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連線：被捲入戰爭的平民，「只能微笑著體面地道別」

【編者按】戰爭開始的那個深夜，伴隨著空襲轟炸的巨響，一切都改變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進入第6日，端傳媒近日來採訪了數位身處各地的烏克蘭人。他們中，有人無奈逃亡離開、與家人分離、不知歸期，有人決定自衛抗爭、拿起槍枝，有人則在悲憤交加中發言反戰。幾乎每一個採訪，我們都在電話或視頻的這一端，聽到了對面的防空警報⋯⋯跟隨著最初的驚醒，戰火距離越來越近、事態變化越來越快；一夜間，他們的家園成為戰場，幾日後，他們的命運，如今已經名為「戰爭」。

家人陷入戰爭，他們卻在萬里之外

「現在烏克蘭境内就跟鐵達尼號一樣——大家都知道船要沉了，而我們能做的只是微笑著體面地互相道別。」

「阻止普京！阻止戰爭！」英國倫敦連續爆發大規模反戰抗議。事實上，在開戰前一天，烏克蘭人就已經嗅到硝煙、開始抗議，而後，出現在現場的數千人群早已不止來自烏克蘭。被台灣人稱為「輪椅模特」的Alexandra Kutas，就一連去了五天，「剛開始我哭得很兇，但我知道現在還沒有權利放棄或絕望，我能做的是戰鬥，像其他烏克蘭人一樣。」

28日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她聲音疲憊，卻不失沈著，「昨天（27日）有35個兒童死了，我們甚至不知道那是怎麼發生的。」女兒不到兩歲，Alexandra對關涉孩子的畫面特別敏感。「俄羅斯的母親們也正在失去她們的兒子，而俄方居然說沒有士兵在戰爭中死亡。」她引用烏克蘭軍方發布的資訊，指出有6000多名俄羅斯士兵被殲滅，「俄羅斯已經做了很多年的假新聞和政治宣傳⋯⋯但這真的是瘋了」。

在倫敦抗議現場，定居英國的俄羅斯人Yulia 靠在丈夫Jim身邊不斷拭淚，只因她複雜的家庭背景——母親是烏克蘭人，父親是俄羅斯人——讓她在這場俄烏戰爭中無所適從。她的堂兄們都仍在烏克蘭，「他們隨時都可能上戰場。」

Yulia説，戰爭爆發的那日是她人生的至暗時刻 。「2月23日是男人節（Men’s Day）（編按：全名為『祖國保衛者日』，為俄羅斯、白羅斯等國紀念衛國軍人的法定節日；節日當天，婦女會向家中的男性成員贈送禮物），我如常跟我父親打電話表示祝賀。那時，父親還信誓旦旦地對我説，『不要擔心，不會有事發生的』。可誰知，第二天，戰爭就開始了。」

眼下，Alexandra最急迫的工作是為醫療混亂的烏克蘭籌組醫藥物資，「一群活動家正在尋找可以供應藥品的英國廠商，並找最快方法寄到烏克蘭邊境。」籌備小組希望把藥運輸到羅馬尼亞與烏克蘭、及波蘭和烏克蘭的邊境，然後請邊境上的烏克蘭志願者把藥品分發到不同的地方、給不同的人。「問題在於要如何進去，能否跟他們取得聯繫，取決於是誰和在哪裏⋯⋯」沒有航班，邊境情況不明。

她也認為，在烏克蘭上空設置禁飛區非常必要，因為不想看到親友家人再面臨來自俄羅斯軍隊的死亡威脅。「歐洲採取了一些制裁，但顯然不夠。」Alexandra說，「而每一個在海外的烏克蘭人也都在想，自己做的遠遠不夠——只要這一切都還沒停止，就不夠。」

事實上，遠在海外，能夠知曉家人親友安全，已經是莫大的幸運。

23歲烏克蘭模特Mariia在香港工作，24日早上，她錯過了朋友從家鄉奧德薩打來的電話。那是香港時間早上10點多。但在奧德薩，那還是凌晨4點，空襲已經開始了。半個小時後，Mariia收到父母打來的電話，家人告訴她到處都是轟炸，很不安。

