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普京割席：古典音樂界如何成為「表態」的戰場？

烏俄戰爭揚起的硝煙，幾乎從一開始已籠罩着古典音樂樂壇。當今的頂尖演奏家不少來自俄羅斯，而他們對戰事的取態聚焦了全球目光。

戰火自2月24日點燃，此前一天，位於義大利米蘭的史卡拉歌劇院（Teatro alla Scala）剛開始了首場柴可夫斯基歌劇《黑桃皇后》（The Queen of Spades），由有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沙王」之稱的俄羅斯指揮家葛濟夫（Valery Gergiev）領導史卡拉歌劇院管弦樂團及合唱團（Teatro alla Scala Orchestra and Chorus）演出。然就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天，米蘭市長薩拉（Giuseppe Sala）對葛濟夫嚴正表明，若這位眾所週知的普京支持者不公開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動，即馬上跟他終止合約。

這樣的脅迫，當然不單是因為葛濟夫的俄羅斯國籍。葛濟夫對普京的力挺，早已接近惡名昭彰的地步－－2008年，俄羅斯與格魯吉亞（Georgia）就地緣政治發生衝突之際，他特別到90年代從格魯吉亞宣布獨立的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另譯南奧塞梯）演出，替俄羅斯作外宣交流；2012年，葛濟夫在普京的文宣廣告中粉墨登場，細訴往昔到美國演出，於入境時經常遭遇關員的不禮貌對待，甚至看到他拿的是俄羅斯護照便將之扔在一旁，但自從普京上台後，這種情況已不復見，並指大概是因為「（對俄羅斯）的畏懼或尊重」。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Crimea），葛濟夫也毫不猶豫公開支持。到了2016年，時為俄羅斯軍事介入敘利亞（Syria）內戰翌年，葛濟夫又重施故技，擔起普京的外宣大任，率領馬林斯基交響樂團到敘利亞演出。

戰事開始前，樂壇普遍對貴為大師級的葛濟夫，依然容讓有加。2月25日，葛濟夫原定從米蘭飛到紐約，於卡內基音樂廳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作三場演出。音樂會前一星期，《紐約時報》的記者埃爾南德斯（Javier C. Hernández）質問維也納愛樂樂團主席弗羅紹（Daniel Froschauer）有關葛濟夫對俄軍入侵烏克蘭的政治取態，弗羅紹即大耍太極，推說葛濟夫到紐約演出，目的是詮釋音樂；而他們都不是政治人物，只是嘗試架起溝通橋樑。至於卡內基音樂廳執行與藝術總監基林森（Clive Gillinson）也口風一致，較早之前已開始為葛濟夫護航，指藝術家不應被剝奪表達政治意見的權利 。

一切都隨着烏俄戰爭的爆發而改變。戰事一觸即發的2月23日，葛濟夫於米蘭演出《黑桃皇后》，遭現場觀眾喝倒采。市長薩拉翌日即向史卡拉歌劇院的藝術總監邁耶（Dominique Meyer）施壓，要求葛濟夫表明不支持侵略行為，但葛濟夫不予理會。同日，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與維也納愛樂樂團發表聯合聲明，宣布葛濟夫將不再領導接下來的三場演出，臨時改由大都會歌劇院（Metropolitan Opera House）的音樂總監聶澤-賽金（Yannick Nézet-Séguin）指揮。又復一日，德國慕尼黑市長瑞特（Dieter Reiter）也脅迫葛濟夫表態，若不與普京劃清界線，即勒令慕尼黑愛樂樂團（Munich Philharmonic）終止與他的合作。隔兩天，葛濟夫的經理人費爾斯拿（Marcus Felsner）宣布與他解約，彼此分道揚鑣。至2月28日，米蘭市長薩拉向記者表明已與葛濟夫失聯，三月份的四場《黑桃皇后》不會由他指揮，改由年輕的俄羅斯指揮家桑吉爾夫（Timur Zangiev）頂上。隨後，與葛濟夫割席的，還有巴黎愛樂樂團（Paris Philharmonic）、鹿特丹愛樂管弦樂團（Rotterdam Philharmonic Orchestra）、琉森音樂節（Lucerne Festival）。這位原本邀約演出排得密麻麻的當代大師，在戰火燃起的一星期內，即被歐美古典樂界完全封殺，而他也自行向韋爾比耶音樂節（Verbier Festival）和愛丁堡音樂節（Edinburgh Festival）請辭。

