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既芜：时空胶囊里的“台湾省政府”，最后的民国身影

正午刚过，洪庆达拿出自己带的便当盒，在中兴新村一座邻里公园的凉亭里坐了下来。

今年刚满六十岁的洪庆达，是台湾南投一个清洁公司的约聘人员；他的雇主承包了中兴新村的环境维护工作，他每个月都要来巡回几遍，偶尔除除草，更常做的事情则是捡垃圾。

此地曾是前台湾省政府的所在地，家就住在南投市区的洪庆达，年轻时也很常来这里，但当时都是“来玩的”。“这里没什么变——有啦，变冷清了。以前省府还在，这里的房子都有人住，有人住比较热闹、比较漂亮。”

他说的“以前”，是李登辉还在担任省主席、而台湾省政府也依然存在的 1980 年代初——那是解除戒严前夕的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民主化呼声此起彼落，蒋家执政也迈入尾声，党国犹如强弩之末。“李登辉作省主席的时候，就很少待在这里了，一直往外跑，等于作总统了。”

后来的这里，也卷入了新时代的浪潮中，成了台湾新一轮政治角力的一个前线，一个今日已被淡忘的前线。

但时代变迁嘛，洪庆达觉得没什么好可惜的。他只觉得“现在没房子住的人那么多”，这里的空屋如果规划一下，能租出去也很好。他一边说，一边直直盯着公园草皮，仿佛这里唯一能引起他兴趣、仍在繁荣生长的，只有公园里的杂草而已。

盖上便当盒，他拿起割草机，继续进行下一轮工作。

凝固在冷战前线上的中兴新村

或许是某种巧合，“新村”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里，似乎总是有些过时。

同样巧合的是，位处冷战前线、求新若渴的几个东亚国家，也都拥有各自的“新村”，在各个角落里繁荣着、衰败着，反映了各地在现代化路线上的挣扎过程。

比如在日本，“新村”曾经是以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个思想体系、一场实践行动，他主张互助协同、赞扬劳动，脱离旧社会建立“新村”，曾影响过中国的左翼运动，却也被主张武装革命的左派同行斥为空想。和大多数过时的左翼运动一样，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今日在琦玉县的毛吕山也只剩下博物馆式的根据地，留有常驻居民和纪念馆，供为数不多的追随者瞻仰凭吊。

然而在日本作为左翼符号的“新村”，如果放到韩国的脉络里，指向的却又是由右翼强人朴正熙，于 1970 年代号召的“新村运动”（새마을운동）；在这场运动之中，他将新时代的工作伦理与消费文化，巧妙融进韩国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和“协同性”之中，也进一步促进了韩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

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说，新村（kampung baru）这个词，则和冷战中的左右对抗脱不了关系：那是 1950 年代的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避免华人接触马共游击队，因而将华人集中管理而设的聚落。

至于在台湾，“新村”则往往是外省眷村的同义词；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眷村也确实都是“新”的：对于在国共内战之后，被时代洪流带来台湾的外省军民而言，“新”的是台湾这个岛屿、这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与反攻大陆的基地；对于台湾本省人而言，“新”的则是这群军眷同胞们带来的文化、语言、眷村聚落——以及更重要的，国家。

而在台湾所有被称作“新村”的眷村之中，地位最重要、知名度也最高的，就是台湾省政府的所在地：中兴新村。

如果扣掉那些党国纪念物、省府官舍，中兴新村眷舍区的气氛，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确实有点类似，或许也跟都是英国人的规划风格有关——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是由英国殖民者在紧急之中设置的，而中兴新村的社区规划，引用的则是源于英国的“田园城市”概念。

要讲中兴新村这个带点“田园”风情的党国故事，时间得拉回到 1950 年代初。

当时刚脱离日本殖民没多久的台北，在剧变的局势之中，突然同时被赋予了两个身份：它不只是台湾岛从清末、日治以来的行政中枢，也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

由于刚失去大片江山的国民党，迁至台湾之初仍在积极筹备反攻，并无在台久待之意，因此大部分政府部门，都是采取临时性的安置措施，而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于是只好和台湾省政府的各机关采“合署”（编按：与其他不同政府机关合用办公室）形式办公。

