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连线：被卷入战争的平民，“只能微笑著体面地道别”

【编者按】战争开始的那个深夜，伴随著空袭轰炸的巨响，一切都改变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6日，端传媒近日来采访了数位身处各地的乌克兰人。他们中，有人无奈逃亡离开、与家人分离、不知归期，有人决定自卫抗争、拿起枪枝，有人则在悲愤交加中发言反战。几乎每一个采访，我们都在电话或视频的这一端，听到了对面的防空警报⋯⋯跟随著最初的惊醒，战火距离越来越近、事态变化越来越快；一夜间，他们的家园成为战场，几日后，他们的命运，如今已经名为“战争”。

家人陷入战争，他们却在万里之外

“现在乌克兰境内就跟泰坦尼克一样——大家都知道船要沉了，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微笑著体面地互相道别。”

“阻止普京！阻止战争！”英国伦敦连续爆发大规模反战抗议。事实上，在开战前一天，乌克兰人就已经嗅到硝烟、开始抗议，而后，出现在现场的数千人群早已不止来自乌克兰。被台湾人称为“轮椅模特”的Alexandra Kutas，就一连去了五天，“刚开始我哭得很凶，但我知道现在还没有权利放弃或绝望，我能做的是战斗，像其他乌克兰人一样。”

28日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她声音疲惫，却不失沈著，“昨天（27日）有35个儿童死了，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女儿不到两岁，Alexandra对关涉孩子的画面特别敏感。“俄罗斯的母亲们也正在失去她们的儿子，而俄方居然说没有士兵在战争中死亡。”她引用乌克兰军方发布的信息，指出有6000多名俄罗斯士兵被歼灭，“俄罗斯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假新闻和政治宣传⋯⋯但这真的是疯了”。

在伦敦抗议现场，定居英国的俄罗斯人Yulia 靠在丈夫Jim身边不断拭泪，只因她复杂的家庭背景——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让她在这场俄乌战争中无所适从。她的堂兄们都仍在乌克兰，“他们随时都可能上战场。”

Yulia说，战争爆发的那日是她人生的至暗时刻 。“2月23日是男人节（Men’s Day）（编按：全名为‘祖国保卫者日’，为俄罗斯、白罗斯等国纪念卫国军人的法定节日；节日当天，妇女会向家中的男性成员赠送礼物），我如常跟我父亲打电话表示祝贺。那时，父亲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不要担心，不会有事发生的’。可谁知，第二天，战争就开始了。”

眼下，Alexandra最急迫的工作是为医疗混乱的乌克兰筹组医药物资，“一群活动家正在寻找可以供应药品的英国厂商，并找最快方法寄到乌克兰边境。”筹备小组希望把药运输到罗马尼亚与乌克兰、及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然后请边境上的乌克兰志愿者把药品分发到不同的地方、给不同的人。“问题在于要如何进去，能否跟他们取得联系，取决于是谁和在哪里⋯⋯”没有航班，边境情况不明。

她也认为，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非常必要，因为不想看到亲友家人再面临来自俄罗斯军队的死亡威胁。“欧洲采取了一些制裁，但显然不够。”Alexandra说，“而每一个在海外的乌克兰人也都在想，自己做的远远不够——只要这一切都还没停止，就不够。”

事实上，远在海外，能够知晓家人亲友安全，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23岁乌克兰模特Mariia在香港工作，24日早上，她错过了朋友从家乡奥德萨打来的电话。那是香港时间早上10点多。但在奥德萨，那还是凌晨4点，空袭已经开始了。半个小时后，Mariia收到父母打来的电话，家人告诉她到处都是轰炸，很不安。

震惊中的Mariia，开始每两分钟就查看地图、每两个小时就检查家人安危。她的16岁妹妹和父母住在一起。从这通电话开始，平时就多言的妹妹，电话来得更频繁了。Mariia明白，虽然此刻乌克兰人都在互相给予支持和爱，但害怕、惊恐、需要安抚的情绪是控制不住的。

