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京割席：古典音乐界如何成为“表态”的战场？

乌俄战争扬起的硝烟，几乎从一开始已笼罩着古典音乐乐坛。当今的顶尖演奏家不少来自俄罗斯，而他们对战事的取态聚焦了全球目光。

战火自2月24日点燃，此前一天，位于义大利米兰的史卡拉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刚开始了首场柴可夫斯基歌剧《黑桃皇后》（The Queen of Spades），由有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沙王”之称的俄罗斯指挥家葛济夫（Valery Gergiev）领导史卡拉歌剧院管弦乐团及合唱团（Teatro alla Scala Orchestra and Chorus）演出。然就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米兰市长萨拉（Giuseppe Sala）对葛济夫严正表明，若这位众所周知的普京支持者不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即马上跟他终止合约。

这样的胁迫，当然不单是因为葛济夫的俄罗斯国籍。葛济夫对普京的力挺，早已接近恶名昭彰的地步－－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Georgia）就地缘政治发生冲突之际，他特别到90年代从格鲁吉亚宣布独立的南奥塞提亚（South Ossetia；另译南奥塞梯）演出，替俄罗斯作外宣交流；2012年，葛济夫在普京的文宣广告中粉墨登场，细诉往昔到美国演出，于入境时经常遭遇关员的不礼貌对待，甚至看到他拿的是俄罗斯护照便将之扔在一旁，但自从普京上台后，这种情况已不复见，并指大概是因为“（对俄罗斯）的畏惧或尊重”。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Crimea），葛济夫也毫不犹豫公开支持。到了2016年，时为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Syria）内战翌年，葛济夫又重施故技，担起普京的外宣大任，率领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到叙利亚演出。

战事开始前，乐坛普遍对贵为大师级的葛济夫，依然容让有加。2月25日，葛济夫原定从米兰飞到纽约，于卡内基音乐厅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作三场演出。音乐会前一星期，《纽约时报》的记者埃尔南德斯（Javier C. Hernández）质问维也纳爱乐乐团主席弗罗绍（Daniel Froschauer）有关葛济夫对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政治取态，弗罗绍即大耍太极，推说葛济夫到纽约演出，目的是诠释音乐；而他们都不是政治人物，只是尝试架起沟通桥梁。至于卡内基音乐厅执行与艺术总监基林森（Clive Gillinson）也口风一致，较早之前已开始为葛济夫护航，指艺术家不应被剥夺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 。

一切都随着乌俄战争的爆发而改变。战事一触即发的2月23日，葛济夫于米兰演出《黑桃皇后》，遭现场观众喝倒采。市长萨拉翌日即向史卡拉歌剧院的艺术总监迈耶（Dominique Meyer）施压，要求葛济夫表明不支持侵略行为，但葛济夫不予理会。同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葛济夫将不再领导接下来的三场演出，临时改由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 House）的音乐总监聂泽-赛金（Yannick Nézet-Séguin）指挥。又复一日，德国慕尼黑市长瑞特（Dieter Reiter）也胁迫葛济夫表态，若不与普京划清界线，即勒令慕尼黑爱乐乐团（Munich Philharmonic）终止与他的合作。隔两天，葛济夫的经理人费尔斯拿（Marcus Felsner）宣布与他解约，彼此分道扬镳。至2月28日，米兰市长萨拉向记者表明已与葛济夫失联，三月份的四场《黑桃皇后》不会由他指挥，改由年轻的俄罗斯指挥家桑吉尔夫（Timur Zangiev）顶上。随后，与葛济夫割席的，还有巴黎爱乐乐团（Paris Philharmonic）、鹿特丹爱乐管弦乐团（Rotterdam Philharmonic Orchestra）、琉森音乐节（Lucerne Festival）。这位原本邀约演出排得密麻麻的当代大师，在战火燃起的一星期内，即被欧美古典乐界完全封杀，而他也自行向韦尔比耶音乐节（Verbier Festival）和爱丁堡音乐节（Edinburgh Festival）请辞。