到了 1954 年，九三炮战开打、台海上空亦发生多次交战，局势愈显危急。此外，蒋介石与美国在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时，由于美方希望蒋“弃守金马”，一时之间也让台美之间出现龃龉，迫使国民政府必须进一步提高戒备、加速“防空疏散计划”，以便在空袭时疏散办公。

在这个背景之下，台北这个“省会”也被迫让位给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而台湾省政府，则开始搬迁至台湾中部地区。

在最初的疏散计划之中，省府原本会分散在中部五个县市，然而后来为了顾及行政效率，并促进城乡发展、地方建设，因此决定改设“省府行政特区”，将省府各机关集中于一处办公。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省府特区在选址时，也拟定了几个原则，比如：必须选择旱地，以避免和农民抢地；最好沿着山脉开发、远离西部海岸线，以防共军登陆后直接占领。这些原则，也再次反映了国民政府当时对统治正当性、和防御需求的考量。

历经 8 个月的规划、选址和审查之后，疏散规划单位最后于 1956 年初决定在南投“营盘口”建立新市镇、作为“省政中心”，并由蒋介石命名为“中兴新村”，承载“中兴复国”之期许。

起初的中兴新村，由一个行政办公区、两个眷舍区，以及一个市镇生活中心区组成；到了 1960 年代，又相继在南侧兴建了第二个行政办公区，以及第三个眷舍区，由此逐渐形成今日由光辉、光华、光荣、光明等四个里组成的中兴新村。

从地图上看，省府大部分的办公厅舍，主要都坐落在最北侧的行政办公区，而邮局、中心市场、省府员工消费合作社、大操场，以及村内规模最大的室内集会场“中兴会堂”，则集中在村里中央的市镇中心区，为居民供应生活、购物、娱乐等日常生活需求。

尴尬的台湾省：中华民国未竟的反攻心愿

然而这种集中于一处、新建市镇的作法，却在当年招来过不少争议。

有人批评，省府“疏散计划”理应是暂时性措施，如今却投注钜资、新建永久性的官舍和市镇，显然与原意不符。而今日回看，这种争议大抵也再次展现了国民党来台初期，并没有在台湾久待的打算。

为了合理化耗费钜资、将省府搬迁至中部的决定，同时避免给人“将永久偏安台湾”的“错觉”，当时的规划人员于是将中兴新村的官舍，依照“教室”的形制进行设计，为的就是在反攻大陆成功、省府迁回台北之后，让这些厅舍依然可以改为学校使用。

循此，王怡雯便曾在《中兴新村的现代性：西方理想城镇规划的台湾经验》中主张，中兴新村的“疏迁”，凸显的正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尴尬之处：一方面，国民政府为了维持中华民国的框架，必须保留、甚至强调“省”这个行政层级，如此才能持续宣称位在大陆的其他省份，在法理上也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然而另一方面，台湾省和中华民国有效统治范围的高度重叠，却又提醒了国民政府被迫退守一个蕞尔小岛的事实，以及其岌岌可危的统治正当性。

循此，将省政府厅舍迁离省会台北，便能解决这个一体两面的矛盾之处，至少在视觉上、在空间中，将中央政府的“临时所在地”，和省政府的位置区隔开来——虽然“管辖范围”高度重叠，但至少“厅舍位置”是分开的，借此在“凸显省的存在”和“维持统治正当性”之间取得平衡。

王怡雯亦认为，迁离台北的是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一事，也能证明这种关于“统治正当性”的考量：如果新建的“中枢行政特区”由中央政府使用，便会和美国的华盛顿、澳洲的坎培拉一样，难免带有“新建国都”的意味，也不符合国民政府只是临时退守台湾、诉求反攻大陆的论述。

不过虽是“台湾省政府”，在里头工作的公务员，早期却又多以外省人居多，而村外打赤脚、踩在泥土地上的本省农民，和村里着衬衫、穿皮鞋走在柏油路上的公务员，在视觉上也形成了强烈对比。