奥德萨是乌克兰南部靠黑海的港湾城市，也是俄军第一批轰炸的城市之一。当时街上情况危险，大部分人不敢外出。当局也让市民留在家里。乌克兰警察有盘查街上任何人的权力，严重的可能会被带回SBU（乌克兰国家安全局）。Mariia说，这可能是因为警察担心乌克兰的情况被拍成照片传到互联网上，会被俄方看见、造成安全漏洞，而未必是要查找什么“间谍”。

25日晚上，她的家人告诉她，父亲在去超市的路上被乌克兰警察检查和带走了。虽然警察也并没有把他当作什么“重大嫌疑”，甚至根本没问什么问题，四、五个小时后便放他回家。Mariia听说，有人一觉醒来发现住的地方被画上标记，人们猜测那是俄军涂上的、代表轰炸或其他秘密的讯号。乌克兰警察要求发现标记的人去警局报备，好派人将标记涂抹，但向警察报备也并不容易，警局正是史无前例的忙乱。

“真的是疯了，事态正在失控。”此时远在天边的她，最害怕的是与家人失联。26日凌晨，Mariia一度和家人失去联系超过10个小时，这让她非常紧张。端传媒记者在26日下午3点给她打电话之前，她才刚刚重新和家人联系上，她猜测是因为当地网络不佳、家人压力也大，所以没有及时查看手机和联络状态。

“不是说没有受伤便是安全，”她反复强调，“现在的处境里，没有人真的安全。”

因担忧轰炸，很多人会离开家到防空洞休息，白天再回去。新闻每两分钟就更新一次，人们既疲劳又焦虑。Mariia最好的朋友、她形容为“最勇敢的女人”，在打给她的电话里激动地哭了，因为朋友有祖父母、父母和两个妹妹，即便想要离开，也不愿意抛下家人。到26日，Mariia听说，这位朋友要和婶婶一起去试试先逃出国。机场早被控制了，她们打算开车穿越边境去德国。

此时此刻还在一起的祖父母、父母和两个妹妹都将留下，因为父母不能留下老人。不过，Mariia相信，“她是去看看情况，再计划要怎么办”，如果她能平安抵达，一定会马上想方设法、回头解救家人。

伦敦抗议现场，一位美籍乌克兰人Natalie Roop叹道：“现在乌克兰境内，就跟泰坦尼克一样——大家都知道船要沉了，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微笑著体面地互相道别。”

离开乌克兰，“我不是叛徒！”

23日，俄军入侵乌克兰前一天，乌克兰人Maria Romanenko才刚和英籍男友从波兰渡假回来，抵达基辅之后，她连行李都赶不及整理，就不得不移动到父亲在近郊的家。“我以为我只会在那里留一阵子。”她从未想过战事会如此激烈，所以连酒和面包都塞到箱子里带走。

到了26日，两人为了逃避战火，再次过境抵达波兰，却发现身上还带著那条面包和酒。

两人先由基辅到边境附近的利维夫，再一路往西，由朋友载到连接著波兰的Shegyni，希望通过那里的陆路关口离境。本来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因为塞车，花了6个小时才由利维夫去到Shegyni。她说：“有些人把车子留下，直接用走的。”

一开始，关口附近的气氛还好，但未久想过关的人发现人龙实在太长，因而发生口角和推撞。Maria看到有母亲请排队的人让孩子先过去，但眼前有几千人塞在一个半封闭空间，而出口却很窄。“因为推撞，我几乎是（从出口）飞出去的。”离开了第一个闸口，Maria发现自己只过了第一关，她还未真正到达关口。

最后光是排队过关就花了20多个小时，期间不能上厕所，因为一离开本来位置，就会被以为是插队。“我们在（2月25日）凌晨4时离开利维夫，到排队通过乌克兰边境时，已经看到当天的日出了。”她说，大部分人身上都只带著少量行李，也听到有女人说，她过境放下孩子之后就会马上回国，对身边的人说：“我不是叛徒。”

