「Z世代」的記者—《Z核心（Au Cœur du Z）》作者布列松（Vincent Bresson） 所觀察，年輕支持者極為欣賞澤穆爾辯論時具結構性的立論方式，當中不時引用經典讓人感到信服，而澤穆爾喜愛以類哲學用語和概念來立論，更被視為重視邏輯，思考慎密。這種以「才子」形象自居的手法，更易豎立其權威性、獨立性，以及予人一種高格調的菁英味道。

過去十年，勒龐努力將自己經營成一位貼近民情、在地化或市井化，並勇於了解各地地區困境的政治人物，澤穆爾則完全相反。他認為一切的問題源於移民政策的失當，也只因如此。當他被外界批評看法離地時，他甚至以此自豪。研究民粹的歷史學研究所CRH研究員佩利亞（Olivier Peria）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指出澤穆爾這種傲慢的態度和那種流於紙上談兵的見解反而更深得年輕人歡心：「Z世代」認為澤穆爾這樣才能「純粹地」保持某種「客觀」和「獨立」性，他們在Discord討論區中不但享受澤穆爾的傲慢，也享受自己在不同意澤穆爾某些觀點時所產生出的「獨立自主」感，這一切讓網民們更認為自己是有學養和具批判思考的獨立個體。

佩利亞也指出，「Z世代」鄙視勒龐過往拉攏基層票的做法，認為她紓尊降貴去接觸新移民，喪失初心，將法國人的「高尚情操」視為政治工具。Discord中不少「Z世代」上載、貼出勒龐做地區訪問時與穆斯林教徒的合照，並控訴她出賣極右「良心」。在不少極右和右翼的年輕人眼中，勒龐和梅朗雄無異，都是投機型政客，為了選情可以與「懶惰」的綜援人士或新移民打好關係，甚至和馬克龍一樣，將法國主權「出賣」予歐盟。勒龐甚至跟梅朗雄一樣被稱為「gauchiste」，類似於港台語境中的「左膠」。

勒龐的票倉過往不止吸納極右票，也會吸納不滿極左而轉陣的選票，重點吸引任何同意一定程度上排外論述的基層或移民群體上。反之，澤穆爾回歸極右意識形態根本，強調以高度、純粹的「同化論」為基礎的排外論述，以標榜「學懂法國高尚文化的」和「願意被同化的」就是「聰明人」。而這種「聰明人」論調反複地出現在他的政治辯論中，亦讓其支持者產生一份優越感：即只要認同這「聰明人」定義，無論甚麼階層的人皆可成為「聰明人」。這也解釋了為何澤穆爾的支持者中，在階級分佈比例上極為平均，亦即富人、中產和基層各約佔三分之一。

與大多極右政治人物不同，「Z世代」因為注重澤穆爾的「才子」定位，傾向少引用假新聞（fake news）或陰謀論。據布列松在其著作《Z核心》中所述，即使用也要「用得高明」：其中常用的方法是以斷章取義的形式，重構某些歷史觀或政治事件，亦即使用部份正確的史料或資訊，堆砌出符合澤穆爾思想的論調。而另一種方法則是攻略《維基百科》，「澤穆爾粉」會動員編輯《維基》，打造有利澤穆爾的權威性文獻，好讓在引用時能通過審查；亦不時會將某些正確資訊轉為一些非常間接地有利澤穆爾的模棱兩可資訊（例如更改一些澤穆爾引用過的人的歷史觀點）。這些做法在早期未被其他公共編撰者發現時，能偶然地、短時間地奏效。這種種網絡策略不只為了維持澤穆爾「才子」形象，也是盡量避免其支持者淪為坊間所嘲笑的假新聞信徒。

澤穆爾擁有猶太和阿爾及利亞兩個曾經最受法國人歧視的血統，理應難登極右大雅之堂；但諷刺的是，他也正因如此而更備受擁戴：一來他正是完美「同化論」的典範，二來，基於法國人在政治歷史和文化上的某種潔癖，這混血身份讓他較有利地對付一切被外界視為種族主義者的指控。