連柴可夫斯基也被「取消」的反俄風暴

葛濟夫輝煌的演藝事業，竟於幾天之間崩潰，不但惹起古典樂圈內的關注，也把火頭燃燒到其他活躍於國際樂壇的俄羅斯演奏家。首當其衝的，是葛濟夫一手捧紅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涅特列布科（Anna Netrebko）。眼看居於風眼的伯樂葛濟夫瞬間被西方封殺，承受巨大壓力的涅特列布科2月26日於社交媒體發表聲明：「首先，我反對這場戰爭。我是俄羅斯人，我也愛我的國家，但我也有很多身處烏克蘭的朋友。他們的悲痛和折磨，令我心碎。我希望這場戰爭結束，人民得以和平生活」。然而聲明的下半部，卻加上一段：「強迫藝術家或公眾人物公開表達他們的政治立場，並且譴責他們的家國，是不對的。這應該是一個自由選擇。像我的很多同行一樣，我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政治專家。我是一名藝術家，而我的宗旨是把政見分歧的人團結起來」 。

涅特列布科企圖於這場「靠邊站」的風波中全身而退，似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聲明發出後，她立時被媒體翻舊帳，指她於2014年底，到烏克蘭東部，剛剛分裂出來的頓涅茨克（Donetsk）演出，還向分離份子兼前國會議員查瑞夫（Oleg Tsaryov）捐贈了一百萬盧布，稱作為支持頓涅茨克歌劇與芭蕾劇院（Donetsk Opera and Ballet Theatre）之用。涅特列布科也高調拿起新俄羅斯聯邦國旗（Flag of Novorossia）與查瑞夫合照，似以行動認同盧甘斯克（Luhansk）和頓涅茨克兩個地區組成的邦聯為政治實體。

2015年初，涅特列布科回到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在葛濟夫棒下演出，謝幕時她走出台上，接受滿場如雷掌聲及不斷送往台前的鮮花，其時一位抗議人士，趁機衝到台上，展示批評普京標語和烏克蘭國旗 。事件在當時未受重視，淪為花邊新聞一則。但與普京頗有私交的涅特列布科，今天想憑一段立場模糊的「反戰」聲明企圖置身事外，卻又以「愛俄」作為附註，實在沒有可能。也可能是意識到自己無可左右逢源，涅特列布科接續在社交平台上的帖文用詞愈來愈激烈，譏諷西方國家批評普京的人其實是「偽君子」、甚至「人渣」（human shits）。

涅特列布科發表回應後的第二天，大都會歌劇院宣布不再與任何支持普京或獲得普京支持的演藝家與機構合作，直至俄羅斯的侵略和殺戮停止。諷刺的是，大都會歌劇院的聲明，由歌劇院的總經理蓋爾伯（Peter Gelb）發出，但此前不久，蓋爾伯才飛到莫斯科，親自打點由大都會歌劇院與莫斯科大劇院（Bolshoi Theatre）一同製作的華格納（Richard Wagner）歌劇《羅恩格林》（Lohengrin），還說這製作「與當前的政治氣氛無關」 。另一邊廂，烏克蘭駐德國大使梅爾尼克（Andrij Melnyk）於推特上發文，呼籲杯葛涅特列布科的演出；同樣出生於俄羅斯的鋼琴家列維特（Igor Levit），多年來高度參與各種社會和政治活動，對於涅特列布科的言論嗤之以鼻，公開反駁謂「作為一個音樂家，並不免去你的公民身份、責任承擔、個人成長」、「拜託，千萬、千萬不要將音樂和你作為音樂家成為藉口」，最後還補上彷如周星馳於《少林足球》的一句：「別再侮辱藝術」。往後數天，涅特列布科即主動或被動地，宣布退出於大都會歌劇院、史卡拉歌劇院、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Bavarian State Opera）、蘇黎世歌劇院（Zürich Opera）等多場演出，並把社交媒體上的多篇言論刪走。大都會歌劇院也即時宣布，於四月底公演的歌劇《圖蘭朵》（Turandot），原屬涅特列布科的角色，將改由烏克蘭女高音莫納斯提絲卡（Liudmyla Monastyrska）演出。