震驚中的Mariia，開始每兩分鐘就查看地圖、每兩個小時就檢查家人安危。她的16歲妹妹和父母住在一起。從這通電話開始，平時就多言的妹妹，電話來得更頻繁了。Mariia明白，雖然此刻烏克蘭人都在互相給予支持和愛，但害怕、驚恐、需要安撫的情緒是控制不住的。

奧德薩是烏克蘭南部靠黑海的港灣城市，也是俄軍第一批轟炸的城市之一。當時街上情況危險，大部分人不敢外出。當局也讓市民留在家裏。烏克蘭警察有盤查街上任何人的權力，嚴重的可能會被帶回SBU（烏克蘭國家安全局）。Mariia說，這可能是因為警察擔心烏克蘭的情況被拍成照片傳到互聯網上，會被俄方看見、造成安全漏洞，而未必是要查找什麼「間諜」。

25日晚上，她的家人告訴她，父親在去超市的路上被烏克蘭警察檢查和帶走了。雖然警察也並沒有把他當作什麼「重大嫌疑」，甚至根本沒問什麼問題，四、五個小時後便放他回家。Mariia聽說，有人一覺醒來發現住的地方被畫上標記，人們猜測那是俄軍塗上的、代表轟炸或其他秘密的訊號。烏克蘭警察要求發現標記的人去警局報備，好派人將標記塗抹，但向警察報備也並不容易，警局正是史無前例的忙亂。

「真的是瘋了，事態正在失控。」此時遠在天邊的她，最害怕的是與家人失聯。26日凌晨，Mariia一度和家人失去聯繫超過10個小時，這讓她非常緊張。端傳媒記者在26日下午3點給她打電話之前，她才剛剛重新和家人聯繫上，她猜測是因為當地網絡不佳、家人壓力也大，所以沒有及時查看手機和聯絡狀態。

「不是說沒有受傷便是安全，」她反覆強調，「現在的處境裏，沒有人真的安全。」

因擔憂轟炸，很多人會離開家到防空洞休息，白天再回去。新聞每兩分鐘就更新一次，人們既疲勞又焦慮。Mariia最好的朋友、她形容為「最勇敢的女人」，在打給她的電話裏激動地哭了，因為朋友有祖父母、父母和兩個妹妹，即便想要離開，也不願意拋下家人。到26日，Mariia聽說，這位朋友要和嬸嬸一起去試試先逃出國。機場早被控制了，她們打算開車穿越邊境去德國。

此時此刻還在一起的祖父母、父母和兩個妹妹都將留下，因為父母不能留下老人。不過，Mariia相信，「她是去看看情況，再計劃要怎麼辦」，如果她能平安抵達，一定會馬上想方設法、回頭解救家人。

倫敦抗議現場，一位美籍烏克蘭人Natalie Roop嘆道：「現在烏克蘭境内，就跟鐵達尼號一樣——大家都知道船要沉了，而我們能做的只是微笑著體面地互相道別。」

離開烏克蘭，「我不是叛徒！」

23日，俄軍入侵烏克蘭前一天，烏克蘭人Maria Romanenko才剛和英籍男友從波蘭渡假回來，抵達基輔之後，她連行李都趕不及整理，就不得不移動到父親在近郊的家。「我以為我只會在那裏留一陣子。」她從未想過戰事會如此激烈，所以連酒和麵包都塞到箱子裏帶走。

到了26日，兩人為了逃避戰火，再次過境抵達波蘭，卻發現身上還帶著那條麵包和酒。

兩人先由基輔到邊境附近的利維夫，再一路往西，由朋友載到連接著波蘭的Shegyni，希望通過那裏的陸路關口離境。本來不到兩小時的路程，因為塞車，花了6個小時才由利維夫去到Shegyni。她說：「有些人把車子留下，直接用走的。」

一開始，關口附近的氣氛還好，但未久想過關的人發現人龍實在太長，因而發生口角和推撞。Maria看到有母親請排隊的人讓孩子先過去，但眼前有幾千人塞在一個半封閉空間，而出口卻很窄。「因為推撞，我幾乎是（從出口）飛出去的。」離開了第一個閘口，Maria發現自己只過了第一關，她還未真正到達關口。

最後光是排隊過關就花了20多個小時，期間不能上廁所，因為一離開本來位置，就會被以為是插隊。「我們在（2月25日）凌晨4時離開利維夫，到排隊通過烏克蘭邊境時，已經看到當天的日出了。」她說，大部分人身上都只帶著少量行李，也聽到有女人說，她過境放下孩子之後就會馬上回國，對身邊的人說：「我不是叛徒。」

