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黎典朋在推特上貼上接種第3劑新冠疫苗的照片,並配上了 #hktwittergetsboosted 的標籤。下一個晚上,他更新貼文:「快速測試陽性。」並附上一個哭笑表情符號。他手腕上的智能手錶,也顯示了他的心跳過速。
住在天水圍的黎典朋,2月13日因為發燒和心悸到區內醫院求醫,未久新冠病毒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於晚上6時被移送到室外帳篷接受核酸測試覆檢。
原定要等候核酸測試覆檢結果的5個小時過去,但覆檢結果還未出爐。至翌日凌晨3時,覆檢結果陽性,醫護人員於是安排黎典朋入院。
只是3小時後,醫生卻又提出他可以在「不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的前提下,自行簽紙回家。他只覺氣餒和恐懼,生怕連累家中60多歲的父母,但持續在院外寒風下等候亦不是辦法。
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單日確診數字直線上升,急症室、隔離病房、內科病房需求爆煲,政府終於宣佈入院分流政策,讓重症、老人、兒童優先入院。可是,有些等候入院的確診者,卻夾在不同防疫政策中的縫隙,資訊和政策混亂讓他們進退失據、陷入無助。
心跳過快,應否「自願出院」?
黎典朋記得等待入院當晚,氣溫只有攝氏13度。他身上只有一件外套和醫院的毛氈,在等候覆檢結果期間,他血壓上壓曾高達165,心跳更達一分鐘141下。「整個晚上我只是覺得好冷,也只吃了一顆必理痛。」
當晚他在社交媒體上記錄等候情況 —— 在14日凌晨,他覺得「又冷又累」,寒冷令他開始咳嗽。由於心跳過快,他連站起來踱步也困難。
只是醫院沒病床了。他只得簽下那張「不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的聲明書。「我幾乎覺得這是一個自私的決定,但我必須下一個決定,而寒冷已經令我感到神志不清。」
「醫生說,這是一個兩難局面,我(醫生)不想你回家,但反之你可能要在外面(露天地方)等上兩天」。24歲的黎典朋本想入院接受治療,以免傳染同往父母,但想到繼續要長時間在寒冷的戶外輪候,只好打消念頭。
在「清零」前題下,港府一直以安排所有新冠病毒確診者入院為準則,但自今年1月爆發第五波疫情後,疫情嚴重失控,但政府早期依然否定在家康復的選擇,只着確診者在家等候送院。在黎典朋在簽署離院聲明的同日下午,政府宣佈公營醫院隔離病床已達接收病人上限,並實施入院分流政策。
可是,分流指引還是不夠清晰,不少人像黎典朋一樣,夾在政策和現實中間,不得安置。他們想盡公民責任,接受治療和隔離,以減低病毒傳染風險,換來的卻是互相矛盾的指示和無了期的等待。
夾縫中亦有來自安老院舍的長者。直到2月18日前,有病人於深水埗明愛醫院和北大嶼山醫院戶外等候覆檢結果和床位,到18日晚上才被移到室內。醫院管理局又請求院舍接回症狀輕微的院友,以疏導人滿為患的病房,但業界代表指院舍沒法妥善隔離確診者,擔心造成院內傳染。
回家後,黎典朋說衞生署一直沒有聯絡他,也從沒有收到隔離令,「就算我外出也沒有人會知道」。他自律留在房間,至今還有頭痛等病徵。最初,同住父母得知確診的兒子回家,顯得不太高興,但在沒其他選擇下只好不時用測試套裝監察自身情況。黎典朋亦不敢怠慢,一直用電子血壓計觀察身體狀況。
到底一個普通市民,如何衡量得到自己究竟是否需要入院求醫?在明愛醫院擔任護士的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陳國誠說,政府宣傳不足,的確令部分病人難以作出判斷。「如何定義輕症呢?(宣傳品中)沒有準確描述」。所以病人只能採取他們認為最安全的措施,例如到醫院求診,也是無可厚非。反之,也可能出現有人誤判病情,錯失診治時機。
「我為所有要去醫院的人感到悲哀,因為他們不會得到及時治療。」黎典朋說。他質疑香港政府沒有為早在多地流行的變種病毒Omicron來臨作充足準備。翻查資料,香港距離上一波疫情已足足有八個月,而Omicron首先於2021年11月已在南非出現,香港在同月又成全球首個在非洲以外錄得確診Omicron的地方。
「政府定下了動態清零的目標,卻沒有投放資源(實現它)。」
被提早結束「隔離令」
對政府檢疫政策不滿的,還有居港外籍商人Peter。他2月1日起在指定酒店進行入境隔離,5日後收到通知初步確診,但一直沒有被移送到醫療設施或被安排覆檢。期間酒店以他染疫為由,不再清理房間,亦要求所有垃圾放在房內,結果慢慢就傳出臭味。到2月13日,Peter感到胸口疼痛,由救護車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一待就是40小時。