葛濟夫與涅特列布科，都是當今古典樂壇炙手可熱的演藝名家。如果最初被封殺的，不是這兩位與普京私交甚篤的演奏家，可會演變成如今樂壇的反俄風暴？同在封殺名單上的，還有原與葛濟夫於卡內基音樂廳演出的鋼琴家馬祖耶夫（Denis Matsuev）。曾支持普京侵吞克里米亞的馬祖耶夫，今年稍後於歐洲的演出雖暫未受影響，但於美國的演出則已全吿取消。其餘挺普京的，還有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zovsky）。3月10日，這位鋼琴家亮相俄羅斯電視台時，宣稱烏克蘭的戰事乃西方國家挑起，還建議切斷基輔（Kyiv）的電力供應，即使節目中的俄羅斯軍官解釋這做法將會造成人道災難，亦不以為意 。別列佐夫斯基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幾天後也寫了一封道歉信，藉口所謂對基輔斷電的言論，其實說得不清楚，原意只想減少對基輔的空襲以減低傷亡云云。但之前在電視台意氣風發的尖刻言論，再也收不回來。3月17日，其合作近二十年的經理人公司Productions Sarfati，宣布與他解除合約。

當然，公開反對俄羅斯揮軍烏克蘭的音樂或藝術界人士比比皆是－－俄羅斯鋼琴家紀新（Evgeny Kissin）就發表了錄影聲明，直指「對於支持獨裁者及殺人狂挑起戰爭罪行者，文明世界的演奏廳不應留位置給他們」。小提琴家兼指揮家史柏華歌夫（Vladimir Spivakov）連同傳奇冰棍球手別奇科夫（Mikhail Bychkov）、影星佐洛托維茨基（Igor Zolotovitskiy）等共十七位俄羅斯文化名人，聯署致信普京，呼籲立刻停止入侵烏克蘭。才兩年前，史柏華歌夫曾向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退回該國最高榮譽的斯卡里亞納勳章（Order of Francysk Skaryna），以表達他對盧卡申科頒令武力鎮壓示威者不滿，恥與為伍。

但這些敢於挑戰普京，直斥他為「獨裁暴君」的俄羅斯音樂家，絕大部分都已移居俄羅斯境外。而數周以來，雖然不少俄羅斯人民堅持走到街上舉行反戰示威，但當局嚴加鎮壓，被拘捕的示威者近一萬五千人以上。俄羅斯女主播柯芙斯雅妮科娃（Marina Ovsyannikova）在報道新聞時戳穿普京的謊言，結果被馬上拘捕，拘留期間不獲法律援助、被盤問十四小時－－在俄羅斯國安法的脅迫下，仍居於俄羅斯、或經常往返俄羅斯的其他音樂學人，如不想落得跟柯芙斯雅妮科娃一樣下場的話，唯有頂着良知責備，對自己的言論作自我審查。