连柴可夫斯基也被“取消”的反俄风暴

葛济夫辉煌的演艺事业，竟于几天之间崩溃，不但惹起古典乐圈内的关注，也把火头燃烧到其他活跃于国际乐坛的俄罗斯演奏家。首当其冲的，是葛济夫一手捧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涅特列布科（Anna Netrebko）。眼看居于风眼的伯乐葛济夫瞬间被西方封杀，承受巨大压力的涅特列布科2月26日于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首先，我反对这场战争。我是俄罗斯人，我也爱我的国家，但我也有很多身处乌克兰的朋友。他们的悲痛和折磨，令我心碎。我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人民得以和平生活”。然而声明的下半部，却加上一段：“强迫艺术家或公众人物公开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且谴责他们的家国，是不对的。这应该是一个自由选择。像我的很多同行一样，我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政治专家。我是一名艺术家，而我的宗旨是把政见分歧的人团结起来” 。

涅特列布科企图于这场“靠边站”的风波中全身而退，似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声明发出后，她立时被媒体翻旧帐，指她于2014年底，到乌克兰东部，刚刚分裂出来的顿涅茨克（Donetsk）演出，还向分离份子兼前国会议员查瑞夫（Oleg Tsaryov）捐赠了一百万卢布，称作为支持顿涅茨克歌剧与芭蕾剧院（Donetsk Opera and Ballet Theatre）之用。涅特列布科也高调拿起新俄罗斯联邦国旗（Flag of Novorossia）与查瑞夫合照，似以行动认同卢甘斯克（Luhansk）和顿涅茨克两个地区组成的邦联为政治实体。

2015年初，涅特列布科回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在葛济夫棒下演出，谢幕时她走出台上，接受满场如雷掌声及不断送往台前的鲜花，其时一位抗议人士，趁机冲到台上，展示批评普京标语和乌克兰国旗 。事件在当时未受重视，沦为花边新闻一则。但与普京颇有私交的涅特列布科，今天想凭一段立场模糊的“反战”声明企图置身事外，却又以“爱俄”作为附注，实在没有可能。也可能是意识到自己无可左右逢源，涅特列布科接续在社交平台上的帖文用词愈来愈激烈，讥讽西方国家批评普京的人其实是“伪君子”、甚至“人渣”（human shits）。

涅特列布科发表回应后的第二天，大都会歌剧院宣布不再与任何支持普京或获得普京支持的演艺家与机构合作，直至俄罗斯的侵略和杀戮停止。讽刺的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声明，由歌剧院的总经理盖尔伯（Peter Gelb）发出，但此前不久，盖尔伯才飞到莫斯科，亲自打点由大都会歌剧院与莫斯科大剧院（Bolshoi Theatre）一同制作的华格纳（Richard Wagner）歌剧《罗恩格林》（Lohengrin），还说这制作“与当前的政治气氛无关” 。另一边厢，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尔尼克（Andrij Melnyk）于推特上发文，呼吁杯葛涅特列布科的演出；同样出生于俄罗斯的钢琴家列维特（Igor Levit），多年来高度参与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对于涅特列布科的言论嗤之以鼻，公开反驳谓“作为一个音乐家，并不免去你的公民身份、责任承担、个人成长”、“拜托，千万、千万不要将音乐和你作为音乐家成为借口”，最后还补上彷如周星驰于《少林足球》的一句：“别再侮辱艺术”。往后数天，涅特列布科即主动或被动地，宣布退出于大都会歌剧院、史卡拉歌剧院、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Bavarian State Opera）、苏黎世歌剧院（Zürich Opera）等多场演出，并把社交媒体上的多篇言论删走。大都会歌剧院也即时宣布，于四月底公演的歌剧《图兰朵》（Turandot），原属涅特列布科的角色，将改由乌克兰女高音莫纳斯提丝卡（Liudmyla Monastyrska）演出。

葛济夫与涅特列布科，都是当今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演艺名家。如果最初被封杀的，不是这两位与普京私交甚笃的演奏家，可会演变成如今乐坛的反俄风暴？同在封杀名单上的，还有原与葛济夫于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的钢琴家马祖耶夫（Denis Matsuev）。曾支持普京侵吞克里米亚的马祖耶夫，今年稍后于欧洲的演出虽暂未受影响，但于美国的演出则已全吿取消。其余挺普京的，还有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zovsky）。3月10日，这位钢琴家亮相俄罗斯电视台时，宣称乌克兰的战事乃西方国家挑起，还建议切断基辅（Kyiv）的电力供应，即使节目中的俄罗斯军官解释这做法将会造成人道灾难，亦不以为意 。别列佐夫斯基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几天后也写了一封道歉信，借口所谓对基辅断电的言论，其实说得不清楚，原意只想减少对基辅的空袭以减低伤亡云云。但之前在电视台意气风发的尖刻言论，再也收不回来。3月17日，其合作近二十年的经理人公司Productions Sarfati，宣布与他解除合约。