中兴新村这种“高人一等”、和“村外人”有所区隔的感觉，小时候在中兴新村念小学的赖岳铃也体会过。严格来说，赖岳铃并不是“中兴新村人”——她和父母，十多年前才从南投市区，搬到中兴新村外围的社区。

“中兴新村有分『内中兴新村』和『外中兴新村』，现在不见得一看就分得出来，但有时候他们还是会问你『是不是住里面的』”，给她一种在分类、在划界的感觉，“有点像天龙国（编注：台湾人对“台北”的戏称）那样。”

许多中兴新村的老住户，甚至不会认为自己“住在南投”：直到 1990 年代之前，中兴新村居民在寄信、书写地址时，还会跳过南投县、南投市，直接写上中兴新村。

由于小时候在“村内”上学、却又住在“村外”，赖岳铃一直都想搬进“村内”住住看，也很喜欢中兴新村的眷舍；后来中兴新村开放团队申请进驻、活化废弃眷舍，她便和父亲写了一份企划书，租下一间房舍，整修过后在里头经营茶馆。

“像我这种茶馆啊，在南投市区其实开不起来，但在这边可以，因为这里住户的消费力比南投好，他们都是公务人员嘛，退休金也比较多，尤其以前公务人员的待遇比现在好，之前还听一个婆婆月退俸就十几万（台币，1 台币约为 0.28 港币、0.23 人民币）！”

也是因为这样，赖岳铃从来不在中兴新村买菜，“我们都去南投买，这里市场里的菜太贵了。”

台版田园城市：“西方规划”融入“党国体制”的拼装体

不过中兴新村为何会采用“田园城市”这种源自英国的规划模式呢？个中原因，原来依然和国共内战的遗绪，以及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介入和冷战架构脱不了关系。

1953 年，蒋介石提出了“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的概念，除了美化城市、改善人民生活，为反攻大陆做好准备之外，也让这句标语，在当时的台湾成为规划师和技术官僚经常高呼、标举的口号——今日台湾主要都市里的林荫大道、社区公园，以及各种卫生设施，某程度上都是这个口号的间接产物。

此外，当时负责规划中兴新村的的工程人员，主要都出身自上海交大的土木工程学院，他们在校时便接受过西方都市规划理论的薰陶；跟随国民党来台之后，又接受了美援会、农复会等机构的补助，在美国资助下赴美进修、在英国进行考察，最后才带回了英国新市镇、田园城市的规划模式。

田园城市作为一种规划理论，最初是由英国的霍华德爵士（Sir Ebenezer Howard）于十九世纪末提出的。

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之中，几个工业大城居住环境恶劣、人口也过于拥挤；而田园城市，就是他试图提出的解方，希望透过都市规划的手段改善居民生活，并将大自然融入都市环境之中——由此，台湾当年的技术官僚，会引用田园城市来呼应蒋介石的“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倒也相当适切。

此外，田园城市还有一个特点，让它和西方今日常见的“郊区卧房城镇”（bedroom suburb）非常不同——在霍华德爵士的构想里，田园城市必须能为居民提供农地和工作机会、让城镇“自给自足”，因而和“卧房城镇”只有睡觉功能，但工作、购物、娱乐都必须前往其他地方的模式并不相同。

今日在西方住宅区常见的空间特征，你在中兴新村也都能看到，比如各个邻里单元的囊底路（cul de sac，也就是死路）、圆环、Ｔ字路口，以及刻意蜿蜒、并依据层级而有不同宽度的道路等，目的都是为了将“穿越型车流”和“邻里车流”区隔开来，并借由物理空间的设计降低车速。

然而严格说来，中兴新村和霍华德当年擘划的田园城市，还是存在不少差异。

台湾地理学家吴郑重便曾提醒，不论就面积、或是农地与市地的比例来看，中兴新村和田园城市都存在不小差异，而中兴新村以国家作为设计、打造、管理的主体，和田园城市希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自治市”概念也相去甚远；至于前述的囊底路、层级道路规划手法，则主要是源自美国社区计划的设计手法，而不是田园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的新北市永和区，之所以有大量Ｔ字路口、道路狭窄弯曲，甚至被人戏称为“新北大迷宫”、“住了三十年还是会迷路”，其实就是因为在 1950 年代仍被视为“台北郊区”的永和，正是田园城市和西方新市镇在台湾的另一个案例——只不过永和没有严守最初规定的容积率，而原本规划的工业区和农田，也在都市发展过程中成为住宅用地，导致人口密度大幅超过初始设计，也因此经常被称为“失败的田园城市”，和中兴新村内至今依然宽敞的空间氛围截然不同。