在Lviv往北一些的Uhryniv边境，27岁的Catherine和另外两位女性亲人已经赶路50多小时。“是父母逼我（离开）的，因为我的女儿只有1岁半。”她们带著4个孩子。Catherine说她没有做任何准备。“有人说22日（会开战），有人说23日，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到24日早上，被轰炸声吵醒，Catherine打开手机，才发现战火已蔓延到多个城市。

周四战事打响，Catherine一行7人就从北部城市Lutsk出发，抵达了200多公里外的边境。她说：“车龙有8公里长，大约2500辆车……”她看到不少人试图徒步过境，没有粮食和水，当中也有长者和残疾人士。“他们有人在哭，也累透了。”

周五早上8时顺利过关，Catherine住进朋友安排的公寓。“他们说我们想住多久也可以，有人送来食物、衣服和玩具。”她打算留在波兰，直到可以安全带孩子回乌克兰为止。Catherine说有人邀请他们参与一些关于精神健康的活动，有需要的话也有人可以辅导孩子们。

当Maria抵达波兰境内的Medyka时，也马上看到义工在关口派发食物、卫生用品和衣服。她说，当中有不少义工是在波兰和居住的乌克兰人。乌克兰西边的居民因为两地商贸，普遍都会有亲人和朋友在边境的另一方。她说，波兰政府很照顾乌克兰人，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公共交通。

两人后来坐便车到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投靠当地朋友。Maria打算先和男友到英国观察形势，但希望这不意味著她要永远离开乌克兰。“我从未想过要逃离乌克兰，或展开新生活，这不是我人生的新一页。”

Maria的父亲仍然在老家，59岁的他参加了地域防卫团，有机会参与巡逻和驻守检查站等工作。“我当然很担心他，但没有游说他离开的方法，他经常说有需要的话，会保卫乌克兰。”

Catherine带到波兰的4个孩子中也有两名快成年的男孩，“较大的那个想要回家，和父亲一起保卫国家。”

“要是我的孩子没有那样小，我一定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家园，但女儿是我的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不想她有一个（战火下）的童年。”

他们决定，要保卫自己的家

人生第一次摸到真枪，虽然是没有上弹的枪，但依然让他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来学这些是因为有可能会用到这些知识，即是拿来杀人－－即使那是侵略者。”

今年24岁的Ihor自言，人生本来跟“军事”扯不上关系。Ihor的父母在一个乌克兰中部城市开了一家肉店，拉拔他和比他小两岁，快要大学毕业的弟弟长大。他自己大学毕业没几年，现在是德语系的硕士生，兼职当翻译，喜欢读书﹑泡咖啡店﹑学习各国语言﹑去旅行－－比较喜欢舞文弄墨而不是舞刀弄枪。

但自2月23日，普京对乌克兰展开全面战争那一天起，他的人生从书本，变成了沙包﹑地图﹑以及路障。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当然不是2022年才开始的。Ihor说，“真要说的话，2014年他们吞并克里米亚，就是这场战争的前哨战。”他一直知道俄罗斯的野心不止于克里米亚和东部的顿内次克﹑卢甘斯克省，但一直不愿意相信真的会发生大规模战争。“我想我就是有点太相信这世界有秩序了。”

直到2021年年底，有消息传出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陈兵，似乎有挑起战端的打算时，Ihor终于意识到战争很可能近在眉睫，于是跟著弟弟和他的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地方防卫训练”。为了方便通常都有正职，要上班的学员，训练通常都在平日傍晚或周末，在足球场﹑体育馆一类的地方举行。来参加的甚么人都有，老的嫩的，男的女的，有些有受过基本军事训练，也有像Ihor和弟弟那样，平常最多就和朋友打一下篮球的人。