当然，公开反对俄罗斯挥军乌克兰的音乐或艺术界人士比比皆是－－俄罗斯钢琴家纪新（Evgeny Kissin）就发表了录影声明，直指“对于支持独裁者及杀人狂挑起战争罪行者，文明世界的演奏厅不应留位置给他们”。小提琴家兼指挥家史柏华歌夫（Vladimir Spivakov）连同传奇冰棍球手别奇科夫（Mikhail Bychkov）、影星佐洛托维茨基（Igor Zolotovitskiy）等共十七位俄罗斯文化名人，联署致信普京，呼吁立刻停止入侵乌克兰。才两年前，史柏华歌夫曾向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退回该国最高荣誉的斯卡里亚纳勋章（Order of Francysk Skaryna），以表达他对卢卡申科颁令武力镇压示威者不满，耻与为伍。

但这些敢于挑战普京，直斥他为“独裁暴君”的俄罗斯音乐家，绝大部分都已移居俄罗斯境外。而数周以来，虽然不少俄罗斯人民坚持走到街上举行反战示威，但当局严加镇压，被拘捕的示威者近一万五千人以上。俄罗斯女主播柯芙斯雅妮科娃（Marina Ovsyannikova）在报道新闻时戳穿普京的谎言，结果被马上拘捕，拘留期间不获法律援助、被盘问十四小时－－在俄罗斯国安法的胁迫下，仍居于俄罗斯、或经常往返俄罗斯的其他音乐学人，如不想落得跟柯芙斯雅妮科娃一样下场的话，唯有顶着良知责备，对自己的言论作自我审查。

也许出自这份同情，出生于乌克兰东部大城哈尔科夫（Kharkiv）的钢琴家列夫席兹（Konstantin Lifschitz）对于西方新一轮禁制俄罗斯音乐家演出的行为，非常光火。3月1日，他于脸书上帖上乌克兰国旗以示支持，于同一天也转发乌克兰人的言论：“我们反对的，不是俄罗斯人民，我们反对的是你们的普京。那是你们的领袖！把这野兽解决了吧！当你们的子女在我们领土上搞出一个烂摊子，这老怪物却温饱舒适地安坐着。”他又转发前往参战的乌克兰民兵的影片，题为“若我死在战争上，不要为我哭泣”。然后，令他于脸书上大发雷霆的，是由爱尔兰都柏林国际钢琴大赛（Dublin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统筹所发出的一封信，里面提到因应当前战局，钢琴大赛不能接受来自俄罗斯的参赛者。由封杀几位与普京关系密切的演奏家，作为配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封杀俄罗斯音乐家的风潮随即卷起－－ 除非他们发表谴责普京和俄罗斯的声明，否则一律禁止演出。然而，发表声明后，他们还能回国吗？

开战后短短两星期内，这类反俄禁令极速发展，已有演出把原定曲目内的俄罗斯作曲家作品全数删掉，即使沙俄（Russian Empire，1721-1917）时代的柴可夫斯基亦难逃此劫。各大音乐厅、歌剧院，以至国际大赛的统筹，承受巨大舆论压力下运作，稍一放松，便可能被批评为姑息普京、助长俄罗斯气焰、不支持乌克兰，全都是世纪大罪。是故唯有宁枉莫纵、逢俄必禁，即使牺牲几位演奏家或年轻音乐学人，也在所不惜。至于替代俄罗斯演奏者演出的，如有可能，便是找一个乌克兰籍的，以示“政治正确”。例如找来乌藉的莫纳斯提丝卡顶替涅特列布科演出《图兰朵》，究竟是艺术上的考量，抑或是政治上的决定？莫纳斯提丝卡是否除涅特列布科之外，不作他人之选？大都会歌剧院于3月14日筹备演出的一场为乌克兰人民而设的慈善音乐会（A Concert for Ukraine），当全体歌唱家在台上献唱乌克兰国歌时，安排站在正中最抢眼位置的，是乌克兰小镇别尔江斯克（Berdyansk）出生的低男中音波耶尔斯基（Vladislav Boyalsky）。此前，波耶尔斯基一直饰演闲角，现在把镁光灯都往他投射，是让观众感觉良好的公关手段，还是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和尊重？