如此说来，中兴新村能在台湾成为相对成功的田园城市案例，或许也不令人意外：由于中兴新村内的眷舍只能由省府分配、不得继承转卖，因此也阻绝了外人的涌入，让中兴新村得以维持较低的密度；再说，田园城市的其中一个愿景，便是“自给自足”、能提供工作机会，而在 1950 年代的台湾，大概也没有其他产业，能比省政府体面的公务员工作，更适合作为一座田园城市的经济后盾。

换言之，中兴新村虽然带点“田园城市”的影子，后来在口耳相传之中又成了“花园城市”，但其实更像一个混合各种西方规划模式的“拼装体”，被平行移植到了台湾之后，又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党国土壤上逐渐生根。

台湾省消失之后，中华民国是台湾吗？

不论是曾在中兴新村长期居住、或短期勾留的人，今日提起这里，大多都会表现出一种介于缅怀和惋惜之间的情绪，而朱怡甄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还是有点可惜啊，以前中兴新村很辉煌的。”

虽然也在南投长大，但朱怡甄并不是中兴新村的“村里人”，年轻时只跟着村里的同学来玩过一两次，“当时只觉得这个村子好特别，里面的道路感觉都弯弯曲曲、绕来绕去的样子。”

而像朱怡甄这样的说法，也证明了中兴新村的特别之处：虽然这里只是个由官厅和眷舍组成的“村子”，却曾经也是个人们会特地“去玩”的“观光景点”。

现在的她，在中兴新村经营“华丽转身”和脸书粉丝专页“省府日常散策”，主要业务是开设文史课程、导览走读活动，也协助店家撰写企划书、申请进驻中兴新村，“我之前也在政府机关工作，知道要用什么语言去和公部门沟通。”

让她感到惋惜的，不只是一幢幢人去楼空、日渐凋敝的眷舍，也还包括眷舍曾经容纳的生活记忆。

“现在还有些外省妈妈住在这里，各个省份的都有，所以我们之前也去敲门、请她们教我们做她们的拿手菜，再透过记录、访谈的方式，把她们的手艺传承下来，让来玩的游客可以体验，也希望这些味觉记忆不会消失。”

省府过去规定，眷舍住户只有眷舍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员工退休之后仍可继续住到过世为止；有配偶的员工过世之后，配偶也可以住到过世为止，因此今日仍在独守眷舍的，有不少就是那些“外省妈妈”。

朱怡甄曾在去年总统大选前夕和里长请教，村子里今日究竟还剩下多少住户。“从有投票权的人数来看，户籍还在这个里的大概只剩一百多户，但也有些住户年纪太大，其实早就被后代接到别的地方照顾了。”

让这些眷属住户和烹调手艺消失的原因，归根究底，其实还是台湾在 1990 年代以降快速变迁的宪政制度与社会气氛。

直到 1990 年代以前，台湾的宪政体制长期都处于不正常的“内战状态”，由《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加大总统的紧急处分权、限缩地方自治；在这个背景之下，台湾省的最高行政长官，长期以来都由中央政府直接指派、职称则为“台湾省主席”，并未被纳入民选的范畴之中。

这个持续了四十年的“紧急状态”，一直要到 1987 年台湾解除戒严、1991 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之后，才终于有所变化。

1994 年，台湾立法院终于通过《省县自治法》，将“省主席”改为直接民选、名称改为“省长”，并在当年便根据该法，举行了台湾史上第一次的省长选举，而当时获得过半选票、高票当选的，就是宋楚瑜。