在营里，Ihor人生第一次摸到真枪，虽然是没有上弹的枪，但依然让他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来学这些是因为有可能会用到这些知识，即是拿来杀人－－即使那是侵略者。”虽然他在营里没打过一发真的子弹，但也学习了枪的结构﹑上膛的方法，如何正确提枪，瞄准，安全地扣板机和减低后座力。训练班也让学员在郊外树木茂密的林区模拟游击战，他们提著假枪，穿著分发给他们的迷彩衣，在林间学习掩护射击和追踪技巧。

当然绝大部份的训练没那么刺激。对比受过正式军训的正规军队，他们这些平民更应该学的是保护自己的安全。“营里的人都说，打仗的第一要务就是‘不要死’－－能够拖慢敌军的速度，避开敌军的攻击，就算是保家卫国了。”所以他们也学习读军事地图﹑野外求生﹑用野外可以找到的材料来砌路障。

现在，他在营里学到的知识都派上了用场。自23日起，Ihor的父母已经撤退到了市郊，但Ihor和弟弟留守在市内，协助乌克兰军队进行军事防守。

“当然我们谁都不愿意打仗，但有了准备，的确让我们心安了一点。”

当然也有一些人没受过基本训练，但开战后加入了地方防卫的队伍－－例如会计师Oleksandr。26日，28岁的Oleksandr和家人抬了一张床垫，几张棉被去军方的物资收集站，给有需要的人取用。这阵子的天气用乌克兰的标准来说不算很冷，白天有摄氏两﹑三度，只是这几天，因躲避东部和北部前线战火而经过当地的人愈来愈多，这类物资特别短缺。然后Oleksandr又去医院报告了自己的血型，留下了联络方式，好让他们有需要的话，可以通知他来捐血。

去过医院以后，他跟地方防卫队的组员一起坐上了小巴，到离市镇几公里外的地方，开始收集沙子，装满一个个白色的麻布沙包，然后叠成一个人那么高的沙包墙。那是前往城里的公路，所以他们也盯来往的车辆－－有任何可疑的车立刻报告，以防“俄罗斯破坏分子”混进城里。

现在，他所住的中部城镇还没面对过任何地面攻势。Oleksandr这辈子没拿过真枪，也不是武器迷，军事迷－－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他和Ihor一样，大概永远都不会跟“军事防守”扯上关系。但他说，一旦面对敌人，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提起枪保卫家园。

“所有留下的人，都愿意在这场战争中牺牲自己，单是这一点，俄罗斯就已经输了。”在回去筑路障前，Oleksandr跟记者说。

为了将血浆留给军队，她自愿放弃手术

“但是妳看，那个7岁的男孩在基辅被俄军射伤了，他在奥马迪特儿童医院里离开这个世界了。结果改变了什么？战争永远都不会结束。”

“我非常内疚，没有办法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安抚他们。我被卡在这里，还把他们留在每天被空袭的基辅。”

又是一个无法团圆的日子。在乌克兰西部一处少数未受袭击──记者被叮咛保密、以免成为攻击目标──的城市，Oleksandra Ptukha抱著手机，每30分钟就登入铁路订票系统，预订从基辅到利维夫的火车票，但总是抢不到。

28日早晨，基辅宵禁一结束，她的父亲准备前往基辅、将她的孩子及婆婆带离校园地下室、加入达尔尼齐亚车站大排长龙的人潮碰碰运气。可是空袭不断，根本无法踏出家门一步。

34岁的Oleksandra患有温伟伯氏病（von Willebrand disease，类血友病），并正在进行荷尔蒙补充疗法。由于肾结石引起的疼痛及偶发性的肾水肿，她在2月20日预约了一场肾脏手术。

为这样的患者执行手术是极危险的任务，乌克兰仅有少数外科医师及麻醉师能够胜任。因此，她从东部的哈尔科夫，穿越整个乌克兰，到西部的利维夫准备接受手术，并将孩子们留在基辅，交给婆婆照顾。

手术前，2月24日，战争爆发了。

自毕业以来全心投入医疗相关翻译及教学的她，明白将手术会使用到高浓度的血浆“冷冻沉淀品”（Cryoprecipitate）。于是，她自愿放弃手术，将血浆留给军队。医生告诫她高度谨慎，避免任何生理创伤的可能，以免大量失血。