也許出自這份同情，出生於烏克蘭東部大城哈爾科夫（Kharkiv）的鋼琴家列夫席茲（Konstantin Lifschitz）對於西方新一輪禁制俄羅斯音樂家演出的行為，非常光火。3月1日，他於臉書上帖上烏克蘭國旗以示支持，於同一天也轉發烏克蘭人的言論：「我們反對的，不是俄羅斯人民，我們反對的是你們的普京。那是你們的領袖！把這野獸解決了吧！當你們的子女在我們領土上搞出一個爛攤子，這老怪物卻溫飽舒適地安坐着。」他又轉發前往參戰的烏克蘭民兵的影片，題為「若我死在戰爭上，不要為我哭泣」。然後，令他於臉書上大發雷霆的，是由愛爾蘭都柏林國際鋼琴大賽（Dublin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統籌所發出的一封信，裏面提到因應當前戰局，鋼琴大賽不能接受來自俄羅斯的參賽者。由封殺幾位與普京關係密切的演奏家，作為配合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封殺俄羅斯音樂家的風潮隨即捲起－－ 除非他們發表譴責普京和俄羅斯的聲明，否則一律禁止演出。然而，發表聲明後，他們還能回國嗎？

開戰後短短兩星期內，這類反俄禁令極速發展，已有演出把原定曲目內的俄羅斯作曲家作品全數刪掉，即使沙俄（Russian Empire，1721-1917）時代的柴可夫斯基亦難逃此劫。各大音樂廳、歌劇院，以至國際大賽的統籌，承受巨大輿論壓力下運作，稍一放鬆，便可能被批評為姑息普京、助長俄羅斯氣焰、不支持烏克蘭，全都是世紀大罪。是故唯有寧枉莫縱、逢俄必禁，即使犧牲幾位演奏家或年輕音樂學人，也在所不惜。至於替代俄羅斯演奏者演出的，如有可能，便是找一個烏克蘭籍的，以示「政治正確」。例如找來烏藉的莫納斯提絲卡頂替涅特列布科演出《圖蘭朵》，究竟是藝術上的考量，抑或是政治上的決定？莫納斯提絲卡是否除涅特列布科之外，不作他人之選？大都會歌劇院於3月14日籌備演出的一場為烏克蘭人民而設的慈善音樂會（A Concert for Ukraine），當全體歌唱家在台上獻唱烏克蘭國歌時，安排站在正中最搶眼位置的，是烏克蘭小鎮別爾江斯克（Berdyansk）出生的低男中音波耶爾斯基（Vladislav Boyalsky）。此前，波耶爾斯基一直飾演閒角，現在把鎂光燈都往他投射，是讓觀眾感覺良好的公關手段，還是對烏克蘭人民的支持和尊重？

烏俄開戰前一週，雖然兩國已劍拔弩張，大都會歌劇院依然以「藝術無關政治」的藉口，支持與普京關係密切的葛濟夫與涅特列布科演出。2015年涅特列布科於大都會歌劇院謝幕時，當有示威者衝上台抗議普京侵佔克里米亞，不論現場觀眾還是報章翌日的報道，都視為是滋事份子打擾觀眾慶賀當代偉大diva成功演出。音樂廳內，有幾多愛樂者在乎克里米亞的命運？烏俄開戰前已訂購了大都會歌劇院《圖蘭朵》的觀眾，又有幾多關心烏克蘭面對的危機？古典樂壇忽然刮起一場挺烏制俄風暴，大眾都以「制俄」為正義，卻往往只是安坐自己舒適區拍着手喊喊口號，少問實質上對烏克蘭有何援助。