澤穆爾 VS. 勒龐：二人如何回應法國的身分認同危機？

聯合極右與身份政治乃澤穆爾首要的政治工程。政治光譜上，澤穆爾和勒龐的國民陣線黨（Rassemblement national）雖然皆屬極右，可是澤穆爾的想法更偏峰。澤穆爾自命在體制外的清泉，絕不依從其他政治傳統做法。多年名嘴及作為時事評論人的職業生涯，為他締造了一個穩固的「反政治正確」民意基礎。在上個月底「人權廣場」的造勢大會中，有位受訪者向筆者說：「我支持澤穆爾，因為他不怕說真話，他實話實說。」澤穆爾在傳媒工作三十餘年，其反移民立場已為人熟識。有別於特朗普或是勒龐，他要令其支持者覺得自己更有智慧，同時不限於形式主義：造勢大會中，他鴻辯滔滔，自然不造作地引用大文豪如加里（Romain Gary）、貝璣（Charles Péguy），甚至雨果（Victor Hugo）的文章和詩句。澤穆爾的愛國民族主義不止於極端，更運用了法國文學書中的浪漫情懷去包裝；在他描述下的法國，比勒龐展示的法國更輝煌。

自「祖阿夫風波」後，「Z世代」比之前更努力地捱家抵戶地落區叩門；他們崇尚身穿西裝，並更注重文質彬彬、以禮待人的造型，任何時候都會向外人報以微笑，以展示其法國高學歷精英、文明有禮的精神。時隔三個月，「Z世代」的傳銷策略為澤穆爾贏得更多年輕右翼菁英的青睞。在「人權廣場」的造勢大會中，筆者觀察到與會人士比起其他任何陣營的支持者，都更專注地聆聽自己候選人的講話，以巴黎的集會而言，如此有秩序的嚴肅感乃極為罕見。而身為亞洲面孔的筆者，到場時也被有禮貌地招待，與會人士亦願意接受訪問，很明顯地見到「Z世代」所想建立的健康新形象。更值得一提的是，與會者一般都是核心家庭，一家大小一同參與，並與其他參與者甚少交談或接觸，這類割裂式、原子式（atomic）參與方式在巴黎集會中也是極其罕見。

一位華裔記者曾跟筆者提到：「在法華人本身就是右翼票倉，他們關心的只有秩序和安全問題；如今共和黨積弱，票是有可能流向極右陣營。」造勢大會中一位亞裔支持者跟筆者說：「澤穆爾令我以作為法國人、擁有這些價值、承傳她的傳統而感到自豪。」筆者在其他場合訪問了幾位年輕華人的看法，他們均覺得澤穆爾派別比國民聯盟黨形象更正面、更有學養、更能令法國人變得勤奮工作。而早年澤穆爾在電台上就「中國議題」的討論，多是在嘲諷歐盟和馬克龍的天真，認為中國在越趨強大的情況下，法國只能以「保護主義」才能抗衡其經濟入侵（也可參考他在《Figaro》的訪談）。同時，澤穆爾並無展示敵示中國之意，甚至有意以其作學習對象。

政治學家黎諾（Phillipe Raynaud） 寫道：「要贏得選舉，首先就要指出法國需要迫切而快速的深層改變。」澤穆爾指出燃眉之急就是要處理國家安全、移民以及伊斯蘭問題。他認為這些問題已關係到法國及其文化之存亡。作為「歷史愛好者」，他指出每當有重大危機，歷史上必定出現一位「強人」（過去如聖女貞德、拿破崙、戴高樂等）去拯救陷在水深火熱中的法國。而當被問及他是否就是這位「強人」時，他便會隱晦地暗示自己就是人民在等待的人（可參考黎諾的文章《澤穆爾案例（Le Cas de Zemmour）》）。一位五十歲左右的華人受訪者說：「澤穆爾給人感覺雖然較像『強人』，但對中國而言，似乎比其他候選人存在更低威脅。」

澤穆爾長年把「強人」普京視為彷效對象。他在2018年對報章《L’Opinion》說：「普京展示了『大法國』（極右）精神。普京把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在衰落的帝國，重新帶到正軌。」澤穆爾希望法國能夠基於其傳統歷史價值及文化，發展一個從上而下的權力。這種對於普京的完美想像，充份反映了澤穆爾支持者的大法國心態，也反映了為何他們希望能夠有一位「強人」有能力抵抗美國的帝國擴張、其他大國的崛起，以及伊斯蘭極端主義。

