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自愿出院”和“被提早结束隔离令”—— 政策夹缝中的确诊者

2月12日，黎典朋在推特上贴上接种第3剂新冠疫苗的照片，并配上了 #hktwittergetsboosted 的标签。下一个晚上，他更新贴文：“快速测试阳性。”并附上一个哭笑表情符号。他手腕上的智能手表，也显示了他的心跳过速。

住在天水围的黎典朋，2月13日因为发烧和心悸到区内医院求医，未久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结果呈阳性，于晚上6时被移送到室外帐篷接受核酸测试覆检。

原定要等候核酸测试覆检结果的5个小时过去，但覆检结果还未出炉。至翌日凌晨3时，覆检结果阳性，医护人员于是安排黎典朋入院。

只是3小时后，医生却又提出他可以在“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的前提下，自行签纸回家。他只觉气馁和恐惧，生怕连累家中60多岁的父母，但持续在院外寒风下等候亦不是办法。

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发，单日确诊数字直线上升，急症室、隔离病房、内科病房需求爆煲，政府终于宣布入院分流政策，让重症、老人、儿童优先入院。可是，有些等候入院的确诊者，却夹在不同防疫政策中的缝隙，信息和政策混乱让他们进退失据、陷入无助。

心跳过快，应否“自愿出院”？

黎典朋记得等待入院当晚，气温只有摄氏13度。他身上只有一件外套和医院的毛毡，在等候覆检结果期间，他血压上压曾高达165，心跳更达一分钟141下。“整个晚上我只是觉得好冷，也只吃了一颗必理痛。”

当晚他在社交媒体上记录等候情况 —— 在14日凌晨，他觉得“又冷又累”，寒冷令他开始咳嗽。由于心跳过快，他连站起来踱步也困难。

只是医院没病床了。他只得签下那张“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的声明书。“我几乎觉得这是一个自私的决定，但我必须下一个决定，而寒冷已经令我感到神志不清。”

“医生说，这是一个两难局面，我（医生）不想你回家，但反之你可能要在外面（露天地方）等上两天”。24岁的黎典朋本想入院接受治疗，以免传染同往父母，但想到继续要长时间在寒冷的户外轮候，只好打消念头。

在“清零”前题下，港府一直以安排所有新冠病毒确诊者入院为准则，但自今年1月爆发第五波疫情后，疫情严重失控，但政府早期依然否定在家康复的选择，只着确诊者在家等候送院。在黎典朋在签署离院声明的同日下午，政府宣布公营医院隔离病床已达接收病人上限，并实施入院分流政策。

可是，分流指引还是不够清晰，不少人像黎典朋一样，夹在政策和现实中间，不得安置。他们想尽公民责任，接受治疗和隔离，以减低病毒传染风险，换来的却是互相矛盾的指示和无了期的等待。

夹缝中亦有来自安老院舍的长者。直到2月18日前，有病人于深水埗明爱医院和北大屿山医院户外等候覆检结果和床位，到18日晚上才被移到室内。医院管理局又请求院舍接回症状轻微的院友，以疏导人满为患的病房，但业界代表指院舍没法妥善隔离确诊者，担心造成院内传染。

回家后，黎典朋说卫生署一直没有联络他，也从没有收到隔离令，“就算我外出也没有人会知道”。他自律留在房间，至今还有头痛等病征。最初，同住父母得知确诊的儿子回家，显得不太高兴，但在没其他选择下只好不时用测试套装监察自身情况。黎典朋亦不敢怠慢，一直用电子血压计观察身体状况。

到底一个普通市民，如何衡量得到自己究竟是否需要入院求医？在明爱医院担任护士的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陈国诚说，政府宣传不足，的确令部分病人难以作出判断。“如何定义轻症呢？（宣传品中）没有准确描述”。所以病人只能采取他们认为最安全的措施，例如到医院求诊，也是无可厚非。反之，也可能出现有人误判病情，错失诊治时机。

“我为所有要去医院的人感到悲哀，因为他们不会得到及时治疗。”黎典朋说。他质疑香港政府没有为早在多地流行的变种病毒Omicron来临作充足准备。翻查资料，香港距离上一波疫情已足足有八个月，而Omicron首先于2021年11月已在南非出现，香港在同月又成全球首个在非洲以外录得确诊Omicron的地方。

“政府定下了动态清零的目标，却没有投放资源（实现它）。”

被提早结束“隔离令”

对政府检疫政策不满的，还有居港外籍商人Peter。他2月1日起在指定酒店进行入境隔离，5日后收到通知初步确诊，但一直没有被移送到医疗设施或被安排覆检。期间酒店以他染疫为由，不再清理房间，亦要求所有垃圾放在房内，结果慢慢就传出臭味。到2月13日，Peter感到胸口疼痛，由救护车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一待就是40小时。

在医院，Peter说他从医护人员接收的信息极不清晰，一开始他要求做核酸测试被拒，中途医生又告知他可以自行离开，请他回到酒店，但因Peter初步确诊，酒店不愿再次接收他。医生又再提出Peter可以回到在港居所，尽管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CT值是否高于出院要求。（Cycle Threshold、“循环数阀值”，值愈高代表病毒含量愈低。）

“我还未完成（原定21日的）检疫令，也未做完所有检测”。他认为离开医院而返家居住会有法律风险，亦不想传染同住者，就请医护人员向卫生署请示，并再次要求在医院接受检测。“这些医生只是想将责任推到另一个人身上。”他指控。

根据《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在检疫令完成前离开检疫地点，一经定罪，可罚款港币25000元及监禁6个月，而没有完成指定检测数量，亦可罚款港币5000元。