1994 年省长选举结束之后，台湾紧接着又在 1996 年迎来了第一次总统大选，却也让舆论开始质疑：虽然选民在两年之内选出了两个官职，但就行政辖区来说，总统管辖的范围，只比台湾省长多了福建省的金门县、连江县，以及台北、高雄两个直辖市而已，再次凸显“中华民国在台湾”叠床架屋的体制。于当时的种种政治势力的倾轧、社会渐趋民主开放的氛围下，也引起众人对于“台湾省”存在必要性的讨论。

于是总统选举结束之后，国民大会便于 1997 年再次修宪，将台湾省政府改为行政院的派出机关，也不再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并于 1999 年通过地方制度法，增强地方县市的权责——今日台湾人熟悉的“中央－地方县市”体制，于是就此成形，两者之间实质上不再有“省”这个层级。

此外，由省政府管辖的事务，也开始陆续转交中央，而原有的省府机构，则改为中央政府的“中部办公室”，比如原来的省政府建设厅，便改为经济部中部办公室，而省政府教育厅，则成了教育部中部办公室。

后来曾经五次参选总统的宋楚瑜，至今仍不时会被媒体称为“宋省长”，倒也恰如其分，因为他确实就是中华民国史上唯一一位真正的“台湾省长”。

今日回看，台湾的民主化带来了总统、省长的直接民选，却也让台湾人切身感受到了“中华民国在台湾”体制的荒谬之处，因而促成了“台湾省”的消失、让台湾进一步往“中华民国是台湾”的阶段迈进，而这过过程，也再次反映了一件事：民主化和本土化，在台湾经常是携手并进、一体两面的。

历经多年的缓冲、过渡期后，台湾省政府最后在 2018 年悄然走入历史，不再编列预算，也没有任何人员编制；至于省府厅舍，则全数移交给了国家发展委员会（亦即“国发会”），而“台湾省主席”一词，也正式走入了历史。

不过碍于宪法架构，台湾省至今在名义上仍无法废除，因此台湾省政府的“组织调整”，一般都被称为“虚级化”、“冻省”或“精省”，而无法称之为“废省”。

实际走一遭中兴新村，“冻省”的概念也能获得非常具象化的呈现：由于村里的建物都是1950 至 70 年代的样式，而省政府从 1998 年被虚级化之后，财政预算就一直不断减少、员工也不断搬离，于是整个中兴新村就这样在年久失修之中逐渐没落，却反而保留了 1950 至 90 年代的聚落氛围和空间细节。

巧合的是，村里眷舍无法永久持有、无法由后代继承的制度，却也像是个巧合的空间隐喻，预言了台湾省政府的命运：不论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制度架构、或是村里一栋栋的房舍，都是在法理上难以继承的东西，今日只能徒留外壳、框架，而且终究是要还回去的。

或许也是因为这样，这个曾经作为省治中心的地方，仿佛处处都有民国幽灵在游荡着，毕竟台湾省的存在、以及台湾省和中华民国有效统治范围的高度重叠，本身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体制的体现，而“冻省”，也意外冻结了这个体制终结前夕的风景。

就此而言，省府在 2018 年的正式消失、以及中兴新村的没落，或许也标注了台湾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阶段，往“中华民国是台湾”的阶段又迈进了一步——倘若有天我们真要凭吊民国，那么中兴新村，或许就是其中一个最迷人的去处：一个消失的省，一座半废弃的田园城市。

各方角力下，中兴新村土地的华丽转身

然而“半废弃”这个说法，朱怡甄是不会同意的，而她之所以会来中兴新村租下老屋、花钱整修创业，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各种“近水楼台”。

时间回到 2008 年，当时刚就任总统的马英九提出“爱台十二建设”，决定将失去活力的中兴新村改为“高等研究园区”，并由科技部的“中部科学园区管理局”负责管理。

然而由于中兴新村内仍有部分政府机关，而村内大部分建物又有“文化资产”身份，这些因素都大大限缩了空间的使用功能，和科技部、科学园区熟悉的空间形式和业务种类也差距过大，因此规划、招商都并不顺利。

而原本在资策会工作的朱怡甄，办公室正好就和科技部在同一栋大楼里；2017 年，她耳闻科技部即将释出中兴新村这个烫手山芋，只保留最南区的核心开发区，其他部分则会跟着省政府，一起移交给国发会。