“荷尔蒙补充疗法教会我随时准备额外两周的止痛药，所以我身上还有很多。”她备齐止痛药水和可待因（Codeine）等鸦片类药丸，随时取用，但也知道，这些药物将会愈来愈少。利维夫的消毒药水、绷带及胰岛素等控制血糖的药品正严重短缺。她在伦敦的一位朋友正经营一个有1700多人的网路群组，为乌克兰的糖尿病患者募集胰岛素、提供饮食建议和控制血糖的方法。

基于利维夫并不安全，好心的房东开车载她及丈夫搬到另一个城市，住进一座前苏联时代下坚固如堡垒、菁英们络绎不绝的养生度假村。采访中，空袭警报响起，她却躲在走廊、而非地下室：“没关系，这栋建筑是古老的苏联怪兽！”只是，每天2200格里夫纳（港币约570）实在太贵，她正努力寻找更便宜的地方，期待有天和家人团聚。

Oleksandra每天和基辅的家人通话。为了通讯，孩子们必须从地下室走到地面，让手机连线。战争的残酷及孩子不在身边的内疚感，让她辗转难眠。“为了不让自己发疯，我喝大量的止痛药水，逼自己无时无刻为信任的媒体及医疗组织翻译。”她每天坐在床上，透过手机的萤幕，快速提供量多而质精的翻译。

如果能够昏沉睡去，“每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发信息给所有人确认平安，然后等待回复。”她的丈夫则协助整理防空避难所，期望有朝一日与孩子会合后，能加入地区性的民间防御部队，协助守卫当地人的安全，并制作汽油弹、砖块等防御工具。

她担心她最好的朋友──20天前，这位朋友的小宝宝刚出生，就举家逃难，“不知道她的婴儿用品够不够、能否哺乳？”她担心她留在哈尔维夫的医生──这名医生工作的输血中心，有时距离俄军只有500米，战争爆发以来，他就从未离开那栋建筑物，“我每天为他提心吊胆。”她回忆，自己生第二胎时，遇上急性的泛发性血管内血液凝固症，直接休克。幸好后来被救活，也保住孩子，“便是他救回我们的命。”

Oleksandra告诉记者，2009年的俄国片《史达林能抵抗希特勒吗？》是她研究所毕业前同步口译的回忆，如今回头望去，只感到十分超现实。当年，军事领域是她的翻译专业之一；然而前几天，她婉拒了军事相关的翻译邀约。她坦白：“我还没准备好。”

这些年翻译罕见疾病、儿童癌症、临终的缓和医疗，纵然偶而接近死亡，但她仍可以看见一些努力的痕迹，一些希望。“有一个罹癌的男孩，在加护病房独自过世后，人们发起声援。此后，加护病房允许父母进入、小孩终于不必孤单死去。虽然是悲剧，但结果是好的。”

“但是妳看，那个7岁的男孩在基辅被俄军射伤了，他在奥马迪特儿童医院里离开这个世界了。结果改变了什么？战争永远都不会结束。”

正在采访乌克兰革命故事的他，被困在了基辅

战争开始6天前，吴侃臻（Kaoru Ng）拿着一张Ryanair的机票，从伦敦飞往基辅——今年36岁的吴侃臻是香港自由身摄影记者，本想趁2013年“欧洲广场革命 Euromaidan”8周年期间，重访乌克兰的革命故事，也纪录戒备情况。

当时，尽管气氛紧张，但人们生活如常，年轻人在市中心车站大声播放音乐，或跳舞、或谈情。白天，他拍下平民到枪械店买枪的情境。晚上，他拍下格鲁舍夫斯基大街上，一个逃离白罗斯的男人凭吊抗争者。