在Lviv往北一些的Uhryniv邊境，27歲的Catherine和另外兩位女性親人已經趕路50多小時。「是父母逼我（離開）的，因為我的女兒只有1歲半。」她們帶著4個孩子。Catherine說她沒有做任何準備。「有人說22日（會開戰），有人說23日，但什麼都沒有發生。」到24日早上，被轟炸聲吵醒，Catherine打開手機，才發現戰火已蔓延到多個城市。

週四戰事打響，Catherine一行7人就從北部城市Lutsk出發，抵達了200多公里外的邊境。她說：「車龍有8公里長，大約2500輛車……」她看到不少人試圖徒步過境，沒有糧食和水，當中也有長者和殘疾人士。「他們有人在哭，也累透了。」

週五早上8時順利過關，Catherine住進朋友安排的公寓。「他們說我們想住多久也可以，有人送來食物、衣服和玩具。」她打算留在波蘭，直到可以安全帶孩子回烏克蘭為止。Catherine說有人邀請他們參與一些關於精神健康的活動，有需要的話也有人可以輔導孩子們。

當Maria抵達波蘭境內的Medyka時，也馬上看到義工在關口派發食物、衛生用品和衣服。她說，當中有不少義工是在波蘭和居住的烏克蘭人。烏克蘭西邊的居民因為兩地商貿，普遍都會有親人和朋友在邊境的另一方。她說，波蘭政府很照顧烏克蘭人，為他們提供了免費公共交通。

兩人後來坐便車到波蘭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投靠當地朋友。Maria打算先和男友到英國觀察形勢，但希望這不意味著她要永遠離開烏克蘭。「我從未想過要逃離烏克蘭，或展開新生活，這不是我人生的新一頁。」

Maria的父親仍然在老家，59歲的他參加了地域防衛團，有機會參與巡邏和駐守檢查站等工作。「我當然很擔心他，但沒有遊說他離開的方法，他經常說有需要的話，會保衛烏克蘭。」

Catherine帶到波蘭的4個孩子中也有兩名快成年的男孩，「較大的那個想要回家，和父親一起保衛國家。」

「要是我的孩子沒有那樣小，我一定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離開家園，但女兒是我的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不想她有一個（戰火下）的童年。」

他們決定，要保衛自己的家

人生第一次摸到真槍，雖然是沒有上彈的槍，但依然讓他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們來學這些是因為有可能會用到這些知識，即是拿來殺人－－即使那是侵略者。」

今年24歲的Ihor自言，人生本來跟「軍事」扯不上關係。Ihor的父母在一個烏克蘭中部城市開了一家肉店，拉拔他和比他小兩歲，快要大學畢業的弟弟長大。他自己大學畢業沒幾年，現在是德語系的碩士生，兼職當翻譯，喜歡讀書﹑泡咖啡店﹑學習各國語言﹑去旅行－－比較喜歡舞文弄墨而不是舞刀弄槍。

但自2月23日，普京對烏克蘭展開全面戰爭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從書本，變成了沙包﹑地圖﹑以及路障。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當然不是2022年才開始的。Ihor說，「真要說的話，2014年他們吞併克里米亞，就是這場戰爭的前哨戰。」他一直知道俄羅斯的野心不止於克里米亞和東部的頓內次克﹑盧甘斯克省，但一直不願意相信真的會發生大規模戰爭。「我想我就是有點太相信這世界有秩序了。」

直到2021年年底，有消息傳出俄軍在烏克蘭邊境陳兵，似乎有挑起戰端的打算時，Ihor終於意識到戰爭很可能近在眉睫，於是跟著弟弟和他的同學，參加了當地的「地方防衛訓練」。為了方便通常都有正職，要上班的學員，訓練通常都在平日傍晚或周末，在足球場﹑體育館一類的地方舉行。來參加的甚麼人都有，老的嫩的，男的女的，有些有受過基本軍事訓練，也有像Ihor和弟弟那樣，平常最多就和朋友打一下籃球的人。