乌俄开战前一周，虽然两国已剑拔弩张，大都会歌剧院依然以“艺术无关政治”的借口，支持与普京关系密切的葛济夫与涅特列布科演出。2015年涅特列布科于大都会歌剧院谢幕时，当有示威者冲上台抗议普京侵占克里米亚，不论现场观众还是报章翌日的报道，都视为是滋事份子打扰观众庆贺当代伟大diva成功演出。音乐厅内，有几多爱乐者在乎克里米亚的命运？乌俄开战前已订购了大都会歌剧院《图兰朵》的观众，又有几多关心乌克兰面对的危机？古典乐坛忽然刮起一场挺乌制俄风暴，大众都以“制俄”为正义，却往往只是安坐自己舒适区拍着手喊喊口号，少问实质上对乌克兰有何援助。

古典音乐不涉政治？

古典音乐意外地成为乌俄战争伸延的另一战场，固然是因为乐坛上不少来自俄罗斯的大师级演奏家，向来都是高调的普京支持者，以其显赫地位参与不少外宣工作，却又摆出“音乐不涉政治”的护身符。然而，古典音乐从来都与政治不可分割。2014年9月，格鲁吉亚小提琴家巴蒂亚什维利（Lisa Batiashvili）在葛济夫棒下演出后，走回台前“安可”（encore）她委托作曲家洛波达（Igor Loboda）创作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乌克兰安魂曲》（Requiem for Ukraine），作为她对葛济夫支持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无言抗议。其后，巴蒂亚什维利接受访问时提到，那次对葛济夫的公然奚落，是展现文化的力量：“《乌克兰安魂曲》是团结的表示，而（乌克兰）正被侵略和分裂。” 她2015年在基辅独立广场演奏《乌克兰安魂曲》 ，就是一道响亮的政治宣言。

上文提到的钢琴家列维特，2017年于英国的“逍遥音乐会”（The Proms）演出后，以李斯特改编贝多芬的《欢乐颂》（Ode to Joy）作为“安可曲”，而这首被用作欧盟盟歌的一曲，即成为列维特呼吁欧盟团结、反对英国脱欧的表态。那可不是硬把贝多芬“政治化”之举。贝多芬的音乐，不少都是个人政见的宣泄，洋溢着主导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热情。例如他被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以抗争手段达至胜利的思想深深感染，打算将《第三号交响曲》题献给他，后因拿破仑强行修改宪法以保权位，自封为帝的行为彻底出卖了一贯推行的理念，贝多芬愤然把题献撕掉，改以“英雄”（Eroica）为题。萧邦的多首《波兰舞曲》、《马祖卡舞曲》等，都是写给波兰的爱国作品。至于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则是纪念沙俄军队成功抵御拿破仑进击而写。还有其他数不完的例子。

即使苏维埃政权亦深谙此理，当年派遣钢琴家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基辽斯（Emil Gilels）等到西方表演，便是展现国家“软实力”的手段，虽然苏共亦深恐这些演奏家在外变节，派遣情报人员严密看守。1958年，二人担任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评审。冷战时期，由美国抑或苏联的钢琴家赢得这场举世瞩目的音乐盛事，深富政治上的弦外之音－－当时来自美国的克里本（Van Cliburn）明显技高一筹，李希特和基辽斯皆属意克里本为冠军。但当行事谨慎的基辽斯还在请示上级时，桀骜不驯的李希特已在评分纸上大笔一挥，在原本以十分为满分的一栏，给了一百分。

此后，李希特与《齐瓦哥医生》（Doctor Zhivago）小说作家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成为挚友。这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因在书中批判苏联体制，被政府打压软禁、开除作家协会会籍，但李希特一直对他不离不弃，在他逝世时甚至不理警戒，于帕斯捷尔纳克丧礼上弹奏他生前最喜欢的音乐。苏联政府因为李希特在全球享有崇高声誉，也不敢对他加以惩治。基辽斯则没有李希特那般幸运，他的妹夫、也是著名小提琴家柯冈（Leonid Kogan），就是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的间谍。基辽斯每天在妹夫行监坐守下规行矩步，不敢稍有逾越。根据李希特的说法，基辽斯最后还是被下毒处死，公布的死因却是心脏病发 。伟大如李希特和基辽斯，也不能从政治漩涡中独善其身。凑巧的是，两人都于乌克兰出生。