平常的氛围至24日凌晨戛然而止。23日晚，他借住一位乌克兰朋友家，位处基辅以西数十公里的城市。凌晨时分，他还在工作时，就赫然听见爆炸声响——附近一个机场正被俄军轰炸。“隔几分钟便听到炸弹声，很大声，嘭、嘭、嘭……”他回想当刻，现在才反应过来，“后来看到有影片拍到飞弹来袭，因为射偏少许，屋内的几个人才没事。”

当刻，他的朋友决定执拾行李离开。开战前一天，这名乌克兰朋友准备飞往西班牙，但前去机场时，刚穿过基辅市中心，却发现所有车辆都走回头，“他就知道机场出事了。”最后一次见面，他和朋友在屋外道别，“他乘车去罗马尼亚，我乘车出基辅市中心。”此后他们再无通讯。

吴侃臻向东出发，路上遇见许多往西逃难的乌克兰人，时不时看见有人只身上路。“一个30多岁的男人，不知道是不是车没油了，滞留路上又截不到车，他蹲在路边哭泣，几个途人安慰他。”傍晚6点，他回到基辅市中心，“气氛急转，空空如也。”他想起几天前在街上跳舞的年轻人，有点后悔，“那时候没想到要拍下来。”

25日凌晨，基辅响起空袭警报。他跟着其他摄影师离开民宿，在地下铁的临时防空洞过夜。在基辅，很多冷战时期建造的居民楼第都有防空洞——2014年以来，乌克兰一直在升级这些庇护所，建立保护结构。24日战争开始后，基辅市议会发布了各种掩体、避难所和地下室的地图，有5000多处。

“地铁站全都锁上门，警察全晚看守，查核身份。”越过警岗，站内大约有50至60人，一些人拿着威士忌和被舖，准备留守一晚。“一些人情绪比较紧张，看我拿起相机便露出恐慌的眼神。”

当时，基辅正实施晚上10时至早上6时的宵禁。他在宵禁后走到街上，看到许多店舖停业，只有零星的超级市场开店，穿军服的女兵带儿子买雪糕，一些人站在路边抽烟。他跟基辅市民聊天，“他们不知道怎样做，很无助。关于下一步，很多人不想comment，不想去想，只能说 I am afraid。他们的家在基辅，在外没什么连系，可以跑去哪里？”

2月25日当地时间下午2时，吴侃臻离开深埋地底的地铁站，尝试徒步走向基辅独立广场。45分钟后，他打开视频镜头，远洋的广场空无一人，只有两三个摄影师在独立纪念碑Berehynia-Oranta女神的脚下踱步。广场上空天色湛蓝，如吴侃臻所说，“异常地好”。但他闻到硝烟的强烈味道。四野看似平静，但不久，他便看见数个警察查核一名男子的身份，随后把他带上警车。

原本，他打算到东部的马里乌波尔（Mariupol），但摄影师朋友告诉他此举等同自杀，故未有成行。“最出乎意料是攻击基辅，这么的一个国家首都，你一举踩进来，就像二战德国攻打波兰。我和我访问的人都以为，俄军拿下东部两区就会停下来，就会算数。”

通话途中，空袭警报声音再次响起。他停顿半晌。

27日，俄军一度攻入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并占领不少南部地区，基辅气氛亦逐渐紧张。基辅严厉加强宵禁，吴侃臻外出拍摄时，曾被民兵以枪身压向背脊，警告他不要暴露平民位置。近日，他跟其他人待在地下室，听到外头的枪声接连不断。他心里想着，紧急状态下要向波兰或罗马利亚的方向撤离，“向西走，沿途纪录乌克兰难民的历程。”

吴侃臻的一位朋友，曾在2013年乌克兰的抗争前线。开战前，朋友和他举杯畅饮后，说已申请从预备役军人转为正式军人，又提到未来要办一个香港、乌克兰、白罗斯的联合摄影展。开战当天，他传来信息，说申请获批。吴侃臻猜，他也许已前往东边的战场，“我跟他说，迟一点吧，活着回来，我们来办摄影展。”