在營裏，Ihor人生第一次摸到真槍，雖然是沒有上彈的槍，但依然讓他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們來學這些是因為有可能會用到這些知識，即是拿來殺人－－即使那是侵略者。」雖然他在營裏沒打過一發真的子彈，但也學習了槍的結構﹑上膛的方法，如何正確提槍，瞄準，安全地扣板機和減低後座力。訓練班也讓學員在郊外樹木茂密的林區模擬遊擊戰，他們提著假槍，穿著分發給他們的迷彩衣，在林間學習掩護射擊和追蹤技巧。

當然絕大部份的訓練沒那麼刺激。對比受過正式軍訓的正規軍隊，他們這些平民更應該學的是保護自己的安全。「營裏的人都說，打仗的第一要務就是『不要死』－－能夠拖慢敵軍的速度，避開敵軍的攻擊，就算是保家衛國了。」所以他們也學習讀軍事地圖﹑野外求生﹑用野外可以找到的材料來砌路障。

現在，他在營裏學到的知識都派上了用場。自23日起，Ihor的父母已經撤退到了市郊，但Ihor和弟弟留守在市內，協助烏克蘭軍隊進行軍事防守。

「當然我們誰都不願意打仗，但有了準備，的確讓我們心安了一點。」

當然也有一些人沒受過基本訓練，但開戰後加入了地方防衛的隊伍－－例如會計師Oleksandr。26日，28歲的Oleksandr和家人抬了一張床墊，幾張棉被去軍方的物資收集站，給有需要的人取用。這陣子的天氣用烏克蘭的標準來說不算很冷，白天有攝氏兩﹑三度，只是這幾天，因躲避東部和北部前線戰火而經過當地的人愈來愈多，這類物資特別短缺。然後Oleksandr又去醫院報告了自己的血型，留下了聯絡方式，好讓他們有需要的話，可以通知他來捐血。

去過醫院以後，他跟地方防衛隊的組員一起坐上了小巴，到離市鎮幾公里外的地方，開始收集沙子，裝滿一個個白色的麻布沙包，然後疊成一個人那麼高的沙包牆。那是前往城裡的公路，所以他們也盯來往的車輛－－有任何可疑的車立刻報告，以防「俄羅斯破壞分子」混進城裏。

現在，他所住的中部城鎮還沒面對過任何地面攻勢。Oleksandr這輩子沒拿過真槍，也不是武器迷，軍事迷－－如果不是這場戰爭，他和Ihor一樣，大概永遠都不會跟「軍事防守」扯上關係。但他說，一旦面對敵人，他絕對會毫不猶豫地提起槍保衛家園。

「所有留下的人，都願意在這場戰爭中犧牲自己，單是這一點，俄羅斯就已經輸了。」在回去築路障前，Oleksandr跟記者說。

為了將血漿留給軍隊，她自願放棄手術

「但是妳看，那個7歲的男孩在基輔被俄軍射傷了，他在奧馬迪特兒童醫院裏離開這個世界了。結果改變了什麼？戰爭永遠都不會結束。」

「我非常內疚，沒有辦法在孩子需要的時候安撫他們。我被卡在這裏，還把他們留在每天被空襲的基輔。」

又是一個無法團圓的日子。在烏克蘭西部一處少數未受襲擊──記者被叮嚀保密、以免成為攻擊目標──的城市，Oleksandra Ptukha抱著手機，每30分鐘就登入鐵路訂票系統，預訂從基輔到利維夫的火車票，但總是搶不到。

28日早晨，基輔宵禁一結束，她的父親準備前往基輔、將她的孩子及婆婆帶離校園地下室、加入達爾尼齊亞車站大排長龍的人潮碰碰運氣。可是空襲不斷，根本無法踏出家門一步。

34歲的Oleksandra患有溫偉伯氏病（von Willebrand disease，類血友病），並正在進行荷爾蒙補充療法。由於腎結石引起的疼痛及偶發性的腎水腫，她在2月20日預約了一場腎臟手術。

為這樣的患者執行手術是極危險的任務，烏克蘭僅有少數外科醫師及麻醉師能夠勝任。因此，她從東部的哈爾科夫，穿越整個烏克蘭，到西部的利維夫準備接受手術，並將孩子們留在基輔，交給婆婆照顧。