筆者在巴黎各大遊行採訪時，發現不少受訪的年老左翼抗爭者都有著這類似卻又不同的唏噓和慨歎：「我的兒子支持極右」、「我當年反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想不到今天我孫兒卻在支持澤穆爾」、「我明白每個新世代都需要叛逆，只是這世代選擇了極右」。然而，政治學家卡嫪（Jean-Yves Camus）指出這股「革命勢力」並非單單是一場世代的叛逆，而是帶著具建構性色彩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隨著全球化帶來的各樣危機、法國社福制度的逐漸崩壞、外來文化的衝擊，以及歐盟架構的僵化，種種問題與過往左翼提出的革命方案糾結在一起，卻又難以窺見出路；同時，「何謂法國人」這一問題卻纏繞著法國年輕人。在電台「France Culture」的一篇訪談中，一名「澤穆爾粉」Victor指出：「澤穆爾在十年前是錯，但不代表今天仍是錯。我投過票給馬克龍，希望他能將年青力量帶入建制，可是他卻變得比任何人更迂腐……破舊立新也許是這代的出路，我們不應再背負這『仁義好客』（hospitality）的包袱。」

這個「包袱」正反映著澤穆爾的論述，就是別再糾纏於「法國乃人權大國」這歷史幽靈。過去十年，勒龐仍不敢挑戰這歷史幽靈；她的政治任務主要有二：一，替極右陣營「去妖魔化」（dédiablolisation），亦即借與其父親（Jean-Marie Le Pen，下稱「老勒龐」；國民聯盟創建者）和前黨友割蓆，為國民陣線黨洗刷「納粹暴徒」和「種族主義者」等罪名，從而爭取更多大眾支持。二，通過追溯法國一些傳奇性歷史故事，以鞏固法國人身份政治路線，同時以拒收更多移民為基礎，捍衛既有的法國精神。據卡嫪所言，澤穆爾是通過「法國滅亡」的論述散播絕望，並呼籲法國人應置諸死地而後生，將現今的法國推倒重建；而勒龐宣傳的是，只要極右上台，有效地阻止新移民湧入，法國人不一定要完全推倒現存的法國價值，這個國家還是能令那些現存的移民融入和愛上法國的高尚傳統。然而，這種「希望」卻不能根治新世代所遇到身份認同危機帶來的恐懼，勒龐的捍衛戰只能說是極右陣營的「被動且防守型」戰略。

澤穆爾揚言要每年驅逐多達十萬名外來移民，針對對象主要為穆斯林教徒、阿拉伯裔移民和非裔黑人；同時，以家庭團聚為由的移民將被完全禁止。澤穆爾辯稱這一大批移民將被驅逐的原因，主要是他們未能被法國文明同化的同時，甚至會構成國安問題。他引用備受爭議的極右作家雷諾卡嫪（Renaud Camus）的「大換血」（Grand Remplacement）理論，指非洲和穆斯林國家有意以大量移民來沖淡「法國人」人口，以報復法國昔日殖民主義。「大換血」論調為勒龐所譴責，她認為這理論「反共和」﹑「極為不公允」。去年，支持此理論的團體亦被內政局以「引致仇恨」為由所禁。

電台「France Culture」的羅伯特（Stéphane Robert）於節目「澤穆爾，勒龐的恐怖兒子」（Éric Zemmour, l’enfant terrible de Marine Le Pen）中解釋了澤穆爾的身份政治如何源起自勒龐，兩者今天卻分道揚鑣。勒龐因參考了父親在2002年參選失敗的經驗，在2011年領導國民聯盟（Front National，即國民陣線黨前身）時一直使用「去妖魔法」的策略。今天勒龐的策略其實頗有成效，她的票雖然被分薄，但調查結果的分數仍遠高於澤穆爾。今天她不再熱衷於脫離歐羅區，不再支持取消雙國籍，又認為其實伊斯蘭可以與「第五共和」共融。這也解釋了為甚麼澤穆爾與勒龐的話語有相似之處，支持者卻大不同。從勒龐早年的身份政治，在澤穆爾的世界得到了可怕的傳承。

澤穆爾與勒龐的最大差異，就是勒龐過去所用的策略乃「被動地」宣傳捍衛「法國價值」，但澤穆爾現時所標榜的則是「主動地」尋找並重建那「迷失了的法國價值」。俗套地比喻說，勒龐的論述猶如「我們法國人在好端端地生活，你們幹嗎移民進來改變我？」，這種想法有兩個特點：一，這種「好端端」的生活方式、文化可以是大眾化、跨階層甚至俗套化的法式文化，不一定要回到保皇時期的法式高雅，也不一定要推崇法國人有某種「知識型」的高尚與浪漫；二，也正因如此，勒龐強調「融合」（integration）多於「同化」，她想證明極右不是極端主義，也不應被邊緣化，極右正正是大眾社會的一部份。