听到风声的朱怡甄，猜想脱离科学园区之后的中兴新村，经营型态或许会变得更有弹性，于是便在移交前夕，和中部科学园区租下了光明里的一幢双层连栋单位，作为发展文创聚落的据点。

“初期为了符合科技部、『高等研究园区』的想像，当然还是要掰很多说法啦，比如一开始我们就要想，有没有什么数位应用工具，是我们可以用的，再把它写进企划书里——不然上面的主管会问，为什么要拿科技部的资源，去做文化部的事情？”

然而在资策会工作过的朱怡甄，当然知道政府希望听到什么：同时期和他们一起进驻的，还有另一间餐厅，“他们就会说自己是『智慧点餐』、『明日餐桌』，听起来比较有『科技含量』，也比较能说服科技部。”

后来，果然不出朱怡甄所料，国发会接下中兴新村之后，便开始参考台湾其他眷村的活化模式，推动“地方创生”、吸引店家进驻。

很有意思的是，从最初为了防御而“疏迁”的省治中心、为了照顾公教人员而设的眷舍、引进西式规划理念的社区，再到近年的科学园区、地方创生与文创聚落，虽然看起来南辕北辙，讲述的却全都是关于统治和土地利用正当性的故事。

尾声：“老天会有规划”

一个南投山麓典型的夏日午后，曾伯义开车回到自己在中兴新村租下的老屋。

当天早上，他刚去医院打了肺炎疫苗，原本还想休息一天，没想到等了几个小时，副作用始终没有出现，于是又跑来自己开的咖啡店忙。

其实也没什么好忙的。自从台湾疫情在五月爆发后，他的店已经休息了快三个月。但眼看疫情趋缓、游客最近开始回流，他想起自己堆满杂物的咖啡吧台，觉得是时候整理整理了。

曾伯义是进驻中兴新村、地方创生的另一个案例。然而他的故事和其他人很不一样，因为他是在中兴新村长大的，也是所谓的“村里人”。

“我家从那边走过去就到了，我爸还住在那里。”2020 年刚回来开咖啡店的他，还准备让老婆、孩子搬回来住，孩子也会读这里的小学。

曾伯义的父母亲都是省府公务员，也是村里少见的本省人，退休前在村内的中兴医院工作；虽然中兴医院现在改隶地方的南投医院，但在省府时期却是独立的，“以前为了方便省长就近看医生，最顶尖的医生都会派来这里。”

或许是因为在村里长大，口音受环境影响，曾伯义一开口，经常会被别人以为是外省人。“我有阵子在中国工作，同事们讲话的各种口音，我也都能听得懂。这可能就是中兴新村留给我的能力吧。”

后来曾伯义离开公司、决定创业，在台中、草屯都开过咖啡店。去年四月，他在脸书上的“省府日常散策”粉丝专页看到中兴新村释出空间，一直都梦寐以求回到中兴新村开店的他，于是便赶来找房子、丈量尺寸，开始准备写企划书——现在店门口看板上写的那句话，就是他当时企划的口号：“在花园城市中，打造一个雨林咖啡馆。”

“我那时一进来这间，量了入口两个墙面之间的距离，皮尺一拉过去，那个尺寸是192公分——我的店名刚好就叫『e92』。当时我就想，这就是我的房子。”

讲到这里，曾伯义指了指他挂在墙上的一幅字画，上头写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也是这样，在外面绕了一圈，最后回到这里，冥冥之中都是老天在帮我规划。”

虽然外人觉得中兴新村没落，但他不这么想。“其实这波疫情爆发之前，在我们的经营之下，这个街区已经慢慢活回来了。中兴大学接下来也准备会进驻这里，到时候你看到的就不会只是退休老人，年轻人也会开始出现。”

在很多老一辈外省人的眼里，冻省不只阻挡了宋楚瑜的政治生涯，也断绝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法统制度。但对于曾伯义来说，冻省却也在无意间保留了一段历史。

“我觉得，冻省也没什么不好，反正就是稍作休息嘛——老天爷要我们休息，我们就休息一下。就像我们现在遇到疫情也是休息呀，迟早有一天，又会华丽转身的。”