古典音樂不涉政治？

古典音樂意外地成為烏俄戰爭伸延的另一戰場，固然是因為樂壇上不少來自俄羅斯的大師級演奏家，向來都是高調的普京支持者，以其顯赫地位參與不少外宣工作，卻又擺出「音樂不涉政治」的護身符。然而，古典音樂從來都與政治不可分割。2014年9月，格魯吉亞小提琴家巴蒂亞什維利（Lisa Batiashvili）在葛濟夫棒下演出後，走回台前「安可」（encore）她委託作曲家洛波達（Igor Loboda）創作的一首小提琴獨奏曲《烏克蘭安魂曲》（Requiem for Ukraine），作為她對葛濟夫支持普京吞併克里米亞的無言抗議。其後，巴蒂亞什維利接受訪問時提到，那次對葛濟夫的公然奚落，是展現文化的力量：「《烏克蘭安魂曲》是團結的表示，而（烏克蘭）正被侵略和分裂。」 她2015年在基輔獨立廣場演奏《烏克蘭安魂曲》 ，就是一道響亮的政治宣言。

上文提到的鋼琴家列維特，2017年於英國的「逍遙音樂會」（The Proms）演出後，以李斯特改編貝多芬的《歡樂頌》（Ode to Joy）作為「安可曲」，而這首被用作歐盟盟歌的一曲，即成為列維特呼籲歐盟團結、反對英國脱歐的表態。那可不是硬把貝多芬「政治化」之舉。貝多芬的音樂，不少都是個人政見的宣洩，洋溢着主導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熱情。例如他被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以抗爭手段達至勝利的思想深深感染，打算將《第三號交響曲》題獻給他，後因拿破崙強行修改憲法以保權位，自封為帝的行為徹底出賣了一貫推行的理念，貝多芬憤然把題獻撕掉，改以「英雄」（Eroica）為題。蕭邦的多首《波蘭舞曲》、《馬祖卡舞曲》等，都是寫給波蘭的愛國作品。至於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則是紀念沙俄軍隊成功抵禦拿破崙進擊而寫。還有其他數不完的例子。

即使蘇維埃政權亦深諳此理，當年派遣鋼琴家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基遼斯（Emil Gilels）等到西方表演，便是展現國家「軟實力」的手段，雖然蘇共亦深恐這些演奏家在外變節，派遣情報人員嚴密看守。1958年，二人擔任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屆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評審。冷戰時期，由美國抑或蘇聯的鋼琴家贏得這場舉世矚目的音樂盛事，深富政治上的弦外之音－－當時來自美國的克里本（Van Cliburn）明顯技高一籌，李希特和基遼斯皆屬意克里本為冠軍。但當行事謹慎的基遼斯還在請示上級時，桀驁不馴的李希特已在評分紙上大筆一揮，在原本以十分為滿分的一欄，給了一百分。

此後，李希特與《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小說作家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成為摯友。這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因在書中批判蘇聯體制，被政府打壓軟禁、開除作家協會會籍，但李希特一直對他不離不棄，在他逝世時甚至不理警戒，於帕斯捷爾納克喪禮上彈奏他生前最喜歡的音樂。蘇聯政府因為李希特在全球享有崇高聲譽，也不敢對他加以懲治。基遼斯則沒有李希特那般幸運，他的妹夫、也是著名小提琴家柯岡（Leonid Kogan），就是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情報的間諜。基遼斯每天在妹夫行監坐守下規行矩步，不敢稍有逾越。根據李希特的說法，基遼斯最後還是被下毒處死，公布的死因卻是心臟病發 。偉大如李希特和基遼斯，也不能從政治漩渦中獨善其身。湊巧的是，兩人都於烏克蘭出生。