反觀，澤穆爾就是要合理化極右的極端主義部份：因為法式優雅就是高尚，就是優越，所以法國絕不應與外來族群「融合」，而是要反過來「同化」他們。而「Z世代」所表現出來的斯文優雅，正是為了證明極右並非野蠻的種族主義者。澤穆爾散播著法國人身份政治的「末世論」，指出先要對新移民清洗太平地，繼而奪回屬於法國人身份政治的話語權。他以極右型態的系譜學與考古學，一方面追溯並重新演譯每段法國備受爭議的歷史（例如德雷福斯案和維希政府等），另一方面則追尋並歌頌每段法國史上的光輝事蹟，從而建構回法國人引以為傲的霸權身份和地位。跟特朗普不同的是，澤穆爾所走的路線需要繁複的「類學術型」包裝，以「專家」姿態打造相對隱性和內斂的民族主義。澤穆爾並指責「法國大革命」為「暴亂」來復活並包裝昔日那種重男權、重權貴、重榮譽的法式保皇主義。澤穆爾的野心不止於勒龐式的極右防守戰，而是採用「積極且進取型」戰略，反攻左翼和自由主義過去三百年來所奠下的法國核心價值。

對「自由﹑平等﹑博愛」的直接挑戰

澤穆爾的野心遠不止打擊移民和伊斯蘭，而是要對付法國文化核心中，象徵「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普世價值」，亦即「自由、平等、博愛」以及「人權」。極右論述通常會與「自由、平等」兩大價值相左，但與勒龐不同的是，澤穆爾意圖將「博愛」亦連根拔起，因為「博愛」（fraternity）在法國史上有部份最終演變成左翼高舉的「團結」價值（solidarity），而這也是一切「仁義好客」（hospitality）精神的根源。師承19世紀兩大保皇史家班維爾（Bainville）和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看法，澤穆爾認為「普世價值」正是讓法國步入現今「政治正確」文化深淵的始作俑者。

澤穆爾回應「政治正確」這議題上，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說是他重新詮釋19世紀末著名的「德雷福斯案」（Dreyfus affair）。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是法普戰爭（1870-1871）的一名猶太軍官，後來被控叛國；由於當時證供均指向德雷福斯為無辜，於是引來一大群名人和學者聯署救人，當中最知名的「撐德派」人士（dreyfusards）有著名作家左拉（Émile Zola），他眾籌登報的鴻文《我控訴》（J’accuse…！）傳頌千古。案件持續超過十年，最終德雷福斯被判無罪釋放，但審訊期間「反德派」（antidreyfusards）的討論焦點不只限於罪證搜集上，更多時間針對其猶太人身份。兩派爭論其後演變成就種族歧視的激辯，而非叛國罪搜證本身。

身為猶太人的澤穆爾卻對此案作出另類解讀：「史上很多人說德雷福斯無辜，我不能在此證實，也不願在此糾纏。我反而想指出出真正的暴力源於左拉的文章…（這篇文章）最終釀成軍隊內的肅清和鬥爭，『反德派』被秋後算賬，以至多位軍官離職，而這釀成一戰（World War I）時法軍散渙，並陷入苦戰。」《澤穆爾如何反歷史》（Zemmour Contre l’histoire）一書狠狠批判澤穆爾這種斷章取義的高明手法，指他在云云史料中巧妙地避開德雷福斯無辜的證據，稱德雷福斯有否叛國「難以判斷」，再以滑坡論證將「反德派」部份軍官被處分一事跟接近十年後的一戰扯上關係。作者另外更指出澤穆爾轉移視線的手法和立論與莫拉斯（Maurras）甚為相似。無疑，澤穆爾背後的真正敵人仍是以左拉為象徵的「人權」和「政治正確」。

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中所頒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確立人與生俱來平等自由的權利，這影響到法國人為何視自己國家為「人權大國」或「人權先河」。時至今天，不少法國人還是驕傲地在不同的公開場合，表示當年人權法在巴黎確立。而這宣言對後來歷代共和國的政治及司法制度發展亦有著重大影響。而基於對「人權法為己所出」此說所培植出來的奇怪偏執（同樣又是信念），法國人慢慢地變得難以面對國土上存在著種族歧視的事實，而令其社會文化變得更為扭曲。

在如此偏執「人權」的情況下，為何極右一直在法國政治中佔一席位，近數十年透過不同的形態又捲土從來呢？政治學家奧亞奇尼（Léon Ouaknine）在研究中探討了法國人身份的雙面性：一面是「普世價值」，而另一面則是具本質論色彩的「分別主義」（Différentialisme），亦即倚從本質，如性別、種族上來「分別」人和群體。他指出在奉行「普世價值」的法國，文化和身份在日常政治中盡可能被抹除，這種身份迷失的焦慮感一直揮之不去；這可能就解釋了極右像一縷黑影一直徘徊在法國的政治光譜，忽遠忽近。