呆坐在急症室快两天，Peter看到有病人不愿吃药，但医护捏着她的鼻，强行把药塞到她口中；也看到有老人被捆绑在床上；还有抱着幼儿、误被放到确诊病人轮候区而失声大哭的女人。他觉得这些乱况一直存在于公营医疗中，只是在疫情下尤其明显。

40小时后，卫生防护中心传来新的检疫令，将Peter的隔离时间改为2月14日晚上11时59分结束，变相提早7日立刻终结他的入境隔离；医院为Peter做的检测也评定他的CT值合乎出院条件，可以自行离开。

但这些都没有将他从卡夫卡式官僚主义中解放出来。由于手上没有一份阴性检测结果，为确保同住者安全，Peter只好重新订酒店，再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取样，等候回家的日子。

“这全都是一个笑话，这个制度根本行不通，大家应该留在家中。”

只得3天病假纸，该如何向雇主解释缺勤？

为应对病床供不应求，医管局于2月16日启动7间指定诊所，要求症状轻微、又未能送院的确诊病人先透过电话热线预约，以安排诊症及治疗服务，减轻公立医院负担。但由于查询人数众多，不少市民向媒体反映一直未能成功接通热线。

确诊后应如何自理？卫生防护中心同日指出，如情况许可，病人应留在自己的房间内，避免面对面接触同住人士。若出现严重征状，如持续高烧达摄氏38度或以上，或有气促、心悸及心胸痛，则应报警求助。

有人在社交媒体留言批评，指这些简单的指引，不能解决轻症病人需要病假纸向老板交待缺工的问题，也没有照顾到没法分房生活的家庭实际需要。亦有人询问，若确诊又没被送院，应如何证明自己已康复，得以复工？若指引要求病人在家等候送院，又如何取得快测套件，或是出门接受测试？确诊病人应由取样当日起算14天，还是由数天后收到检测结果当天作起点？

李小姐一家六口2月11日起先后确诊，唯独5岁幼子快测对新冠病毒呈阴性反应。确诊的那一个星期，她数次陪家人前住医院，都只是做检测、取药、写病假纸，然后回家等候卫生署通知。

“去（医院）也没意思，只是吹风，他们也只给你退烧药。”她说。6日后，李小姐终于收到卫生署电话，说可以安排她入院，但她拒绝，因为自己病症都消失了，倒不如留在家中照顾孩子。

只是，为期3天的病假纸早已过期，她问卫生署职员，应如何向雇主证明自己已经痊愈，对方只道可以在收到确诊通知14天后，用政府认可的途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话可以出门。

这个说法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在记者会的回应一致，只是当局没有回应到确诊者现实上面对的处境。

李小姐在2月14日收到确诊通知，她估计前后接近一个月不能如常上班，只是她较幸运，雇主容许她在家工作，但丈夫工作的业务性质不容许弹性上班，只能继续缺勤。

在家自行隔离期间，李小姐一家幸得邻舍自发协助，为他们购买日用品，以及索取唾液样本收集包。虽然一家困在葵青区的家里，幼子2月22日6岁生日，还有邻居为他订蛋糕庆生。

“很感动，没想到他们（邻居）会这样做，”李小姐说由确诊到现在，政府没能提供任何实质协助，倒是邻舍挺身而出，只道是“远亲不如近邻”。

深水埗区区议会前主席杨彧，最近收到很多类似个案 —— 有人等不到政府检测结果；有人自行快速测试呈阳性反应；三子之母来电指家中有老人确诊，生怕孩子也染疫；长期病患者确诊，怕在药耗尽之前，未能到医院补充等。杨彧就帮他们致电承办商追检测结果，或是把快速测试套装送到家门，并每天通电话保持联络。

“他们徬徨无助，热线又打不进去。”他说。

杨彧指自身病情往往不是求助者的着眼点，而是自己会否传染同住家人。“如果全家都受到感染，最多也是一起在家隔离，只怕传染给老人和小孩”。有确诊者只求一个隔离床位，但城内累积过万确诊，他只能劝退：“有排都未到你。”

他补充，因为香港住屋环境狭窄，不少家庭是多人同住一个房间，“若有一家庭成员要在家隔离，其他人就要瑟缩在客厅。”又因为距离和通风问题，“就算做了很多防御措施，病菌也容易传染家人，尤其是厕所和厨房共用，就更难避免。”

去年辞任区议员后，杨彧再无公职在身，他认为居民需要找前议员求助，说明了政府没有及时推出清晰指引，告诉确诊者应如何自处。

翻查资料，卫生署于第五波爆发超过一个月后，终在2月18日公布一张名为《出院条件》的流程图。

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同时出任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指出，目前公众接收的信息“也颇混乱”，“过去数个星期，医管局也是请人到医院求医，结果就是急症室全都爆满，”

为了让不想传染家人的病人得以隔离，他认为政府应尽快采用现成的大型设施，如香港会议展览厅，收容确诊病人，这相对将酒店改为隔离设施、或兴建新的临时医院会更快；而与其要求在家康复的人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取样，倒不如由政府他们派发自行检测的套件，以免加重政府化验所负荷。

陈国诚则观察到，过去几波疫情的政府宣传，都集中于新冠病毒的高传播率和致病性，令部分公众往往急着求医。在病毒变种后，他认为政府应给予社会一个机会，重新建立如何应对疫情的共识，所以政府应开放更多数据让人了解Omicron的特性。

出院后6天，黎典朋又在推特上载一支快速测试套件的照片：“首次快测阴性。”又加上几个花炮表情符号。

但他的母亲亦于同日快测结果呈阳性，一切还没有结束。

（尊重受访者意愿，Peter 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