在醫院,Peter說他從醫護人員接收的資訊極不清晰,一開始他要求做核酸測試被拒,中途醫生又告知他可以自行離開,請他回到酒店,但因Peter初步確診,酒店不願再次接收他。醫生又再提出Peter可以回到在港居所,儘管當時他並不知道他的CT值是否高於出院要求。(Cycle Threshold、「循環數閥值」,值愈高代表病毒含量愈低。)
「我還未完成(原定21日的)檢疫令,也未做完所有檢測」。他認為離開醫院而返家居住會有法律風險,亦不想傳染同住者,就請醫護人員向衞生署請示,並再次要求在醫院接受檢測。「這些醫生只是想將責任推到另一個人身上。」他指控。
根據《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在檢疫令完成前離開檢疫地點,一經定罪,可罰款港幣25000元及監禁6個月,而沒有完成指定檢測數量,亦可罰款港幣5000元。
呆坐在急症室快兩天,Peter看到有病人不願吃藥,但醫護捏着她的鼻,強行把藥塞到她口中;也看到有老人被捆綁在床上;還有抱着幼兒、誤被放到確診病人輪候區而失聲大哭的女人。他覺得這些亂況一直存在於公營醫療中,只是在疫情下尤其明顯。
40小時後,衞生防護中心傳來新的檢疫令,將Peter的隔離時間改為2月14日晚上11時59分結束,變相提早7日立刻終結他的入境隔離;醫院為Peter做的檢測也評定他的CT值合乎出院條件,可以自行離開。
但這些都沒有將他從卡夫卡式官僚主義中解放出來。由於手上沒有一份陰性檢測結果,為確保同住者安全,Peter只好重新訂酒店,再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取樣,等候回家的日子。
「這全都是一個笑話,這個制度根本行不通,大家應該留在家中。」
只得3天病假紙,該如何向僱主解釋缺勤?
為應對病床供不應求,醫管局於2月16日啟動7間指定診所,要求症狀輕微、又未能送院的確診病人先透過電話熱線預約,以安排診症及治療服務,減輕公立醫院負擔。但由於查詢人數眾多,不少市民向媒體反映一直未能成功接通熱線。
確診後應如何自理?衞生防護中心同日指出,如情況許可,病人應留在自己的房間內,避免面對面接觸同住人士。若出現嚴重徵狀,如持續高燒達攝氏38度或以上,或有氣促、心悸及心胸痛,則應報警求助。
有人在社交媒體留言批評,指這些簡單的指引,不能解決輕症病人需要病假紙向老闆交待缺工的問題,也沒有照顧到沒法分房生活的家庭實際需要。亦有人詢問,若確診又沒被送院,應如何證明自己已康復,得以復工?若指引要求病人在家等候送院,又如何取得快測套件,或是出門接受測試?確診病人應由取樣當日起算14天,還是由數天後收到檢測結果當天作起點?
李小姐一家六口2月11日起先後確診,唯獨5歲幼子快測對新冠病毒呈陰性反應。確診的那一個星期,她數次陪家人前住醫院,都只是做檢測、取藥、寫病假紙,然後回家等候衞生署通知。
「去(醫院)也沒意思,只是吹風,他們也只給你退燒藥。」她說。6日後,李小姐終於收到衞生署電話,說可以安排她入院,但她拒絕,因為自己病症都消失了,倒不如留在家中照顧孩子。
只是,為期3天的病假紙早已過期,她問衞生署職員,應如何向僱主證明自己已經痊癒,對方只道可以在收到確診通知14天後,用政府認可的途徑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呈陰性的話可以出門。
這個說法跟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記者會的回應一致,只是當局沒有回應到確診者現實上面對的處境。
李小姐在2月14日收到確診通知,她估計前後接近一個月不能如常上班,只是她較幸運,僱主容許她在家工作,但丈夫工作的業務性質不容許彈性上班,只能繼續缺勤。
在家自行隔離期間,李小姐一家幸得鄰舍自發協助,為他們購買日用品,以及索取唾液樣本收集包。雖然一家困在葵青區的家裏,幼子2月22日6歲生日,還有鄰居為他訂蛋糕慶生。
「很感動,沒想到他們(鄰居)會這樣做,」李小姐說由確診到現在,政府沒能提供任何實質協助,倒是鄰舍挺身而出,只道是「遠親不如近鄰」。
深水埗區區議會前主席楊彧,最近收到很多類似個案 —— 有人等不到政府檢測結果;有人自行快速測試呈陽性反應;三子之母來電指家中有老人確診,生怕孩子也染疫;長期病患者確診,怕在藥耗盡之前,未能到醫院補充等。楊彧就幫他們致電承辦商追檢測結果,或是把快速測試套裝送到家門,並每天通電話保持聯絡。
「他們徬徨無助,熱線又打不進去。」他說。
楊彧指自身病情往往不是求助者的着眼點,而是自己會否傳染同住家人。「如果全家都受到感染,最多也是一起在家隔離,只怕傳染給老人和小孩」。有確診者只求一個隔離床位,但城內累積過萬確診,他只能勸退:「有排都未到你。」
他補充,因為香港住屋環境狹窄,不少家庭是多人同住一個房間,「若有一家庭成員要在家隔離,其他人就要瑟縮在客廳。」又因為距離和通風問題,「就算做了很多防禦措施,病菌也容易傳染家人,尤其是廁所和廚房共用,就更難避免。」