而法國人一直沒離開過這兩難局面：一邊是引以為傲的普世論（universalisme），而另一邊是獨有的法國文化和傳統。強勢的身份會令社會有排他傾向，但強調人人平等，無關種族、文化、語言或宗教，甚至強行去除所有能夠識別出個體的符號，社會會失去獨特性，而這意味著這個社會可以被吞併或取代。在這個失去獨有符號的社會，個體被同化而找不到自己的身位，會產生強烈的焦慮感，繼而渴望尋找「自我」。

這個尋找身份身位的問題不單是一個哲學問題，還反映在政治環境上；法國人分成了許多以身份政治切割成的不同組別，也滋養了極右以及極左的運動。2000年代初，以伊斯蘭為名的恐怖襲擊數字開始有上升趨勢。法國社會開始質疑種族融和政策，辯論在世俗主義（laïcité）下應否禁止一切宗教符號，包恬能否在公眾場所包頭巾、飯堂應否提供或讓學生選擇不吃豬肉。有許多不同的組織和政治人物表達意見，亦有極右身份政治的興起，造成政治環境二元分化。這些分化在各類大型遊行體現，包括反穆斯林、反猶太遊行，又或是反歧視遊行；這時期被社會學學者布查（Manuel Boucher )稱作「受盡衝擊的身份危機」（identités-en-choc )。

極右最初的身份政治難以在公眾領域扎根。在2010年代中旬，網絡媒體的大量影片及報導展示了一個現象：法國白人歧視但又難以直認不諱，於是他們會說：「我不是歧視，但是…」（je ne suis pas raciste mais…）。這個現象，其實正正由於他們的「普世價值」傳統，驅使他們不能隨意承認自己有歧視傾向，反而找藉口隱藏自己的真正意圖。任何就歧視的公開討論或與歧視有關的態度，均會受到其他法國人的白眼。當勒龐在2017年參選時，她的挑戰就是令極右的立場變得比較容易接受。法國政治研究所CEPEL的專家戴西（Alexandre Dézé）分析勒龐在2017年如何用「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策略獲得更多選票。其實，這個策略並非由勒龐或她父親獻計，而是由一群新法西斯主義者Ordre nouveau提出，希望把被邊緣化的極右政治從新帶到選舉台上。他們決定捨棄意識形態中使用暴力的一環，去構造一個表面上更和諧的黨派。2002年，勒龐的父親（Jean-Marie Le Pen）就是因為比Ordre nouveau的高層更親和及有號召力，所以才被選出代表極右參加大選。

時至2017年，女兒勒龐繼承並發揚光大「去妖魔化」策略，卻並未為她贏得總統選舉。每當極右接近開啟權力的大門之時，奠定法國共和身份地位的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總能成功逼退極右勢力。在2002總統大選，勒龐的父親、以及2017年勒龐參選，兩者皆能晉身第二輪大選，只是每次到第二輪總選時，即使左派或右翼的立場迥異，他們都有同一個理念——就是把票投到極右的對手去，才造就了2002年希拉克和2017年馬克龍的勝出。五年前，馬克龍揚言：要拯救民主，就要投我一票。但這種政治動員有下滑趨勢—在2002年希拉克（ Chirac）對老勒龐時以82%大比率勝出，但2017年馬克龍對勒龐時卻只取得66%選票。2022年2月民調顯示，在本屆大選中，如果澤穆爾進入第二輪總選，馬克龍只能以57%稍勝，這些數據正正顯示了兩個現象：一，法國向極右傾斜；二，以對抗極右作為選票口號已經失效。

相較勒龐「被動且防守型」戰略，澤穆爾作風大膽，堅稱要更加確立極右的身份地位，以便和所有極右陣營連線，包括勒龐的國民陣線黨和共和黨入面偏極右的支持者。澤穆爾在接受雜誌《Express》訪問時說到：「右翼聯盟的重心，真正的共通點，在於身份認同」。不過共和黨並沒有重要成員投到澤穆爾一派，只有勒龐的姪女馬赫夏（Marion Maréchal）高調支持澤穆爾，她受訪時指出：「澤穆爾有效地打出極右連線策略，讓陣營中的支持者更多元化。至今，國民陣線黨和極右陣營一直被困在『後階級鬥爭』的戰線上，但今天，澤穆爾讓我們看到，不再是唯物論或生理物理層需求決定選票，而是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