手術前，2月24日，戰爭爆發了。

自畢業以來全心投入醫療相關翻譯及教學的她，明白將手術會使用到高濃度的血漿「冷凍沉澱品」（Cryoprecipitate）。於是，她自願放棄手術，將血漿留給軍隊。醫生告誡她高度謹慎，避免任何生理創傷的可能，以免大量失血。

「荷爾蒙補充療法教會我隨時準備額外兩周的止痛藥，所以我身上還有很多。」她備齊止痛藥水和可待因（Codeine）等鴉片類藥丸，隨時取用，但也知道，這些藥物將會愈來愈少。利維夫的消毒藥水、繃帶及胰島素等控制血糖的藥品正嚴重短缺。她在倫敦的一位朋友正經營一個有1700多人的網路群組，為烏克蘭的糖尿病患者募集胰島素、提供飲食建議和控制血糖的方法。

基於利維夫並不安全，好心的房東開車載她及丈夫搬到另一個城市，住進一座前蘇聯時代下堅固如堡壘、菁英們絡繹不絕的養生度假村。採訪中，空襲警報響起，她卻躲在走廊、而非地下室：「沒關係，這棟建築是古老的蘇聯怪獸！」只是，每天2200格里夫納（港幣約570）實在太貴，她正努力尋找更便宜的地方，期待有天和家人團聚。

Oleksandra每天和基輔的家人通話。為了通訊，孩子們必須從地下室走到地面，讓手機連線。戰爭的殘酷及孩子不在身邊的內疚感，讓她輾轉難眠。「為了不讓自己發瘋，我喝大量的止痛藥水，逼自己無時無刻為信任的媒體及醫療組織翻譯。」她每天坐在床上，透過手機的螢幕，快速提供量多而質精的翻譯。

如果能夠昏沉睡去，「每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是發訊息給所有人確認平安，然後等待回覆。」她的丈夫則協助整理防空避難所，期望有朝一日與孩子會合後，能加入地區性的民間防禦部隊，協助守衛當地人的安全，並製作汽油彈、磚塊等防禦工具。

她擔心她最好的朋友──20天前，這位朋友的小寶寶剛出生，就舉家逃難，「不知道她的嬰兒用品夠不夠、能否哺乳？」她擔心她留在哈爾維夫的醫生──這名醫生工作的輸血中心，有時距離俄軍只有500米，戰爭爆發以來，他就從未離開那棟建築物，「我每天為他提心吊膽。」她回憶，自己生第二胎時，遇上急性的泛發性血管內血液凝固症，直接休克。幸好後來被救活，也保住孩子，「便是他救回我們的命。」

Oleksandra告訴記者，2009年的俄國片《史達林能抵抗希特勒嗎？》是她研究所畢業前同步口譯的回憶，如今回頭望去，只感到十分超現實。當年，軍事領域是她的翻譯專業之一；然而前幾天，她婉拒了軍事相關的翻譯邀約。她坦白：「我還沒準備好。」

這些年翻譯罕見疾病、兒童癌症、臨終的緩和醫療，縱然偶而接近死亡，但她仍可以看見一些努力的痕跡，一些希望。「有一個罹癌的男孩，在加護病房獨自過世後，人們發起聲援。此後，加護病房允許父母進入、小孩終於不必孤單死去。雖然是悲劇，但結果是好的。」

「但是妳看，那個7歲的男孩在基輔被俄軍射傷了，他在奧馬迪特兒童醫院裏離開這個世界了。結果改變了什麼？戰爭永遠都不會結束。」

正在採訪烏克蘭革命故事的他，被困在了基輔

戰爭開始6天前，吳侃臻（Kaoru Ng）拿着一張Ryanair的機票，從倫敦飛往基輔——今年36歲的吳侃臻是香港自由身攝影記者，本想趁2013年「歐洲廣場革命 Euromaidan」8周年期間，重訪烏克蘭的革命故事，也紀錄戒備情況。

當時，儘管氣氛緊張，但人們生活如常，年輕人在市中心車站大聲播放音樂，或跳舞、或談情。白天，他拍下平民到槍械店買槍的情境。晚上，他拍下格魯舍夫斯基大街上，一個逃離白羅斯的男人憑弔抗爭者。