去年辭任區議員後,楊彧再無公職在身,他認為居民需要找前議員求助,說明了政府沒有及時推出清晰指引,告訴確診者應如何自處。
翻查資料,衞生署於第五波爆發超過一個月後,終在2月18日公布一張名為《出院條件》的流程圖。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同時出任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指出,目前公眾接收的資訊「也頗混亂」,「過去數個星期,醫管局也是請人到醫院求醫,結果就是急症室全都爆滿,」
為了讓不想傳染家人的病人得以隔離,他認為政府應盡快採用現成的大型設施,如香港會議展覽廳,收容確診病人,這相對將酒店改為隔離設施、或興建新的臨時醫院會更快;而與其要求在家康復的人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取樣,倒不如由政府他們派發自行檢測的套件,以免加重政府化驗所負荷。
陳國誠則觀察到,過去幾波疫情的政府宣傳,都集中於新冠病毒的高傳播率和致病性,令部分公眾往往急着求醫。在病毒變種後,他認為政府應給予社會一個機會,重新建立如何應對疫情的共識,所以政府應開放更多數據讓人了解Omicron的特性。
出院後6天,黎典朋又在推特上載一支快速測試套件的照片:「首次快測陰性。」又加上幾個花炮表情符號。
但他的母親亦於同日快測結果呈陽性,一切還沒有結束。
(尊重受訪者意願,Peter 為化名。)
港共政府對於清零或共存的取態搖擺不定,導致政策釐定沒有一致性及全面,連最簡單的指示或是實行細節也沒有任何準備,形成今天的悲劇。
垃圾政府可憐的醫療人員
「期间酒店以他染疫为由,不再清埋房间,亦要求所有垃圾放在房内,结果慢慢就传出臭味。」
這段中的「清埋」一詞我想應為清理。
謝謝指正!
唉,我查過資料,大約有一半的疫苗接種中心是打科興疫苗,而科興疫苗根本對Omicron無效,而香港大約有四成人口打科興。
簡單來說,就算100%全民打針,仍有40%人口對Omicron無防禦力。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
https://sph.hku.hk/zh-HK/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2021/Joint-CUHK-HKU-study-discovered-efficacy-of-COVID-19-vaccines
未利用之前疫情本地0傳播的一百多日做好準備,實在不該。希望這次用好内地支持,一鼓作氣將各類政策和行動做好。
不論共存或是清零,抗疫政策必須: 1.不可拖垮醫療體制; 2. 盡量避免死亡個案。
經驗在外國一早預言,香港賺了幾個月仍然處理得一敗塗地,眼見檢測中心爆煲,市民群聚排隊4-5小時增加感染風險;急症室爆煲病人戶外捲縮呻吟。
檢測中心不勝負荷為何不改成快速測試?
醫院淪陷為何不改為居家隔離?一向顧慮周全,以效率稱著香港政府為何毫無應對,後知後覺?
因為如果政府一早制定應對措施預計大量病人感染,就會扣上與病毒共存帽子,違反國家清零政策,政治上不正確,甚至如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所講:鼓吹與病毒共存就是違反國安法。當抗疫上升至意識型態問題,政府官僚自然少做少錯,引發香港今日悲劇。
香港政府上任以來,推行的措施越來越失去市民信任,市民一旦不信任政府,政府做什麼都必然事倍功半,陷入惡性循環困局。
開放共存會有代價,問題是到最後,共存不是人類的選擇,而是病毒的選擇。我們選擇和金黃葡萄菌共存了嗎?没有,但它就是會和我共享生存空間,我們得接受。政府的問題就是不敢承認現在得共存,配套都是奔著清零去的,但又不敢封城,然而不能承認共存所以又不敢寫明指引給在家隔離的人,反正兩頭不到岸。
不論是共存還是清零,防疫計程車這種台灣去年已經採取的措施到了香港本地大爆發才臨急臨忙開始準備就能反映港府在這件事情上缺乏準備。重點不在於共存還是清零,而是港府對於共存與清零都沒有做好準備。
共存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個遲早必然會發生的狀態。所有限制措施只能推遲大規模感染的時間,爭取時間為高危群組接種疫苗。
但即使全面接種疫苗,由於Omicron傳染力太強,重症和死亡的絕對數字仍然會為醫療體系帶來很大壓力。可以看出香港兩年來並沒有為大型爆發準備好預案,一切都是見步行步,現在所有事都緩不濟急了。
前段时间我还看到有评论说o病株会是一个开放共存的好机会,当时香港疫情尚未爆发。事实证明,开放共存的代价可能并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