正視烏克蘭在古典音樂中的地位

古典音樂被人認為是崇高藝術，能啟迪心靈，原因不在於它「離地」﹑「不食人間煙火」、或純潔得與政治完全無涉。相反，古典音樂觸動人心之處，正在於它對生命的各個環節，不論是愛情、友誼、政治、戰爭、飢寒、宗教、哲思等，種種恐懼和憧憬，都深刻地寫進作品之中，激盪聽者心弦，讓他們反思人生。不然，音樂只是一組組無機的和弦、一堆堆無意義的靡靡之音。如此說來，若演奏者不具備勇於表達自己的氣魄、只關注自己的利益、不顧人民福祉、甘願為強權服務，即使技巧超卓，其演出也只會空洞無物，談不上是「藝術家」。如沒有深刻的國家民族感情、灌注被俄羅斯入侵國土的悲痛，巴蒂亞什維利演奏的《烏克蘭安魂曲》又何來其感染力？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在開戰前以俄語發表演講：「他們告訴你說我們討厭俄羅斯文化。然而我們怎可能討厭一種文化？或者任何文化？相鄰的國度能豐富彼此的文化，但那不代表我們是一個主體的一部份……我們是不同的，但這種『不同』不能成為敵對的理由。」然而，無差別的反俄不止見於古典樂壇。體壇、文壇，以至大小規模的商業制裁、職位聘請，都不乏聽到類似的無差別式制俄，無異將所有俄羅斯人民同質化。我們或許經常強調「愛國不等同愛黨」；我們也知歧視的基礎，就是依靠刻板印象來想像一國人民都是「同一副德性」。然而，如果我們繼續無實質的撐烏、無差別的制俄，結果衍為對俄羅斯人民蔑視，那麼，我們跟那些國黨不分或種族歧視的行為，又有何分別？

雖然也有像費格森（Niall Ferguson）的歷史學家，對制裁的效果深感懷疑，但問題是，制裁似乎是現今各國希望可以阻止俄羅斯繼續侵略，而又避免捲入大規模世界大戰的唯一手段。這種局面，卻又不容許根據個別個案或企業來考慮是否應受制裁，總的來說，就是對不少並非親普京政策的人，造成附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也許，那些被拒於都柏林國際鋼琴大賽的部分年輕俄羅斯學人，便是不幸承受附帶傷害的受害者。一場戰爭之中，任何人都是輸家。

我們可以做的可能不多，但提醒公眾烏克蘭擁有其獨立國主權、獨特文化、輝煌歷史，卻是幫助世人於當前釐清黑白的一步。古典音樂而言，烏克蘭是近代演奏大師的搖籃， 除上來提及的基遼斯和李希特，還有鋼琴家荷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徹爾卡斯基（Shura Cherkassky）、萊玟（Rosina Lhévinne），小提琴家米爾斯坦（Nathan Milstein）、奧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等等，都於烏克蘭出生。那是烏克蘭對藝術文化的重要貢獻，應該予以正視，而不再把他們籠統成為「俄羅斯音樂家」。

十九世紀末，烏克蘭作曲家李森科（Mykola Lysenko）寫了一首著名的《為烏克蘭祈禱》（Prayer for Ukraine）；今天，英國作曲家盧特（John Rutter），也寫了一首《烏克蘭祝禱》（A Ukraine Prayer） ，可謂互相輝映。盧特的樂譜可供免費索取，以為烏克蘭人民募捐，出心出力。於日本，村上春樹上週五在其電台節目中，以播放反戰歌曲為該集節目的主題，回應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於台灣，巴哈靈感音樂協會將其總票房的兩成，捐贈逃難至斯洛維尼亞的烏克蘭青年交響樂團成員，以保護烏克蘭音樂幼苗。於英國，俄國出生的指揮家佩特連科（Vasily Petrenko），拒絕為俄羅斯的交響樂團執棒。於巴黎，格魯吉亞出生的鋼琴家賓尼亞堤菲莉（Khatia Buniatishvili），為烏克蘭舉行和平音樂會。紐約考夫曼音樂中心（Kaufmann Music Center）的莫肯音樂廳（Merkin Concert Hall），每年舉辦烏克蘭當代音樂節（Ukrainian Contemporary Music Festival），也是讓我們認識現代烏克蘭文化的重要渠道。凡此種種，形式不同、手法各異，卻都秉持人道和人文的思想精神，支撐烏克蘭熬過這場戰爭。希望我們從中能體會到和平的可貴、人性的高潔，而不把自己推往狹隘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