而他，试图向中国网友求助

26日，与端传媒记者接通微信视频通话时，吉利已经非常疲惫。29岁的他是一名翻译，说自己这几天已经费尽口舌，“累了，好像大家还是想不通正在发生什么。”

24日凌晨，正在哈尔科夫朋友家作客留宿的吉利，被一声巨响惊醒，“根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直到朋友打来电话，打仗了。被不停的爆炸声和战争的到来吓到的他们，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在一天内，情况便越来越严重。一行人开始买食物、取钱、加油，吉利也联系上了南边马里乌布尔的父母。

2014年，马里乌布尔就是受到最多战争伤害的城市，但是这几年，一切都似乎平静下来。吉利让父母立即离开，“但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的家是很痛苦的事情。”

最终，一家人还是决定集中到乌克兰中部，找亲戚所在待著。大家找车、加油、取钱，迅速打包，终于在24日晚上与父母碰面。然后一直待在扎波罗热，离基辅有数百千里，还算安全。但遇到战时，风吹草动都让人提心吊胆，采访时屋外传来汽车的警报声音，吉利便立即警惕。

但真正让吉利疲惫的，还是他试著做出的与外界时所收到的一些反馈。25日，心情复杂的吉利，决定录制一些视频，“向世界表示我的态度和立场。”他用不同语言制作了多份视频，尽可能地传播出去。中文流利的吉利，也录制了中文版本。

“尊敬的中国朋友们，亲爱的兄弟们，尊敬的中国政府，大家好，我叫吉利。”在中文互联网上，吉利录制的这条视频，被广泛传播。面对镜头，哀伤但平静的吉利用流利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请不要保持中立⋯⋯现在我们是受害者，未来可能是其他国家。这不是游戏，输了赢了可以重来的那种。你们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政治是政治，人的生命，你我他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25日，一个微信视频号用户在其个人页面上发布了乌克兰人吉利请求停战的视频，并配文“请宣传出去这个视频，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助！”26日晚上，该视频已经分别获得超过10万的点赞和转发（后续增加不会显示），一些二次录制版本也被大量搬运到包括抖音、微博在内的中国其他社交媒体当中。

在视频的评论区，主流声音表达了对吉利和反战的支持，但其中不乏语气强硬的留言。热度第一的评论是“侵略者没有好下场”，但是高赞评论中还有许多类似“乌克兰，你上了美国的当，当枪使了。现在你知道原因吗？”，“你的美国老子呢怎么不就（救）你”，“你自己作，非要和美国混。还想加入北约，充当刽子手的同伙，北约轰炸我们大使馆还历历在目”等留言。27日，该视频分享连结已不可浏览。该帐户后续还发布了两则吉利面对镜头的求助视频以及一则吉利朋友圈的截图，也有不少网友在评论中说出“中国不会站队，这是永远的态度，站了就中了美国的圈套”这样的话。

“后来评论啥都有，有诅咒我‘你去死吧’，”吉利在采访中告诉端传媒，“我说我们不要考虑政治，打人、杀人是不可以的。永远都不要打，每个人都希望是安心、平静的生活，每个家庭都是这样。”

看到这些评论，吉利已经不想再多看其他的留言了。他在中国学习、工作过，在中国的宁波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还获得了2013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总决赛冠军。他也说自己了解在中国有很多审查和限制，“但这回是不可反对的，全世界都能看到。”

吉利说：“现在要是闭上眼睛的话⋯⋯大家会觉得这种不公平是默认的，绝不能如此！”

仍在伦敦的乌克兰模特Alexandra没有去过中国，但她的先生是华人。Alexandra亲暱地说丈夫已经是“半个乌克兰人”。周末，他也带著女儿来参加游行。“多年后你的孩子可能会好奇地看著你，”Alexandra说，“问你，当时，你都做了什么？”

她没有在想“总有一天会回去”，她想的是，只要一切都结束，就会马上回去，重建家园。

（实习生赵正蔚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