平常的氛圍至24日凌晨戛然而止。23日晚，他借住一位烏克蘭朋友家，位處基輔以西數十公里的城市。凌晨時分，他還在工作時，就赫然聽見爆炸聲響——附近一個機場正被俄軍轟炸。「隔幾分鐘便聽到炸彈聲，很大聲，嘭、嘭、嘭……」他回想當刻，現在才反應過來，「後來看到有影片拍到飛彈來襲，因為射偏少許，屋內的幾個人才沒事。」

當刻，他的朋友決定執拾行李離開。開戰前一天，這名烏克蘭朋友準備飛往西班牙，但前去機場時，剛穿過基輔市中心，卻發現所有車輛都走回頭，「他就知道機場出事了。」最後一次見面，他和朋友在屋外道別，「他乘車去羅馬尼亞，我乘車出基輔市中心。」此後他們再無通訊。

吳侃臻向東出發，路上遇見許多往西逃難的烏克蘭人，時不時看見有人隻身上路。「一個30多歲的男人，不知道是不是車沒油了，滯留路上又截不到車，他蹲在路邊哭泣，幾個途人安慰他。」傍晚6點，他回到基輔市中心，「氣氛急轉，空空如也。」他想起幾天前在街上跳舞的年輕人，有點後悔，「那時候沒想到要拍下來。」

25日凌晨，基輔響起空襲警報。他跟着其他攝影師離開民宿，在地下鐵的臨時防空洞過夜。在基輔，很多冷戰時期建造的居民樓第都有防空洞——2014年以來，烏克蘭一直在升級這些庇護所，建立保護結構。24日戰爭開始後，基輔市議會發布了各種掩體、避難所和地下室的地圖，有5000多處。

「地鐵站全都鎖上門，警察全晚看守，查核身份。」越過警崗，站內大約有50至60人，一些人拿着威士忌和被舖，準備留守一晚。「一些人情緒比較緊張，看我拿起相機便露出恐慌的眼神。」

當時，基輔正實施晚上10時至早上6時的宵禁。他在宵禁後走到街上，看到許多店舖停業，只有零星的超級市場開店，穿軍服的女兵帶兒子買雪糕，一些人站在路邊抽煙。他跟基輔市民聊天，「他們不知道怎樣做，很無助。關於下一步，很多人不想comment，不想去想，只能說 I am afraid。他們的家在基輔，在外沒什麼連繫，可以跑去哪裏？」

2月25日當地時間下午2時，吳侃臻離開深埋地底的地鐵站，嘗試徒步走向基輔獨立廣場。45分鐘後，他打開視像鏡頭，遠洋的廣場空無一人，只有兩三個攝影師在獨立紀念碑Berehynia-Oranta女神的腳下踱步。廣場上空天色湛藍，如吳侃臻所說，「異常地好」。但他聞到硝煙的強烈味道。四野看似平靜，但不久，他便看見數個警察查核一名男子的身份，隨後把他帶上警車。

原本，他打算到東部的馬里烏波爾（Mariupol），但攝影師朋友告訴他此舉等同自殺，故未有成行。「最出乎意料是攻擊基輔，這麼的一個國家首都，你一舉踩進來，就像二戰德國攻打波蘭。我和我訪問的人都以為，俄軍拿下東部兩區就會停下來，就會算數。」

通話途中，空襲警報聲音再次響起。他停頓半晌。

27日，俄軍一度攻入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並佔領不少南部地區，基輔氣氛亦逐漸緊張。基輔嚴厲加強宵禁，吳侃臻外出拍攝時，曾被民兵以槍身壓向背脊，警告他不要暴露平民位置。近日，他跟其他人待在地下室，聽到外頭的槍聲接連不斷。他心裏想着，緊急狀態下要向波蘭或羅馬利亞的方向撤離，「向西走，沿途紀錄烏克蘭難民的歷程。」

吳侃臻的一位朋友，曾在2013年烏克蘭的抗爭前線。開戰前，朋友和他舉杯暢飲後，說已申請從預備役軍人轉為正式軍人，又提到未來要辦一個香港、烏克蘭、白羅斯的聯合攝影展。開戰當天，他傳來訊息，說申請獲批。吳侃臻猜，他也許已前往東邊的戰場，「我跟他說，遲一點吧，活着回來，我們來辦攝影展。」