正视乌克兰在古典音乐中的地位

古典音乐被人认为是崇高艺术，能启迪心灵，原因不在于它“离地”﹑“不食人间烟火”、或纯洁得与政治完全无涉。相反，古典音乐触动人心之处，正在于它对生命的各个环节，不论是爱情、友谊、政治、战争、饥寒、宗教、哲思等，种种恐惧和憧憬，都深刻地写进作品之中，激荡听者心弦，让他们反思人生。不然，音乐只是一组组无机的和弦、一堆堆无意义的靡靡之音。如此说来，若演奏者不具备勇于表达自己的气魄、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不顾人民福祉、甘愿为强权服务，即使技巧超卓，其演出也只会空洞无物，谈不上是“艺术家”。如没有深刻的国家民族感情、灌注被俄罗斯入侵国土的悲痛，巴蒂亚什维利演奏的《乌克兰安魂曲》又何来其感染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在开战前以俄语发表演讲：“他们告诉你说我们讨厌俄罗斯文化。然而我们怎可能讨厌一种文化？或者任何文化？相邻的国度能丰富彼此的文化，但那不代表我们是一个主体的一部份……我们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不能成为敌对的理由。”然而，无差别的反俄不止见于古典乐坛。体坛、文坛，以至大小规模的商业制裁、职位聘请，都不乏听到类似的无差别式制俄，无异将所有俄罗斯人民同质化。我们或许经常强调“爱国不等同爱党”；我们也知歧视的基础，就是依靠刻板印象来想像一国人民都是“同一副德性”。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无实质的撑乌、无差别的制俄，结果衍为对俄罗斯人民蔑视，那么，我们跟那些国党不分或种族歧视的行为，又有何分别？

虽然也有像费格森（Niall Ferguson）的历史学家，对制裁的效果深感怀疑，但问题是，制裁似乎是现今各国希望可以阻止俄罗斯继续侵略，而又避免卷入大规模世界大战的唯一手段。这种局面，却又不容许根据个别个案或企业来考虑是否应受制裁，总的来说，就是对不少并非亲普京政策的人，造成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也许，那些被拒于都柏林国际钢琴大赛的部分年轻俄罗斯学人，便是不幸承受附带伤害的受害者。一场战争之中，任何人都是输家。

我们可以做的可能不多，但提醒公众乌克兰拥有其独立国主权、独特文化、辉煌历史，却是帮助世人于当前厘清黑白的一步。古典音乐而言，乌克兰是近代演奏大师的摇篮， 除上来提及的基辽斯和李希特，还有钢琴家荷洛维兹（Vladimir Horowitz）、彻尔卡斯基（Shura Cherkassky）、莱玟（Rosina Lhévinne），小提琴家米尔斯坦（Nathan Milstein）、奥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等等，都于乌克兰出生。那是乌克兰对艺术文化的重要贡献，应该予以正视，而不再把他们笼统成为“俄罗斯音乐家”。

十九世纪末，乌克兰作曲家李森科（Mykola Lysenko）写了一首著名的《为乌克兰祈祷》（Prayer for Ukraine）；今天，英国作曲家卢特（John Rutter），也写了一首《乌克兰祝祷》（A Ukraine Prayer） ，可谓互相辉映。卢特的乐谱可供免费索取，以为乌克兰人民募捐，出心出力。于日本，村上春树上周五在其电台节目中，以播放反战歌曲为该集节目的主题，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于台湾，巴哈灵感音乐协会将其总票房的两成，捐赠逃难至斯洛维尼亚的乌克兰青年交响乐团成员，以保护乌克兰音乐幼苗。于英国，俄国出生的指挥家佩特连科（Vasily Petrenko），拒绝为俄罗斯的交响乐团执棒。于巴黎，格鲁吉亚出生的钢琴家宾尼亚堤菲莉（Khatia Buniatishvili），为乌克兰举行和平音乐会。纽约考夫曼音乐中心（Kaufmann Music Center）的莫肯音乐厅（Merkin Concert Hall），每年举办乌克兰当代音乐节（Ukrainian Contemporary Music Festival），也是让我们认识现代乌克兰文化的重要渠道。凡此种种，形式不同、手法各异，却都秉持人道和人文的思想精神，支撑乌克兰熬过这场战争。希望我们从中能体会到和平的可贵、人性的高洁，而不把自己推往狭隘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