而他，試圖向中國網友求助

26日，與端傳媒記者接通微信視頻通話時，吉利已經非常疲憊。29歲的他是一名翻譯，說自己這幾天已經費盡口舌，「累了，好像大家還是想不通正在發生什麼。」

24日凌晨，正在哈爾科夫朋友家作客留宿的吉利，被一聲巨響驚醒，「根本沒有意識到是什麼。」直到朋友打來電話，打仗了。被不停的爆炸聲和戰爭的到來嚇到的他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辦，可在一天內，情況便越來越嚴重。一行人開始買食物、取錢、加油，吉利也聯繫上了南邊馬里烏布爾的父母。

2014年，馬里烏布爾就是受到最多戰爭傷害的城市，但是這幾年，一切都似乎平靜下來。吉利讓父母立即離開，「但他們不想⋯⋯離開自己的家是很痛苦的事情。」

最終，一家人還是決定集中到烏克蘭中部，找親戚所在待著。大家找車、加油、取錢，迅速打包，終於在24日晚上與父母碰面。然後一直待在扎波羅熱，離基輔有數百千里，還算安全。但遇到戰時，風吹草動都讓人提心吊膽，採訪時屋外傳來汽車的警報聲音，吉利便立即警惕。

但真正讓吉利疲憊的，還是他試著做出的與外界時所收到的一些反饋。25日，心情複雜的吉利，決定錄制一些視頻，「向世界表示我的態度和立場。」他用不同語言製作了多份視頻，盡可能地傳播出去。中文流利的吉利，也錄制了中文版本。

「尊敬的中國朋友們，親愛的兄弟們，尊敬的中國政府，大家好，我叫吉利。」在中文互聯網上，吉利錄製的這條視頻，被廣泛傳播。面對鏡頭，哀傷但平靜的吉利用流利的普通話，一字一句地說：「請不要保持中立⋯⋯現在我們是受害者，未來可能是其他國家。這不是遊戲，輸了贏了可以重來的那種。你們的支持和幫助，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政治是政治，人的生命，你我他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25日，一個微信視頻號用戶在其個人頁面上發布了烏克蘭人吉利請求停戰的視頻，並配文「請宣傳出去這個視頻，真的需要你們的幫助！」26日晚上，該視頻已經分別獲得超過10萬的點讚和轉發（後續增加不會顯示），一些二次錄製版本也被大量搬運到包括抖音、微博在內的中國其他社交媒體當中。

在視頻的評論區，主流聲音表達了對吉利和反戰的支持，但其中不乏語氣強硬的留言。熱度第一的評論是「侵略者沒有好下場」，但是高讚評論中還有許多類似「烏克蘭，你上了美國的當，當槍使了。現在你知道原因嗎？」，「你的美國老子呢怎麼不就（救）你」，「你自己作，非要和美國混。還想加入北約，充當劊子手的同夥，北約轟炸我們大使館還歷歷在目」等留言。27日，該視頻分享連結已不可瀏覽。該帳戶後續還發佈了兩則吉利面對鏡頭的求助視頻以及一則吉利朋友圈的截圖，也有不少網友在評論中說出「中國不會站隊，這是永遠的態度，站了就中了美國的圈套」這樣的話。

「後來評論啥都有，有詛咒我『你去死吧』，」吉利在採訪中告訴端傳媒，「我說我們不要考慮政治，打人、殺人是不可以的。永遠都不要打，每個人都希望是安心、平靜的生活，每個家庭都是這樣。」

看到這些評論，吉利已經不想再多看其他的留言了。他在中國學習、工作過，在中國的寧波諾丁漢大學攻讀碩士學位，還獲得了2013年「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的總決賽冠軍。他也說自己了解在中國有很多審查和限制，「但這回是不可反對的，全世界都能看到。」

吉利說：「現在要是閉上眼睛的話⋯⋯大家會覺得這種不公平是默認的，絕不能如此！」

仍在倫敦的烏克蘭模特Alexandra沒有去過中國，但她的先生是華人。Alexandra親暱地說丈夫已經是「半個烏克蘭人」。週末，他也帶著女兒來參加遊行。「多年後你的孩子可能會好奇地看著你，」Alexandra說，「問你，當時，你都做了什麼？」

她沒有在想「總有一天會回去」，她想的是，只要一切都結束，就會馬上回去，重建家園。

（實習生趙正蔚對本文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